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南秀:清末女作家薛绍徽及其戊戌诗史

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晚清杰出的女作家与翻译家。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陈季同的法籍妻子赖妈懿
(Maria-Adèle Lardanchet)
积极参与了上海女学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其毕生创作了大量诗词,现存古典诗歌300余首、词150余阕,堪称清末维新变法编年诗史。

内容摘要:“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秉承“贤媛”传统呼吁男女平权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而薛绍徽等妇女领袖从妇女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更为积极全面,认为创办女学,融合西方教育系统,目的不在变中国妇女从无用到有用,而是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成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有用之选”,和男子一样施展其人生抱负。尽管其时南洋幕中谋士如云,陈氏兄弟及官报其他编辑请薛绍徽为日报作《序例》,当因薛绍徽之文采卓识,及其变法热忱,堪胜此重任,而薛绍徽亦因此直接参与了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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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贤媛”传统 呼吁男女平权

关键词:薛绍徽;妇女;维新;变法;文化;陈寿彭;福州;著作;翻译;才女

陈季同像

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据薛绍徽所述,闽川才女文化源起明初,成于明清之际,以福州妇女“光禄诗派”为其社团基础、魏晋“贤媛”传统为其思想资源,二者经由母教传衍赓续,在各个历史时段均有杰出贡献。明初“闽诗派”崛起,男女诗人共同奠定了“闽诗派”的繁荣,使之成为当时主要诗派之一,尤其是开创了其主流的艳体,以吟咏男女之情,延及与妇女生活、生命相关的众多主题。清末内忧外患,福州因其地理原因,首当其冲。闽诗人大多卷入其时主要事件之中。而外界动乱,反过来影响到诗人自我建构及诗歌风格的变迁。艳体遂扩展至以妇女为主体的家国情怀,凡党争、兵燹、世乱乃至政治策略,日益成为妇女诗歌主题。故闽川才女文化有其内在固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这与闽川才女一直秉承的魏晋“贤媛”传统密切相关。

作者简介:

陈季同去世时,清廷正“预备宪法”,企图摆脱执政的困境。然而,时已不待清室,摇摇欲坠的清廷终于在辛亥革命中垮台。此后,中国进入了分崩离析的内战与外患之中。作为19、20世纪之间致力于维新图强的中国人,身临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未有之困局,在迅激动荡的世变之中,卓俊如陈季同,也只能是惊涛骇浪中腾空而起、瞬息淹没的一朵浪花而已。

“贤媛”概念之形成,本自《庄子》“至人”精神。经由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之玄学阐释与自我认同,及东晋高僧支遁及其同道王羲之、谢安等以般若佛学演绎,“至人”遂为有晋一代之人格理想,影响及于闺阁。《世说新语》“贤媛”门所载谢道韫等言行,全面体现了长育万物、为而不有的“至人”理念,其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才学深华、鉴识高瞻、道德坚忍,百代之下,犹为后世表率,直接激励闽川妇女投身维新变法。

  薛绍徽
(1866—1911),字秀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晚清杰出的女作家与翻译家。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陈季同的法籍妻子赖妈懿(Maria-Adèle
Lardanchet)积极参与了上海女学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其毕生创作了大量诗词,现存古典诗歌300余首、词150余阕,堪称清末维新变法编年诗史。

然而,大浪淘沙,被淹没的金子总有闪光再现的时候。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与世界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陈季同再度以其难以被世人抗拒的魅力吸引今人的目光。

福州的船政文化,肇自清后期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福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独具眼光,力主附设船政学堂,从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科学家、海军军官、翻译家、外交官等一批中西兼通的人才。这批人物后来多为维新干将。陈季同即为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随后任中国驻欧使节凡十六年,其间曾在巴黎接受系统的西方法学与政治学教育。旅欧期间,陈季同发表了大批法文与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陈寿彭亦为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并旅欧多年。兄弟二人回国后,发行报刊、编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历史著作,积极倡导维新变法。

  秉承“贤媛”传统 呼吁男女平权

陈季同书法由苏东坡出。

从二陈及其同仁的著作与活动,可以一窥福州船政文化的价值体系,即以在中国实现男女平权、民主共和为其终极目标,以新晋媒体传播文化价值,并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对妇女与文学的重视,显然源自本地才女文化的影响,亦成为两种文化联姻的契机。

  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据薛绍徽所述,闽川才女文化源起明初,成于明清之际,以福州妇女“光禄诗派”为其社团基础、魏晋“贤媛”传统为其思想资源,二者经由母教传衍赓续,在各个历史时段均有杰出贡献。明初“闽诗派”崛起,男女诗人共同奠定了“闽诗派”的繁荣,使之成为当时主要诗派之一,尤其是开创了其主流的艳体,以吟咏男女之情,延及与妇女生活、生命相关的众多主题。清末内忧外患,福州因其地理原因,首当其冲。闽诗人大多卷入其时主要事件之中。而外界动乱,反过来影响到诗人自我建构及诗歌风格的变迁。艳体遂扩展至以妇女为主体的家国情怀,凡党争、兵燹、世乱乃至政治策略,日益成为妇女诗歌主题。故闽川才女文化有其内在固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这与闽川才女一直秉承的魏晋“贤媛”传统密切相关。

陈季同的“可议之处”

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联姻,使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其后的男女维新志士。薛绍徽与陈寿彭的婚姻,提供了最好例证。薛绍徽出身福州寒儒之家,幼承母教,饱读诗书,与陈寿彭成婚后,经由二陈,亦颇得西学浸润。然而清末边衅频仍,明示薛绍徽,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机械精良、共和民主,也催生国族纷争、血腥屠杀。她早期由西方获取的复杂信息,为日后参与戊戌变法打下基础,使她在汲取国外新知,以设计妇女与中国未来之时,有更为系统全面且具批判性的考虑。要之,维新志士薛绍徽的养成,并不仅限于几位独具政治军事眼光的男性的影响,而是由家族、戚里相连的众多男女社会群体的合力,其观念与行动涉及清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

  “贤媛”概念之形成,本自《庄子》“至人”精神。经由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之玄学阐释与自我认同,及东晋高僧支遁及其同道王羲之、谢安等以般若佛学演绎,“至人”遂为有晋一代之人格理想,影响及于闺阁。《世说新语》“贤媛”门所载谢道韫等言行,全面体现了长育万物、为而不有的“至人”理念,其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才学深华、鉴识高瞻、道德坚忍,百代之下,犹为后世表率,直接激励闽川妇女投身维新变法。

陈季同身后萧条,临终之际,与他感情最深的弟弟陈寿彭又远在广州。其丧事由他在沪宁两地的故交亲友帮助善后。陈季同的曾孙女陈书萍回忆,陈季同“五十八岁那年在南京因患脑溢血猝然离世,留下他未竟的事业与诸多憾事,据说是同乡好友陈宝琛、郑孝胥等为他主办丧事,家人将他的灵柩运回福州,安葬在长兄友如公的身旁”。

借镜西学女教 书写戊戌诗史

  福州的船政文化,肇自清后期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福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独具眼光,力主附设船政学堂,从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科学家、海军军官、翻译家、外交官等一批中西兼通的人才。这批人物后来多为维新干将。陈季同即为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随后任中国驻欧使节凡十六年,其间曾在巴黎接受系统的西方法学与政治学教育。旅欧期间,陈季同发表了大批法文与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陈寿彭亦为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并旅欧多年。兄弟二人回国后,发行报刊、编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历史著作,积极倡导维新变法。

陈季同墓地在今福州城西洪山桥附近的大腹山,后其弟陈寿彭、弟媳薛绍徽等也归葬此处。陈家长期雇有守墓人住在此私人墓山前,负责打理墓山事务,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约是2004年,笔者曾陪同陈书萍女史、钱南秀教授一起前去探访陈季同的墓址,只见四周老树森然,乱草丛生,这寂然荒芜恰是被乱世长久湮没的陈季同命运的真实写照。

薛绍徽发轫之举,在于参与1897—1898年间上海女学运动,包括创立中国第一个女学会、第一份女子刊物《女学报》和第一所女学堂
。薛绍徽为《女学报》第一主笔,和其他维新妇女一起,就女学目的和内容,与男性变法领袖梁启超等公开辩论。梁启超等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占人口半数的妇人,“缺教无业,惰逸待哺”。故士大夫提倡女学,欲以妇女就业加强国力,以挽救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如此,妇女仍为被动的他体,为男子的政治目的服务。而薛绍徽等妇女领袖从妇女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更为积极全面,认为创办女学,融合西方教育系统,目的不在变中国妇女从无用到有用,而是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成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有用之选”,和男子一样施展其人生抱负。

  从二陈及其同仁的著作与活动,可以一窥福州船政文化的价值体系,即以在中国实现男女平权、民主共和为其终极目标,以新晋媒体传播文化价值,并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对妇女与文学的重视,显然源自本地才女文化的影响,亦成为两种文化联姻的契机。

陈季同“人品”的“可议之处”是什么呢?其实是当年尚无法完全认知西方文化价值的朝中人士对陈季同的非议。这些非议主要集中在:陈季同个人日常生活非常欧化,不仅娶了两个法国太太,而且花钱大手大脚,“生平不问家人生产,所得随手辄尽”。

“百日维新”遭清廷血腥镇压,薛绍徽不改初衷,与丈夫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以为变法赓续。夫妇合作,乃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录整理,共成书四种,志在为中国教育,尤其女学,借鉴西方经验。如《八十日环游记》
译自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 之Eighty Days Around the
World,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学小说。薛绍徽夫妇就主人公所经世界各地人文景观加以详细批注,使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兼之译作文字精练、忠实原著,出版后大受欢迎,由1900年至1906年三次重印。《双线记》
译自英国女作家厄冷 (Ellen Thorneycroft Fowler,1860—1929) 的爱情小说A
Double
Thread。薛绍徽倡议翻译此书,意在宣扬婚姻自主,并将家庭和谐纳入民主共和体制之中。

  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联姻,使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其后的男女维新志士。薛绍徽与陈寿彭的婚姻,提供了最好例证。薛绍徽出身福州寒儒之家,幼承母教,饱读诗书,与陈寿彭成婚后,经由二陈,亦颇得西学浸润。然而清末边衅频仍,明示薛绍徽,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机械精良、共和民主,也催生国族纷争、血腥屠杀。她早期由西方获取的复杂信息,为日后参与戊戌变法打下基础,使她在汲取国外新知,以设计妇女与中国未来之时,有更为系统全面且具批判性的考虑。要之,维新志士薛绍徽的养成,并不仅限于几位独具政治军事眼光的男性的影响,而是由家族、戚里相连的众多男女社会群体的合力,其观念与行动涉及清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

正是这种欧化且不失贵族公子哥的生活做派,让他在法国欠下不少私债。加上在欧洲生活太久,他对中国官场习以为常的上下等级之别似乎有所不拘,而他的才华声名在欧洲又超越他的中国上司,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一些同僚对他的嫉妒和不满。薛福成因此以“私债”问题令他去职回国受牢狱之灾,这成了他一生中被人误解和指摘的“污点”。

薛绍徽所笔录整理的四部成书之中着力最勤者为《外国列女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妇女的著作。薛绍徽力倡妇女打破内言外言界限,但妇女走出闺房,当何以自处自立?编译《外国列女传》,薛绍徽初衷即为借鉴西国女教,从道德、才艺两方面为妇女开拓自立空间。编译过程中,薛绍徽立足妇女自身需要,平章中西经验,而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慈、学二字,“盖无慈则学问才能无所附丽,无学则慈不过空言”。而薛绍徽的终极目的,即在《外国列女传叙》结尾:“四德表幽闲之藻,自然风教宏施。万国咸裣衽而来,岂果河清难俟也哉!”河清海晏,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平定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薛绍徽则将“天下”扩展为万国,期待中国妇女以其文化人格魅力,吸引各国妇女,共同建立清明世界。此愿虽曰邈远,针对其时男性社会弱肉强食的现实,无疑更具人性化的长远目光。

直到1898年,张之洞还当面向陈衍了解陈季同的为人,陈衍回答说:“季同不修边幅,滥用钱,有之。然未尝媚外。薛叔耘忌之,其言不可信也。”薛叔耘即薛福成,已病逝于1894年,张之洞此时还因为薛福成的话而疑虑陈季同,足见多年前薛福成让陈季同身陷牢狱之灾,这对陈季同的声誉造成多么不利的久远影响。

当薛绍徽夫妇专心译著之时,“庚子事变”发生。薛氏所创作的多首长篇歌行,反映了各阶层妇女对这一事变的态度:她们或直言谴责朝廷昏聩、误国害民(《读宋史》《丰台老媪歌》);或挺身救助弱小(如赛金花,见《老妓行》);或自杀殉君殉国(如珍妃,见《金井曲》);或慷慨募捐,赈助难民(《题吴芝瑛草书横幅》)。薛绍徽又作骈文《回銮颂》,力促慈禧与光绪返回京城,重整维新旧业。

陈季同在私生活中花钱随意,又好仗义疏财,薛绍徽称他“禄秩散之亲故”“丰俭共于乡家”。入狱后仕途受挫,经济来源的稳定性更受影响,这使得他的日常生活颇为拮据窘迫。但这些难堪和打击并没有影响陈季同在公共事务中,继续为推进中国社会维新自强而作出热诚的努力。

震惊于“庚子事变”,慈禧着手新政变革。1905年夏,清廷开始认真考虑君主立宪的可行性。陈氏兄弟其时在力主立宪的南洋大臣周馥幕中帮办《南洋官报》,为沟通君民,陈氏兄弟又于该年
8月1日创办《南洋日日官报》。尽管其时南洋幕中谋士如云,陈氏兄弟及官报其他编辑请薛绍徽为日报作《序例》,当因薛绍徽之文采卓识,及其变法热忱,堪胜此重任,而薛绍徽亦因此直接参与了立宪运动。

除“滥用钱”外,陈季同遭非议处还有“媚外”一说,陈衍对此断然否定,斩钉截铁地对张之洞说陈季同“未尝媚外”。多年来,因为对丧权辱国的清廷的不满,众多的历史书籍将活跃于外交舞台的清廷官员一概贬斥为“媚外”,殊不知弱国无外交,清廷在其末世不得不与列强共舞,但精于涉外事务的人才极其有限,尤其能够与列强不卑不亢针锋相对、力求保存中国利益的外交人才更为稀有。1900年义和团事起导致八国联军侵华,陈季同协助陆树藩华北救难,两人有过深谈,都认为“此番变局,误于不通洋务者,唯有怨恨畏惧,而不知自强;又误于熟悉洋务者,只知谄媚逢迎,而不知大体,所以有今日”“与洋人交涉,不在能通语言文字,第一要明白道理,遇事能据理力争”。

1907年陈寿彭携眷入京,任邮传部主事,参与新政,薛绍徽得以身临立宪中心,其诗作描绘了京城各界对新政的期盼。然而,清政府的做法却让民间立宪者心生不满。目睹朝野分歧,薛绍徽之焦虑日增,显示在其最后一首长诗《前门观灯会歌》(作于1910年11月7日)中。诗中呼吁“君民合义”
的立宪制,为民求福。然而清朝贵族之自私短视,令此期盼颇显渺茫。此诗结语酸风萧索,星残灯谢,暗示薛绍徽心情,黯淡如斯。1911年7月26日,薛绍徽病逝,她所期盼的平缓过渡,终未发生。

作为近代难得的外交人才,陈季同终其一生都在困境中殚精竭虑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时势阻遏了他的作为,只得以“叹息养疽惟割地,可怜流涕莫回天”一诗,抒发自己为国事担忧却无可奈何的悲哀。

钩沉女性贡献 复原多元历史

在陈季同生前,不仅有陈衍,还有清末名士范当世,也为陈季同背负“莫须有”的污名打抱不平。范当世在组诗中,将陈季同比作汉朝名将李广和陈汤,他们都能征善战,工于筹划应对化解西汉周边外族入侵的压力,但和陈季同一样,都遭到当轴者的嫉妒和排斥,晚景凄凉。可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范当世最后安慰陈季同:“方知此道宽,无人横相訾。”相信历史最后会还陈季同一个公道。

薛绍徽的“维新”,代表了戊戌前后相当一批男女变法志士的理想。这批人既熟谙西方历史文化与政经体系,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熏陶。同时,他们又有金融、外交、军事、教育等近代社会所特有的实际事务的操作经验。这批人又是最早、最切实地援引中国妇女进入改革中心,并通过她们,吸引了西方妇女的帮助,而且经过新兴新闻媒体,把妇女的声音传播给大众。但如此广泛深入的社会政治改革尝试,竟为后世忽略。笔者的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一书钩沉拾遗,复原了清末史更为复杂多元的原始面貌。此书从薛绍徽及其知识群体角度,考察其时维新变法运动,意在弥补此前相关研究中对妇女参与及其杰出贡献的忽视,并从下述四个方面,提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

1907年,清廷调陈寿彭入京,任邮传部主事。陈寿彭夫妇从广州北上途中,经上海,专门到亡兄故居凭吊,薛绍徽有诗《上海过敬如兄公故宅》道:“功德元方孰与俦,将军猿臂不封侯。屋乌犹在宾朋散,谁识当年百尺楼。”

其一,就研究对象而言,本书将人物从以往戊戌变法史的男性主角,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转移到众多名不见经传的维新志士身上,尤其专注妇女的变法主张与活动;将地点从京城转移到其他战略要地如福州、上海、南京;将时间从百日维新上推至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下延及清末新政,以求对这段极其重要然而研究不足的历史时期,有更为全面与多层次的了解。

和范当世一样,薛绍徽以受党锢之祸的汉朝名士陈纪和无法封侯的汉朝名将李广来比喻陈季同,悲叹其命运乖蹇。

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从性别视角省察清末维新。虽然相当一批中西学者指出妇女解放为戊戌变法目的之一,但总体趋向在于突出某些男性领导者的“进步观念”,而非着眼于妇女本身的思想行为。由对其时妇女活动的初步研究,可知戊戌妇女积极自主、乐观向上、敢思考、有创见,远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懦弱被动,等待男性变法志士的启发与拯救。她们打破传统的内外之别观念,追求男女教育与政治平权。她们将争取妇女权益置于强国之先。其终极目的是强调建构理想妇女人格与社会制度,联合世界妇女,以兴大同。

东汉名士陈登,字元龙,有济世救民之志,曾助曹操灭吕布,“百尺楼”还关联着陈登的典故。陈季同用“百尺楼”命名自己上海的居所,含有继承陈氏先辈流风遗韵的意思。可能还化用了唐朝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中的诗句:“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兼用苏东坡诗《次韵答邦直子由》中的句义:“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陈季同的性情和胸次。

其三,清末妇女平权运动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及其独立自主意识的表述,虽不排除其时西方文化的冲击催化,但根本仍是植根于中国知识妇女传统,尤其是对魏晋“贤媛”及其所代表的“林下风气”之自由精神的认同。女学运动中,妇女参与者互称“贤媛”,并以具“林下风气”互为激扬。如此便打破有关中国妇女解放乃源于西方冲击的迷思,以及长期以来“中外”、“古今”的简单二分法。

陈季同墓

其四,书中所据资料,主要为笔者所发现的这一群体的诗词创作、新闻报道以及文史科技翻译。这些资料在提供丰富多元的维新话语和变法信息的同时,也显示了清末男女士人锻炼文体,以传达维新诉求的努力。其中既不乏白话文的尝试,更有对中国传统文学承载新知的潜能的发掘,从而打破了旧体文字不能顺应世变的现代文学史成说。

提及“社会主义”第一人

(作者单位: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系)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无论遭遇多少误解甚至毁谤,陈季同的才华与成就始终经得起似水流年的涤荡和检验。反观他一生的作为,仍值得今人回味和深思。

驻欧期间,陈季同耳闻目睹了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在《中国人自画像》中,他在论述“教育”时,表示自己不认同“导致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主义”,而认同“能在公众舆论的保护下得到有条不紊的管理”的“社会主义”,这对后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和接受是有相当的启迪的。

李华川指出:陈季同早在1884年就提到社会主义。1890年,他又用社会主义来诠释中国的大同理想,“就现有的材料来看,陈季同是近代思想史上最早提及社会主义,并对其表示赞同的中国人”。

和严复一样,陈季同努力向国人普及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严复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法意》,陈季同在自己办的《求是报》上连续12期刊载他翻译的《拿破仑律例》,即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在所加按语中特别强调:西方法律制度是使其“亿万一心以致富强”的关键所在,因而自己“不惮烦难”翻译此书成中文,以期有益于中国的维新图强。他说:“问泰西何以强?则曰轮船枪炮。何以富?则曰通商开矿。殊不知轮船枪炮、通商开矿若无律法以绳之,安能亿万一心以致富强哉?”

1899年,为了让中国各界重视海防,陈季同对其弟陈寿彭翻译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编纂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给予细心的关注和指导,对此书“批阅数四”,认为“原书有所未备”,并为该书提出修改意见,亲自“搜罗秘集以及领事署档案”,要求陈寿彭补译关于“雷、琼、廉一带”的海域资料,为全书的出版作了认真的校对。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陈季同一方面积极编译中外历史教材,以启蒙国人正确认知世界的变化,一方面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当时有人不解,质问陈季同:“际兹百度维新,不以格物致知授人,而于故纸堆中搜求故事,勿乃顽固太甚。”他回答说:“不然。夫修身为学者之本。”他批评当时的启蒙教育只重视教给少儿认字识物的知识技能,“而于修身一门反置其次”,导致青年学子“一入学堂,即染见异思迁之习……风气初开已如此,他日愈趋愈下,将伊于胡底耶”。

作为西学东渐的早期浸染者,陈季同既能面向世界,又能立足本国,寻求维新自强方略。他和严复等马尾船政毕业生,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精英才俊,无疑是推动中国学习西方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驱人物。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既能虚怀若谷学习西方,又不忘守护中华文明安身立命的文化基因。

陈季同的妇女观比较复杂。一方面,作为外交官,为了树立中国的正面文明形象,陈季同在欧洲著书立说,甚至为中国的纳妾制度和女性裹脚等进行辩护。当然,他自己也反省道:“我意识到我是在谅解这种制度,而不是维护它,并且我正在试图忘掉它,它终究只是远古习俗的忠实延续而已。”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其家庭生活是中西合璧式。可以说,他的女性观,既对中国传统妇女观抱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同情与理解”,又更趋向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妇女观。他娶法国太太,一起生儿育女,充分重视让妻女走向社会,发动妻女一起参与办学办报,和妻女一起推动中国妇女接受现代教育,参与社会公众生活,促进中国维新改革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男女是否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平权”,这不仅有赖于女性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男性的理解和援助。在陈季同的鼓励下,为救济庚子之难中的京津难民,文采非凡的薛绍徽写下《代救济善会拟致高丽国王书》,希望当时的高丽能够援助华北难民一些粮食。薛绍徽能在陈季同、陈寿彭兄弟介入其中的提升妇女权益的具体做法上,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表达不一样的立场,这是接受了欧风西雨的陈氏兄弟给予她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的结果。

“三座界碑”独占两元

沈瑜庆说陈季同“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为近代不可多得的翻译名家。1899年,严复向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推荐为数寥寥无几的翻译能手时,就将陈季同列名其中。

陈季同既是西学东渐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近代中学西传、在欧洲最早享有盛誉的中国人。他不仅以忠实于原著的译文将西方文明传播到中国,也将中华优秀典籍和文明成果译述到欧洲。1891年陈季同回到中国后,英国、法国甚至美国依然在出版他的著作。1898年,他在上海从事维新事业时,结识了年轻的曾朴,将雨果、拉伯雷、拉辛、卢梭、伏尔泰等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系统地介绍给曾朴。在他的影响下,曾朴不仅创作了《孽海花》,并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艺界、思想界接受法国文坛的影响。曾朴自述道,陈季同成了他“法国文学的导师”。

可以说,陈季同是中国研究法国及西方文学第一人。他不仅最早向国人系统地普及推广欧美现代文学,而且身体力行,突破汉文学轻视小说戏曲的创作传统,采用西方的小说和戏剧文体进行中文创作。严复之所以认为陈季同“文字稍拖沓”,这是因为陈季同深受以铺叙见长的西洋小说戏剧文体影响所致。

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曾指出,五四文学思潮源头可上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存在着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黄遵宪“言文合一”理论,二是陈季同双向翻译等倡导,三是两部有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其一是1890年陈季同用法文出版的《黄衫客传奇》,在欧洲较有影响。严家炎先生所说的“三座标志性的界碑”,陈季同独占两处,足见他对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非凡作用和影响。

黄忳说陈季同手书其诗集《学贾吟》,“正可见其于东坡书下力之深也”。陈季同不仅书法由苏东坡出,其面对人生逆境而依然豪迈旷达的气度胸襟也一如苏东坡。他对回国前后的人生转折,有诗《偶成》吟咏道:“悲歌慷慨徴声变,男儿出塞重义气,不在彤弓与羽箭。”和苏东坡一样,陈季同是一个对生活、对世界充满热情的乐观主义者,并在著作中反复陈述他“天下一家”的思想,如“时间只是在我心中又增加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希望。我可以肯定,你们所有人都将与我一起衷心地呼唤这个幸福时刻的到来——古老的亚洲将和年轻的欧洲及更年轻的美洲,携手奔向全世界友爱的美好明天”。今天,我们诵读一百多年前这些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光辉文字,尽管世界依然并不太平,但我们不得不对这份理想情怀油然起敬。

赏识陈季同的郭嵩焘,和陈季同一样,因先于时人对世界新变化、新格局有深刻的认识,呼吁国人虚心学习西方而被迫去职,抑郁终老。郭氏晚年自评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此语也适用于为陈季同盖棺定论。他们两人相似的命运遭际,至今仍足以警醒还在现代化路上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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