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app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记沈从文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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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即若离——由文本跨度看《边城》
                                              文/1度

电影想象

《大众电影》刊物上的《边城》剧照

    将著名文学作品拍成电影,早已经不言而喻的成为影视界的一支重要血脉,放之四海皆已屡见不鲜。如何将家喻户晓的文字转换成影象、将蕴涵于平面文字背后的沉重抽象意义变更为直观视觉冲击,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则是将文字作为蓝本而改编、一则是完全忠于小说原著。在这里,较为典型的有1988年美国著名导演菲利浦•考夫曼根据捷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改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以及1993年美国有着“电影社会学家”之美称的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根据艾迪丝华顿1921年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而拍摄的电影《纯真年代》。在此,无论是考夫曼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蕴涵的哲学意义的摈弃还是斯科西斯对《纯真年代》原著的完全忠诚都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轰动一时,被引为经典。然而,在中国却罕见此种典型,虽然被搬上银幕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却总是如昙花般骤然一现,在我们眼前匆匆而过却并未留下昙花之美。
    改编电影,作为经典名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应该表现的虽然不必全部标新立异,开辟原著之外的另一种美,但至少也得是对原著的一种加固和升华,如此才不会破坏到名著的传世之美。然而,在导演凌子风处理之下的《边城》却是使人看得兴味索然,完全破坏了沈从文先生的语言之美,却硬生生地将故事套入一个狭隘的框架之中,带给观众的仅仅只是一出“乡野粗俗爱情闹剧”。当然,这部拍摄于1984年的电影肯定要结合当初的时局来考虑,由此很容易牵涉到政治敏感话题,偏离影评主题,因此,不再赘述。然而,该片导演凌子风次年凭这部作品拿下“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使人想起难免不心生悲哀之感——同时期的欧洲“电影新浪潮”优秀作品比比皆是,而中国的“最佳”却仅仅如此。这貌似在提醒着我们应该奋发而起吧?!

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风执导的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新萄京棋牌app ,前段时间与一帮文友在北京实地进行了“走读沈从文”的活动,其间提到了沈从文在哪里写作的《边城》,蓦然回首,这部经典作品已经诞生了85年,经过沈从文授权并亲自修改剧本的《边城》电影也已经过去了35年。当时影片是由凌子风执导,此片尤其严格忠于原著风格,并到湘西实地拍摄,角色也很恰当,凌子风凭借此片获得了金鸡奖中的最佳导演奖。

    沈从文先生的中篇小说《边城》,在淡雅中,带着一丝伤感;更深的是,对生命无常无奈的叹息。可是,这些微妙的情愫在凌子风的电影之中根本无法找到,虽然说沈先生的语言之美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很难用画面或语言来诠释,但对故事却又生搬硬套就难免使人腹诽——故事原有的风格已然被打破,电影只是借用了一副框架,沈先生典型的对故事环境、风土人情的趣味描写,堪称“预描写”的典范,甚至有人说:“使用文字对环境的渲染以造成其回味无穷欲说还休效果的,仅有沈从文与其弟子汪曾琪能出神入化的使用。”然而,电影竟将这些预描写穿插到了剧情之中,且不说旁白的无聊与无趣,单是对这些预描写的胡乱编排就很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味。比如:小说里对妓女与水手交情的描写,到了电影里就出人意料的直接表现为水手与妓女的呼应,另外,赛龙舟、傩送二老捕鸭等一系列在小说里有所背景交代的东西到了电影里却是横七竖八的突兀展现了,看过小说的人知道这些都是沈先生的玄妙安排,如若没有读过小说,观看这部电影时该如何解读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呢?依靠经典名著在民间的亲和力而拍摄的电影如果只是一心还原故事的声画,断然是失败的。在看过的某本忘记了名字的书中,曾有幸见到过沈从文先生对电影剧本所做出的评析及修改意见,其中就有提到对场景的诸多修改意见,但电影最后并未按照沈先生修改过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摄,采用的是其他的台本,由此可见,故事与环境的脱节纯属不可原谅之过失!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

在此前香港曾有导演拍摄过根据《边城》改编的《翠翠》影片,主演为程思远的女儿林黛,编剧为李翰祥,但沈从文似乎并不认可这部影片,并对翠翠一角直言“不像”。

    影片中的主人公翠翠在沈先生的笔下是一位朴素中又透露出勃勃的灵气,有着清澈、透明的性格,热情且纯真,心怀美好与纯真的憧憬和期待,而电影里翠翠,我们所看见的女主角简直只能以“简陋”来形容,生硬的动作、木讷的表情、呆滞的眼神等等,对一个沈从文迷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残酷的糟蹋作践;小说里,我们的翠翠有一份朦朦胧胧的初恋、如梦如幻,隐隐约约又动人心魄,电影却打破沈先生处处玄妙的“不写之写”的预描写,直接跌入婚姻的俗套而不可自拔,其中我们看不见翠翠那种懵懵懂懂的青春萌动,也见不到她对待感情之时的灵动,却只见一块落在刀俎之上的鱼肉,任人宰割,那种令人赏心悦目的个人性格完全消失怠尽。

有一种说法,着名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详情不得而知;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后来到了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先期给沈从文寄去改编费,希望拍摄《边城》,但因为剧本意见不合,被沈从文一再拒绝拍摄,这一情节我在《友朋从文》中“沈从文与徐城北”一章有详细记述,因为当时徐城北之父徐盈是中间人,沈从文也特别委托他全权转达自己拒绝拍摄的意见。

    在对电影文学剧本的修改中,沈先生曾有提到:“望尽可能照原文处理,翠翠应是个尚未成年女孩,对恋爱只是感觉到,其实朦朦胧胧的,因此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显然,凌子风在处理这点时候是抱有很大侥幸心理的,即革新小说开辟出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然而,演员的表现却局限了凌导演的这一雄心壮志,在面对天保大老、傩送二老的微妙情愫中,我们的翠翠不由我得我们不大跌眼镜……
    正如电影最后所套用的小说里的话:“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事情过去了一年,导演凌子风主动上门去拜访沈从文,希望拍摄《边城》影片,并表示将以电影的形式再现原著小说特点。年已81岁的沈从文欣然同意,并亲手为两位青年编剧修改剧本,那本带着沈氏蝇头书法的剧本一直为凌子风所珍藏。凌子风在开拍前还领着几位演员上门与沈从文见面,13岁的戴呐还是一个中学生。根据当时《大众电影》记者的报道说,沈从文一见戴呐就说:“像极了,是这个味道!”

    依稀中,这朦胧的极至又将我们带入美妙之中而不可自拔。或许,这句旁白也算是一种升华吧。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

当我在回看这部意境宁谧的影片时,我就想,《边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改编为电影的,谁又是第一个想到这个创意的人?在一次偶然查询资料时,我意外看到了著名导演桑弧的一篇佚文,时间点为1946年底,大意是说他在当时就和沈从文商量要把《边城》搬上银幕。在上海书展期间,我遇到了张爱玲和桑弧的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询问他是否读过此文,他说没有,让我去查桑弧著作集,我查了《桑弧导演文集》和《桑弧导演文存》,均无这篇文章的收录,为此陈先生还催我赶紧把它写出来。就在我写作此文时,我又看到了张伟先生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五期)上的《导演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的释读》一文中提及,在新发现的桑弧遗物中涉及到了抗战后正在筹办的“文华影业公司”,说此公司主管行政的是张洁,桑弧“协调业务”。文章称“1946年8月,‘文华’正式定名成立……”后来柯灵也加入进来。也正是因为有了此公司,才有了桑弧与张爱玲的相识、合作和“传奇”的情感交集。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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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著名导演桑弧(1916-2004)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沈从文全集》第26卷149—150页)

张伟的文中还引用张洁日记:“(1946年8月28日)在约克与周璇、石挥、张伐同餐,谈定请演《边城》,并与性决定,新组织定名文华。”张伟在文中指出:“‘文华’最早拟拍摄的就是这部《边城》,由桑弧导演,如果不是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计划流产,‘文华’问世的第一部影片很可能将会是《边城》。”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杂志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

再根据1950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总第十五期)一则短讯内容:“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

对照新发现的桑弧文章,应该说桑弧是第一个有意改编《边城》为电影并有实际操作的导演,只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就连桑弧先生后来自己也不再提及,其中原因也就使人不甚明了了。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曾翻译过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的符家钦在《沈从文故事》书中也提到了《边城》电影的过程,“把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搬上银幕,费了不少周折。第一次由徐昌霖导演的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部分外景在湘西实拍。结果此片未能发行。原因是片子缺乏地方气息,又添了些意外枝节……第二次版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凌子风,沈曾自己修改过电影剧本……”

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后来说,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不妨先读读桑弧的这篇佚文,看看他对改编《边城》的真实想法: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联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

《关于<边城>与其他》(1946年12月1日之《大公报》“浮世绘”创刊号头条)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一九八五年初,作家张弦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我是一个“沈从文迷”。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我想,我不需要用什么话语来称扬他的业绩,他自己曾说过下面几句话,是对于他的作品最恰当的批评。他说:

先生的泪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见从文小说习作选序)。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报人萧离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即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离来信的原件批转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三年前,有一次和柯灵闲谈,他说沈从文的《边城》很适宜于被搬上银幕,他的话无意中,给了我很大的怂恿,凭着一种稚气,我想试试这一件工作。今年夏天,沈先生到北平去教书,路过上海,我曾挽请健吾,柯灵,唐弢诸先生作介,和沈先生见过一次面。我很高兴,他把改编的荣誉给了我;但也非常胆怯,我怕我会亵渎了他的作品。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边城》的情节很简单,如作者自己所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为了戏剧的排场,我也许不能不增添或删除一些东西,因此不能忠实于原著,而结果所给予观众的,极可能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却消失了原作的风格和情致,近于所谓买椟还珠。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连“悲欢离合”这一点也做不到,既背离了原作的神韵,又得不到戏剧上的效果,那就对作者和观众都是一种罪过。以前曹禺先生的作品曾数数被人任意改为电影,似乎都犯了这种毛病。我不想借现成的例子来掩饰将来可能的失败,我只想声明一点:我对于原著怀着最高的敬意和戒慎,因此我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低能,而不是由于态度的草率。

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

《边城》的背景是湘西川东交界处的一个小城,为了摄制条件的限制,我把故事的地点搬到了江南,所以原著中若干特殊风俗的场面都忍痛割舍了。例如天保和傩送两兄弟月夜伏在翠翠家对岸的山上为翠翠唱歌的情景,就无法在银幕上展现,这样便使原著的魅奇瑰丽的色彩减弱了不少。我曾幻想有一天中国也能拍摄彩片,并且交通毫无阻碍,能到湘西去实地拍摄,那末《边城》是值得重新摄制一过的。

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着《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读了《边城》,想象银幕上的画面,似乎和日本电影的风格很接近。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前看过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父亲》和《慈母泪》,这里面洋溢着无言的悲哀和愉悦,令人低徊不尽。我们毕竟是东方人,在声音光色的感受上,好莱坞给我们的是过度的刺激和疲劳,有几部日本片子(极少数的几部)却充溢着清新朴拙的气息。我们自然不必跟从日本电影也不能师事好莱坞,我们的任务是怎样揉搓中国人自己的悲喜的面目。

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自己的走向,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我不敢奢谈什么“民族形式”等大题目,对于当前的国产电影,我只有一个极小极偏窄的意见:我希望从事制作或批评的人把“载道”的分量稍稍定得轻一些。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模仿美国“趣味至上”的路子,而是说应该把观众看成亲切的朋友,别把他们当作施教的对象。尽量引起他们欣赏的趣味,使他们领略一分快乐或惆怅,却不是向他们灌输一堆生硬的教条,这就是我们当前的课题。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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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

《文汇报》上新发现的桑弧文章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从桑弧文章中可见他是有着先见之明的,沈从文对于拍摄《边城》的期望应该说与桑弧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不同的是,桑弧把《边城》的故事搬到“江南”地域,不知道会不会还是那个小说里的“边城”?从文可知,他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因为交通和费用问题,湘西距离上海很远,摄制组队伍来回倒腾花费一定不菲,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电影公司显然要考虑成本问题。坐镇上海,去苏杭一带的水乡小镇拍摄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设想,只是这种做法肯定先要抛弃原著中一些湘西习俗和味道。如此的《边城》从氛围上来说是有些风险的。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桑弧在文中一再表达个人对于《边城》这部作品的钟爱,甚至有着拍摄失败的心理准备。但对于拍摄这部作品的决心,他则是相当有自信的,并引申美国好莱坞与日本的电影风格论述,同时还倾向于能够做到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那种影片风格,相信会是一种独有味道的《边城》。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予予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一直到1947年的7月16日,在上海的汪曾祺还致信给在北平的沈从文问及《边城》拍摄事宜:“《边城》开拍尚无消息,我看角色导演皆成问题,拍出来亦未必能满人意,怕他们弄得太‘感人’,原著调子即扫然无余也。”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后来在1980年沈从文与上海制片人委托的中间人好友徐盈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

凌子风拍《边城》 沈从文一字一句改本子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当时间来到一个新的时代后,又一位对《边城》有着同样热爱的导演起了拍摄之心,他就是已经因《红旗渠》、《骆驼祥子》而成大名的凌子风。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应该说凌子风当时是对之前的《边城》拍摄未成的事情有所了解,但他还是依然很有信心地走进了沈家书房:“我采访他时,看到他住的小小屋子(远不如我)心里很不好受,可我又看他利用在故宫工作的机会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出版了一本好厚好厚的书,我爱不释手。我更敬佩他这位老作家了,更同情于他,我希望将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搬上银幕,把让更多的观众银幕欣赏他的作品当成自己的责任。”(《凌子风自述》)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和汉学家倪尔思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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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谢幕

凌子风与沈从文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根据凌子风的自述,早在拍摄《骆驼祥子》之前他就想到了拍《边城》,但之所以先拍《骆驼祥子》是觉得这样做过瘾、够劲儿,因为两作家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就剧本一项就完全不同。“我要是按《骆驼祥子》拍《边城》非砸了不可。”凌子风首先从沈从文的处境入手考虑。长期以来,沈从文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作品难以出版,就连书店里他的书也都入了仓库,“改编剧本时,编剧通常习惯按照从前我们所谓故事片的概念去写,可这不是沈从文的作品,而且这样编,沈从文的风格也出不来。沈从文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作品,他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拍他的电影要寻找一种方法来符合沈从文的这种风格和特殊的味道。”凌子风知道怎么去找,他说:“沈从文的作品有韵味,带有诗性。”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凌子风请了两个编剧写剧本,“沈从文本人又一字一句地改好了稿子。这本子我现在还存着,很珍贵,沈从文的蝇头小楷,他甚至把标点都改了。”凌子风有一股誓要把《边城》拍出原汁原味的决心。他拿到编剧给的分镜头,不满意,自己没脱鞋没脱袜子在书房里熬了九天九夜,拿着原著小说写分镜头剧本。为了找扮演翠翠的演员,找了很多人,最后在一个高小学校找到了,还正在上学呢,就是后来带给沈从文看的13岁的戴呐。找电影的场景,宝塔是现造的,花了两万多块,配音则是偶然间听到福建漳州一个对台广播的播音员的声音,就把这位女播音员请到北京参加配音,事实证明很成功。

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沈从文书房拍摄的,年逾八旬的沈从文出镜,然后出画外音介绍创作《边城》的作家沈从文,镜头缓缓进入到“边城”……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边城》拍完以后,我给沈从文看过,那时候他正在住院,我用手提放映机在小银幕放给他看,他看了很满意,他夫人看了也很满意。”(《凌子风自述》)。影片出来后,大受好评,在当时的一些影视剧刊物上几乎都刊登了这部影片的剧照和介绍,获奖后更是引起很多观众的关注。“有人说,你拍《边城》拍得太美了!其实,大自然就是那样美,虽然生活中有苦,也不是所有人都长得美,可自然风光就是美的啊!”凌子风自述,拍完《边城》后,他还想在拍摄老舍作品之后再拍一部沈从文的作品。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1985年春,当时的权威影评刊物《大众电影》记者邹建文发文评论:“现在影片《边城》完成了,确实比预料的好得多,它犹如一幅古朴典雅的抒情诗画卷。凌子风导演不愧是一位大手笔,他终于把对沈从文作品的激情化成了诗——《边城》这部影片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电影散文诗。”(《让激情化为诗》)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

在所有的评论中,我尤其注意到观众短评中有一篇邵牧君的小文《<边城>小议》:“看过《边城》的文化人,都说片子拍得好,耐看,说它是一首含蓄细腻的抒情诗,老人的寂寞心灵深埋着痛苦的往事,少女的纯朴情愫包藏着幸福的憧憬,一切都描绘得恰到好处。”但同时他也指出一些观众认为此片没看头,“他们说《边城》没看头,糟老头子加傻姑娘,老在一条小河上转悠,连个反面角色也没有。”“艺术性高的东西,欣赏者总是相对的要少些。”《边城》拍得很好,原著、导演和部分观众都很满意,并且拿了大奖,但票房却未能如愿,甚至说使人失望。“《边城》目前不太卖得动票,可以放一放,过些年再发行,一定会有更多观众。不过,要想打破卖座纪录,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真是很佩服这种远见,如今将近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个“魔咒”似乎仍未打破。当然,这仍不能阻挡我们一部分观众对于《边城》影片的忠诚热爱。

一九九二年五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摘自《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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