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古籍修复师杨利群——复活历史的“面糊匠”

云南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记载了这方水土灿烂的历史文化。然而,收藏分散、跨越地区广泛,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装帧方式、造纸工艺等,为古籍的保护与抢救带来了挑战。

藏文古籍修复师杨利群—— 复活历史的“面糊匠”

从2008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深入各边远地区,摸清古籍家底、修缮珍贵典籍,让这些资源能够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焕发出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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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在山体岩洞内的藏文经书,栩栩如生的东巴象形文字古籍,蕴藏着傣族历史、地理、语言等大量信息的傣文贝叶经……在云南省图书馆,珍藏着一大批版本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

杨利群正在教授学员人工纸浆修复法。

作为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厚重又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各类古籍存量已逾百万册。从2008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就深入云南各边远地区,对散存各处的各民族文字古籍进行登记,对濒临消亡的珍贵典籍进行修复。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絮化、水浸、火烧、烟熏……每一本珍贵的古籍身上都刻印着历史打磨的痕迹。独特的造纸工艺、装帧手法更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相交融的杰作。修缮复原的古籍,成为云南丰富民族文化历史资源的见证,也为已经有110年历史的云南省图书馆再添一份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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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家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未修复的纳格拉洞藏经。

翻开一本薄薄的古籍,仔细地记录下书籍的行款等各项信息。“整个房间里翻书的声音此起彼伏,却意外地让人觉得安静。参与普查工作,亲身体验到的古籍和想象中的有很大不同,让我真正地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美。”提起古籍普查工作,云南大学学生何俊印象深刻。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为了破解项目资金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云南省图书馆与云南大学、云南省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合作,引入学生志愿者,动员他们参与到古籍普查工作中。何俊和其他40多名同学,就在今年暑期成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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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始工作前,古籍著录、古籍书影拍摄等具体的工作流程和技能,都有专业的老师进行培训。”何俊回忆道,在老师的带领下,一个工作小组每天要完成差不多上百册的古籍信息录入。当那些焦黄、带着虫蛀痕迹,甚至有些已经脱封的书页摆在面前的时候,何俊和她的同学们体会到了纸张背后的分量。

处于修复过程中的纳格拉洞藏经。

记载着木氏土司诗文的《玉湖游录》、古代典籍《穆天子传》……每一本都让人赞叹不已,“这个工作找回的是历史记忆,提取的是文化价值,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毕业以后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古籍保护人。”何俊说。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长期以来,大量古籍散落于地方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寺庙。收藏分散、跨越地区广泛,给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与抢救带来了困难。为了对这些珍贵典籍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修复,云南省图书馆分期、分批组织古籍修复志愿者深入各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调研,力图摸清“家底”。今年暑期,22名傣文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古籍保护爱好者,作为志愿者奔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全州开展傣文古籍普查工作。

7月13日,是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举行的第五次藏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的最后一天,41名来自5个省区市的学员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教室。面对破损古籍,学员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大家不时向导师“杨老师”发问具体方法技巧,杨老师耐心细致,手把手演示,时间在手指间流走,不少破损古籍逐渐“重见天日”。

“动员最广泛的力量参与到古籍的保护工作中,更有利于增强这项文化事业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计思诚说。从2012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共举办了20余期各类型全省古籍工作培训班,受训人员约1920人次,大大提高了古籍普查工作的整体水平和普查效率。目前,云南全省共完成古籍普查登记3.7万部,近25万册。

这位杨老师,就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云南传习所导师、云南省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他已从事汉文文献修复、古书画装裱40余年。他衣着朴素,外表无华,对手下要修复的古籍却很在意、很严苛、很细致。如今他虽已退休,但每天仍准时出现在图书馆,修复、教学、研究,一工作就是一整天。2014年,他在全国开创性地提出对藏文古籍文献修复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经修复了“纳格拉洞藏经”1800余叶,使这批在纳格拉洞发掘的藏文古籍重获新生。

以干代训,为地方培养实用专业人才

杨利群生长在一个古籍修复世家。“我十几岁就跟随父亲装裱字画、学习古字画修复。1979年进入图书馆古籍部,一直工作到现在。一辈子也就会做这么一件事。”杨利群戏称自己就是个“面糊匠”,不过谁都知道,这个“面糊匠”对中国古籍修复的重要性。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一处山崖绝壁的岩洞内,一批长期封存的藏文佛典被人发现。经过认真挖掘,考察队共抢救出2285叶藏文佛经,后被称作“纳格拉洞藏经”。

完善方案,破解难题

“10多个箱子里堆放着残破的古籍,火烧的痕迹让书页都粘连在一起,上面满是泥土,需要立即进行清理。”第一时间赶到的杨利群回忆,他是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但是类似藏文古籍的修复在国内并没有先例。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图书馆民间古籍考察组从一名采药人口中得知,距离香格里拉县100多公里的一个洞穴内有一些藏文经书。考察组迅速行动,历经艰辛发掘出藏文经书12种、2009叶,入藏迪庆州图书馆,后将其称为“纳格拉洞藏经”。

2014年,“纳格拉洞藏经”修复项目正式启动,然而古籍修复人才缺乏,只能通过“以干代训”的方式,手把手地培养专业人才。挑大梁的正是杨利群,“没有先例就自己想法子,没有人就自己培训出人。”

“我们得知迪庆州图书馆发掘出这批藏经后,马上前往。当时藏经被装在纸箱里,堆放在库房,打开纸箱,藏经大多破烂不堪,要么完全粘连在一起如同砖石,要么就残破不堪,大部分都有火烧的痕迹,和泥土杂糅在一起。状况堪忧,急需抢救性修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慨叹,“还好我们赶到了。”

“地方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难点主要在修补用的纸张,还有少数民族特有的装帧方式。”杨利群说,修复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纸样,然而遍寻贵州、安徽等地,却依然无功而返。“一些民族有自己特有的造纸工艺,里面一些天然的原料有防虫蛀功能。”杨利群说。

“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类似藏文古籍修复的先例,都认为‘条件不成熟,先放一放’。”杨利群说。

为确保古籍修复的质量,杨利群和他的团队就地取材,寻找狼毒草提取原液,进行手工造纸,研究出了一套可行的创新修复方案。历时4年,这套珍贵藏品修复完成,正式面世。

杨利群彻夜难眠,反复思考修复方案。他找到专家和领导,说:“藏文古籍和汉文古籍一样有不少相通之处,我摸索摸索,肯定能修,我有这个自信。”

参与这一工作的除了少数专家,大部分都是来自地方区县的志愿者。“我们都是一边学一边干,古籍修复有共性,也有个性,而大多数古籍的挖掘,第一现场都在基层,带着技术回去,可以弥补基层没有古籍修复力量的缺陷。”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图书馆的志愿者陈春艳全程参与了“纳格拉洞藏经”修复的志愿工作,谈到感受,直言“取的经还不够”。

反复商讨过后,他和专家们共同商讨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确立了按照原貌、不作装帧、整旧如旧、最小干预等原则,并确保所有的修复材料都可去除、过程可逆。

除了藏文,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还在彝文、东巴经、傣文等古籍的装帧形式、纸张特性、版本价值、修复技法上进行了探索。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典籍都是第一次创新性的修复。“可以培养一大批地方人才,对今后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杨利群说。

杨利群便信心满满却也小心翼翼地探索起修复的具体事宜来,“古籍修复的具体情况复杂,一定不能被经验所惑,走入误区。要大胆尝试,小心处理。”

借助技术,寻找古籍活化保护新路径

修复还没开始,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纳格拉洞藏经修复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补纸。杨利群对记者说,“目前来看,民族古籍修复难度最大的当数藏文古籍,传统用于抄写经文的藏纸多加入天然植物原料,韧性强、防虫蛀,可这一传统造纸技艺如今已很少流传使用。”

修复室里,工作人员正在逐页扫描古籍。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古籍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路径。

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了漫长的寻纸路。他们遍访贵州丹寨、安徽潜山、福建姑田、西藏尼木等地调查造纸情况,“考察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与纳格拉洞藏经类似的古藏纸。”

目前,云南省图书馆对馆藏的2000余种4600余册地方文献、481种2110册馆藏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加工,制作成电子书,在局域网及互联网上免费给读者使用。对馆藏的1600余种云南地方碑刻拓片进行数字化加工,至今已完成1522种、6157页拓片,云南省拓片数据库正在完善。“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古籍,就是要让这些资源能够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这是我们图书馆的使命,也是我们‘服务社会,传承文明’的最好注脚。”云南省图书馆馆长王水乔说。

来来回回,经过对比研究,杨利群设想“将在安徽定制的颜色接近的构皮纸作为基本用纸,再将狼毒草根部捣碎,提取原液加入补书所用的纸浆中,是否可行?”反复试验之后,这套创新性修复方案被证明是可行的。

有文字的古籍要保护,没有文字的古籍也要保护。“云南省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很多,许多历史故事都靠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王水乔介绍,现在这些民间艺人仅剩下500多人,少数民族口传古籍面临着巨大的传承危机,普查整理和抢救保护的难度更大。

“纳格拉洞藏经多数是双面书写,这与传统的汉文古籍不一样,在修补的时候需要兼顾正反面,这也是修复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实践中,杨利群将难题一个个破解,修复效果良好。

在多年的调研奔走下,云南确认4万余种口传古籍,内容涵盖民间故事、史诗歌谣、神话传说、谚语俗语等,其中1万余种口传古籍在挖掘下焕发出新生机。除了尽快完成现有古籍的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人员还争取在各民族聚居地区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传承基站,培养培训一批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

修补古籍,守护文明

更让人欣喜的是,这些少数民族古籍、馆藏的碑刻拓片、滇剧等非遗文化的传承和抢救保护,都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等技术手段,真正实现“活”起来。除了传统的古籍普查、修复等活动,云南省图书馆在逐步加强地方民族文化保护与展示,开发数字化图书借阅、VR图书互动、文化创意产品等“新功能”。“不仅是‘活’起来,还要‘火’起来。这才能实现文化传播的效果。”王水乔说。 

古籍修复考验手上功力,更考验心力。对板结成“砖块”的古籍,修复的第一步是浇洗。用开水浇在书砖上,使其软化,然后将古籍用毛巾包裹,在盆内浸泡。浸泡24小时以上后,才能用镊子一层一层小心揭开书叶,不能揭开的,还需要进一步浸泡。此后就按照古籍的破损程度选择修复方法。

培训班上,杨利群传授了他独创的人工纸浆补书法:将混合纸浆均匀地浇于书叶的缺损处,不断用镊子调整纸浆的厚度、匀度,然后进行按压、晾晒。学员们三五人一组,耐心细致地操作。

杨利群说,人工纸浆补书其实已经超过了修复本身,而是把造纸的后半程“抄纸”用到了修复上,“从而让补纸和原纸充分结合,让古籍更为强韧,确保修复质量”。

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纸张的断代、酸碱度的分析、颜料和色彩的识别,都比手工来得简便甚至准确。“对比来讲,手工修复土、笨,得一点点摸索”,不过杨利群也体会到,不管科技如何先进,手工修复的许多细节是无法替代的,“比如人工纸浆法,依靠机器是万万不行的。当然,我也设想以后能够将先进的现代技术和古老的手工技艺相结合,干到老、学到老,共同让修复更完美。”

“古籍修复不单单是把一叶叶古籍补好了、修好了,更在于一段历史、一段文明的守护,所以我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杨利群不善言辞,不过说起一辈子从事的事业,便有说不完的话。

据专家对“纳格拉洞藏经”内容进行辨识整理初步认定,这批深藏洞中的藏经主要涉及《丹珠尔》大藏经、民间僧人法事记录等,为深入研究云南藏文化奠定了基础。

谈到理想,杨利群不假思索,“当然是继续传承这门老手艺,尽可能多地培养修复人才,一直到自己干不动了、教不动了为止,让他们挑起大梁、独当一面,成为专家,共同修复更多珍贵古籍。要是再不加把劲、努把力,等到古籍都‘废了’‘拿不起来了’,民族文化流失了,那就遗憾大了。”

传承技艺,复活遗产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大省,各类古籍存量逾百万册。长期以来,大批古籍分藏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寺庙,有些长期散落民间,饱经岁月侵蚀,亟待抢救性修复。为破解古籍修复人才稀缺困境,2012年开始,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实施了古籍修复志愿服务项目,广泛吸纳高校、基层图书馆等机构古籍修复人才。“年龄最小的20多岁,最大的比我退休还早。这说明古籍修复是有吸引力的,对此我很欣慰。”杨利群说。

培训启动以来,分期、分批组织古籍修复志愿者深入各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调研,同时采取面对面教授、手把手辅导、集中培训、师带徒跟班培训等方式,组织志愿者研究并开展彝、藏民族古籍修复工作。杨利群32岁的女儿杨璐源也加入到传承中,杨璐源说,“我很喜欢,也很自豪。”

来自内蒙古图书馆的学员李磊说,“在古籍修复过程中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安静又充实,历史在自己手中复活,神奇又有成就感。”李磊今年34岁,他表示已经爱上了这门手上技艺,“就想一辈子能够从事下去”。看着这些学生,杨利群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而他们,显然已经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希望。

杨利群不仅把功夫花在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上,还以为,古籍修复的社会普及同样重要。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云南省图书馆举办了“古籍修复技艺现场观摩体验”活动,杨利群手把手与公众互动,让参观者“零距离”接触修旧如旧的古籍修复技艺,与文物隔空对话。

王水乔说,“古籍保护需要公众共同关注、共同参与,汇聚起全社会的力量,将极大地推动我们的工作,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

在杨利群的培养下,云南省已经有30多名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的古籍修复师,这为接下来的东巴经、傣文古籍、贝叶经等珍贵古籍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王水乔说,“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这一古老技艺和少数民族古籍这一珍贵遗产,都得到传承和光大。”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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