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出售藏书被指“有伤风纪” 一怒之下请辞燕大

今年1月9日,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原主席雷洁琼先生逝世八周年。雷先生生前,我在纪念郑振铎先生的会上和纪念叶圣陶先生的会上曾多次见过她。我为研究郑振铎,了解有关情况,也去访问过她老人家。特别是2001年6月,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同志为了请雷老给《王任叔先生纪念集》写序,曾和我一起两次去雷老家,并合影留念。在与雷老交谈时,我深深感到雷老对郑先生的缅怀之情,讲的很多故事非常生动,因此曾几次建议她老人家写一篇回忆郑先生的文章。我曾对她说,如今郑先生的老朋友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位了。雷老听了颇为动容,马上表示应该写。但她毕竟年事已高,工作又太忙,好像最后没有写出来。因此,现在只好由我用笨拙的笔来写一篇少为人知的郑、雷两先生深情厚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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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都是我景仰的学者和文献学家。郑、顾二先生是亲密的朋友。我长期研究郑先生,并亲炙过顾先生,顾先生曾热情鼓励、指导我研究郑先生。今年是顾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想起了当年围绕着《大藏经》的一场风波。
郑振铎年长顾廷龙先生六岁,他与顾颉刚(“辈分”上说是顾廷龙的侄子,实际长顾廷龙十岁)是好友,故最初认识顾廷龙当是通过顾颉刚的关系。二位先生大概相识于1930年代初的北平。因为1931年下半年起,郑先生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而此时顾先生正在燕大研究院国文系读书,1933年毕业后又在燕大图书馆工作。不知道顾先生有没有听过郑先生的课,算不算师生关系?可惜当年我忘了问顾先生。郑、顾二位最初有无交往,亦不得而知。今仅见1934年顾廷龙写给顾颉刚的几封信,谈到1934年燕大校园里针对着郑振铎而策划的一起风波。1935年郑先生愤而向燕大辞职,此事即是原委之一。但这起风波现在知道的人很少,似可一谈。
1934年8月21日,顾廷龙致顾颉刚信中提到:“日来院长蕴酿,听季明谈风,振铎已不成立,子通未必能成,似乎季明希望最大。子臧以以中不登其文,格于情势,无可如何,然于振铎,尚不甘心,乃将藏经事撰为新闻,交张德生发表。措词大意谓燕京所得藏经仅千元,殊为便宜,知得于某人,但某人得来只五百元,一转手间牟利五百元之多,并扣留目录全分,现在希望其以五百捐之百万基金,目录即日交出云云。如果注销,振铎难堪矣。”这里说的“院长蕴酿”,就是指酝酿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人选之事。季明即马鉴,子通即黄理中。从信中可知,也有人提议请郑先生当院长;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因郑先生当年在燕大倾向进步,是遭到当局排挤的。信中写到的子臧即吴世昌,是当时燕大国文系的一个学生。他写了一篇攻击郑先生的文章,先是交给王以中先生,王先生不予理睬;他不甘心,又写成一篇“新闻”,交给《北平晨报》的张德生。我还曾听吴晓铃先生说过,当年燕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攻击郑先生的大字报。顾先生信中说的“注销”,似当作“发布”讲。
8月23日,《北平晨报·教育界》刊出了吴世昌写的这篇不署名的“新闻”:《燕大图书馆购书问题——主管人有滥字高价之嫌》。据我看来,可能在词锋上已经被报社销磨过了,因为我们看吴世昌写的其他文章,就知道不会这般儒雅。由于该“新闻”现在不易看到,全抄于下:燕京大学图书馆,因有哈佛燕京学社关系,每年有指定款项,购藏中文书籍,故该校中文书之收藏,在北平各大图书馆中,堪称丰富。该校原有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一部,去年复购得明正统本大藏经残本若干,此书原由该校教授郑振铎经手购买。据郑振铎云,此书价值一千五百余元,愿以一千五百元让与燕京图书馆云。时该馆经费不多,仅余一千二百元,当即以一千元购之。惟最近该校学生及教职员方面,从北平图书馆某一部分人士得来真实消息,始悉此书原由北平头发胡同某书铺售出,原价仅四百五十元,并有目录云云。学生方面当即向该铺查阅,果有此书。惟原有目录则已被扣留,仅有抄本目录一份。该校学生以此事诚属重大不幸事件,即将呈请学校及图书馆当局彻查,以维风纪云。
记者昨晤该校熟悉此事之某君,据云:该校图书馆当局,以一千元购买此书,实因该书系明刊本,极可宝贵,且封面系用明代之锦包裹,亦有相当价值,惟一转手间,牟利至五百余元,实属令人遗憾云。8月24日,顾廷龙致顾颉刚信中又说:“西谛藏经事竟于《晨报》注销,地位又特别注目,闻学生方面有请求学校彻查之意。日来平绥路又断,此君遄归已无可收拾,亦可怜矣。”信中说的“平绥路”,即从北平到绥远的铁路线,也就是今天的京包线。当时郑振铎正与冰心等人应邀沿平绥路旅游考察,因水灾铁路出现故障,郑振铎还没有回来。
郑振铎一生喜爱买书,世人皆知;有时,因经济窘迫或其他原因,又出售一点藏书,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这次燕大却有人想借他出让明版《大藏经》一事来搞臭他,弄得“无可收拾”,显然是别有居心的。郑先生回校后,自然十分气愤,又十分鄙视那些人,曾写过一封信,说明事实的真相。此信未见登诸《北平晨报》,却为一本八卦刊物《北洋画报》发表的一篇攻击他的文章所引用。因现在更难得看到,今亦转抄于此:
《大藏经》为明宣德本,诚然是我由北平购到的,但并非替燕大图书馆买。当时用燕京公共汽车运回,堆在我书房的地上,无力做书架,也没有工夫去整理,便想卖去它。当时曾向北平某君及燕大图书馆接洽。我因急于用款还账,便以一千元售给燕大图书馆。这完全是买卖行为,根本上不会有所谓“风纪”,想不到竟会有人借此中伤!老实话,售出后,我还懊悔了许多时候!其心境的如何惆怅,有经验者是深能领会得到的。前年暑假,我不在北平时,君箴女士编成目录一册,整整的费了一个暑假的工夫。假如不是为了“穷”我是绝对地舍不得售出此书的,单为了这册抄本目录的艰苦编成之故,也不该售!然而终于不能不售!有心肝的人还该说什么风凉话!两年以来,屡次地想向燕大图书馆商量赎出,都不曾开口;一则艰于开口,二则还是为了穷。现在好了,我已决定设法收回。即使图书馆也想同样“牟利”,我却也不妨出高过原售价的买价去赎它!我实在对不起“编目录的人”,我应该借此“赎罪”!祈将此函作为更正是荷!
郑先生这番严正的话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那些蓄意兴风作浪、“借此中伤”的人,毕竟也没能捞到什么稻草,丝毫无损于郑先生的人品。那部《大藏经》连《北平晨报》那则“新闻”也承认“系明刊本,极可宝贵”,也不知道燕大图书馆后来肯不肯让郑先生“出高过原售价的买价去赎它”。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现在正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吧。而顾先生在上引信中,一说“振铎难堪矣”,再说“亦可怜矣”,显然是非常同情郑先生的,足见他明辨是非。

郑振铎先生是雷老和雷老丈夫严景耀先生最敬重的老朋友。早在1931年,雷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了郑先生。因为郑先生当时也应其老友、燕大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之邀,在燕大任教。当时雷老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六岁。郑先生虽然只比雷老大七岁,但已是闻名全国的大学者了。郑先生在北平工作不到四年,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绩。例如,他的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在那几年完成并出版的。他还创作了有名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还与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合编了著名的《北平笺谱》。他的精力非常旺盛,工作起来废寝忘食,还编了很多刊物,如在燕大参与创办了《文学年报》,任顾问,甚至还亲自撰稿和审读稿件。特别令雷老钦佩的是,正当全国左翼文艺运动因缺少公开的发表阵地而令人忧虑之时,1933年早春郑先生回了一次上海,就与鲁迅、茅盾、胡愈之、邹韬奋等先生一起,创办了一份大型刊物《文学》月刊,他领衔任主编;同时在北平,他又与章靳以先生等创办了一本更厚的《文学季刊》,又领衔任主编。此外他又在上海、北平分别参与创刊了《太白》《水星》等文学刊物,并任编委。就这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中,郑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雷老对我说:“在当时我的眼里,郑先生是令我仰视的文坛领袖人物,简直有点崇敬。当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时,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里的我们这些中国教职员工们,曾自发组织了一个抗日会,主席就是郑先生。他是我们的头。”

雷洁琼同志遗像 (图片来源:新华网)

使雷老与郑先生关系密切起来的,是1934年夏天的一次平绥铁路沿线的集体旅行,实际上那是一场综合性的社会、文化考察活动。所谓平绥线,就是今天的京包线。当时包头属绥远省(旧省名)。该铁路从1905年雷老诞生的那年起开始修建,到1922年逐段建成,其中从北京到张家口一段还是中国人最早自己修成的一条铁路。当时任平绥铁路局局长的沈昌先生,是燕京大学教师冰心、吴文藻夫妇以前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同学。沈昌尊重文化人,愿意提供专车,请冰心夫妇邀约几位同事、朋友在暑假中沿线旅游,同时为他们写一点游记、报道及英文导游手册等,做宣传、介绍,以冀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旅客来乘坐该线。冰心夫妇就邀请了郑先生、雷老、顾颉刚、陈其田,后来还有容庚等,共八九人,做了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当时还开过会,对考察活动做了分工:郑振铎负责调查沿线的古迹、故闻,顾颉刚调查民族历史,陈其田调查经济情况,吴文藻调查蒙古毡房,雷洁琼调查宗教状况等。冰心身体较弱,但文笔佳,便安排她写途中随笔。另外还有几位朋友负责拍照、写英文导游词等等。实际上,郑先生除了特别注意沿线的文物古迹等以外,还一路上以生动的文笔给夫人高君箴写了很多长信,生动地记录了整个旅程。郑振铎与夫人伉俪情深,当时抓紧空隙时间埋头写家书的情景,给雷洁琼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信后来郑先生集成《西行书简》出版了,书中还附印了和雷老等人一起拍的许多照片。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后来也发表了。他们两位大作家的生花妙笔记录了这次旅游,成了三十年代一件佳话。冰心后来在回忆郑振铎的文章中说:“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那是的的确确的。因为郑先生特别热情,风趣,妙语连珠,尤其喜欢和大家开玩笑,而且满肚皮学问,包括铁路知识。因为郑先生早年正是从铁路学院毕业的,这一路上就有好几个站的站长还是他的同学呢。从那以后,郑先生在雷老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很亲近的大哥了。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雷洁琼”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对她的人生故事却又知之甚少。

郑先生在燕京大学因为倾向进步,又是进步教师的头儿,于是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排挤。他一气之下,1935年春又回上海了,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雷老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抗议游行的女教师。郑先生在上海声援了雷老他们。1937年雷老到上海,又与郑先生相见。“七七事变”后,雷老在上海群众大会上做了演说,随后离开上海到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一直到1941年回上海,在东吴大学等校任教,又常与郑先生见面。当时上海已经是所谓“孤岛”后期,郑先生是“孤岛”上进步文化界的旗手之一。雷老经常参加文化界上层人士的秘密聚餐会,听到郑先生的慷慨陈词和理智分析。郑振铎曾与胡愈之、王任叔、许广平、周建人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整理编辑出版了皇皇巨著《鲁迅全集》,非常了不起!他还与胡愈之、王任叔、严景耀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并亲自上课。该校被时人称为“上海的抗大”,专门培养抗日救国人才。1939年1月,郑振铎与严景耀两人合写过一篇《我们最勇敢的民族战士》,深情追悼被敌伪残忍杀害的抗日英雄瞿犊、王进烈士。而王进就是他们讲习所的学生。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严景耀等人与讲习所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式的感情和友谊。如1941年2月2日,方行、王辛南两位男女同学喜结连理,郑振铎与严景耀都出席了婚礼,郑先生还是证婚人。但是,作为老师的严景耀却是“晚婚”的模范了,雷老与严先生是在这年7月5日举行婚礼的,郑先生和学生们都赶来道贺。

近些年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再度为媒体关注,却已是斯人作古。1月9日,雷洁琼在北京逝世。106岁的她,传奇人生跨越了两个世纪。

在上海“孤岛”沦陷前后,郑先生还做了一件令我们的后代应该永远感谢的大事,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民族抢救保护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件事情,一是当时需要绝对保密,二是雷老和严先生对古籍版本之类也不大精通,所以他们当时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抗战胜利后,雷老和严先生在《大公报》上看到郑先生发表的《求书日录》,才了解了当时的情况,雷老又曾听赵朴初讲起此事,令她钦佩不已!在日寇魔掌之下的恐怖日子里,郑先生与雷老夫妇也有时见面,真可谓相濡以沫。如郑先生1943年6月6日日记:“正午,约景耀夫妇在大三元午餐,用一百二十五元。”据雷老回忆,这次郑先生约他们见面,好像是邀请严先生和雷老参加他当时秘密组织的一个“中国百科全书刊行会”。当时,大规模的秘密抢救古籍的行动已因“孤岛”完全沦陷而被迫停止,郑先生也化名隐居起来,但他不甘心无所事事,便争取了十来位政治上清白的商人出资,和周予同、耿济之、萧宗俊等先生一起打算编纂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此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百科全书。严先生和雷老当然也愿意参加。可惜的是,当时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太危险了,此事未能成功。但郑先生即使在那种最黑暗的年头也仍然想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在关于雷洁琼逝世的微博新闻上,一位网友如是跟帖:“中学时候用的习题书叫《三点一测》,扉页有雷洁琼的题字。那习题书编得很好,我后来拿到国家物理奥赛一等奖很大程度上利益于那本书。”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郑先生1945年8月16日日记写道:“至景耀处晚餐,听无线电。”这是他们在胜利后的第一次会面,大家泪眼相对,欢呼跳跃,如痴如狂。上海完全沦陷期间,郑先生因为一直受到敌伪的追查,整整四年被迫一个人潜伏在沪西的一间小屋,又不意中恰好与大汉奸周佛海作了“邻居”。那个时候,凡家里有收音机的都得登记。为安全起见,郑先生屋里连收音机也没有的。那天在雷老家一起收听有关广播的激动场景,雷老一直记忆如新。那晚,郑严两先生都喝了酒。

或许,在很多人记忆里,雷洁琼是作为这本书的名誉主编与大众相识的。

可是,胜利后高兴了没多久,中国人民又被迫与蒋介石集团进行了新的斗争。在这场民主斗争中,郑先生又是冲锋在前的。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创刊,主编就是郑振铎。他几乎每期都在《民主》,还有《周报》上,发表战斗的文章。这一年年底,郑振铎与马叙伦、徐伯昕、王绍鏊等同志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雷老和严先生也都是发起人。郑先生是“民进”的缔造者之一。先有《民主》,后有“民进”。《民主》后来实际上就成了民进的会刊。民进一开始主要就是由郑振铎、马叙伦同志所联系的一批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王绍鏊同志所联系的一批工商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进的第一个宣言,就是郑先生起草的。雷老夫妻参加民进发起,当然主要就是因为郑先生的关系。那时候,雷老和郑先生是手携手、肩并肩的战友和同志。1946年初,郑振铎与马叙伦等出席《文汇报》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座谈会,谈胜利后中国的瞻顾,郑先生即谈到了新成立的民进的宗旨及自己的态度,明确表示鉴于目前严酷的现实一个进步学者不得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得不做点份外的事,这是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若无睹”。后来,雷老和马叙老等十人,作为上海人民的代表赴南京请愿(雷老是代表中唯一的女同志),在下关惨遭毒打。回沪后,郑先生赶来慰问雷老他们,并在《民主》上发表《悲愤的抗议》,慷慨激昂地说:“大家心里都是雪亮的。也无须乎说穿什么。……玩火者必自焚其身。人民们只有口,只有笔;但到了人民们悲愤到不能用口和笔来奋斗的时候,那情形是很可怕的!”李闻烈士牺牲后,郑先生在《民主》上发表《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悲愤地说:“这是什么一个世界!‘打’风之后,继之以政治暗杀,显见得手段之日益残酷。……然而,‘暗杀’能够吓得退从事于民众运动或政治工作的人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他们不会怕死贪生。对他们,‘暗杀’的阴影,只有更增加其决心与愤怒,丝毫不能摇撼其信仰。……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绝对不会停步退却的,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在那年头,郑先生和雷老又一次表现出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她的头衔却有一串: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党和国家安排到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发挥他的专长,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却退出了民进。他的理由很简单:在参加发起成立民主促进会时,他就说好了自己只是个书生,不想做政治家,参加民进就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现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民主即将实现了,他就要践诺主动引退。由于他的态度非常坚决,雷老等人也不好相劝,只好默认他淡出了民进。当时以同样理由退出的,还有傅雷先生,也是当年发起时的理事。再后来,雷老又了解到郑先生退出民进时心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今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雷老对我强调指出,郑先生退出民进绝不是他在政治上不进步的表现。她说,我们民进中央的老同志,一直肯定郑先生是民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三十年前(1989),民进中央要办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雷老等人一致提名就叫原来郑先生主编过的《民主》。1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彦奇教授主编大型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特邀雷老为顾问,雷老就向他们提出,写民进史人物时一定不能忘了写郑先生。后来他们约请我写郑振铎传,并向我说明这是雷老专门提出来的,也是雷老推荐我来写的。这篇传后来就收入了这一部大书的第一卷中。

而雷洁琼自己曾经说:“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我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

建国后,雷老、严先生和郑先生各忙各的工作。雷老和郑先生都是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有时在某些会议上相遇,但平时聚会的机会反而不如解放前有的时候那样多了。郑振铎不到六十周岁就不幸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当时雷老和严先生非常痛心!雷老对我说:“郑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曾这样形容雷洁琼:在我国和在外国,政治家常见,社会活动家常见,教育家常见。但是,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三任一身担者,则不常见。在古今中外,一身兼三职,又能达到百岁又健康者,大概只有雷教授一人!

三任一身担

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网站上的史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大致梳理出雷洁琼的主要经历:1905年出生于广州;1925年,年方二十的她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1931年获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在美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

回国后,雷洁琼受聘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后历任中正大学、东吴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与郑振铎、顾颉刚等一起共同组织抗日救国会,并为前方将士募捐款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离开教学岗位,于1938年初到江西南昌参加战地服务工作,组织和训练妇女参加抗战。其间,她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先后结识了邓颖超、陈毅等,并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雷洁琼不顾个人安危,竭力保护和搭救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并因此遭到特务监视。

1941年她被迫离开江西到上海,回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雷洁琼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她和爱人严景耀一起与马叙伦、王绍鏊、郑振铎、林汉达、周建人等有密切的联系,并一起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为制止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海各界群众推派以马叙伦为团长的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雷洁琼为代表之一。在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雷洁琼身受重伤,血流遍身,但她毫不退缩。

不久,雷洁琼夫妇受燕大邀聘,重返北平。她依然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北平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雷洁琼积极支持学生的斗争。她在诸多的《宣言》上签名,并慷慨解囊甚至变卖衣物接济学生。

当时,北大数学系奠基人徐献瑜教授也与雷洁琼共同在《宣言》上签名。徐献瑜的女儿、北大新传学院副院长徐泓教授在得知雷洁琼去世后发微博称:“我父亲的老朋友,我心中永远的有学问、大嗓门、举止优雅的严伯母。”

对于“大嗓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曾这样理解:她胸怀坦荡,宽宏大度,一切言行都坦荡无遗,她不会窃窃私语,她说,我不会小声说话。实际上是说,她没有不可公开讲的一己之私的话。

1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夫妇接受马叙伦的委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的邀请,到河北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的有关会议并参观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雷洁琼夫妇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和雷洁琼夫妇进行了令她永生难忘的长谈。

后来,雷洁琼撰文《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里说:“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

1949年2月下旬,民进理事会在北平恢复活动,雷洁琼开始参加理事会工作。6月,雷洁琼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9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雷洁琼先在燕大任教,后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北大教授,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1979年,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四年的任期中,她不辞严寒酷暑,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

雷洁琼秘书高志芬曾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她的朴实作风和崇高品格。“雷老住地距北京市政府很近。1979年12月,雷老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后,作为副市长有专车乘用,但是雷老去市政府办公室,经常以步代车。”

1981年,北京市政府机关党委在机关简报上曾报道雷洁琼副市长的先进事迹,简报写道:“雷洁琼同志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她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表现出朝气蓬勃的干劲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雷洁琼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泰斗级人物,在中国法学和法律史上,亦有着重大功绩。
1985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雷洁琼被推选为起草委员会委员。从起草委员会成立到基本法定稿的5年时间里,她认真参加每一次会议,积极参与讨论。她不顾年事已高,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一起,多次去香港访问,进行实地调查,广泛听取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如此,她还参与澳门基本法的起草。

教书育人

从1931年回国后,70多年来在多所大学的教授职位上教书育人的雷洁琼,同时始终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她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她多次提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重教师就是关心未来”,她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到耄耋之年仍劳碌奔波,参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并往来于大江南北进行执法检查和调查研究

雷洁琼对北大的发展有许多贡献。1979年,雷洁琼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恢复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雷洁琼的极力倡导下,1980年先在国际政治系中建立了社会学系,198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雷洁琼在社会系担任教授,指导研究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就曾是雷洁琼上世纪80年代的硕士生,多年后,他写过一篇《雷洁琼教授教我学术规范》的文章,里面记述了雷洁琼指导他论文的细节:当时雷老还在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等一些重要的领导职务,没有太多的时间与他进行面谈,但是她认真地阅读了佟新的论文初稿,并留下了宝贵的书面意见。

在佟新写论文的日子里,他去了三四次雷老的家。“在家里,雷老不仅是导师,更像是亲人,一点也不像是领导。记得一次她让我喝酸奶,她自己的一杯怎么也打不开,我上去帮雷老把酸奶打开,她笑了起来,那开心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即便不是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雷洁琼依然谆谆教诲,徐泓多年后也还记得那一幕。她说:“课后,她对前来采访的我说:你要当个好记者,必须学懂社会学。带粤语味道的普通话,至今还在耳边。”

除了北大,雷洁琼还与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中国政法大学的李书灵曾回忆:雷洁琼在1952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在学校任职期间,雷洁琼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制定工作;在承担大量行政管理事务的同时,尽心尽力培养政法人才;“文革”期间,与其他师生一起下放安徽“五七干校”劳动。2002年学校50周年校庆之际,专门为学校撰文指明该校的发展要不断创新。(田享华
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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