年猪

我小时候,在下宋的村庄上,在月光的晚上,睡在村边如水的麦场上,听埙音从很远的夜深里传来,静静沁在周身,我便想那是神仙之音。那时,我饥不果腹,只想循了音乐去。

二奶奶

  年前,是冬天最冷的时节,山村的冷是湿的,直接冷进骨髓里,还好,母亲已烧好了一盆炭火。烤了一会儿火,脸都烘得红红的,我发现屋里少了个人。是父亲,这会儿,父亲应该会戴个老花眼镜,坐在火盆边,很认真地翻看他从地摊上买回来的风水命理书。我说爸呢。母亲说理事去了,麻牯子走了。母亲钳一截木炭放进火盆里,说,前日还买了他的炭,他还少收了十块钱。

人有苦难就喜欢音乐,民国初年瞎子阿丙穿着破烂的衣服,一边讨饭一边拉他的二胡,他用音乐慰籍自己,寻找温暖,他的《二泉映月》悠长凄寂,人们一听就流眼泪。小孩子受了委屈,一脸倔强,一旦得到母亲音乐般的言语安抚便哇一声哭了。

二奶奶是我们村最老的人。当年我妈活着的时候也算岁数最大的,不过我妈只活了95虚岁。而二奶奶碰的时候更好,过年过节,县里的领导还要到家里看望她老人家,然后在全县的电视上播放。
不过二奶奶的年轻的时候可不太好,尤其是她的童年,那时候她还是一个童养媳呢,三四岁就早早被她的父母送到我们张家。婆婆对她并不好,骂她打她是常有的。她的个子低,大概还不到一米五,她婆婆还给她起了个不雅的外号,外号好像叫猪獾子。二爷爷一直不在村里呆着,在口外即内蒙古的一个村子里的供销合作社当会计,每年过年才回来一次。我们也只能在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见二爷爷一次。其实我们和二爷爷之间已经出五服了,但是我们每年还要给他们拜年。我后来想,二爷爷在口外那个蛮荒之地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想不明白。二爷爷带回的钱都要如数交给他的母亲,二爷爷要想给二奶奶一块钱,那得偷偷地给,绝不能让他母亲发觉。
但二奶奶却从来都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脸上永远挂着微笑,她的嘴唇从来就不闭上,两个红红的脸颊往外凸着,似乎心里藏着多少快乐的事。她人勤快,好走动。在她九十多岁的时候,我回家看望母亲,有时候还能碰见她和我母亲坐在一起玩一种叫“抃棍儿”的纸牌游戏。玩这种纸牌每次输赢只是几分钱硬币,母亲告诉我,有一次,二奶奶说忘记带钱了,其实也就是两角钱,要走回去拿,大家说我们大家有钱,您九十多岁的人啦就别跑了。可她还是轧着一对三寸金莲小脚板又跑回去一趟。
二爷爷去世得早,他和二奶奶虽没有每天相守在一起,但还算是白头偕老了。他们生有两男一女,都在村里务农,为人都极厚道诚实。二奶奶个子不高,但是二爷爷个子高,所以孩子们长得都像二爷爷,个子高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惜弟兄俩都不大长寿,不幸在前几年先后下世了。目前只剩下一女,乳名叫果花。这样,二奶奶的晚年基本上都靠果花姑照顾了。果花姑比我小一岁,人忠厚更没说的,还信奉基督教,她养着奶牛,每天给二奶奶喝奶,二奶奶得到的营养那就没得说了。县里年底发给二奶奶两千元慰问金,果花姑一分不要,给两个嫂子每家拿一千。二奶奶一直念叨说怎么不见两个儿子来眊我?她至死都不知道两个儿子已经去世,大家一起哄她说在外地一个保密单位,挣钱很多,不能随便回家,云云,竟然能够瞒天过海。
二奶奶去世时是103岁。

  母亲总是这样,说起某个人总是要带出他曾经的好来。

文革正澜的年代,下宋村唯一的音乐便是埙音。那时村里有一盆窑,春秋季节烧制盆罐出售。窑匠姓张,爱埙,每烧窑时便用黑疆土捏出埙一起烧,村里便有了很多埙。村里吹埙最好的人不是张窑匠,是大山叔。大山叔父亲早亡,母亲年迈,四十多岁了仍光棍一条,那时村里穷,打光棍的人也多,吹埙好像成了那代人的嗜好。大山叔吹埙声音凄清绵长,像是从坟墓里袅出来,可那声音在夏日烈焰的午后,人们想休息的时候,那声音便像凉的井水淅淅洒来,安人入眠。

懒人堂兄

  麻牯子比我小三岁。我突然有点伤感,想说英年早逝,又觉得英年早逝这个词实在不适合他。

我想,文革那几年村里人分帮结派,常年开斗争会,用鞭抽、用脚踢,被斗的人互扇耳光、戴高帽子、挂破鞋子,人们的心像残阳撕裂,灼得冒烟冒火,正是这埙音起了平衡,让人们经过夜晚的睡眠埙音的沁润,第二天东方即白又能扛起锄头打理农事了。

他是我的堂兄,即我爷爷与他爷爷是亲弟兄。他好像比我大十岁,在我记忆里,他很早就不上学,经常拉着一头高大的骡子在地里吃草。我没记得他爹(我叫二叔)长什么样,只记得入公社那年,他偷偷把自己的这头骡子卖了,大队和公社都不依,把他抓进了公社劳改队,接连几天拷打。二婶和三叔都来找我爹,求他想办法。我爹那时候在公社搞水利,和公社书记主任能说上话,我爹赶忙去说合,结果让他交出一点卖骡子的款,把他放了。再后来,1960年我家流落到内蒙,1962年回来二叔就死去了。只剩下二婶和他,还有比我小几岁的妹妹。大约在1963年二婶改嫁到城下一个村庄,那个男人是村支部书记。他已经二十五岁还没结婚,就和妹妹跟着他妈一起去了那个村子。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后生跟着他母亲改嫁了,人们不免叹息一番。但对于熟悉的人来说,不会感到太奇怪,因为知道二婶对她儿子是一定要照顾到底的。儿子傻吗?儿子不傻。而二婶呢,更是绝顶聪明,她不识字,但是她会说好几部书,什么《东周列国》《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施公案》《大八义》《小八义》等等,讲得头头是道,几乎和书上一字不差。不仅如此,即使讲起人伦道德也是一套一套的,可就是到儿子面前就跟常人不同了。儿子已经长到十五六岁了,当妈的竟然还要端着碗喂他饭。以至于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还不会捉筷子,手握着两根筷子像握着一根粗木棍,指头分不开,我的一个堂哥说他,你学学捉筷子呀!他嘻嘻一笑,回答是:不待学它。其他活儿,除了拉着一两头牲畜到地里吃草,什么都不会。二婶还曾经给他买过一辆自行车,因为腿跨不上车座,就把前轮卡在房里的两口大瓮的缝隙里,然后骑上去。最后不知道学会了没有,肯定很费周折。
他的继父,那位村支部书记替他找了工作,但是他什么也干不了,也就作罢。替他找了媳妇,但不知因为什么,婆媳关系处得不好,后来二婶就不准他和媳妇在一起了。继父去世后,他就又重新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妹妹使好心,筹了点钱给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想让他给村里人跑跑腿,挣点钱,没想到开回来第二天一早就发现丢了。再后来,他给村里的一家摊子看门,夜里炕火烧得过旺,把行李都烧着了,把行李烧着还不说,把他一只胳膊也烧坏了,以致在医院做了截肢。
自他走后,我再没见过他。他大概六十岁不到,就去世了。

  记得年少时,麻牯子父亲发叔曾多次说,要是我麻牯子不会读书呀,我就使劲地打,使劲地打。村里人皆掩嘴而笑。麻牯子读书实在不行,每年都要提一篮子鸭蛋回来。有年期终考试,竟然睡着了,口水将试卷湿了个拳头大的洞。这样的人,就是把他打死,成绩也好不起来。发叔到底舍不得打他,至死都没抽过他一场竹鞭子。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埙音也并非一惯的凄寂哀怨。我记得有一年的春天,大山叔娶了一位四川来的媳妇,埙音便改了调子,多了变化与自在,绵长中有了欢快,又纯朴又暖意,他吹起了民歌《二月里来》,那歌词是:

干叔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太穷了就会穷出邋遢名来,发叔邋遢名在村里要排第一。捡了一个讨饭的女人做老婆也没陪他几年。据说是两口子吵了一场架,喝了一瓶乐果下去。此后发叔再也没娶上了老婆。发叔指望儿子长大了有出息老了有福享,看来这也只是想法而已了,但发叔并不沮丧,日子还得过下去,有时聊天聊到高兴的地方,一样会哈哈大笑,只是未及麻牯子长大他就走了。麻牯子十六岁时,发叔去山上砍柴,被蛇咬了,硬是没救过来。他腿上有四个齿印。父亲翻了翻三世经,说,那是寻仇的来了哟。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我隐约记得我父亲与他是干弟兄,那一定是我爷爷那辈老人给弄下的,为了孩子长命呗。他好像只有弟兄俩,有一个弟弟。尽管我记得在他家吃过一次请,但我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起过他们,其实我父亲与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并且因为我们两家彼此住的距离很远,我家在北头,而他家在南头,很破的土窑,所以我很少见他,没记得和他说过话,也从来没称呼过他什么。倒是他大女儿与我有过一点接触,可惜不久她就离开家乡了。
那我就叫他干叔吧!
故事从干叔家的院子里住进一人说起,这人和我们是本家,按理我也得叫他四爷爷。这位爷个子不算高,长得却是粗眉大眼,会做很好的木工活,手头经常有点活钱,日子一久,他就和干叔的妻子我该叫干婶子搅和在了一起。村里人也渐渐知道了这事,干叔自然心里也明白,干叔就搬住到生产队的饲养院里,朝夕与牲畜相伴。几年下来,干婶所生的几个孩子就分成了两支队伍,其中一半姓张,干叔什么话也没说过,彼此相安无事。
不过,有一次,在干婶四十多岁的时候,要生最后一个孩子,有点难产,在场的人包括接生婆都没了主意,四爷爷一时害怕,就慌慌跑到饲养院找干叔,说老三(他行三),孩子的妈不好生,你快回去看看!干叔淡淡地说:谁做下的事情谁管吧!四爷爷眼泪花花地又说,这可是人命关天啊!但干叔的脚还是没挪窝。还好,干婶命大,生下了。

  多赚到钱来,村庄里的人用这个理由跑到外面去。麻牯子却一直固守在村庄里。一次我去邀他外出。他说,我才不去哩,外面一个熟人都没有。我想他也对,一个上学老提鸭蛋的人,实在不适合外面的花花世界。在家里,好歹有几亩田,还可以去上山砍柴烧炭换点钱。

家家户户种田忙

快板李玉宝

  麻牯子三十五岁才有了老婆,还是做邻村吴家的上门女婿。岳父一条腿是拐的,岳母是个病坯子,去菜园里去摘菜都累得喘粗气。老婆倒是好手好脚,就是有点傻,数一百个数没问题,加减乘除就会糊了。还好,两口子干活都舍得下力气,笨一点就笨一点,干活无非是延长点时间。富裕肯定说不上,就是日子能过得下去。他有时会挑木炭来村里卖。村里人说,麻牯子,还可以哟。他便裂嘴笑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种豆的得豆……

赵树理写过脍炙人口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其实乡下这种人才真是多得很。话说我村里也有一个,恰好也姓李,自编自演,说过的快板大概可以编成一本书,只可惜我多年不在村里,没得详细记录下来,只记得一鳞半爪。
李玉宝这个名字是我最近回乡下问起才知道的,原来并不知道他姓李,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听人们唤他“五胳膊”,这名字是村里妇孺皆知的。大约他排行为五,亲弟兄是谁,已经没人清楚,反正他一直单身一人,一只胳膊有残疾,是左胳膊还是右胳膊记不得了,总之细细的胳膊软颤颤地耷拉着,就凭另一只手扇动着竹板。他个子倒很高,却哈着腰,经常露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村里过去有一拨儿唱耍孩的,就是那种草台班子,他在里面当耍丑的。长相本来滑稽,细细的腰,长长的脖子,干瘦的脑袋,还有那只细细的胳膊,再加上他天才的表演,一举手一投足,不停地引人发笑,人们都喜欢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党刚刚建政的时候,需要有人大力宣传,于是“五胳膊”就是主角,村里每次开大会以前,或者唱戏的还未开始的时候,总少不了他的快板节目。那时候大陆与美交恶,大家都爱骂美国人,好像怀着多大的深仇大恨,好像骂美国人就是最大的政治。
1961年我们家逃亡又从内蒙回来后,觉得“五胳膊”不活跃了,显著的证明就是开会前和唱戏的时候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了,但是他的另一个快板词杰作却在悄悄地流传着:“六零年,真稀罕,每天口粮二两半。低标准,瓜菜代,榆皮杨叶算美餐。玉茭轴子山药蔓,高粱壳子中灶饭。论说土地不算旱,粮食转眼都不见。饿死社员万万千,你说大伙冤不冤?”
李玉宝自然是众多挨饿人中的一个,人们说没饿死他就不错了。听说即使在其后的几年里,李玉宝逢年过节的时候也吃不上一顿正经饭,除夕中午是村里人给他送去一块糕,几小块肉,算过年。在文革前甚至四清运动前,他就去世了,死的时候还不足六十岁。

  前些年我做生意亏了血本,沮丧着回村里疗伤。镇街上看见麻牯子在卖木炭,便走过去,抽了几支烟,聊了一会儿一天。感觉他这样过日子也是挺不错的。不谈理想也可以过生活,像我这样,使着劲儿折腾,还不是两手空空。钱并不因为我的努力而受感动。我突然有一种大彻大悟。文字就是从这个时候捡起的,然后进一家企业做内刊小编辑。

村里也有集体吹埙的时候。那一年大旱,人心和地里的庄稼一样焦渴,村东马河有个祈雨潭,那个夏天,村里人宰了鸡鸭,抬了整猪,插箸上香在祁雨潭边祈雨,村里几百号人在潭边吹埙,埙音浑厚沉实,像从地腹里孕育而出,直扯得河岸的杨树叶子啪啪作响,柳树的枝条刺刺挥舞,直吹得潭水翻波,鳖蟹灵蛇出水弄花,远天里黑云徐徐压来,那时刻,珠雨成瀑,刷新着人们脸上的道道泪光。

曹福

  他怎么就走了呢?我坐不住了,得去送送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张窑匠去世,农村又不需了泥盆泥罐之类,村民制埙的工艺渐失。只是现在一些家庭还存有当年的泥埙,我每回到家乡,恬静的夜晚,夜空里仍有游丝般的埙音荡起,听起来很远很远。(宋长宽)

曹福当过兵,从部队回来后好长时间还穿着军装,复员军人回来的时候部队都要给带两身衣服,所以当时的人们很羡慕复原军人。
曹福不善言谈,但他很诚实。有一次,他爹偷了队里一颗倭瓜,他告到了队里,记不得队长表扬他了没有,队里的社员们却都不以为然,反倒愈加认为他缺心眼。
曹福最希望的是尽快娶到老婆,但是一直娶不上。有人耍笑他,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并哄唆他到供销社买烟。他一听就赶忙跑到供销社给介绍人买纸烟吃。结果烟给人抽了,对象却没影儿。如此这般,不止一次两次。
曹福白天想老婆夜里就常做娶老婆的梦,且每每遗精,时间一长就弄得全身瘫软,白天也恍恍惚惚,头肿如斗,不能出地干活。有人说他招了四女子。四女子是传说中的女鬼,传说是曹奶奶的四女儿。四女儿看上了黍地沟村的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却遭到曹奶奶的反对,于是四女子被曹奶奶圈在家里不得出门。后来四女子绝食而死,死后鬼魂就跑出去和那小伙子结合了。故事很美,但是人若提起四女子来无不闻风丧胆。记不得多长时间,曹福总算好了,好了就娶了个智障女子,这女子凑乎着能做饭,但是行为举止总是和常人有异。有一次把被子的棉花拉出来生火,还有一次把喝剩下的糊糊摊晾在了秫秸拍子上。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村里人难免在背地里取笑,又一边叹息。
文革以后看不见曹福了,不知是怎么死的,估计那时候也不过四五十岁。

  他就葬在鹅卵岭。

尖头小传

  到底是过年了,送葬的还真不少,两个村庄,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派了代表。看着松松散散的人群拉成一条白线,想,有这么多人相送,九泉之下的麻牯子也该裂嘴一笑了。若不是恰逢过年了,恐怕抬棺的人都找不到。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抱着灵牌走在前面,傻女人跟在身后。她们脸上也没过多的悲伤,木呆呆的。天空着米头雪,冷风鞭子一般抽过来。一个傻女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麻牯子你也真狠心。

村里人把惯于耍奸的人称作尖头。而我们村外号叫尖头的人姓李,大名我就不提了。既然人们都叫他尖头,咱也就叫他尖头吧。

  鹅卵岭那儿有块擎天石,孤独地矗立在山腰上。关于擎天石,村里有些传说。有说石顶上藏着一把可斩妖除魔的宝剑;有说石顶上常有神仙来聚会,喝酒唱歌下棋;有说石顶上有很多珠宝,由几条大蛇镇守……小时候常来此砍柴,玩耍,少不了仰起头,对传说升起向往,若是能爬上去。擎天石太大太高太陡峭,谁也无法爬上去。小时候只是偶尔想想,长大了就彻底忘了。如今擎天石周围的柴火全部砍光了,旁边有个小炭窑。麻牯子的木炭都是这里烧的吧,在这里安葬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归宿。有人发现擎天石上搭了云梯。我走过一看,老天爷呀,已搭了很高很高,但这很高很高地只到岩石的半腰。全由木条与红藤扎就的,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麻牯子在此该耗了多精力呀。我突然记起,小时,我们曾说过,谁要能爬上去,就封他做大英雄。大家都摇头表示当不了英雄,唯独麻牯子拍了拍胸,说他就可爬到石顶上去。当时我们还当笑话耻笑他,说你一个老提鸭蛋的人,还想当英雄?麻牯子脸都被我们笑红了。

  我的心里不由一紧,仿佛看见麻牯子,沿着云梯一节一节往上爬,也不知爬到哪个位置,然后像落叶一样飘下来。

生产队规定任务,每户每年必须交够三车肥。尖头没养猪也没养鸡,所以这三车肥料就凑不够。怎么办?尖头有一套办法,他先把粪坑里自己一年积攒好的粪便拉进自己的自留地,然后给粪坑拉回三车黄土,在三车黄土上撒上几泡尿,拉几泡屎,再浇几桶水,就让队里的马车拉走,就算抵啦。

  村里人都说麻牯子脑子傻出毛病了,爬什么擎天石,这下好了,把命都爬丢了。父亲说,生死是命中注定的,他不爬也会出别的事。三世经里说,过年前几天死,前世是猪变的。我抬头望山下,过几天就是过年了,此时,有不少人家,正在杀年猪吧。

  野心家

尖头与隔壁的院墙是在1958年时候拆掉了一段,据说那时候为了备战,便于乡亲们打运动战。几年后上面允许种自留地,当然也可以在院子里种点蔬菜啦。尖头在院墙被拆掉的位置上插一些树枝,以防邻居的鸡子钻过来。但是他的树枝插得不严,鸡子还是钻进来了。尖头使了个狠招,在菜地撒了剧毒农药,把邻居的鸡子一下子就毒死了好几只。大队干部正想找他的茬儿,说他企图毒死人,就用一个电话把他送进了看守所。尖头进了看守所,看见犯人们每天枯坐在那里没烟抽。那时候,在市场上就根本买不到烟。尖头一下子高兴了,就让家里人赶快把院子里的茄子杆上碾子碾碎,再加点小兰花烟丝,拿进看守所,对大家说这烟圪榄你到哪也找不到,然后一块钱一小撮,卖给牢友们,竟然卖了一百多块钱。到他该出监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出来,因为他手里还有一点烟圪榄。最后法警硬是把他撵出来。他回村后,故意站在村里的大街上,一边鼓着腮帮抽烟,一边叙说自己如何在看守所发现的商机。

  田里的稻谷收进了仓,村里人便聚在背风的墙脚下聊天晒太阳。

  曾抱才说:我要在葫芦丘里种上清一色的包菜。他用手指着那丘田,感觉是为了指得更清楚准确,特意站到柴堆上。他那样子很像个大将军,为攻占某座城池爬上山头看地形,豪迈得很。我想起苏东坡的词,遥想公瑾当年。

那年,捆绑着农民的政策有所松动,允许社员做一点小生意,于是尖头就用那一百块钱做本钱,开起豆腐房来。农村工作队某听说尖头做豆腐每天可以挣点钱,就叫来尖头对他说,你做豆腐能挣多少钱?尖头说做一锅能挣将近一元钱。一天做几锅?某又问。两锅,尖头回答。那就是说一天至少挣一块半。尖头答,差不多。某说,你应该交税。尖头答,交吧。过了几天,某又找尖头,问交了吗?尖头反问道,交税有上面的文件吗?答有。尖头又问,是对我一个人还对所有人。答当然是对大家。尖头说,那就行了。过几天,某又问尖头,交了吗?尖头答,既然政策是对大家的,那我问你,你每月挣多少?某答,四十八元。尖头笑了,你每月四十八元,比我还多三元,你交税了吗?某张口结舌,从此再也不提尖头交税的事了。

  葫芦丘是村里最好的田,足有五亩。村里的田如补丁一样散落在山的褶皱里,小得可以与巴掌作比较。葫芦丘无疑是村里的田胆。这是他抓阄抓到的。或许,他是觉得拥有村中的田胆,才萌生要种满包菜的想法。

  对于他的意气风发,大伙一点都不感兴趣。有人说镇街上来了马戏团。有人说前天村长骑单车跌到阴沟里了。有人说学费又涨价了。有人说明天要去赶墟。说镇街上来了马戏团的,是喜欢看戏文的金生保。说村长掉阴沟里的,是木工陈师傅,前几日村长以乱砍乱伐的名义收了他二十元罚款。说学费又涨价的是王友生,他家有三个孩子在上学。说明天要去赶墟的,是东平仔,他想挑担芋子去卖。当时我也挤在人群中。现场给我的感觉是,人虽凑在一起,但思想是各跑各的道。我想用各怀鬼胎来形容,又想不对,各人怀的真不是鬼胎。

  曾抱才一点儿都不在乎大伙不感兴趣,依旧兴奋地描绘他的蓝图。这一丘包菜种下去,该收上多少钱哪。他打算用这些钱买一部摩托车,当时村里只有村长有摩托车。

  他这样子可以说是具备了领导素质。领导在台上讲话,知道台下没人听,却依旧讲得认认真真。有人说,屁,他怎么够得上做领导。我想把曾抱才类比做领导真是抬举了他,他顶多能算个野心家,一个乡村野心家。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他是个野心家。

  我们那儿,没有冬种的习惯,稻子割完了,田便闲在那儿,勤快一点的,赶牛过去犁一遍,好让寒风雨雪霜把虫子冻死,把田土冻松。曾抱才却打算种包菜。一丘五亩的田呀,那能收获多少包菜,可能要堆满一间大大屋吧。想到这我就在心里猛打感叹号。没有野心的人,想都不会去想。

  屁,这能算野心吗?村里立即有人反驳我,这算野心的话,村里哪个人没有?

  我一时怔在那儿。

  真的呢,按曾抱才的标准去衡量,村庄里哪个人没有野心呢。王家良想在稻田里多收几担谷子,猪栏粪牛栏粪塘泥使劲地挑到田里去。东平仔想建栋房子,隔三差五往村委会跑,我的宅基地批了没有哩?广东仔想学木工手艺,常请陈师傅喝酒。王友生想把那几丘山坑深泥田改造成鱼塘。董六古抓回二头母猪,决心做个养猪专业户。就是麻牯子的父亲发叔,一个邋里邋遢没人瞧得起的男人,也是有野心的人,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喝酒算不算野心?对于爱酒的酒壶子来说,真应算个野心。他常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呀,就是想喝掉一火车皮酒来。

  村庄里人的野心都不大,只是想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野心一旦与日常生活丝丝入扣得太紧了,就很容易被忽略,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不以为这是野心。

  曾抱才不但是个野心家,还是个实干家。我们去山上砍柴,他赶着黄牛在犁田。我们去镇街赶墟,他手持锄头在整地。我们去村店里打麻将,他在一株一株种包菜。他整个冬天都在田里忙,除草打药施肥,把自己弯成一个小点点。一转眼,包菜长成大白球,郁葱葱,排列得很壮观。我想要是下一场雪的话,更具画面感。村里人忍不住要高看他了,有几个表示明年冬天也来种包菜。

  眼看着野心家的蓝图就要摘胜利的果实了,他自己从未想过的事情一下子把他打败了。包菜收成了没人买,烂了一田。乡村人家,家家户户都会种菜,谁会去买他的包菜呀。他伤心地喝了两坛米酒,醉哭了。他老婆骂了他一整个冬天,累苦了一家人不说,还喝掉了两坛酒,那是准备过年招待亲戚的。

  开始,我以为他会从此一蹶不振,可没过多久,他就是表示要养二百只鸭子。这些乡村野心家,生活是不充许他们一蹶不振的,田要种、猪要养、钱要赚,日子要一天一天过。失败算什么?哪个人没失败过?乡村人的野心本本就不算大,失败也只能算个小失败。

  开始是村里的年轻人,发现了村庄是个不太适合野心生长的地方,一个个飞到山外去,表面上是老实打工,其实是接着栽种野心。大一点的野心种不起,就种小一点的。人都明白,要是没有野心的日子,就是一潭死水,活着也失去了味道。接着,村庄里的中年人,也学年轻人的样,飞到山外去种野心了。村庄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在种野心,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了。村庄里的田土大多荒掉了。

  曾抱才就是为数不多留在村庄里种野心的人。他还萌生了哪些野心,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不是每年过年要回一次家,照个面,抽上支烟,聊会儿天,我可能会将他从记忆中删除。

  前年过年回家,村前村后转了几个圈,不见曾抱才出来聊天。父亲告诉我,他瘫了,喝醉酒骑电动车跌到吊坎下,手脚没摔坏了,倒把脑子里的血管摔爆了。父亲说,你应该去看他,自从瘫了,他屋里冷清得鬼影都捞不到。我走进他屋里,污秽浓烈,呛得人很难受,这就是没人愿意去看他的原因吧。他看见我,有点激动,想挣扎着起来,结果是连头都抬不起;啊、啊,想说什么,却吐不清句语;两只眼睛本要流出泪花来,却只是嘴角流出一滩涎水,有点黏稠。我想起他曾夸过我父亲的二胡拉得好听。

  音乐家

  父亲有把二胡,就挂在吃饭桌边的墙上。

  吃饭时,二胡就在墙上看着我们,但我们不看二胡,只闷头吃饭,大口大口地扒。锅里的饭不多,还掺了不少青菜进去煮,扒得快一点,有可能多抢到一点进肚子。一家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扒两口饭,抬头看一会儿二胡。母亲用筷子敲了敲桌子,说,看什么看呀?还不快点吃饭,饭都被几个饿死鬼抢没了。父亲说:不要吵,我在跟二胡说话呢。

  瞧你爸,母亲忧心忡忡地跟我说,已经被二胡烧坏脑子了,我真想把那臭二胡烧掉去。它肯定妖精变的,你爸迷得饭都不晓得吃了。

  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没装到饭,干起活来就没办法如钢铁一样强。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强劳动力,母亲还指望他多挣到米饭来吃。我们兄弟姐妹没有母亲那么高的觉悟,父亲吃饭时只顾看二胡,我们正好多抢到几口饭来吃。为此母亲用竹鞭子抽了我们好多回,你们这些吃货呀,就知道吃,长这么大了,怎么一点都不会想事。

  母亲是打过很多回主意,把父亲的二胡烧了。有一次我见她拿到了灶膛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拿回来。她那样子是气得好苦,拿二胡的手都在抖抖动。二胡重新挂到墙上后,母亲坐在灶膛边,暗自垂泪。小时候我怎么都想不清楚,一把二胡,怎么会弄得母亲流眼泪呢?长大了才知道,我亲亲的母亲呀,除了担心父亲没吃饱饭,还另有原因。

  村里下放了一户城里人,男主人也喜欢拉二胡,还写得一手好粉笔字,在村小学当老师。我们叫他胡老师。除了上课时间,他基本都在拉二胡。村里来了个喜欢拉二胡的人,父亲找到了知音,每至夜晚,就带着二胡去找他。两人坐在池塘边上,也不说话,他们用二胡的音律说话。月光如水,二胡声一定会钻进水里,鱼儿们是否在听,我不知道。反正是乡村静寂的夜晚,只有二胡与蛙鸣声。想想还是挺美的。

  陈老师的二胡声,引来了邻村一位姑娘。姑娘说找到了爱情,陈老师家里爆发了持久的战争。二胡一定是妖精变的,母亲逢人便说,不但把男人迷得神魂颠倒,还会把女人变成狐狸精。

  父亲喜欢上了二胡,大概是十五岁的时候,村里来了唱采茶戏的。全村人都去看戏。村里人看的是才子佳人,糊涂的县官,机警搞怪的小丑,还有包青天那把铡刀。父亲却伏在戏台边,眼睛与耳朵,全在一位拉二胡的老人身上。戏完了,人散了,父亲还站在戏台下,眼巴巴地望着老人。老人便送了他一把二胡。

  母亲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父亲只是个种田佬,不是陈老师,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变成狐狸精。

  同样是喜欢拉二胡,陈老师因为是城里人,却得到村里人的认可,而父亲,却成为村庄里的笑料。一个种田佬,累得狗一样,还拉二胡,脑子有病了。每当父亲的二胡声响起,就感到村里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耻笑。我在屋里呆不住了,走了出来。外面有几个男人拦住我,用手我摸我的头,一脸坏笑:春赖子,你爸又拉上了。拉上了三字是那么地尖锐刺耳,我惊恐地躲开,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恨恨地想,我怎么会有那样的父亲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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