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出版的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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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栾梅健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34个错误》,揭出和评述了李欧梵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的诸多错误,轰动一时,影响很大。匆匆扫阅之下,觉得他所指出的很多常识性的错误都是确凿的。不过,当我看到最后一条错误三十四时,却有点呆住了。他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但是,将郑振铎称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显然不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12位,而且郑振铎在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栾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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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栾教授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一些历史事实。首先说说有关《小说月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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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为《小说月报》革新号组稿十之有七

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部分书籍、刊物。

栾教授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这句话好像不会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我认为是不准确不严谨的。先后有的提法,很容易被人误会为是继承关系,即误以为叶圣陶是继郑振铎而为主编。事实是,叶圣陶确曾一度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但代理期间该刊版权页上印的主编的名字则始终都仍是郑振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叶圣陶主编或代理主编的字样。也就是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到1931年12月,从第12卷到第22卷,有两卷署名沈雁冰主编,有九卷署名郑振铎主编。这是白纸黑字印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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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的革新是当年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茅盾在当时就说过:《小说月报》今年改革,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文学研究会发起和成立是在北京,因此,北京会员对这个代用会刊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仅仅从推理上就可得知的;而在事实上,也完全是如此。郑振铎在后来回忆时也明确说过,该刊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会谈后,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当时他们是如何会谈定局的,具体详细情节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茅盾也未必了解。据当时已在商务编译所工作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高梦旦请郑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小说月报》,郑回答:你们编译所里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据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张、高在1920年11月下旬找他谈话,让他担当该刊主编,并同意进行改革,这时离明年1月号稿子的发排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而该刊前任主编所积旧稿则几乎全不堪用,创作稿则连一篇也没有。商务负责人是相当精明的,当然也明知这一情况,何以敢于如此大胆地改换主编并同意改革?很显然,这必是因为他们已与郑振铎谈妥,心中有了把握,才会这样做。查周作人日记,周于12月5日即托人给郑振铎带去为《小说月报》撰写与翻译的两篇稿子。可见,郑振铎也至迟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为该刊改革号组稿了。而正当茅盾万分焦急于无米之炊时,郑振铎便从北平及时地寄来了很多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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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在革新号上究竟出了多大的力呢?让我们看看这一期的目录便能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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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宣言二、圣书与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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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三、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

发起创立文学研究会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

沈雁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存在较久、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文学研究会始终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编辑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史上写下了闪光的新篇章,不但极大丰富了民族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热心儿童文学的作者队伍,提高了儿童文学的地位,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影响,而且为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

四、创作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存在较久、影响很大的新文学社团。这个社团不仅对现代文学的主要部分——成人文学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文学的独立组成部分——儿童文学领域也同样取得了卓越成就。早在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执教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就特别强调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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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筹备于1920年11月,发起者为茅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等12人。1921年1月4日,该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正式宣告成立,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确定由沈雁冰在上海主编的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上先后登记过的有172人,主要成员包括朱自清、冰心、庐隐、王鲁彦、俞平伯、徐玉诺、赵景深、谢六逸、夏丏尊、胡愈之、丰子恺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理论家和翻译家。他们有组织,有纲领,有自己的阵地——《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报》)《诗》月刊,并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25种;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与理论家——沈雁冰与郑振铎是该会实际上的理论指导者与特别能干的两大台柱,叶圣陶、冰心、庐隐、王统照、朱自清、许地山、王鲁彦等则被视为最能体现文研会文艺思想与创作倾向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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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始终关心和重视儿童文学编辑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史上写下了闪光的新篇章。

命命鸟许地山

工作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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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编辑儿童文学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个确实的消息潘垂统

一是文研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文学周报》《诗》月刊与由文研会成员主编的刊物《小说月报》十分重视为孩子们提供精美读物,积极编辑和刊载儿童文学作品。如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期间,从第十七卷第一期起专门设立“儿童文学”专栏,开了现代中国在大型文学刊物上设立“儿童文学”专栏的先河,意义十分深远。《文学旬刊》《文学周报》《诗》月刊等也发表过许多儿童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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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研会编辑的《文学研究会丛书》重视编选出版儿童文学读物,不但组织本会成员撰稿,而且向其他作家组稿。例如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就被列入这套丛书。据统计,这套丛书编辑的儿童文学读物共有八种,它们是:《稻草人》(叶圣陶著)、《天鹅歌剧》(赵景深著)、《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天鹅童话集》(郑振铎、高君箴合译)、《青鸟》(傅东华译)、《印度寓言》《莱森寓言》《希腊罗玛的神话与传说》(郑振铎译),《文学周报丛书》也有三种儿童文学出版物:《东方寓言集》(胡愈之译)、《列那狐的历史》(郑振铎译)和《童话论集》(赵景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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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丛书》是新文学史上历史最长、影响很大的权威性文学阵地,集海内之名家,汇天下之大作。文研会如此重视儿童文学,这是当时其它文学刊物与丛书所不能比拟的。

五、译丛疯人日记

三是文研会的一些中坚作家,曾经长期担任儿童读物与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的编辑思想、编辑实践直接体现了文研会的儿童文学观,成为这个社团儿童文学编辑活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雁冰从1917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童话》丛书与《中国寓言初编》;郑振铎在1922年1月创办《儿童世界》,担任主编;夏丏尊曾主编《中学生》杂志后又任《新少年》杂志社社长;叶圣陶、丰子恺也担任过多年《中学生》编辑;谢六逸为中华书局编辑过《儿童文学》;黎锦晖为中华书局主编过多年《小朋友》;徐调孚曾主编过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

[俄]郭克里耿济之译

文研会成员以上三方面的编辑工作,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尤以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为最。

乡愁

《儿童世界》开风气之先

[日]加藤武雄著周作人译熊猎

在探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之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我国儿童报刊的发展史。

[俄]托尔斯泰著孙伏园译农夫

我国古代没有儿童刊物。最早的儿童期刊是1875年(光绪元年)3月由上海基督教清心书院编印的《小孩月报》。这是一份兼有文字和图片的画刊,主编系美国传教士,内容以传播教义为主。最早由中国人自己编辑的儿童刊物是1909年(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儿童教育画》,初时不定期,1911年2月起改为月刊,编辑戴克敦。该刊系低幼儿童刊物,以图为主,图画多为彩色。1911年2月和1914年7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两种面向少年读者的刊物:《少年杂志》和《学生杂志》。中华书局也于1914年7月创办了《中华童子界》月刊。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先后编辑了《童话》丛书集,以及《少年丛书》。中华书局出版了专供儿童阅读的《小小说》一百种。这些书刊的发行,对于改变当时儿童书刊严重缺乏的现状,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又缺乏对儿童特点的研究,这些号称专供儿童阅读的书刊——除了《童话》丛书情况要好一些——实在少有儿童化的特色,与少年儿童的欣赏情趣相距甚远,极大多数都被成人形象(主要是帝王将相)统治着,以成人心理代替儿童心理,用成人的欣赏情趣支配儿童的欣赏情趣,差不多都是“新的‘缩小’了的成人读物”。例如《少年丛书》写的大都是帝王将相名利史,其内容正如沈雁冰所批评的“大多数不合于现代思潮”。儿童《小小说》一百种,内容都取材于历代“说部”,“象历史、故事、滑稽、神怪、义侠无一不有”,唯独没有反映儿童的作品;始终跳不出成人生活圈子。正是在儿童书刊成人化的潮流面前,1922年1月,由郑振铎创办的《儿童世界》脱颖而出,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现代儿童书刊之林。

[波兰]高米里克基著王剑三译忍心

《儿童世界》为32开本的周刊,商务印书馆出版,读者对象主要是十岁左右的儿童。这家刊物存两大特色:一是文学性强,二是儿童味浓。该刊创办以前的我国各类儿童刊物,内容包罗万象,但没有一种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儿童世界》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爱尔兰]夏芝著王剑三译新结婚的一对

《儿童世界》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也为小读者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读物,主要文体有这样十类:童话、儿童诗、图画故事、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寓言、滑稽画(即漫画)、儿童歌曲、插图等。童话是该刊的重点,每期必备,且占的篇幅很多。

[挪威]般生著冬芬译邻人之爱

迎合儿童心理,强调儿童欣赏情趣,这是《儿童世界》一以贯之的编辑方针。郑振铎认为:“把成人的读物,全盘的喂给了儿童,那是不合理的;即把它们,‘缩小’了给儿童,也还是不合理的。”“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为了纠正儿童读物成人化的偏向,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明确宣布,要以Macclintock(麦克林东)所著《小学校的文学》中的三条原则作为办刊方针,这就是:“一要适合儿童乡土的本能的趣味和嗜好,二要养成并指导这种趣味和嗜好,三要引起儿童新的或已失去的嗜好和趣味”。1922年8月,郑振铎在浙江宁波“暑期教师讲习所”所作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报告中,又强调了这三条原则;他还提出供给儿童的读物“应适宜于儿童的性情和习惯,而增之减之。儿童所欢喜的材料,不妨加入,不欢喜的地方不妨减去”。这段话正是郑振铎编辑《儿童世界》的经验之谈。

[俄]安得列夫著沈泽民译杂译太戈尔诗

为了“适宜于儿童的性情和习惯”,郑振铎编辑的《儿童世界》内容经常更新,“几乎时时都在改良之中,所以一期出版总比前一期不同”。例如该刊第一卷多为童话、故事,为了适应孩子们的不同兴趣,以后增加了儿童剧本、科学知识读物、游戏等;在插图方面,原先刊登珍奇动植物照片较多,以后用彩色的儿童生活画代替;在文字方面,减少长篇,增强短篇,尤为重视微型作品。如卓西写的《马智》《表上针》等20多篇小故事,有童话,有寓言,每篇仅一百余字,颇为儿童喜爱。特别应提出的是《儿童世界》从第二卷起,开辟“儿童创作专栏”,热情鼓励小读者自己动手创作。郑振铎多次在该刊发布征稿启事:“尤望各学校教师能鼓励儿童的投稿”;“对于儿童自己的创作尤为热忱地承受”,如儿童自由画、儿歌、童谣、童话等。这一倡导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在每期必设的“儿童创作专栏”中,发表了不少孩子们的精彩作品。如十二岁的杨云珠写的儿童歌剧《骑竹马》,十二岁的谢冰季写的长达一千四五百字的童话《绿宝石》等等。《儿童世界》还举办征文比赛,鼓励儿童创作,仅在创刊第一年中就办过二次征文。此外,该刊还专门在封二刊登小读者寄来的自己的照片,并写上他们的名字。这些活动十分吸引孩子,给他们的儿童时代留下美好的记忆。

[印度]太戈尔著郑振铎译

作为文研会重要台柱的郑振铎,自然也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宗旨贯穿于他的编辑工作。他十分注重儿童刊物的思想性,曾在《〈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中声明:“本志所报的宗旨,一方面固是力求适应我们的儿童的一切需要,在另一方面却决不迎合现在社会的——儿童的与儿童父母的——心理。我们深觉得我们的工作,决不应该‘迎合’儿童的劣等嗜好,与一般家庭的旧习惯,而应当本着我们的理想,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在儿童乃至儿童父母的心里。”因此,他“极力的排斥”那种“非儿童的”、“不健全的”、容易“养成儿童劣等嗜好及残忍的性情的东西。”在强调儿童刊物趣味性、思想性的同时,郑振铎也注意知识性。他认为:“‘知识’的涵养与‘趣味’的涵养,是同样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应他们(指儿童——引者注)的需要,用有趣味的叙述方法来叙述关于这种知识方面的材料。”为此,他曾专门编译了反映原始时代人类生活的长篇科学故事《巢人》,在《儿童世界》第四卷连载十三期(后改为《树居人》,由商务印书馆在1924年出版单行本)。郑振铎认为:“这种书对于儿童有两重的价值:一方面是给他们以故事的趣味,一方面是给他们以科学的知识。而对于中国素未受科学洗礼的儿童尤有重大的价值。”

六、挪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

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期间,紧紧依靠了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全力支持。1922年《儿童世界》创刊第一年一至四卷的极大多数作品,就是由文研会成员撰写的。其中有: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创作的童话和图画故事;胡愈之、耿济之、耿式之、高君箴编译的外国童话;俞平伯、严既澄、顾颉刚、章锡琛写的儿童诗和儿歌;王统照的儿童小说;周建人的自然故事;徐调孚的谜语,等等。特别应提出的是叶圣陶和周建人。叶圣陶最初是写小说的,由于郑振铎邀请他为《儿童世界》写稿,他才写作童话。他的40多篇童话多数刊登在《儿童世界》上,为我国的艺术童话创作起了开山作用。周建人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蜘蛛的生活》等“自然故事”;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知识(科学)童话或科学散文,这些作品为儿童科学文艺创作提供了新鲜经验。沈雁冰在1924年9月到1925年4月之间,曾编译了16篇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故事,也全部刊登在《儿童世界》上,这是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向小读者系统介绍神话故事的开端。《儿童世界》不但团结了文研会这一批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还向其它作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征稿,培养和发现了不少儿童文学人才。例如胡绳、吴怀琛、吴研因、许敦谷、沈志坚、卓西等都是在《儿童世界》崭露头角的。《儿童世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国儿童刊物的面貌,一扫过去儿童刊物成人化的弊病,以其崭新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生动活泼的版面赢得了小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但风行全国,而且流传到日本、新加坡等地,达到了儿童刊物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沈雁冰

《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与儿童文学

七、书报介绍 郑振铎

1921年1月,经过彻底革新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现代文坛。该刊由文学研究会编辑,成为文研会重要的文学阵地。第十二卷与第十三卷(一1921年与1922年)由沈雁冰主编,自第十四卷(1923年)起改由郑振铎主编,直至终刊。其中,1927年5月至1929年2月,郑振铎赴欧期间,由叶圣陶负责编辑了第十八卷第七号至第二十卷第六号,共24期。

八、海外文坛消息沈雁冰

《小说月报》一贯重视儿童文学,念念不忘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美的营养料”,文研会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儿童世界》,主要就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在沈雁冰主编期间,刊载过庐隐、冰心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学生》《离家的一年》等),郑振铎翻译的克雷洛夫寓言,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沈雁冰的《海外文坛消息·神仙故事集汇志》等。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以后,儿童文学进一步得到增强。

九、文艺丛谈振铎雁冰

一是大量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俄国爱罗先珂童话(鲁迅译),莱森寓言、印度寓言、高加索寓言(郑振铎译),意大利科洛狄长篇童话《木偶的奇遇》(徐调孚译),英国爱特加华士的长篇儿童小说《天真的沙珊》(高君箴译),日本小川未明童话(张晓天译),日本民间童话十种(谢六逸译),拉封丹寓吉(张若谷译),等等。

十、附录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

二是重视发表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如在儿童小说方面有叶圣陶的《小铜匠》,赵景深的《红肿的手》,徐玉诺的《在摇篮里》《到何处去》,许志行的《师弟》,废名的《小五放牛》等;在散文方面有丰子恺的《华瞻的日记》,许地山的《落花生》等;童话创作有叶圣陶的《牧羊儿》,严既澄的《春天的归去》,徐蔚南的《蛇朗》,郑振铎的《朝霞》《七星》,敬隐渔的《皇太子》,褚东效的《喜鹊教造窠》等;儿童诗有朱湘的《摇篮歌》《猫诰》等;儿童剧本有顾仲彝的《讲道》《用功》等;寓言有燕志儒的《夜莺》《乌鸦与天鹅》等。此外,后起的儿童文学新秀张天翼的儿童小说《小彼得》、老舍的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也最先刊登在《小说月报》上。

第一篇《改革宣言》无署名,我认为郑振铎必是参与了意见的,详见下述。第二篇周作人的文章,茅盾回忆录中说是郑振铎寄来的。创作栏七篇小说,茅盾回忆录中说有五篇是郑振铎寄来的,而有两篇是他刚收到的投搞;实际茅盾记错了,事实的真相是慕之就是郑振铎,潘垂统一篇也是郑组的稿。也就是说,创作栏全部为郑振铎所组稿。译丛栏八篇,除了冬芬与沈泽民两篇外,其他六篇也均是郑寄来的,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译作。书报介绍是郑所作。文艺丛谈五则中有三则是郑写的。最后附录两篇,当然也是他寄来的。也就是说,该期改革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由郑振铎组稿的。从题目上看,占十分之七以上;从篇幅字数上算,约占十分之六。甚至这一期的封面及扉页插图,也都是郑请许敦谷画的。因此,《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不能像现在的现代文学史和一些辞典上写的那样,全部算作茅盾一个人的功绩,而郑振铎其实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

三是注意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信息资料。除了《海外文坛消息》继续报导外国儿童文学创作情况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从第十七卷第一号起分做九次连续刊登顾均正的长篇文章《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介绍》,第十九卷第三号发表了阿英写的德国《劳动儿童故事》。这在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实属罕见。

《改革宣言》主要包括郑振铎主张

四是在第十六卷八、九两期出刊《安徒生号》,大张旗鼓地宣传介绍安徒生的童话(他的作品一直是《小说月报》经常刊登的)。通过出刊专号,使这位丹麦童话大师在中国得到了极高的声望,他的作品广泛地传播开来。这是文研会的一大功劳。

该刊的《改革宣言》,人皆认为是茅盾写的,现已收入《茅盾全集》。但我认为可能是郑振铎写的,或至少郑必是参与起草的。理由如下: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人。《文学研究会简章》由他起草,该会章开宗明义地定位: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一起来作为新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这在新文学史上绝对是首次;而且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亦并世无二。而《小说月报》在全面改革的前一年,已由茅盾进行了局部的革新,但茅盾在当年的文章中,都只提到要介绍西洋文学,从未提及整理中国文学。而《改革宣言》中却明确地提出同人认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这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应该是郑振铎参与了刊物改革所致。而且在《改革宣言》后紧接着刊载的郑的第一篇文章《文艺丛谈》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这里甚至将这个任务置于介绍外国文学之前,更令人注意。然而,茅盾在同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却仍旧说:我觉得这文题内所有的意义总不出新文学运动的目的何在,怎样介绍西洋的文学,怎样创作这三者,还是将整理中国文学遗忘在新文学研究者所有的的责任与努力之外。1922年6月,《小说月报》通信栏发表读者来信,批评茅盾主编该刊于中国底文学,绝不想整理之而发扬之,认为这是一件不无遗憾的事。茅盾答复,接受批评,并坦率地承认自己在此事上有偏见,即他更重视创作,而不大爱整理古典文学。同年8月,该刊又载读者来信,责问该刊《改革宣言》中既说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来没有这种文字发表?茅盾在回答中也坦率承认未能尽什么力。这种状况在郑振铎继任主编以后才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改革宣言》中的有关整理中国旧有文学的内容,基本上是郑振铎的而不是茅盾的想法。

五是从第十五卷第一号(1924年)起开辟“儿童文学”专栏,这更是一件值得大书一笔的事!儿童文学长期以来不受重视,被当作“小儿科”、“等外文艺”,处于文坛末流地位。而今,由于文研会的创举,它理直气壮地登上了当时国内权威性的大型文学刊物,地位为之大变,引起举国瞩目。主编郑振铎曾发布声明,指出:“儿童读书的福气,在我们中国是最坏,除了一二百种一刻可读毕的童话及短小如中国蹩脚的下等小说外,还有什么给他们读?”“我们将特辟一栏“儿童文学”,每期都介绍些新的东西给我们的教师们和儿童们。”文研会如此关心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这不但在上世纪20年代是一个创举,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的文学刊物深思。正是由于文研会的热情关心与高度重视,儿童文学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提高,这是新文学史上无可否定的事实。

在该刊改革后第2期上,茅盾发表了他的《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认为今后采用稿件不能由自己一人决定,而要请郑振铎在京会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等人,决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见,亦即专函与兄,供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这也表明郑在文学研究会同人中的核心地位和他在该刊编辑方面的重要作用,表明了茅盾对他的尊重。这以后,该刊的重要稿件仍有不少是郑振铎组织、审定的。最有意思的是,第5期发表落华生小说《换巢鸾凤》时,文末有慕之写的附注,称赞了这篇小说,并高度赞扬鲁迅小说真气扑鼻,今人不察,都以为这必是主编茅盾所加,于是纷纷大加赞许,说这是茅盾早期对鲁迅小说的精彩评价。精彩确实是精彩,但其实这却是郑振铎写的。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郑振铎之进商务编译所减轻了我的负担。他那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我因为担任中共联络员,跑路的时间多,就没有时间写信拉稿了。因此,在郑振铎正式担任该刊主编的前两年,如果说他是该刊的不挂名的副主编,我看也是一点不夸张的。

文研会机关刊物之一的《文学旬刊》,于1921年5月10日在上海创刊(最初附于上海《时事新报》发行),1923年7月改为周刊,刊名也改成《文学周报》。历任主编有郑振铎、谢六逸、徐调孚、赵景深等。至1927年12月停刊,共出380期。

到1927年5月大革命失败,郑振铎由于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并公开领衔发表对反革命政变的抗议信,而被迫出国避难,该刊才由郑振铎请叶圣陶代为主编。

《文学周报》是文研会作家发表儿童文学的又一阵地。先后刊布的儿童文学文论主要有《〈稻草人〉序》(郑振铎)、《天鹅序》(叶圣陶)、《研究童话的途径》《中西童话的比较》《马旦氏的中国童话集》(赵景深)等;译作主要有安徒生童话《美人鱼》《雏菊》(徐调孚译)、《印度寓言》(郑振铎译)、《吉伯兰寓言选译》(赵景深译)、《亚谷和人类的故事》(胡愈之译)等;创作主要有儿童诗《儿和影子》《拜菩萨》(叶圣陶)、《童心》(谢六逸),童话《太阳姑娘和月亮嫂子》(刘大白)等。《文学周报》还发表过不少非文研会成员的儿童文学文章,如顾均正的文论《童话与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童话论》《童话与想象》《童话的起源》,汪静之的童话《地球上的砖》、何味辛的童话《虹的桥》《田鼠的牺牲》等。

《新社会》旬刊编辑部的核心人物

《诗》月刊是叶圣陶、朱自清等于1922年在上海创办的诗刊,共出版二卷七期,至1923年5月停刊。文研会早期诗人的一些儿童诗大多刊登在《诗》月刊上。

上面,已讲清楚了有关《小说月报》的事。通过这些事,其实对于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中的地位也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该会创办时郑是不是最主要的人呢?我们仍然摆摆事实。

文学研究会编辑儿童文学的工作,在我国儿童刊物与童书编辑出版史上写下了闪光的新篇章。它不但极大丰富了民族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热心儿童文学的作者队伍,提高了儿童文学的地位,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影响,而且为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例如,注重少年儿童的欣赏情趣,强调儿童刊物的儿童化与趣味性、思想性、知识性;出版专号、专刊,扩大影响;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鼓励小读者自己动手创作;每期登载小读者的照片,用各种方法把儿童刊物真正办成少年儿童自己的园地,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所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继承与借鉴。

要说这个我国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我认为必须从郑振铎在五四时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结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这一小集团讲起。《新社会》编辑小组虽未标明为社团,但实际确是一个宗旨鲜明、具有实力的新文化社团;而该刊被迫停刊后,由该小组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时,即对外称为人道社。该社是当时最进步的社团之一,曾与李大钊等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一起,组合成名曰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新社会》小组至迟于1919年10月已成立,成员最初为四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二三个月后,许地山由瞿世英介绍加入。郑振铎后来在《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回忆早年的瞿秋白》等文中回忆,他们五个人当时成为极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都见面,其中瞿秋白最为老成,早熟而干练,许地山也是一位老大哥。但是,从《新社会》及《人道》编辑出版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却无疑是郑振铎。

郑振铎是《新社会》发刊词的起草者,发表的文章最多,很多都登在打头位置。耿济之最早与郑振铎相识,《新社会》创刊后,他们二人携刊去访问并请示陈独秀。后来改出《人道》,也主要是郑所决定的,瞿秋白略有不同意见,但瞿承认自己不足为重。这五个人,除了瞿秋白以外,后来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因此,我一直认为《新社会》小组就是文学研究会的胎胚或雏形,无可置疑。然而,这一点在我们以前的论文及著述中,却未曾有人说过;迟至1979年,才由日本学者松井博光在《薄明的文学》一书中提出:从组成文学研究会的过程来分析,归根结底,其中心人物肯定是郑振铎;松井还分析了该会12个发起人的概况与关系。但有些重要史料他当时尚未见到,个别论述不免粗略或带有猜测性。这里,有必要再梳理一下该会成立过程和几个发起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

郑振铎与文学研究会会初创

关于该会的发动缘起,在1921年第2期《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第一部分《本会发起之经过》中,有较详细的记载:1920年11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的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因想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菊生君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君适在京,我们遂同他们商议了一两次,要他们替我们出版这个杂志。他们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的赞成。于是本会遂有发起的动机。

这里说的11月间当是10月间之误,有张元济日记为证。张10月23日记:昨日有郑振铎、耿匡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由上可知,《新社会》小组成立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就开始正式酝酿了。而几个发起人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新社会》小组的核心人物郑振铎。

从张元济这则日记中可知,张、高两人在22日前已经在京商议过出版文学杂志一事,并已通过蒋百里向郑振铎们转达了意见。郑这次直接与张商谈,是想再次努力争取。张于10月30日启程回沪,而这时郑振铎等人已决定要成立文学社了。郑后来在《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中回忆说: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十二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这第一次会,据周作人日记,是11月23日下午召开的;又据周氏日记,到会共七人,而参考郑振铎上述回忆,可以确定是: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周作人、蒋百里、孙伏园、郭绍虞。这几个到会者,再加上茅盾、叶圣陶、王统照、朱希祖,也就是12个发起人了。29日,他们又借北京大学李大钊工作室开会,决定积极筹备该会成立,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并决定将《小说月报》作为该会的代用刊物。12月4日,又在耿宅开会并通过会章和宣言。会章与宣言以12个发起人名义于13日起在各报发表。30日,他们又在耿宅开会,讨论要求入会者的名单,并议决于翌年1月4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

从上述筹备经过,可以看出郑振铎所起的作用;而从他同另外11个发起人的相互关系,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该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

这些相关社团,以及12个发起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各自所起的作用是并不相同的。简单说来,新社会小组是该会的核心,最初的发起单位,并且是全员加入。内中郑振铎更是中心人物,耿济之则是其主要副手,许地山后成为该会主要创作家之一,而瞿世英则偏重于文学理论。新青年社的周作人,以及他的同事朱希祖,是作为前辈、知名学者来参加的。周主要处于顾问的地位,朱可能负责读书辅导之事。新潮社诸君除周作人外,郭绍虞在当时作了一点牵线工作,孙伏园掌握重要发表阵地,叶圣陶虽然筹备工作中未起作用,但不久即成为该会重要作家。曙光社的王统照也是该会重要创作家,而且该社不少成员后都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后来,王又在北方主持该会北京分会的工作。共学社的蒋百里是作为知名人士参加的,而且在该会创办初期对出版界、甚至政界起了某些引荐作用;随后,蒋与朱希祖一样,实际脱离了该会。而茅盾,不仅随即掌握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学刊物阵地,而且后来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该会另一个核心人物。

文学研究会自始自终的中心人物

从以上分析可知,文学研究会虽然总的说来是一个散漫的文学团体,但它的创办时期在郑振铎为中心的联络组织下,还是井井有条的。而从郑振铎一开始就欲邀请鲁迅、郭沫若、田汉参加来看,他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从上引该会会务报告的发起经过中可知,该会宣言等发表后,只过一两个星期,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加,其中最早的就有两位女作家庐隐和冰心。出席成立大会的,就有21人。从此以后,该会在郑振铎挂帅下不断发展,1921年初已有48名会员;1924年该会曾印有131人的会员名录;再后来,赵景深曾在郑家看到正式登记的会员已有172人。

叶圣陶多次说过: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郭绍虞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孙伏园说: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这些发起人说的都是事实。郭绍虞后来又说: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至此以后文学研究会之发展,则又以雁冰为主体。因为雁冰的思想相当进步,在当时可能已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说此后的发展,则又是雁冰的力量。现在人所周知,早在1921年茅盾就是党员。总的说来,茅盾的政治理论与文学理论,在该会会员中居最高水平,后来他的创作成就也居最高水平,他在该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事实。但我觉得郭绍虞以后以沈为主体的说法,并不甚确切。事实上,郑振铎自始自终是该会的中心人物,茅盾在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一直没有替代他。胡愈之说:后来郑振铎同志因工作分配到上海,和雁冰同志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促进了该会的发展。这样说比较更符合实际些。

我认为,不能因为茅盾后来在文坛上以及政治上地位的增高,而夸大他在该会组织与领导上的实际作用。必须看到:第一,郑振铎的政治思想也可说是相当进步的;在1920年代初,郑与茅的文学思想基本一致又各有千秋。他们互相配合,共同战斗。从当时的影响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看,郑绝不亚于茅。茅在文学思想上超过郑,并开始拉大距离,当以1925年5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为标志;但对该会大多数会员来说,郑的文学思想更易于接受,因而也就更有影响。再说,思想进步不一定直接体现在社团的组织作用上。1926年以后,该会的组织也并没有大的发展。第二,大型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会刊《文学旬刊》、《星海》,以及从1923年起该会的代用刊物《小说月报》,一直主要都是由郑振铎总负责。这些刊物、丛书无疑是维系该会的纽带。第三,茅盾有不少时间须从事地下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也不可能将很大精力化在该会的具体组织工作上,而郑振铎在团结、联系会员方面有着天生的特殊的魅力。

早在该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就决定以郑的住处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但他在1921年3月就去上海工作。这以后,该会总会名义上虽然仍一度设在北京,但实际却因他的南下及大部分重要成员聚集在上海而重心转移。此后的六七年,为该会最兴旺的黄金时期。郑振铎此时在会务方面作出的贡献,主要有这样几端:一,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结成新的有力的核心,团结了大批作家,发展了百余名会员,还成立了广州分会等。二,以商务印书馆为大本营,主编出版了许多该会的丛书与报刊。三,发起和带头批判礼拜六派及其他错误文艺思潮。四,以该会名义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以及大革命运动。在该会最盛时期,郑振铎无疑仍是最主要的挂帅人物。这只要看看那些报刊、丛书的发刊词、序文、按语等大多是由他署名或执笔的,以及他写的文章的分量和刊载时的突出位置,即可明白。用国民党官僚王平陵后来在台湾讲的话来说:这时,郑氏在中国文坛的声望,几乎有压倒前辈、领导后生的气派!

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与茅盾、胡愈之等人,或被迫逃亡国外,或转移躲藏,该会虽不曾解散,但基本停止发展和活动,只是有关刊物和丛书由叶圣陶、徐调孚、赵景深等人维持着。郑振铎回国后,曾想重整旗鼓,恢复该会以前的声势,《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在他的主持下,确实也有新的起色。但由于经过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状况有很大变化,该会成员也有分化,终究未能恢复1927年前那样的气势。1928年底,《文学周报》停刊;1932年初,《小说月报》因日本侵略军轰炸而终刊。该会因失去刊物阵地而无形中消亡。但其核心人员则始终在精神联系上没有离散过,一直在文坛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最后,我想引用著名文学研究会会员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纪念该会成立70周年时写的《文学研究会和他的会员》一文中统计的两组重要数据。一组是1921年初至1925年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排名表,另一组是1921年初至1931年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排名表。前一个表,第一名郑振铎,创作作品210篇,翻译作品65篇;第二名茅盾,创作作品196篇,翻译作品62篇;第三名王统照,创作作品134篇,翻译作品18篇;第四名徐玉诺,创作作品78篇,翻译作品0篇。后一个表,第一名仍是郑振铎,创作作品395篇,翻译作品92篇;第二名也仍是茅盾,创作作品227篇,翻译作品76篇;第三名赵景深,创作作品147篇,翻译作品51篇;第四名王统照,创作作品143篇,翻译作品15篇。我还想指出,舒文所统计的数字,肯定还有疏误,例如本文上面提到的署名慕之的那篇作品,大概就算作了茅盾的作品,而肯定不会算在郑振铎头上。再如,还有好几篇在文学研究会刊物上发表的未署名文章,如《文学之力》,几本《茅盾年谱》均认作茅盾作品,其实我从内容即可判定为郑所作,而且在郑的遗稿中还存有早年此文抄件。另外,舒文所统计的,还没有反映出作品发表时所占刊物的地位和作品字数的长短,而郑振铎在这方面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写到这里,对于郑振铎到底是不是文学研究会创办人,或者他在发起人中是不是最主要的,已经不需再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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