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选》:重构经典,别为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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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诗人的杰出代表,现存诗歌近三千首,创作数量之多,作品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白诗多因事立题、感遇兴叹、裨补时弊之作,在当时即广受欢迎,流布极广,刘禹锡《和乐天南园试小乐》曰:“多才遇景皆能咏,当日人传满凤楼。”影响更延及日本、朝鲜等邻邦,《白氏长庆集后序》自云:“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白居易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推进,白居易研究亦多有创获。诗集注释是建构诗歌学史的基础性工作,白居易诗歌注释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白氏全集的校注本有朱金城编撰的《白居易集笺校》,以及谢思炜校注的《白居易诗集校注》。至于选本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种之多,既有单选,也有合选。较有影响的选本有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褚斌杰主编的《白居易诗歌赏析集》,苏仲翔选注的《元白诗选》,龚克昌选注的《白居易诗文选注》等。

《白居易诗选》,王志清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第一版,24.00元

郭杰新着《白居易诗歌选注》是白居易诗歌研究的新创获,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本书选诗266首,经考据可明确系年者,按时代先后编次,其余则以类相从,力图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将白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荟于一编。正如北京大学傅刚先生在为本书序中所言:“白居易诗歌选注已经出版了很多种,注释成果也有不少。因此,要想独树一帜,实属不易。”本书能在现有成果上更进一步,是后出转精之作,其优长体现在如下方面:

“选本”的打造,几乎向来不被学界看好,不少人认为这份事是小儿科,很难有所作为。但王志清先生近著《白居易诗选》(下称“王本”)却非如此,正像本书所属的“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所追求的,“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王志清先生是向这个方面努力的。他在这本诗选中驰骋才情,发前人之所未见,显现其卓尔不群的个性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其一,选诗博恰。白居易诗集中有2800百余首诗歌,存诗数量为唐代之最,这是由于他亲自整理、精心保存了自己的诗集。但是,如宇文所安评价,白氏诗作,尤其是晚年作品,多有自我重复的缺点,因此,如何在众多作品中进行取舍,全面而有层次地展现出白氏诗歌艺术的成就,很能体现出编选者的功力与识见。现有选本或诗文兼选,或诗文分开,所选数量一般在百首上下。《白居易诗歌选注》精选了白居易诗歌266首,选目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举凡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名篇大都收入。基本涵盖白居易各个时期的创作,全面、清晰地呈现白氏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轨迹。除了选入《赋得古原草送别》、《大林寺桃花》、《长恨歌》、《琵琶行》等经典篇目外,还将《新乐府》、《秦中吟》组诗全部录入,这在现有白氏选本中是不常见的,补充了现有白氏选集的不足,体现出对其诗学观念的整体认知与深刻理解。

王志清先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编选思想和方略的守正出新上,在解构和重构上花气力。所谓解构,就是要对白居易全部作品、人生经历及其思想嬗变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分解成各种元素,对有关白氏的材料,烂然于心。这项工作就是对作家、作品进行再研究。王先生治唐诗有年,已有多部专著问世。但他在接受编选《白居易诗选》任务进行工作时,却始终“惴惴”,竟至“选本成型后,而画眉深浅之忐忑生焉”。编选者的这种想法很自然,因为“我原先对白氏其人其诗并不欣赏”。要把自己并不欣赏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欣赏,就首先得扭转自我的“偏好”。要实现这点,就更要再次全面深入地认识作家、作品,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解构。王先生对白氏其诗的解构最终形成张力场。一方面,“不欣赏”这种感情上的偏好,被实在的材料和由此而生的理性判断制约了;另一方面,感情上的“不欣赏”,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被视为一代诗家的白居易,持论公允。

其二,设置题解,体例精当。《白居易诗歌选注》每首诗均有正文、题解、注释三个部分组成。每首诗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部分剖析写作背景、诗歌主旨、诗法、艺术特色;注释部分笺释典故、名物、典制,精练清晰,辨析入理。设置题解,可谓郭氏《白居易诗歌选集》的一大亮点。此选本的受众是一般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题解的设置,为读者提供了相关背景资料,以起知人论世之效;对诗歌主旨的解读,指导准确理解诗意;分析诗法、总结艺术特色,则起到了引导鉴赏,启发审美的作用。

所谓重构,就是将白居易的诗作,按照王志清先生所设定的有机结构进行组合。他手编的《白居易诗选》既非是《白氏长庆集》的微缩版,又不同于他人所编的同名选本,诸如很有些影响的顾肇仓、周汝昌本,它是有着王氏鲜明个性特征的白居易诗歌选评本。

更进一步,《白居易诗歌选集》题解还涉及了诗歌背景、鉴赏的相关论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为例,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童叟皆知,唐人张固《幽闲鼓吹》曾记,白居易初到长安时,曾携带诗文谒见着作郎顾况,顾况即对此诗大为赞赏,使白居易名噪京城。此事甚着于文学史,但近年来研究者已对之存疑,认为记载不实。郭杰引朱金城的《白居易年谱》之论证,当时白居易无赴长安的可能,复举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认为此事不过是一种故事传说而非确有其事之观点,逐一详细存录,以备考索,足见编注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对白居易诗作“不欣赏”,或者不那么欣赏的,不自王志清始。苏轼,堪称“白”粉,居黄州时自号东坡居士,就是受白氏《别种东坡花树两绝》的启示,宋人洪迈说:“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容斋三笔》),但他也说过:“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观静观堂效韦苏州》),对白居易诗作的多而近于滥,很有些“不欣赏”。苏轼的爱慕或者“不欣赏”,并不影响他对白居易其人其诗的人格定位和美学评价,他的“元轻白俗”的说法(《祭柳子玉文》),堪为的评。王君步武前贤,于白诗标出一个“怪”字,说:“元和尚怪,白居易乃元和诸怪中的一怪”。“俗”是走向大众的,应该是平易的,为什么称之为“怪”呢?因从根本上说,它“乃是一种美学追求,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艺术追求”。白居易求“俗”,并非是迎合时尚,媚俗,而是显示另一种艺术风格,即有异于“郊寒岛瘦”韩孟诗派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是对苏说作了现代阐释。

其三,广泛吸收前沿成果,独有创见。近代以来,朱金城、谢思炜、蹇长春等学者在白居易研究的专门领域建树良多,此外,陈寅恪、傅璇琮、程千帆等学者也在白居易研究领域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相关成果。以往白居易诗歌选本或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或由于篇幅所限,多未能将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郭杰《白居易诗歌选注》广泛吸收了相关研究的成果,如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蹇长春《白居易评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并融会贯通,多有新见。如《琵琶行》中白居易在夜半时分舟中与陌生女子相聚长谈,是否符合朝廷官员应守的礼法的争论,郭杰先生在列举了诸家论点后,从艺术乃在表现“或然”,不必表现“已然”的高度上,进行超越式的解读。

对白诗的“怪”,“王本”《导言》讲得淋漓尽致,在其选篇、注释、赏析中都有着很好的彰显。先就选篇而言。“王本”中“讽喻”“闲适”“感伤”三类诗,“选入比例大致相等”。杂律诗在《白氏长庆集》中数量最多,“王本”只选了其中“清新可喜,耐人寻味”的抒情小诗。“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所占的体量之大,是他本所未有的。王君认为“古士人爱其诗。似乎主要为其诗中的‘闲适’思想所动”,于今天,“诗中的理性思考,似乎还有些调整心灵的疗效”。他挖掘出白氏诗“俗”中的雅,“怪”中的正,给历史赋予现代性。“王本”还选入了少量反映白氏耽于声色的,独善其身近于冷血的诗作,揭示出自己“不欣赏”其人其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就注释而言。白居易诗被说成是老妪能解,是相对于其他诗人书卷化,乃至艰涩而言的。白氏并非不讲词采,不用典,不用生僻字。再说其诗还涉及历史背景、典章制度、语言变化,非注不能解。问题是怎样去注。“王本”的注,很有特色,它不是有些选本那样,就诗下注,只讲词的诗中意,即特定语境中的含义,而是追本溯源,交代出处,兼及它义。有些看来似乎是常用词,如“因为”“但是”“清风”“风情”,或因其语境义,或因其古今义,也一一标注。有些词注后,仍不足以明句意,还将整句予以疏通。他的注释不是见招拆招,而是指向白诗的“怪”,要读者领略白氏诗歌“俗”字背后的真功夫。再就赏析而言,“文本”或用感悟,直指心源,或用比较,或探原型,纵横捭阖,并非止于疏解本诗,而是启发读者由白居易的一首诗兼及其别的诗,由解白诗而学会解诗的本领。如“王本”中《寄湘灵》《感秋寄远》二诗的赏析,交代了白氏一生椎心泣血的情史,将白氏有关这方面题材的诗串联起来,探究这段感情经历的体悟与《长恨歌》创作的关系,解诗与解人,得到较好的统一。

其四,注重揭示白氏诗歌艺术源流。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个由历代创作经验积累而成的庞大艺术体系,揭示诗歌的艺术源流,是诠释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亦有助于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对其艺术成就进行客观、准确的评定。《白居易诗歌选注》在这方面尤其用力。如《赋得古草原送别》注释指出“白居易此诗显然受到王维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选注》体例精当、选诗博恰、笺释精炼、解读到位,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水平与学术品位的选本,同时,此集又能够兼顾一般读者,以题解的方式,对诗歌的写作背景、创作时地、内容主旨、艺术特色等作出深入浅出的导读。这部学术精品的推出,不但能使专业研究者受惠良多,也为一般读者接近、了解、欣赏白居易诗歌提供了指引,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普及、推广工作,更具有极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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