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爱德华·吉本的生平简介

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的 作者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去世。吉本生前藏书甚富,1783年,他46岁时,藏书总量就达六千卷。那年,他移居瑞士洛桑,书没都带去,但其时巨著尚未完成,预想在洛桑不易觅得的书总是会运去的,怎么说也有半数罢。在吉本身后,洛桑的这批藏书被威廉·贝克福(William
Beckford)
买下了。贝克福口气很大,说就是“为了我路过洛桑时能有点儿书看”。他有本钱这么说,因为贝克福虽然也算是个文人
(他的作品,最有名的是那篇写近东的故事Vathek,现在“企鹅经典”丛书里还有的),但他的名字在当时之所以无人不晓,恐怕还是因为他一度是“英国最有钱的平民”。打个比方,这就跟王健林把黄裳先生的藏书都买下,说是为了路过上海时能有点书看一样,这点儿任性,大家都不难理解的。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是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

问题是,贝克福购下了吉本的藏书不假,可他压根不喜欢吉本的著作———岂止不喜欢,简直恨得牙痒痒。贝克福在自己读的那套
《罗马帝国衰亡史》
里留下了一段声讨作者的檄文,这檄文也称得上奇文了,现全引如下:

1737年4月27日,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镇一个富有家庭,据他追记,其家族在14世纪时开始拥有土地。到16世纪后期,其远祖已获得缙绅的称号。他后来在记忆录中颇以其出身门第而自豪:”我出生于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一个科学和哲学的时代,一个门第荣耀、家资富有的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妈妈共生了7个孩子,吉本为长,也是唯一的幸运者,其它几个早就夭折了,但他的童年时代也是不幸的,自幼病魔缠身,几乎接近死亡的边缘。多病的身体,加上妈妈的早逝、父亲的严厉,他从小就磨砺了顽强不屈的意志,形成了沉默内向的性格,他由姑母抚养,年少时多病,喜欢读书,在《我的作品和生活记忆录》中提到自个早就发现历史是自个”特有的粮食”。

为时必不远矣,吉本先生,你那股近乎荒唐的洋洋得意的劲儿,你那连篇的、有时显然出于任性而犯下的错误,为了引人对一切庄严神圣之物肆其讥嘲、讪笑,你不惜每每扭曲历史真相,你对东方语言的无知,你在拉丁文、希腊文方面远未深入腠理的一知半解,还有,在你对淫猥秽亵之事津津乐道的注释当
中,你那副硬充高洁的尊容,时或从腐朽文字中显现,犹如被某些妓女暗暗弃置在粪堆上的人造玫瑰,你全无心肝地怀疑上帝,你热衷俗艳妆点,古典文风荡然,你属词浮夸,你造句单调,所有这一切,终将暴露人前、倍受轻蔑,且程度只会更甚于过往。一旦被人从俗丽的高跷上一脚踢落,你终将跌回你应属的层次和真实的水准上来。

吉本最初所受到的教育多是不正规的,1749年,他到西敏寺学校上学。后因身体不好,不得不中途辍学。通过刻苦自学与独立思考,此时他已掌握了日后成为一个伟大史家所应具备的非常多方面的知识。这种学习特点,保持在他一生之中。从1752年起,他的健康状况好转。是年4月,他父亲把他送到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就学,当时只有15岁。他对世界历史怀有非常浓的兴趣,从古代而及于近代,几乎尽读所能得到的关于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阅读的书单中也列入了中国史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院生活使他失去学习兴趣。他更换了一位导师,这是一位”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的人,对学生既不指导,也乏管理,虽同住一院,却只见过一面,俨然路人。吉本深感无聊,称这段日子为修道院生活,时常离校出游,学院也不加约束。他自幼即对宗教争论感兴趣,惑于天主教祕义的姑母对他也有所影响,牛津的沉闷气息并不可以为他解疑释惑。相反,他以为大学要求学生对三十九信条表示信奉之举是”装样子多于诵读,诵读多于信奉”。在彷徨苦闷之中,他接受了化体说,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还自认是受良心驱使,但多年以后自个承认当时过于幼稚,致为诡辩所惑。的确,他这时才16岁。父亲老爱德华得知此事,既惊且痛,向校方举发。学校虽能宽容吉本的懒散,却不可以容忍他的改宗,吉本从此离开了牛津大学。

且不管这踢落吉本的预言最终应验了没有,单看贝克福如此忿忿不平,是个正常人都会大惑不解罢?
不解的不是他对吉本著作里的大不敬表示不满,而是他既然对一位作者如此不满,又何苦花钱购下他的整套藏书。钱多少还是小事儿,弄了这么一大堆书来,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今日的藏书家,要是一举购下谁的旧藏,恐怕都是源于追慕。韦力或王强,会因为讨厌哪位作者而举牌竞拍他的藏书吗?
多半不会。所以难怪谈及此事的学者包骚客 (G.W.Bowersock)
说,要想把这事儿想明白,非得有精神病临床专家的洞察力不可。

洛桑五年

当然,这批书贝克福没留到最后。他说这些书他读了,“读得眼都快瞎了”,后来就把这批书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医生了。再后来,医生又把吉本藏书分两次卖了,使之留存至今。还好,贝克福不是常规的疯子,否则一定会把它们付之一炬以泄愤。至于他精神正常不正常,我就说不上来了。

父亲为了补救,重新拟订教育计划,把儿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读书。老爱德华为儿子选定的导师兼房东是一位加尔文宗牧师,名叫帕维亚尔,是位博学多识的老师。1753年6月底,吉其实到洛桑,就下榻在导师的家里。帕维亚尔在一封信中记下了对新来学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硕大的头颅,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议论,为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闻的辩护。”面对这个天资极高而又坚信天主教的学生,帕维亚尔为他订下周密的学习计划,循循善诱,把他一步步引向学问的高峰。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缺乏莫德林学院那种讲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却有着大量的图书和自由的学习空气。从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时间里,吉本不管在思想方面还是学业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吉本取得的第一项收获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来到洛桑一年半后,他放弃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认帕维亚尔的教诲对于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以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个的反思。他逐渐认识到《圣经》所描述的非常多现象并不可以为人类感官所感知,于是”罗马的种种信条就像梦一样地消逝了。”1754年圣诞节,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领受圣餐。然而这只是他的宗教观在前进中的第一步。随着吉本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读和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吉本在帕维亚尔指导下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他的课业包括四大部分:历史、诗、演说辞和哲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竭泽而渔了。他还广泛阅读近人著作,涉及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鸠、约翰·洛克等人的著作。他还通过通讯向巴黎、苏黎世、哥廷根等大学的教授请教。在离开瑞士之前,他还求见慕名已久的伏尔泰。年过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别墅里接待了这个才逾弱冠的青年。在洛桑,他曾热恋过一个姑娘,但由于父亲的反对,这段爱情非常快中断了,吉本说,”作为一个情人,我只能叹息;作为一个儿子,我只得服从”。此后,他终生未娶,把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全部倾注在著述活动中。1758年4月吉本离开洛桑返回英国。后来他把居留洛桑的这五年称作”幸运的流放”。

初入政坛

吉本返英以后,过著富裕而悠闲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书和读书为遣。他曾写道:”在闲暇中我亲爱的伴侣是革命以后的英国作家,他们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气;”并以为这种阅读对于自个深受法语影响的国语也能起到纯洁的作用。他的社会工作极少。七年战争期间,当过一段时间义务职的国民军军官。这一阶段的戎马生涯,吉本以为,对他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无疑是颇为有益的。他曾两度当选议会下院议员,当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立场是维护母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一本法文传记说,他在议会八年,对重大问题都深思熟虑,但他从来不曾鼓起勇气,展示才华,在公共场合讲过话。由于得到首相腓特烈·诺斯勋爵的赏识,吉本曾在政府部门当过三年的贸易殖民专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负担不重而薪俸颇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对于政治不抱多大兴趣,但对著书立说却有强烈的愿望。吉本开始从事著述生涯,首先选定的是文学领域。他留学国外时,深感处於哲学时代的法国,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学漠视,归国后打算写一本书呼唤法人对古典的重视。1761年书成,用法文出版,书名为《论文学研究》。这部简洁的著作,是用法文撰写的,充分显示了作者对古代史家们的了解,对罗马共和国政制与法律的关心,对孟德斯鸠著作的熟悉。尤其是后一点对其后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在法国、荷兰得到好评,但在该国却受到冷遇。这也标志着他”文学处女时代的终结”。

1770年,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评〈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册子,批驳沃伯顿主教对维吉尔这部名著的歪曲。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内容系针对沃伯顿这个气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书中指出古代立法者从未制造祕义,伊尼斯也从未跻身于立法者,沃伯顿的种种臆说是对诗人的损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学者过去评论说,沃伯顿对维吉尔第六卷的解释,多年来不曾受到触动,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评论家在一篇公正而富于勇气的古典文学评论中”彻底推翻了这个设计拙劣的建筑物,也暴露了这个傲慢的设计师的骄横与无能。”沃伯顿未敢应战,这本小册子渐渐阒然无闻。然而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吉本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的勇气。吉本自幼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然而他起意当历史家的念头却是在他服役于国民军之时。他最初考虑的课题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法王查理八世远征义大利”、”沃尔特·雷利爵士传”,”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非常多题目,经过选择,选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题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维尔登合作,用法文写出一卷,在一个文学俱乐部中宣读,未受欢迎。休谟在信中对于此书用法文撰写也不表赞同。吉本最后承认此举失败。至于撰写罗马史的设想,还应追溯一下他前几年赴欧洲大陆的游历。

立志著述

1763年1月,他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漫游。先在法国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其时正值启蒙运动处于高涨之际,各种启蒙思想犹如汹涌澎湃的春潮,冲击著腐朽落后的封建堡垒,从而使法国成为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在巴黎期间,他与德尼·狄德罗、达兰贝尔、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百科全书派”的著名学者过从甚密。这派学者以彻底的机械唯物论为武器,勇敢地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势力挑战的革命精神,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有力的影响。然后重访洛桑,拜谒老师帕维亚尔。1764年,他畅游义大利,到处探求古蹟,寻访名胜,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对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更是流连忘返。他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10月15日那天,在凭吊古罗马遗蹟时,他纵览古今,浮想联翩,决心写出一部罗马衰亡史。后来他在《记忆录》中写道:”当我置身在卡皮托尔的废墟之中,独自冥想,听到赤脚托钵僧在朱庇特神庙中唱着晚祷辞,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头。”

鸿篇钜制

1770年,其父去世。忙毕父亲的丧事以后,他在伦敦定居下来,开始撰写《罗马衰亡史》。最初,吉本把主题侷限在罗马一个城市衰亡的历史上,后来他决定把范围扩大,编写一部整个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

在写作这部巨集篇钜著时,作者刻意加工,精益求精,第一章曾三易其稿,第二、三两章也写了两遍,著名的第十五和第十六章,曾作过三次删改,把原先一大卷篇幅,精炼为现存的两章。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同年,著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美国发表了划时代的《独立宣言》。然而,《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出版,被以为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立即轰动了英国文坛。书出版后,即被争购一空,短期内印行了三次,成为那时的一部畅销书,并获得了著名史家大卫·休谟、罗伯特逊和佛格生等人的好评。其中佛格生在给他的信中赞扬道:”您已为英国典籍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如同修昔底德对他的同胞所说的那样,您已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宝籍。”不过,书中第十五、十六两章,因抨击了基督教会,在宗教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教会人士的猛烈攻击。1779年,他发表了有名的《辩护词》给予回答,显示了作者对这些无理指责的绝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他继续将书写下去。1781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在此期间,他曾被选为国会议员,还写过一篇《辩白书》,为政府有关部门所赏识。他并不想在仕途上钻营。以后虽再度被选为议员,但他对政治活动已感厌倦,便决意退出政界,专心写作。1783年辞去议员职务后,他随即将自个多年收藏的书籍运往洛桑,潜心著述,去完成他的钜著。

1787年6月27日深夜,吉本写完了最后一章。他在记述完成这一长篇钜著的心情时,写道:”我搁下笔,在阳台和树木遮盖的走道上漫步徘徊著,从这里可以眺望到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簌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以及由此或许确立我声誉时的喜悦之情。”翌年5月8日,《罗马帝国衰亡史》四、五、六卷同时出版之日,正值他51岁生日之时(经1752年的英国历法改革,吉本的诞辰为5月8日),吉本说这部书花去了他一生中20年的时间。事实上,作者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部问世,博得了欧洲学术界的一片赞扬。亚当·斯密特地写信向他祝贺,称这部书使他可以列入当时欧洲文史界之首位。

过早病逝

此后几年,吉本开始写一部自传体的作品《记忆录》。1793年他因友人病故,返回英国奔丧。旅途的疲劳,过度的悲痛,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非常大的损害。从此,他不仅身体逐渐衰弱下去,而且也失去了内心的平静。1794年1月16日,他在伦敦逝世。病魔过早地夺走了这位伟大史学家的生命,终年只有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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