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文革真相使法国思想界从“左”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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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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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法]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是心灵自由写作群第二期的第五篇作业。

到1970年代中期,法国思想界的风潮却发生了急遽转向。1974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该书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共产主义集中营的恐怖生活的描写震惊了法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与些同时,一系列国际事件,如中国“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被捕、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的被披露,也使得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受到了彻底质疑。革命的理想幻灭了。

《雷蒙·阿隆回忆录》第一版是1983年、也即阿隆去世当年面世的。当时的编辑以篇幅过长为由而选择剔除了“社会主义插曲”、“受到考验的人权”和“走向社会主义霸权”
这三章内容。直到2003
年,罗伯特·拉封出版社才重新将完整内容集结出版,并请历史学家兼著名报业撰稿人尼古拉·巴弗雷作新序,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如果我们观察当年删去的这三章内容,会发现“社会主义插曲”涉及到的是法国政坛的左右派斗争,特别是阿隆对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当选的看法。而“受到考验的人权”
则评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人权外交。最后,“走向社会主义霸权”一章,分析的是当时的冷战形势以及美苏两大阵营的博弈关系。就这些内容本身而言,它们全部可谓是1980年代初期的热门话题。而“热门”
或许也代表了“政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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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五月风暴,资料图

要理解这些章节可能涉及的敏感性就必须了解当时法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就法国而言,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出现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按照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的说法,二战后法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黄金三十年”于1974年期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宣告终结。法国政坛在戴高乐下野及去世后一直为右翼把持,直到1969年底,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才达成了《共同执政纲领》,重新实现了左翼政治联合。1973年议会换届选举中左翼联盟的选情好转,开始成为右翼多数派的政治威胁,最终吉斯卡尔·德斯坦险胜1974年的总统选举。至此,法国政坛出现了戴高乐派、吉斯卡尔派、社会党、法共四大政党争雄、左右两派对立的两极格局。而1981年密特朗更是代表法国左翼势力第一次赢得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宝座。在大众论调中,密特朗的当选可谓是法国左派的光辉胜利。然而就在左派知识分子和选民都欢欣鼓舞之刻,阿隆却在《回忆录》的“社会主义插曲”一章中,明确指出左翼掌权的局面并不能掩盖其早已发端的内部分裂。他提到了1977年“四月震动”,指出了从两党谈判的表现和各种政治形势中都能察觉的左翼联合破裂倾向。

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曾几何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正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甚至到了某个非洲部落酋长也可炮制出一个思想体系的地步.而“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萨特语)。

原题为: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变迁述略

除了对左翼联盟内部争斗表示担忧外,向来更倾向于左派阵营的阿隆对社会党竞选人密特朗当选总统是否能改变法国现状也相当怀疑,所以他在《回忆录》里将密特朗当政仅仅称作“社会主义插曲”。阿隆的这种态度源于他对密特朗政策的不信任,他质疑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属性而去一味提倡国有化,认为就国际形势而言,密特朗不是“一位适合法国的总统”,因为“他连同他那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议员,把我们重新引向的是先前的那些共和国,是一个眼界不出本土的政党,是一种流于辞藻的政策以及对世界的懵懂无知”
(《回忆录》增订版,第五部分第三章)。在他看来,密特朗执政的未来七年不过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实验,而他担忧的是法国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正是这种担忧以及背后的爱国情怀激励阿隆笔耕不缀
:“我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就是作为公民、作为爱国者在书写法国,我觉得法国处于将死的危难中。”
更确切而言,他的着眼点并非是左翼的未来或左右派争斗的结果,而是担心因此导致的左右派争斗这种局面本身。而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右两极格局形成之初预感到的这些有关分裂内耗和轮流执政的弊端,到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似乎成为了法国选民心中普遍认为必须要面对且解决的政治问题。因此,我们才能看到2017年总统大选中传统左右党派纷纷失利,而以宣称摒弃左右党派界限的马克隆获胜。

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是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它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九五五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苏联或共产主义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做出解释(阿隆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略带夸张地称这本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因为他看到,在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人们会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的常识,他们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宣告失效。

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追随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一度成为思想界的风尚。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傅勒曾用不无夸张的口气说,在他的青年时代里,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共产主义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时代风潮转向,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把苏式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提并论。

冷战的政治格局对阿隆的影响是深刻的。而“走向社会主义霸权”一章涉及的正是阿隆对社会主义全球形势和美苏冷战前景的分析。阿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很多分析研究苏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章。而在第一版《回忆录》的
“知识分子的鸦片”
一章里他也花了很多笔墨去分析萨特、梅洛-庞蒂、勒福等重要知识分子的观点,以重申自己的立场和说明这本书的重要意义。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阿隆不惜被指责为信仰摧毁者,而肯定怀疑主义的价值。他“衷心召唤怀疑论者的到来,如果必须由他们来扑灭狂热的崇拜之火的话”,因为“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他相信,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从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向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取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
这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看起来自然是起点甚低。不过阿隆像他的伟大同胞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一样,断定现代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人类的私利之上,不是道德,而是每个人“开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法治社会”的组织原则。

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重新燃起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用革命行动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尽管五月风暴促成了1968年之后左翼思想、尤其是极左思潮的时兴,但它未能扭转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颓势。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极左革命理想的幻灭,法国思想界对苏式极权主义的挞伐也达于顶峰。

即便有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这章的存在,《回忆录》初版将“走向社会主义霸权”的内容删掉,也依然是令人遗憾之举,因为与“知识分子的鸦片”一章不同,这是阿隆在全书唯一一处集中论述他对社会主义全球前景看法之处。身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人们很难预见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分裂,因此两大阵营的此消彼长依然是当时最重要的热点话题。而对于写出了国际关系巨著《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力图理解国家间合作和对峙基本原理的阿隆而言,这些有关国际形势的分析对其自身的学术生命也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阿隆曾在讨论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时提到,就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而言,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承认意识形态对外交-战略行为有影响……如果不去认识一个国家的政体,如果不去研究执政者秉持的哲学,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行为。”而在他看来,这点对于西方理解苏联而言似乎特别关键。秉持这一思路,在“走向社会主义霸权”这一章节里,阿隆分析了苏联执政者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冒进的可能以及直到当时一直秉持的审慎态度,同时通过对比两大阵营在全球的博弈分析了“社会主义霸权”这一说法的现实性。如果真如阿隆所言,即便处于西方阵营却依然力争客观分析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劣势的阿隆言论的确会对那些一味想要夸大社会主义霸权和威胁的论调(比如M·卢勒)形成批判的话,那么《回忆录》出版时被删减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或许真的触及到了当时法国知识界的敏感点。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和评判四十多年前的阿隆的主张,作为政论家,他写作的内容不但是一种历史参考,也是一种敢于评论时事的勇气表现。《回忆录》增订版对这一章节收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阿隆。

阅读书目:《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法)尼古拉•巴维雷兹著,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97年11月一版一次,24元

有意思的是,正值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精神上迷失彷徨之际,成立于1972年、由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却在1981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位由民众普选产生的社会党总统。不过,法国左翼政党在政治上的成功,并未减轻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离心倾向。20世纪80至90年代,战后曾一度主导法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逐渐让位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左翼思想史家佩里安德森看来,此时的法国,已由昔日的欧洲左派之都变成了保守之都。

与评论苏维埃阵营相对的另一敏感话题就是评论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政策的功过。而被删去的“受到考验的人权”涉及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人权外交是卡特执政期间为美国制定的对外政策基调,它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领域可谓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人权问题和有关人权外交的政治问题都依然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无法避免的方面。作为西方阵营领头人的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做法,在处于美国保护之下的当时的西欧世界引起了热烈反应。阿隆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回忆录》的“受到考验的人权”一章中对这一政策大泼冷水,从根本上揭露了人权外交的伪善性。在他看来,道德主义色彩明确的人权外交与美国的现实主义政治(也即“民族利益”)之间必然冲突。阿隆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权外交不可能做到不计行为发生地、政权性质和政权之间的联合关系而对所有违背人权的行为都一并揭露,因此人权外交的道德主义诉求根本就与政权利益和冷战二元形势下的外交需求矛盾。无论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和法国是否跟随的问题做出了怎样热火朝天的讨论,阿隆都是最冷静的人之一。他提醒对国家道德和现实国际关系抱有道德主义幻想的人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国家间的利益现实和冷战对立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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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十年间,法国思想界可谓新潮迭出,风云变幻。本文试图以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为主线,对二战后至20世纪末法国思想界的图景作一个简要的勾勒,并试图借此窥探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颇为独特的思想性格。

尽管初版删减上述三章的真正原因已不可考,但作为三章内容的中文译者,我深感此次完整版面世的重要性。由于参与了阿隆的《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的翻译工作,对于《回忆录》的后两章翻译,比较得心应手。而为了保证
“社会主义插曲”一章的翻译质量,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以了解当年法国左右派政治斗争的形势。对于一个旅法学者而言,这对我了解法国社会的历史不无裨益。写下这篇译后记,期望借此帮助《回忆录》增订版的读者们更加了解作者写下这三章内容时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期望再次传达出贯穿阿隆整部回忆录的那种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攻读哲学。该校是巴黎的一所精英学府,他和萨特是同学。学习期间,他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康德哲学作为研究重心。1930年,阿隆来到德国,在科隆大学教书和学习,1931-1933年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同时在法语系从事教学。在德国期间,阿隆潜心研究德国哲学和社会学,阅读了马克斯·韦伯、斯梅尔、曼海姆、胡塞尔和舒茨等人的大量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承认马克思是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但他无法接受其观点。对于阿隆来说,韦伯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学思想家。

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里,法国毫无疑问是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的。那么,为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会在战后初期普遍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和好感呢?首先,二战中法国被占领的耻辱和抵抗运动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理解。战争中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以及用暴力斗争赢得自由的经历,使得法国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梅洛庞蒂、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强烈质疑曾长期在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康德的伦理学。自由的实现能否建立在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遵守道德律令这一基础之上?在他们看来,抵抗运动的历史至少表明,自由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不可调和,它们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阿隆在这一年离开柏林回到法国。阿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1935年,阿隆撰写了《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一书,将德国社会学介绍给法国人。在这一部著作中,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韦伯的理论。1934年-1939年间,曾经为《社会研究杂志》写过一些文章,为其撰写法国书籍的评论。1938年,阿隆在索邦大学获得教授资格。

其次,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起过的重要作用,使得它们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苏联在19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清洗,甚至也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有了某种合理性。例如,日后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家的勒华拉杜里,当时在评论英籍匈牙利小说家亚瑟柯斯勒的一部影射斯大林政治清洗的小说《正午的黑暗》时就认为,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审讯中招认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但如果这种牺牲有利于最好的政制的实现,它就是值得的。

1967年,阿隆的《社会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一书出版,汇集了1955年到1958年之间他在索邦大学的讲义。这本书后来在法国和德国成为社会学史的经典著作。

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也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合法性不应由于它违背了纯粹的道德原则而遭到否定,如果革命的暴力能通向人道主义的未来,它就是正当的。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少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如傅勒、拉杜里、福柯都曾在青年时期参加过法共,此外还有许多像萨特这样虽未正式加入法共却同情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

1938年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向德国宣战,阿隆决定入伍,与纳粹抗争到底。战争初期,阿隆在法国空军服役,1940年随同戴高乐流亡英国,1940年到1944年间参加“自由法国抗战运动”,并主编“自由法国”杂志。1955年,阿隆撰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直接批判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他认为法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僵化,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心态。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阿隆是反对“学生造反”的中心人物,也是法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发言人。在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学生间流行着一句话:“宁愿跟随萨特做错路,也不愿意顺从阿隆行正道”。

相较之下,二战后站在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一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则成了少数派。尽管二战后初期法共被一些反对党派指责为极权主义政党,但这种说法在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少听众。无论是阿隆于1950年代向法国人推介的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一书,还是在英美学界备受推崇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引起法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阿隆开始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苏联是一个“极权的国家”,并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认为他是自由民主的障碍。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知识节的气氛开始趋于缓和,阿隆的重要性开始在法国上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促使苏联神化的解体,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感到失望。1980年4月,萨特去世。1981年夏,密特朗领导的法国社会党赢得大选,证实了阿隆在大选前的预测。这些因素,促成了阿隆在晚年成为法国学术和政治思想的理论权威。

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欧洲也分裂为北约与华约两个阵营。阿隆试图说服法国的政治家,不要为了法国的特殊利益和强权政治,把德国作为一种政治筹码,阻碍和拖延德国的统一,应从欧洲全局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

阿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一些政治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呼阿隆伟:我的老师!

1983年,阿隆的《回忆录》出版,10月17日,阿隆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

评价阿隆

亨利·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密特朗总统向“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

科尔:“阿隆对欧盟的目标作了正确的描述。”

《解放报》上的大字标题则是:“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

著述

《知识分子的鸦片》

《社会学主要思潮》

《国际和平与战争》

《找不到的革命》

《回忆录–政治沉思五十年》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箴言

“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

“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

2008年1月8日初稿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2017年1月5日修订于深圳华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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