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四库》底本与《永乐大典》遭焚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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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据怀廷的记述,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而纵火焚烧翰林院者实为义和团拳勇,而非公使馆人员,或后来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当时英国公使馆外交人员及学者为守卫公使馆,从情理上来说不可能自行焚毁北面门户翰林院,所以普南特·威尔的记述很有可能是实情,此册《永乐大典》便签上约瑟夫·怀廷也说“1900年义和团纵火焚烧北京翰林院”,这与普南特·威尔之说是相合的。据约瑟夫·怀廷所记,这种大开本且纸质坚韧的《永乐大典》抄本对当时使馆的防卫有实际作用,被“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这册孤本文献在历史事变中的命运,被定格在约瑟夫·怀廷的一纸便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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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典;公使馆;约瑟夫·怀廷;翰林;义和团;亨廷顿图书馆;南特·威;抄本;八国联军;记述

自从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这些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四库总目》是流传极广的治学入门之书,这才使《永乐大典》的影响达到普及的程度。《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两部书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运当然紧紧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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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放火者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使馆区的安全后方英国使馆施火攻之术。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围圈里的使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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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发现《永乐大典》嘉靖抄本《礼记·文王世子》两卷一事,曾经颇引起世人的关注。该馆华裔馆员
Li Wei Yang
博士注意到馆藏此册后,专门约请国家图书馆专家进行鉴定,并为此册《永乐大典》进行了特别展出,当时,海外及国内多家媒体皆有报道。如今,随着该册的全文在网上公布,我们得以一窥这册从翰林院一路旅行到亨廷顿的国之瑰宝的真面目。

从翰林院被纵火焚烧的6月23日,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当联军先头部队来到使馆区解救被围人员时,清兵与义和团已提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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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亨廷顿图书馆展品说明,此册由传教士约瑟夫·怀廷(L. J. Whiting)于
1900年将此书带回美国,并传给子女。其子女复于 1968
年将其捐赠给亨廷顿图书馆。

问题的提出

前卷首页和后卷尾页

  在本册扉页,粘有三枚便签,手写记录了一些关于此册《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因迄今尚无人专门介绍,特为译介如下:

《永乐大典》22877卷、《目录》60卷,自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陆续散佚,最后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役,这个通行的说法延用至今,几乎家喻户晓。

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发现《永乐大典》嘉靖抄本《礼记·文王世子》两卷一事,曾经颇引起世人的关注。该馆华裔馆员
Li Wei Yang
博士注意到馆藏此册后,专门约请国家图书馆专家进行鉴定,并为此册《永乐大典》进行了特别展出,当时,海外及国内多家媒体皆有报道。如今,随着该册的全文在网上公布,我们得以一窥这册从翰林院一路旅行到亨廷顿的国之瑰宝的真面目。

  便签第一枚曰:

清朝乾隆间大规模动用人力、财力纂修《四库全书》79897卷,抄成七部,分藏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其中文源阁书毁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文汇、文宗二阁书毁于太平天国之役。文澜阁书亦遭太平军破坏,后经丁申、丁丙兄弟等陆续补抄而获全。文渊阁书被携往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书现存甘肃省,文津阁书现存北京图书馆。而赖以纂修《四库全书》的“《四库》底本”,包括“存目”书6793种以及重本、禁毁书,合计一万数千种,其保存情况、被毁情况,向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全都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之役,此说最通行,在学者中,尤其古籍研究界,大都知晓。二是《四库全书》底本毁于八国联军,而“存目”书、重本等毁于同治八年武英殿大火。两种说法也都与八国联军直接相关。

据亨廷顿图书馆展品说明,此册由传教士约瑟夫·怀廷(L. J. Whiting)于
1900年将此书带回美国,并传给子女。其子女复于 1968
年将其捐赠给亨廷顿图书馆。

  This volume was written with a brush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Yung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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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册扉页,粘有三枚便签,手写记录了一些关于此册《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因迄今尚无人专门介绍,特为译介如下:

  It was in the great Hanlin Library (in Peking) when it was burned by
the Boxers in 1900.

至于与八国联军直接挂上关系的地点,则是与使馆区比邻的翰林院。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便签第一枚曰:

  This was picked out of the debris and with other things was used to
barricade a window in one of the Legation houses until the siege was
raised.

笔者认为《四库》底本、《永乐大典》的确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地点也的确在翰林院,但翰林院被焚却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

This volume was written with a brush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Yung Lo.

  The cover was put on in this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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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in the great Hanlin Library (in Peking) when it was burned by the
Boxers in 1900.

  Loaned by L. J. Whiting.

《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的因缘

This was picked out of the debris and with other things was used to
barricade a window in one of the Legation houses until the siege was
raised.

  Oberlin. Ohio.

“盛世修书”好像是一种传统,北宋太宗时期修成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四大书,明代永乐时修的《永乐大典》,清代乾隆时修的《四库全书》,俨然成为一个时代“文治”之象征。

The cover was put on in this country.

  译文如下:

不过乾隆修《四库全书》却直接导源于《永乐大典》。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大兴人朱筠上奏,建议访求遗书。当时建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集佚书。尽管在这之前,乾隆帝也下诏购访遗书,但总有些例行公事的意思,各地总督、巡抚也不大认真对待,应付一下而已。这次朱筠上奏,则直接导致开馆校书的结果。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帝即在朱筠奏折上批示:“原议大臣议奏。”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将商议结果上奏,其中需要马上办理的实事是:清理《永乐大典》,并从中辑集佚书。由于翻检工程浩大,当天乾隆帝即下诏:“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二月十一日又下诏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会同遴简分校各员,悉心酌定条例,将《永乐大典》分晰校核”。二月二十一日刘统勋上奏,要求把翰林院“迤西房屋一区”作办事处,从翰林中“酌选三十员,专司查办”。当天乾隆批示:“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从这些史实,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后来大规模纂修的《四库全书》,最初是从辑集《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开始的。

Loaned by L. J. Whiting.

  此卷以毛笔书写,成于永乐年间。

四库馆目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种,收入《四库全书》,另有127种入《存目》,合计512种。其中的名著如《旧五代史》、《元和姓纂》、《直斋书录解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景文集》等,早已是传统学界的常用书了。还有些书用《永乐大典》本校勘,取得显著成就,《水经注》即是典型例子。戴震在四库馆,发现《永乐大典》卷11127至卷11141“水”字头下几乎保存了一部完整的《水经注》,用来校通行的朱谋?本,“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月乙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同时,经文、注文各本多混,戴氏据《大典》本理出头绪。郦道元《水经注序》一篇,各本均佚,也赖《大典》保存。经过这样的校勘之后,戴氏认为《水经注》“神明焕然,顿复旧观”。

Oberlin. Ohio.

  1900年义和团纵火焚烧北京翰林院。彼时,此卷藏于该院。

由于《永乐大典》中的许多书已辑出来单独收入《四库全书》或入《四库存目》,所以《永乐大典》本身就不宜再整部收入《四库全书》,而仅仅入于《存目》。不过,《提要》称“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则是欺世之语。嘉庆中修《全唐文》,仍然从中辑得大量唐文,参加《全唐文》纂修的学者徐松,借便辑出大部头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300卷《中兴礼书续编》80卷等,为搜辑历史文献作出了杰出贡献。直到今天,《大典》残卷中的佚书仍有不少有待辑集,真可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译文如下:

  此卷于火后废墟中拣出,与他物一起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直至(义和团)撤围。

《永乐大典》在《四库全书》完成后一直存放翰林院中,嘉庆以后时时被翰林携出院外,光绪元年查点,已不足5000册,光绪二十年翁同?入院查点,仅存800册了。

此卷以毛笔书写,成于永乐年间。

  封面在本国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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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纵火焚烧北京翰林院。彼时,此卷藏于该院。

  约瑟夫·怀廷捐赠。

《四库》底本的数量及保存

此卷于火后废墟中拣出,与他物一起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直至(义和团)撤围。

  俄亥俄州 欧柏林学院。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从《永乐大典》着手的,但其主体部分则来自全国各地献来的图书。当时乾隆命各地督抚采购、借抄、劝私人藏书家进呈,同时清理武英殿库房藏书,经各方努力,共收集到13176部书(据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刘墉奏折),这些书最初都交送到翰林院敬一亭,在每部首页盖上“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外封皮上另盖木印,填写进书人、日期、部数、册数,以便发还。例如北京图书馆藏《太易钩玄》封面有木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吴玉墀家藏《太易钩元》壹部计书壹本。”共三行。各地交送时造有清单,这些清单后来汇集成了《四库采进书目》,可以查阅。

封面在本国加装。

  便签第一枚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我们呈现了当年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命运。据怀廷的记述,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而纵火焚烧翰林院者实为义和团拳勇,而非公使馆人员,或后来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

各地献书集中于翰林院四库馆,先由四库馆臣分头审阅,写出内容提要,分出“著录”与“存目”两大块。“著录”即抄入《四库全书》,“存目”即仅存目录,不收其书。由于翰林院容不下这么大摊子,所以把抄录、装订这些事放在武英殿办理。至于特别罕见的重要书籍,又挑出138种用木活字排印为《武英殿聚珍版书》。所以在办理《四库全书》时,凡是要抄录的“著录”书,均送武英殿,其余大宗的“存目”书、重本、禁书则仍存翰林院。

约瑟夫·怀廷捐赠。

在《四库全书》办理过程中,乾隆帝曾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两次下旨,要求把已办完的部分书和四库存目书发还各省藏书之家。但由于当时誊录、校勘工程极大,加之书籍清理困难,大臣缺乏责任心等原因,除发还两淮300种外,其余发还工作没有实施。

俄亥俄州 欧柏林学院。

在《四库全书》誊抄完成后,“著录”各书原本(即《四库全书》底本)被收拾整齐,存放在翰林院,等于一部《四库全书》,供士子查阅。其余“存目”书、重本等9000余种曾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由永王容报请乾隆批准,“交与武英殿另行贮藏”。但不知何故,乾隆以后的许多记载,证明“存目”之书及重本9000余种仍存翰林院。是当初交武英殿后又移回翰林院,还是根本没按计划交武英殿,不得而知。例如嘉庆二十年福申从翰林院借抄“存目”书《掌录》等多种,他在跋中明确说:“《四库书》蓝本,贮署之东西库。其未入《四库》而仅存目者,分藏讲读、编检二厅。”同治十年孙诒让从翰林院借抄“存目”书《黄文简公介庵集》,载于《温州经籍志》卷二十五。光绪十年王懿荣从翰林院借抄“存目”书《止止堂集》等等,都说明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殿内并无《四库》采进图书,所有《四库》采进书都在翰林院。

便签第一枚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我们呈现了当年义和团围攻公使馆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命运。据怀廷的记述,当时《永乐大典》藏于翰林院,而纵火焚烧翰林院者实为义和团拳勇,而非公使馆人员,或后来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士兵。

不过,正如《永乐大典》在翰林院有所丢失一样,《四库》采进本也有丢失现象。光绪初,杨晨从翰林院瀛洲亭得到天一阁进呈的抄本《叶海峰文》,光绪十七年返回家乡浙江黄岩时,就把该书带回家了。光绪二十七年叶海峰的后人从杨晨那里借抄一部,刻印出来,杨晨在序言中记述了这件事,毫不隐讳,可见当时翰林院管理很不严格。

《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在清代陆续散佚,此考史者已得其详。通行的说法认为,《永乐大典》剩余诸册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役,这一无证据的传闻,因附加于积贫积弱的近代史记忆之中,被认为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罪证之一。杜泽逊先生
2003
年曾于《中华读书报》撰《〈四库〉底本与〈永乐大典〉遭焚探秘》一文,辨此通行说法之讹。杜先生引晚清民国史料以及亲历者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述,呈现出了当年翰林院大火的实情。英国公使馆北依翰林院,义和团从他方久攻不下,故而迂回自北,焚翰林院而攻之,于是翰林院中所藏《四库全书》纂修底本及《永乐大典》等古籍,一时或遭焚毁,或遭践踏:“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而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庚子使馆被围记》)

《四库》底本和《永乐大典》同时被焚

当时英国公使馆外交人员及学者为守卫公使馆,从情理上来说不可能自行焚毁北面门户翰林院,所以普南特·威尔的记述很有可能是实情,此册《永乐大典》便签上约瑟夫·怀廷也说“1900
年义和团纵火焚烧北京翰林院”,这与普南特·威尔之说是相合的。那么约瑟夫·怀廷是如何持有此册《永乐大典》的呢?普南特·威尔记述说:“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出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庚子使馆被围记》)当时未遭火厄之书,有一部分被公使馆中人抢出,无论其动机是据为己有还是因“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从客观上对避免诸书在战乱中被毁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中,英国公使馆中人员抢救出《永乐大典》计三百余册。庚子战后英国公使馆曾将之归还清政府(《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这构成了目前存世《永乐大典》的主体。据约瑟夫·怀廷所记,这种大开本且纸质坚韧的《永乐大典》抄本对当时使馆的防卫有实际作用,被“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这册孤本文献在历史事变中的命运,被定格在约瑟夫·怀廷的一纸便签之上。

《永乐大典》的名气很大,但在修《四库全书》之前,它的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据我所知,早在明嘉靖末年,张四维参与重抄《永乐大典》,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两部法律名著,前者于隆庆三年由盛时选刻印,现仅存一部蓝印本,在上海图书馆。后者于隆庆五年由淮安知府陈文烛刊行。清康熙中开馆修书,徐乾学等曾借用过《永乐大典》。乾隆元年全祖望住在北京李绂家中,通过李绂借阅《大典》,每人每天读二十卷,请四个人抄写其中的佚书,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60卷、高氏《春秋义宗》150卷等多种重要典籍。但这些对《大典》的利用都是少量的,所以知之者甚少,《大典》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扩大到一般知识分子中。

便签第二、三枚曰:

自从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512种书,这些书均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四库总目》是流传极广的治学入门之书,这才使《永乐大典》的影响达到普及的程度。而《永乐大典》本身也作为一部书列入《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部分。所以《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两部书均保存于翰林院中,其命运当然紧紧捆在一起。

(Translation) .

大家都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外在的表现是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营救使馆人员,迫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等仓皇西逃(历史上称“庚子西狩”)。后经谈判,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事情才算了结。

The Great Cyclopedia of Yung Lo.

八国联军进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4日(《辞海》“八国联军”条),在此之前,使馆被围攻50多天。当时在英国使馆被围在内并参加战斗的普南特?威尔记下了每一天的情况,比较详细。这本书叫《庚子使馆被围记》。根据威尔的记录,当时英国使馆最为安全,“英国使馆藏于中央,不露于外”,“英使馆之南及西方之半为美、俄使馆所遮蔽,其东则为法、德、奥、日本、肃王府所遮蔽。唯其余两方无蔽,但西方为上驷院,乃一大草地,只有五六幢黄顶之房,若自此方来攻,极易以枪弹扫之,故难施攻。北方则为翰林院,乃不至于毁者,故亦无虑其自此来攻。”所以首先受到攻击的不是英国使馆,而是别国使馆,“意大利使馆方失火,其防线自然废弃,予等之仇敌用火炬抛进,以致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已被焚”。在这种情况下,各使馆公使及卫队集中到英国使馆,统一行动。英国大使因此也有了资本,“英使以严冷之态鹄立于中,各公使环绕之,而现恐惧推崇之意,以诚恳之辞,将最高司令之权交与英使”。“彼等盖以英使馆为藏避其身之地”。这是1900年6月23日的情境。

Vol. 10270.

就在这之前的6月20日,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枪杀事件:“至九点钟,公使十一人又会议于领袖公使之署。……此时克林德男爵起立,言曾先同总理衙门有约,定期十一点钟聚会,现虽有哀的美敦书之至,虽有战事,仍愿践约而不失信。众皆劝其勿去,以相形之下自觉太怯也。但克君言已说过,不愿中国政府讥其因恐惧而破约。……少顷即坐其绿红呢官轿出来,通事西君亦坐轿同行,复有骑马之:中国人随之。盖克君不愿带其卫队也。德使坐于轿内,口含烟卷,容态萧闲,如赴宴然。予当时同俄使馆阿尔男爵散步于防御线外,均悬想克君不知几时可回。然仅过十五分钟,忽见骑马之二中国人,力鞭其马狂驰而返,……言彼跟随克君轿后,忽闻枪声,克君遂死。”

Subject Sons.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

此事在德国也引起轩然大波,据陈?一《睇向斋秘录》记载,当时中国驻德公使是吕海寰(后来升至外务部尚书)。克林德被杀消息传到德国柏林,“全城人士大愤,集会演说,佥曰:‘华人戕我外交大臣,吾人亦何不可杀其使君?’”吕海寰因此“一夕数惊,卧榻屡迁,目不交睫,喃喃自语曰:‘吾命休矣!吾命休矣!’”不久德国外务大臣来访,转达德国皇帝之命:“克林德之死殊可惋惜,曷忍目睹贵使为彼第二!已严禁此种非法之集议矣。”紧张局面这才平息。

(Selections) “Rites and Music are the essentials in teaching the Heir
Apparent.Music to cultivate the inner men, rites (or rules of propriety)
to polish the external conduct.”

且说中国北京使馆区这边,众公使以为最安全的“避身之地”英使馆,于众公使“把最高司令之权交与英使”的当天,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就被放火焚烧了。据《庚子使馆被围记》6月24日所记:“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众公使大惊。……予前已述过,英使馆之东、南二面为别使馆所掩护,不能直接受攻,除非外线之人失守而退,敌始能至耳。西边因有上驷院之保护,亦不必十分设防,故敌人之能直接来攻者,唯馀二处:一为窄狭之北方,一为西南角,其间有中国矮小房子接于使馆之墙,彼中国人奇异之攻击,只能于此二处发展,初自西南角来攻,今则转其锋于北面,放火烧翰林院。”

“The finished product is satisfactory; dignified, respectful, quiet,
accomplished.”

威尔对翰林院当时这样评价:“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

“The princely man regards virtue. When virtue is perfected the teaching
will be noble. When the teaching is noble the officials will be upright.
When the officials are upright the state will be orderly. This is what
is called princely.”

由于翰林院为英使馆北邻,大火立即威胁英国使馆。“未几英国使馆外面房子亦被焚,北风甚大,火舌将及于正室,无数男女老幼之人皆到井边,以数百种不合用之器具汲水泼之”。“数公使夫人,竟取房内水钵,满盛以水,跚跚而行。危险既临,多时未见之面貌亦被烟薰出,予之首领亦在其内”。可见,当时英国使馆人员惊慌救火之情形。

“When our man has great virtue the myriad states are pure.”

至于翰林院里的图书文献,威尔的印象是这样的:“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

“While the father lives the duties of the Heir Apparent are those of a
son.”

图书文献被焚情形则是:“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而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

“This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all may know the doctrine of father and
son, elder and younger.”

使馆中那些参加救火的文化人见此局面,怎不动心?“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出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译文如下:

由于放火者大面积投火种,所以火越烧越大。“扑灭一处之火,又有一处发生,因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藉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面抛弃浇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永乐大典》

翰林院经此大火,图书文献可称灭顶之灾。放火者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使馆区的安全后方英国使馆施火攻之术。放火者不可能是包围圈里的使馆人员,他们不会在孤立无援、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雪上加霜,放火烧他们自己。

卷10270

6月25日威尔又描述过翰林院的情形:“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置有沙袋等防御之物,阻隔敌人。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在这种惨局之中,我们的《永乐大典》,我们的《四库》采进本,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一排排书版,等等,遭遇还用设想吗?

教世子节选

从翰林院被纵火焚烧的6月23日,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8月14日,相距54天之久,而且当联军先头部队来到使馆区解救被围人员时,清兵与义和团已提前撤退,慈禧和光绪皇帝在5个小时以前已从北门仓皇出逃,使馆周围没再发生战斗,因此,翰林院被焚,与八国联军没有直接关系,《永乐大典》与《四库》底本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说难以成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

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一有元良,万国以贞。

有父在则礼然。

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

按便签第二、三枚系选译《礼记·文王世子》之文,置于卷首,使人读数则译文而能大致了解书中所言何事,具有书目提要的作用。此处据其文义,依据《礼记》将英文回译。

在三枚便签所粘贴的《永乐大典》扉页的后一页,粘有一则简报,上用红铅笔注“1927”,题为
Valuable Set of Books In China To Be
Restored,文中讲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要影印《四库全书》一事,与本册《永乐大典》并无直接关系,故不迻译。1927
年此册仍为约瑟夫·怀廷个人收藏,他可能了解《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有某些联系,故看到这则新闻时加以留意,剪贴与此册之中。

下面介绍一下本册《永乐大典》的版式及内容。

首页首行顶格大字题“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二百七十”,下注“二纸”;次行低三格书大字“子”字(次卷下注“《文王世子》篇”),标明类书依《洪武正韵》至此当辑“子”字条;第三行低一格大字书“教世子”,系摘自《礼记·文王世子》,下双行小字,分摘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宋朱熹《朱子语录》、宋魏了翁《礼记要义》、宋卫湜《礼记集说》、宋陈栎《礼记详解》、宋末元初陈澔《礼记集说》、宋黄震《黄氏日抄》以至元彭廉夫《纂图注义》等多部书之注文,凡著者及书名皆朱笔,其体例与传世各册《永乐大典》皆相合。

本册后一卷,也就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二百七十一,其卷末不全,且数叶有烟熏泥污痕,仍存留着当年庚子之变的现场印迹。卷一万二百七十用纸二十八叶,而卷一万二百七十一用纸仅二十一
叶,则后一卷很有可能有七叶左右被撕去。联想到约瑟夫·怀廷回忆此册曾被“用来遮掩公使馆馆舍窗户”,则当时被撕掉几页以作他用,也是很有可能的。

本册《永乐大典》的文献珍贵程度自不待言,其学术价值亦颇足重视。单就辑佚这一点而言,当《四库》纂修时,未见元彭廉夫《纂图注义》、朱申《礼记句解》等书原本,故《四库》纂修官戴震等从《永乐大典》中将诸书辑出。然而不知何种原因,《四库全书》并未著录戴震所辑二书,遂使二书之流传若明若晦。

傅增湘《辑本朱申礼记句解跋》中详述所见二书辑本之始末,并云“顷为东邦羽田亨君所收”云云。(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23、24
页)今国家图书馆藏有1936
年据稿本摄影之缩微胶卷。据亨廷顿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可以覆勘戴震关于《礼记纂图注义》、《礼记句解》辑本之得失;又今知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宋朱申《校正详增音训礼记句解》元刊本七册,复可据此探究《永乐大典》“分韵摘字”的编排方式是如何对原书进行摘引的。在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的序列中,《永乐大典》所起的作用可谓承上启下,是考量某些文献传承所不可缺失的一环。再如此册《永乐大典》录有吕祖谦《礼记音点旁注》、史駉孙《经义》数条,皆为前所不知的佚书,很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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