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的作者:由大文豪欧阳修负责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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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它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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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占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欧阳修画像及《新唐书》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着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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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孔子笔削《春秋》,高标准绳,寄寓褒贬,乃至后代之乱臣贼子知惧,生怕做的坏事写入史书,遗臭万年。但凡笃信儒家之说者,对此都遵信不移,虽无人具体做过统计,哪些人知惧了,不管怎么说,效果总有一些。但如何实践贯彻,则一直没有成功的典范。有之,从欧阳修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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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真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因此,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欧阳修出生时,宋王朝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学术风气和社会思潮都在急遽变化,显著特征是儒学返古复兴和尊夏攘夷正统观的萌动。欧阳修出身低微,因文学才华跻身精英,领略到风气变化,也立志要引领风气。他的疑经,不拘汉唐旧注,以己意解经,开始都很早(可参拙文《欧阳修著述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三十多岁就准备新著五代史,最初拟与尹洙合作,尹早死而决意独撰,中心主旨就是用儒家的褒贬史学,俗称《春秋》笔法,重新编纂近代史。具体做法是合五代为一史,又按血统区分五代十三帝为八家,设立类传,以专事一朝者立《梁臣传》《唐臣传》,事数朝者则入杂传,又立类传,如《死节》《死事》《一行》等传表彰名节,立《唐六臣》《义儿》《伶官》《宦者》等传贬斥势利,在行文间在在处处寄寓褒贬。这当然是立意很高,据说书出后宋代士风顿时大变。虽然我总有些疑问,但陈寅恪相信,不容人不信。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但欧阳修一生似乎对此并不果于自信,直到去世都没交稿。他更困惑的是贯彻全书的褒贬笔法之微言大义,如何让读者体会他的用心。他的办法是让学生徐无党作注,在正史编纂史上开创了史书与注释同时完成的创例。就注的内容看,更似欧阳夫子自道,若北宋吴缜就认为他“授徐子为注”(《敬乡录》卷二引《五代史纂误》佚文),清人俞正燮也认为“疑欧自注而署徐名者”(《癸巳类稿》卷八《书五代史纂误》)。联系欧阳修《与渑池徐宰》所云“仍作注,有难传之处,盖传本固未可,不传本则下注尤难,此须相见可论”。大约徐是其助手,参与部分工作,即作顺水人情,注署徐名,也解决了阐发义例的难题。就全书看,徐注集中在本纪部分,列传所存寥寥,《十国世家》多说文献依据,《四夷附录》仅一则说明契丹年号,显然都属作者自述,与注者无涉。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史。

欧阳修中年后名声大振,受委主持《新唐书》的编纂。在他以前,该书已编修多年,久无进展,欧参与后尊重原来分工,列传仍由宋祁负责,他自领本纪、志、表部分,仍坚持《春秋》笔法,最终告竣。《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再请学生作注,但义例仍要阐明,这次是请参修者吕夏卿另著《唐书直笔》来说明。该书四卷,卷四为新旧书增删改易的具体说明,为“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作全面清点,前三卷皆解说义例,可以看作欧阳修团队的集体意见,而非如《郡斋读书志》云吕氏“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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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五代习称乱世,不似三国还有蜀汉一脉,欧阳修要找到正反面典型都很难。正面者,《死节》其实仅得王彦章一人,《死事》稍多,《一行四人》,皆不甚著名。他特别谴责者,一是以唐社稷授梁之所谓“唐六臣”,谴责其为“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其实这些人只是无实权而仰人鼻息的文臣而已;二是义儿,认为是人伦崩坏的标志,“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其实义儿是出身孤贫的军阀仿效世族、笼络群下的手段,责之亦过深;三是宦官,沿唐积习,五代时期恰好并不太严重;四是伶官,仅限庄宗一朝。最大的躺枪者是冯道。冯出身孤寒,积学进身,仕宦几十年,不改农家本色,在不太理想的政治环境中努力行善,他的自述诗“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堪称难得。周实录本传称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至有与孔子并论者。《旧五代史》本传赞已质疑他“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谓之忠乎”?欧阳修更进一步谴责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反不如民间女子能“自爱其身”,这是责历史人物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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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倡正统论,特别看重血缘宗亲的合法性,这是宋人的认识。他将后唐分为三家,即武皇、明宗、末帝各为一家,在当时并无区分,那时重在掌握军队之实力。他认为后周世宗以养子即位,另成一系,其实世宗始终未回归柴姓,在位皆姓郭,今日各历史年表皆书其名为柴荣,未必妥当。

再是梁政权之合法性。梁篡唐自立,败于后唐,其后各朝到宋,都是后唐一系的延续,直到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仍以梁为闰位,否认其正统性。欧阳修不以梁为伪,在当时就很有争议,他虽举《春秋》四例以自解,总难获得共识。南宋后或干脆以南唐为正统,以中朝五代为僭夺,全不考虑本朝的合法性,走得太远了。

唐五代两部旧史,本纪都极其繁冗,初因删略实录而成。新史删繁就简,确有此必要。徐注云:“当杀曰伏诛,不当杀者,以两相杀为文。”《唐书直笔》:“将以辱命而诛,书斩于军中。”多少丰富复杂的事实,就在这《春秋》大义前变成断烂朝报了。再如命将作战,徐注云:“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唐书直笔》:“将得人,书帅师,讨有罪,书伐。”“将非其人,书王师,伐不得罪,大战书及。”“方镇违命,擅甲兵以侵轶,其首酋恶,故不书将。”秉此原则,《昭宗纪》每月都有朱全忠陷某地的记录,完全不论执行攻取的是谁,书首恶也。显然,过于讲究褒贬,有违实录传统。

我在早年甚迷欧阳修的史学,后来读了《通鉴》,方知司马光不取《春秋》笔法而务求事实真相之有识。当然,对司马光深致不满者也大有其人,如朱熹,作《通鉴纲目》比欧阳修走得更远。大儒们都有充分自信,只要坚持褒贬,必然会使作乱者良心发现,知惧而不为,殊不知燕王朱棣当然是乱臣贼子,但他成功了,子孙绵守社稷二百多年,乱臣贼子就是正统所在。那就算了吧。

还好存世文献丰富,学者可作多元解读。倘若后世仅存两部义例谨严的新史,所有人和所有事都在好、坏两边自动站队,实在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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