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体系源于西方,最初中国只有太学而无大学,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时,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京师大学堂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大学教育,此后大学生最为一种社会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活跃于民国时期,从五四运动开始,近代诸多社会运动都有大学生参与。

图片 1民国妓院
在中国古代史上,许多名人与妓女大都有一些风流逸事,但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那些大牌名妓风光气度更是不同,歌舞弹唱无不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都了然於胸。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但是,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据说,当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早在清末,曾称作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的陈其美便已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佬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
据有关史料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而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青楼名妓的小凤仙也曾为了蔡锷将军南下的护国运动作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
辛亥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但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的举报。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始人、领导人之一的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随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狎妓的劣迹。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对于这些人的不端的狎妓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民国时期,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1919年初,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陈独秀由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
在民国时期庞大的热衷于嫖娼的队伍中,胡适也是当仁不让的积极分子。当时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但是狎妓之举依然是的特别嗜好。即便是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欢场。有一次,他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立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遨胡适等人逛窑子。
当时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金甫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金甫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1926年2月初,胡适与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有朋自外国来,胡适自然是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外国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姐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在胡适的影响下,徐志摩也像他的高中同学郁达夫一样去嫖过娼。而在嫖娼之后,他竟然亲笔写信给夫人陆小曼,向他汇报嫖娼的情况。那是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在写给结婚不到五年的老婆的信中讲:“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10月1日,他又在给夫人陆小曼的信中主动坦白再次嫖妓之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她和老三是一个班子,两雌争某某,醋气勃勃,甚为好看。”这一次,徐志摩不仅向夫人汇报自己嫖娼的劣迹,还顺便把好朋友胡适的劣迹给捅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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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涉黄名单”轰动了整个互联网。

民国大学生一直是传说中的精英

平安夜前一天,北京警方对涉嫌存在卖淫嫖娼的多个场所进行了查处,其中包括保利俱乐部、丽海名媛俱乐部、兰黛俱乐部。其中保利俱乐部名气最大,被称为自天上人间之后最高端、生意最好的俱乐部。

甫一登场,大学生便呈现出慷慨激昂的特点,晚清时的论者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论者将大学生群体视为中国重新振兴的希望,也因为如此,大学生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但实际上,近代大学生群体本身并未摆脱士农工商的界定,在社会角色定位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士类”,也由此导致不少大学生与社会脱节,缺少行动力。

流出的这份名单十分诡异,涉及的人员有投资人、金融界人士、网红等,内容却含糊不清,每个人都用英文名字代替,却又不是常见的名人英文名。于是,这张图纸传遍了互联网,大家都在猜测,希望有人对号入座。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一方人士在猜测,另一些人士开始出来辟谣,包括徐小平、周鸿祎、张朝阳和papi酱都通过微博、朋友圈等方式告知网友,本人那两天很忙,不可能在保利俱乐部玩耍。其中以徐小平的微博最有趣,他看了三场电影,发现非常好看。但网友却说他的微博不是用手机发的。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由嫖娼引起的名人恐慌并非第一次。薛蛮子、黄海波、王全安嫖娼被抓的新闻还未放凉,所有人都知道罪证坐实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黄海波形象全毁,再也没有像样的作品出来;王全安被张雨绮抛弃,背负“不自重”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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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涉黄名单”中貌似契合的名人,纷纷跳出来喊话,绝对不是我。但是,在他们内心,当年名人因嫖娼被抓之时,除了侥幸心理之外,很多人也都愤愤不平。这些年来,“嫖娼合法化”的讨论不绝于耳。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但说归说,在一切都没有可能翻盘的前提下,没有人愿意背负这样的名声。有趣的是,比我们早一百年前的民国,名士嫖娼成风,风流成性,成为当时一种独特的现象。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胡适不到20岁时就在日记里记载:59天内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院、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后来当了北大教授之后,胡适依然经常在上海喝花酒,有一次还被别人撰文刊载于《晶报》上面,让他好不生气。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追过林徽因、写下很多优美情诗的徐志摩在给妻子陆小曼的一封信中说:“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这样的坦诚也算是没得说了。在几个月之后,徐志摩等人为胡适饯行,两位名士又“请了三四个姑娘来”。

这些爱逛窑子跳舞的大学生,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其实不仅是胡适和徐志摩,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有意思的是,陈独秀还是蔡元培发起的“进徳会”成员,该会的入会标准便是“不嫖不赌不纳妾”。“进徳会”的另一位成员辜鸿铭,其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救赎自青楼。

1937年8月5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期望有多高了。

还有一人,蒋介石,也是喜欢嫖妓之人。相传蒋介石年轻时曾与王陵基在妓院争风,为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大打出手。据说当时的蒋介石还比较落魄,王陵基则正当年,后者经常吹嘘说,其嫖的女人都比蒋介石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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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风流韵事也遭到当时很多人的反感和争议,却阻挡不住众人对烟花柳巷的痴迷。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记录,民国时期,妓院不仅是卖淫嫖娼的场所,也是嫖客与嫖客进行政治、商业等种种交易的理想地点,成为上自军政要员、下自黑帮流氓云集的场所。根据当时的调查,1945年时上海的娼妓有将近10万人,而当时上海的女性人口才150万。

在工资上的高期待外,民国大学生在择业上,也有独特的行业期待——当公务员。进入政府机构,是当时多数大学生的选择,“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标,绝好的出路。”除了想当公务员,这些大学生也不想去偏远农村。

尽管当下扫黄成风,先有天上人间、海天盛筵被查,后有东莞扫黄,如今又有保利俱乐部遭荡,但可想而知,全国上下,类似这种未被查处的场所还有多少。如果王书奴先生还在,要继续书写当下的娼妓史,想必套用民国的那些场景和描述,依旧不会过时。就像出入保利俱乐部的人,大多都是“名流”,君不见是真“名士”皆嫖娼啊!

然而如前文所述,不少民国大学生自身素质低下,大学四年混吃等死,没学到真本事,自然找工作困难,加之民国大学文理严重失衡,文科类大学生数量众多,而当时的中国有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导致大量文、法、商科学生失业。

就算大学生顺利毕业谋得一份职业,其表现也令用人单位难以满意,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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