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前辈回忆“艰苦条件”下的 《人民画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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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成为1924年中国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在他四十八天的行程中,有一天(4月18日)和中国的美术出版息息相关。这一天泰戈尔在商务印书馆欢迎会讲演后,“已薄暮七时矣。当即乘车偕友人至四马路有正书局…

1950年3月,我参加原北京美术印刷厂的建厂工作,当时殷幼芳老师在制版车间,我在胶印车间。北京美术印刷厂是专为印制《人民画报》而建立的,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平版印刷工,有幸参加了《人民画报》创刊号印刷工作。

有正书局创办人狄平子先生 上海图书馆供图

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成为1924年中国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在他四十八天的行程中,有一天(4月18日)和中国的美术出版息息相关。这一天泰戈尔在商务印书馆欢迎会讲演后,“已薄暮七时矣。当即乘车偕友人至四马路有正书局参观,将该局所印之中国美术品,详加披览。泰氏深为叹赏,拣选最惬意者,购买多种。”泰戈尔光顾的这家有正书局以印刷出版珂罗版画册闻名遐迩。
从创设到歇业,有正书局的出版物不下千种。据书局创办人狄平子说:“三十年来,影出碑帖书画,不下千余种,大都一时巨迹。”但论名声之大,影响之巨,还要首推《中国名画集》。本文拟对有正书局和《中国名画集》略作考论,希望读者能够尝脔知味,一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出版。
一 狄平子与有正书局
狄平子(1872—1941),江苏溧阳人,名狄葆贤,字、号有楚卿、平等阁主、六根清净人等,使用最多而且又最为人知的则是平子。他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幼承父祖余绪,工书善诗。光绪二十年(1894),他考中举人,并参与“公车上书”,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过从甚密。他还参与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后潜避日本。190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时报》,并开设有正书局。中年以后,他在继室汪观定的影响下,一心向佛,与印光、弘一、寄禅等佛门中人相往还,并皈依常州天宁寺住持冶开清镕禅师,创办《佛学丛报》,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居士。他行世的著述不多,有《平等阁笔记》六卷、《平等阁诗话》二卷,影响都很大。
狄平子还是晚清民国屈指可数的大收藏家,张葱玉说他“以收藏闻名”。他的父亲狄学耕,字曼农,是晚清同光间的名士,做过县令等小官,工书画、富收藏,收藏过《五老图》、《萧尺木山水神品》等煌煌巨迹。到了他这一辈,家中所藏书画更加宏富。绘画名迹有周文矩的《琉璃堂人物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陆天游的《丹台春晓图》、唐寅的《藕香图》等,法书碑帖有鲜于枢行书《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宋拓汉博陵太守孔彪碑》、《宋拓褚河南哀册》、《半闲堂本乐毅论》、《秘阁枣本黄庭经》等。狄平子的交游极广,与他相过从的大收藏家有很多,如刘鹗、裴景福、叶恭绰、庞莱臣、褚德彝、吴湖帆、王一亭、张葱玉等等。刘鹗、吴湖帆和张葱玉的日记里面都多次提及狄平子和他的藏画。可以说,狄家宏富的收藏和狄平子庞大的朋友圈为有正书局的运营提供了高质量的出版素材。
很少有人论及有正书局的开设时间,笔者近日见到一本《有正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是该书局1919年印行的,由此可知有正书局创办时间应该是1904年,与《时报》同时或者稍后。在狄平子辞世后,有正书局又维持了两年,“据狄氏家族谈,该书局于1943年停业。”
狄平子在有正书局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据包天笑回忆:“说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他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旁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旁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于有正书局的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
有正书局不同于一般的小书局,它差不多是集团式运营的。据包天笑说:“本有一个有正书局的出版所,又有一个很好的印刷所,铅印石印齐备,办一个杂志,也较为方便。又有《时报》上,不花钱可以登广告。”有正书局的印刷所位于当时上海威海卫路同孚路口。影印书画碑帖需要照相制版,狄平子“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是“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的所在。
有正书局最为鼎盛的时期,上海之外,还有八个分店,分别设在北京厂西门、天津东马路、奉天鼓楼街、南京奇望街、苏州都亭桥、南昌磨子巷、汉口鲍鱼巷、杭州保佑坊。在有正书局的出版物上,这些分店被叫做“分发行所”、“分售处”或“分局”。不过好景不长,“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衰退,珂罗版印刷也同其他印刷工种一样受到摧残。当时,除了由杨信德主持、官商合办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由于它的原稿系宫内珍品,民间少见,因此销路尚好以外,别的珂罗版印刷所大都处于萎缩停顿的状态。上海的有正书局、中华印刷厂等的珂罗版印刷相继停办。”(刘雪堂语),所以,在1936年有正的出版物上,只能看到北京和天津两个分局了。
最有名的是北京分局,鲁迅就经常光顾这个分局。梁漱溟有段时间也经常去,他说:“我寻求佛典阅读之,盖始于民国初元,而萃力于民国三年前后。于其同时兼读中西医书。佛典及西医书求之于琉璃厂西门的有正书局。此为上海有正书局分店。”关于这个分局,包天笑的纪录比较详细,他说:“有些桌椅杂物之类,我都向北京有正书局借用的。说起北京有正书局,我又有插话了,原来狄楚青当时开办有正书局,不独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报馆与书店并驾齐驱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游很广。所以上海的老报馆,如《申报》、《新闻报》,北京都没有分馆,《时报》一开办就有分馆了。北京的有正书局与《时报》分馆,当然成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种孤本书籍,都是从北京来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红楼梦》,也是如此。我与北京有正书局的蒋先生很相熟,铁门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绍指引得来的。”
二 《中国名画集》若干问题散考
目前所见,《中国名画集》有两种版本。其一是八开四十册本,最早的第一集出版于1908年。这种版本虽然号称珂罗版,实际上主要是以珂罗版和网目版两种印刷方式印刷的,所以,成本不高,定价较低,单册通常在一元五角左右。单册本后来都多次再版,这种再版并不等同于重印,不同版次的图片有时差别也比较大。如第一集中的《青卞隐居图》,后印本就多出了狄平子行书题跋和陆恢隶书题签。其二是八开二册本,绸面精装,1930年出版。“搜罗历代名画三百余幅,用珂罗版精印,内有五彩木刻画印多帧”,定价六十元。有正书局的营业书目上号称“中国名画全集”,其实并不全。这个“全集”出版时,四十册本的《中国名画集》刚刚出到第三十七册。
在《中国名画集》的版权页上,经常可以看到“审定者:美术研究会”的字样。在有正书局的营业书目中,也一再强调《中国名画集》“曾经比利时日本画会、中国美术研究会审定,推为本局印刷之特色。”“美术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机构?其实,除了《中国名画集》,基本看不到“美术研究会”的活动轨迹。它最早出现在民国报刊上的时间是1908年9月9日,是农历戊申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这一天,申报同时刊出了《美术研究会广告》和《中国名画集第一集广告》。《美术研究会广告》说:“中国工艺不能振兴之原因,在于美术思想之不发达。美术者,以画为矯矢。中国历代大画家,本不让欧西诸画伯。惟惜真本甚少,传世者希,即有一二真迹,而收藏家又秘不示人。以致画家日少,此道几废,而工艺美术亦日趋而日劣。去秋,平等阁主人乃特往日本,延请制珂罗版及钢铜版技师数人来沪。拟将海内名画悉数付印,可与墨迹无丝毫之异,以贡我美术家之研究。拟每月出《中国名画集》一册,惟以鉴别真伪一事,最非容易。主人乃发起此会,凡遇书画,必经会友公同认可,然后付印。如此详慎,出之伪本欺世,庶几能免焉。美术研究会同人公启。”可见,“美术研究会”是狄平子专为《中国名画集》的出版而发起成立的。具体有哪些人参与美术研究会?限于资料,暂时无从做进一步的讨论。
作为中国较早引入珂罗版印刷的出版机构,有正书局的“日本技师”也时常被人论及。据贺圣鼐说:“上海有正书局聘日人龙田来华举办珂罗版印刷,教授华人狄君。”包天笑亦云:“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据前揭《美术研究会广告》,狄平子延请日本制珂罗版及钢铜版技师数人到沪,是1907年的秋天。“数人”,据包天笑说是两个,贺圣鼐还提到一个技师的名字,叫龙田。其实,还有一位名声赫赫的技师,叫小林荣居。与有正书局的合同到期之后,小林荣居创立于上海美术工艺制版所,以照相制版技术享誉海内外,大村西崖还请他印过书。有正书局培养出来的印刷技师,比较有名的有鹿文波,后来成为著名的三色版印刷专家。龙田、小林荣居和鹿文波,应该都参与了《中国名画集》的印刷工作。
前面谈《中国名画集》的版本问题时,我已经讲过它们的印刷方式不止于珂罗版。藏书家韦力有一段话,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正书局还用这种木刻、玻璃版及人工着色相结合的办法,印了一些古名画。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内第二十六集,其中就有一幅木刻、玻璃版、人工着色相结合的作品《新年接喜图》,其他还有《放牧图》等。在当时看来,这既是先进的刻版画,也可作为艺术品给读者以欣赏。在版画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作品,可谓别具一格。”有正书局印刷所的确有过木刻彩印技师。郑名川提到过一位杭文连先生,是江苏丹阳人,早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木版课当学徒,师从刘秀春,学习水印。”“在中华书局木版课学徒三年出师后,杭文连辗转在常州新群书局、上海大丰祥纸号、上海九霞堂笺扇号等处从事水印工作。因其水印技艺出众,1933年6月应邀受聘于有正书局木刻彩印部。”“1937年因日军侵略上海,加之有正书局老板狄平子年迈多病,不得已,撤销木刻彩印部。”《中国名画集》中那些木刻、玻璃版、人工着色相结合的画幅,一定有类似杭文连这样的木刻彩印技师参与印制。
三《中国名画集》的传播和接受
《中国名画集》是如何传播,又进而为公众所知的?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应该是报刊广告。20世纪上半叶,广告已经非常盛行了。狄平子自办有影响较大的《时报》和多种杂志,做起广告来,不止方便,而且代价小。不过,我见过最早的《中国名画集》的广告,是1908年9月9日刊于《申报》的。可见狄平子思路开阔,投放广告并不局限于自办的报刊。
从《申报》刊载的《中国名画第一集广告》,不难看出有正书局的传播策略。“凡唐、宋、元、明、本朝诸名画,必经美术研究会同人认可者,乃行裒入。第一集本拟八月出版,嗣以珂罗版,制版非易,印刷尤迟,现拟改为九月中出版。兹将已印成者,先为发行。每张收回工本洋一角,其名如下:王叔明青卞隐居图幅、元陆天游丹台春晓图、恽南田山水画册、董香光山水画册、王石谷山水幅、文徵明山水幅、戴醇士山水幅、墨仲圭竹幅。本集特色列下:特色一,书画真伪,赏鉴家自有定论。收买伪画,谓之自欺可也。以伪画付印,是不但欺人,且误人矣,乌乎可!本集决不印伪画以误人。特色二,书画以精品为佳,至如应酬聊草之作,画虽真,亦不付印。特色三,珂罗版印刷,系用人力手印,每日仅能印一、二百张。非若机器印者,每日可数千纸也。是以墨色精工,可与真迹无丝毫之异。较之铜钢版,亦有天渊之判。”在《广告》中,有正书局强调了珂罗版不仅制版印刷不易、印量有限,而且“墨色精工,可与真迹无丝毫之异”。先行发售的样本,如《青卞隐居图》《丹台春晓图》等,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赫赫名迹。
至于读者,获取《中国名画集》,无外乎四种方式。
其一是根据报刊上的广告去发售书店预约。重要的新书发售之前,出版机构都会先发售或发送预约样本。预约样本不同于样书。样书是书籍出版前校对文字图版用的印前书,是一本完整的书;样本是从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书籍中抽印一页或数页,以便征订。前揭《青卞隐居图》《丹台春晓图》等,都属于样本。
其二是去书店直接购买。鲁迅就经常去有正书局北京分局买书。
其三是邮购。很多出版机构都会定期发送营业书目,并在报纸上刊发新书出版信息和优惠打折的书目。一些身处边远地区的读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直接汇款邮购。远在湘西做军队文书的沈从文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最喜欢看有正书局的广告。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通过邮购买了17元的有正版字帖,尽管他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4元。
其四是出版机构的馈赠。有些重要的读者,每每会收到赠书。徐乃昌就经常在日记里提到狄平子以新印书寄赠。康有为也收到过狄平子的赠书,他专门为此写了一首歌行体的长诗《门人狄楚卿以所印帖数十本远赠却寄》,盛赞狄氏印书是“美人重生花再发”。西泠印社2017年秋拍古籍善本专场,就有狄平子题赠外国友人派尔托的一套两卷本《中国名画集》。
为了强化《中国名画集》的权威,狄平子还请张謇、罗振玉等名家作序推介。张謇的序作于1909年,后来系于《中国名画集》卷首,影响较大,录于兹:“平等阁主人搜集古今名画,用玻璃板印,数月以来,续成四集。其意将以美术为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用意良远。往年,余游日本归,尝谓日本风俗学泰西较中国为近,其原因有二:一尚美,二好洁。自公卿大夫至士庶人大都如此,非夫中国必富贵而贤达乃有此习也。政教不化为风俗,不得为大成,及其成,则又不复见政教措施之迹,然则知治固不易言。斯集之流传,要不可谓无关于世道矣。”罗振玉的序是请王国维代笔的,作于1908年,原题为《古代名家画册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弃之不用。
《中国名画集》不断再版,在国内销量较大。
很多中国画家都是通过《中国名画集》了解和学习中国画的。据陆俨少回忆:“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只供在馆内翻阅,不能出借。我就带了笔砚,在图书馆内临摹,从而知道中国画传统的源流派别及其笔墨运用。这些画是无法得见真迹的,但这种用珂罗版缩小印刷的画片,虽然有些模糊,但终究可以见到一些精神面貌。所以我说近几十年山水画水平回升,胜过前一个时期,珂罗版的问世,是有功劳的。当然有的人临摹珂罗版,不得其法,搞得奄奄无生气,所谓珂版(谐音科班)出身者,自当别论。这部《中国名画集》选得比较精,伪品不多,使我知道那些流派、名家的面目,比之只看文字记载,摸不到头脑有用得多。这部《中国名画集》有三十多册,价值几十元,我买不起,时常到图书馆去借阅借临。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画传统认识有粗粗的轮廓,这部书是有启蒙作用的。”
1940年11月12日,丰子恺给刘模良写信,向他“介绍关于国画的书及画本”时,也说:“有正书局有许多古人画集刊行。不能看到真本,印本看看也好。”
徐志摩也买过《中国名画集》,在给伯父徐蓉初的信中,他说“北海三希堂约须四十余元可以拓全,伯父如要可来信通知,有正局影印者亦精,侄儿以六五折购得一部计十元,与原拓丝毫不差,亦尚值得,又珂罗版中国名画及名绘外集,并精美可喜,已买多种,惜定价过昂耳。”伍蠡甫也是《中国名画集》的受益者,据说他“先是学西洋画,后渐渐爱上了国画,于是疯狂地买书,像邓秋枚主编的《神州国光集》、狄平子主编的《中国名画集》等许多单本画册,几乎搜罗殆尽。”
《中国名画集》还远销海外。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经常购买有正书局的画册,应该也有《中国名画集》。在《购书怀旧绝句》中,他说:“我通过订购、邮寄的方式,从上海的书店买中国书,最早开始于大正末年,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时期,这方法是青木正儿先生交给我的。……其他书店的出版物,如商务印刷馆的书籍、其他的活字铅印本、扫叶山房、文明书局等的石印本、有正书局的画册等,我也订购,他们都如约及时地给我寄来。从订购到收到的时间,约两个星期。”在日本的旧书店里,也可以买到《中国名画集》,在1946年写作的《丢不掉的珍宝》里,冰心说:“文藻从外面笑嘻嘻的回来,胁下夹着一大厚册的《中国名画集》。是他刚从旧书铺里买的,花了六百日圆!”
蔡元培曾以《中国名画集》赠予德国某中学。他当时正在这所学校考察,“适携有有正书局所印之《历代名画集》(即《中国名画集》)数十纸,因出示教员,并即持赠于其学校之书库。而此教员乃尚欲自购一份,并欲兼购其他各集。”另据林语堂说,甚至连德国的学校也“购买有正书局翻印古画为学生图画蓝本者。”“有正书局翻印古画”应该也包括《中国名画集》的。
石守谦在《原迹、复本与画史研究:中国画史研究的回顾》中特别论及《中国名画集》的重要作用,他说:“上海的有正书局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除了印行许多单件作品的画册,在1909年还有《中国名画集》出版。这些出版物的印刷水平虽然距理想还远,而且免不了受到藏家宣传自身藏品的‘
污染
’,但是与传统摹本有限的准确度和流通性比较之下,已经进步许多,提供了研究者前所未有的方便。”
在给《中国名画集》作的序中,王国维说:“近世画师,罕窥真迹,见华亭而求北苑,执娄水以觅大痴,既摹仿之不知,于创作乎何有?今则摹从手迹,集自名家,裨我后生,贻之高矩。”诚哉斯言!《中国名画集》扩大了艺术珍品的受众,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视觉经验上的差异。在近现代艺术史上真真是孕育名家,施惠无涯。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当时北京除了两三家有胶印技术的私营小厂外,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彩色印刷厂。那时不仅缺少印刷设备和器材,而且没有印刷技术人才。北京美术印刷厂为了承担《人民画报》的印制任务,既从上海聘请彩色制版技师,又从东北画报社调来胶印技工。印刷设备也是随东北的胶印师傅一起调拨过来的、伪满时期留下的老式手工续纸胶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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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还没有彩色照相制版技术。由于从上海聘请了制版技师,我们工厂成为北京第一家拥有彩色照相制版技术和设备的印刷厂。但当时的彩色版主要是用黑白照片,是凭借上海师傅精湛的手工设色和修版技术完成的。

有正书局原址。上海图书馆供图

胶印设备主要是由东北调来的3台老式单色对开手续机,其中只有两台可以正常使用,靠手工续纸每小时最快能印2000多张,而且要求掌握熟练的续纸技术,保证彩色套印准确。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还没有自己制造的胶印机,1953年上海安利机器厂才制造出第一代的单色对开手工续纸的胶印机,即所谓的安利机。第一批安利胶印机就在北京美术印刷厂安装试用,承担画报和其他彩色印刷任务,解决了《人民画报》增加印刷量与缺少印刷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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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萄京棋牌app,提起当时使用的印版,那时还谈不上PS版,而是使用所谓的蛋白版,很难掌握这种印版的水墨平衡,印版寿命也很低,很容易掉版,一块版最多只能印三五千张。尽管如此,当时这种印版在国内还算得上是先进水平。

上世纪手工修版时代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印刷油墨质量也较差,当时使用的都是油性油墨,根本没有快干树脂油墨,全凭加入大量干燥油才能使印上的油墨干燥。但添加干燥油后,油墨不好用或造成糊版和起脏,影响印刷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画报》创刊号的封面有大面积的红色国旗图案,画报印完后封面的红色油墨不太干,当时宋庆龄看了画报后,手上沾染了油墨。后来有关部门把此事反映给北京美术印刷厂,厂领导很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提高印刷品的干燥程度,由此杜绝了此类问题的发生,并敦促油墨厂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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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为了完成《人民画报》创刊号印刷任务,工厂组织大伙儿从火车站搬运印刷机,连擦洗带安装和调试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开工投产印刷。同年7月,我们按时完成了《人民画报》创刊号印刷任务。

▶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上获得装帧设计金质奖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人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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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出版历史悠长,它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社会审美变化与印刷技术进步的交互推动而前行。说到上世纪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发展轨迹,可谓“上南下北,前沪后京”,简单说就是20世纪的上半段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印刷重镇是上海,而到了下半个世纪,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时间划分,出版印刷业的重心逐渐北移到了首都北京。当然,这种现象并不仅出现在美术出版这个小局部,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各项事业的重心都向首都转移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北京自然汇聚了来自全国,包括上海在内的支援首都建设的各种力量。

在百年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史上,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粹为主基调的杰出作品数不胜数,其中融合了几代人的心血。我的祖父与父亲,他们的人生与事业发展轨迹恰好与这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出版发展史重合相交,他们的事业各自承载了半个世纪的文化信息,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可一窥中国美术出版在时代风云中的跌宕起伏。

    祖父与上海有正书局

我的祖父殷志怡,字止庵,1893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武进县戴溪乡。青年时期师从也是常州籍的清末著名画家黄山寿先生学画,祖父的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很有功底。

上世纪初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集中了中国众多的报馆、书局,成为了当时中国无可争议的出版中心,尤以“四马路”(福州路)以及附近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一带为最集中之地。

祖父曾供职多年的有正书局也于此地,那是在福州路上一幢朝东的三层楼房,底层开设有正书局,楼上则是《时报》馆和老板狄平子的居室。而在三楼还专设两间客房,名为“息楼”,专门接待沪上知名文人画家,像黄炎培、史量才等。当然报馆,书局的员工也可上去读报、聊天、休息,故称“息楼”。

提到有正书局,其盛时有人将之与当时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一并称为上海的几大书局。但实际上,创办于1904年的有正书局若以规模论比不上“前几大”,它的专长、特色是在美术出版领域(后期也大量刊印佛经及佛教书籍),以精印名家书画碑帖而成为业界翘楚。有学者研究提到“有正书局存世期间共影印古今画家对联、字轴、画轴、画屏不下600种,而画册方面,单就《中国名画集》就编印了38辑。”其他有名的出版物如《三希堂法帖》、《芥子园画谱》、《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孽海花》等都在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

有正书局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出版特色,是与它的老板狄葆贤个人的喜好与经营分不开的。狄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以号行。所以我祖父总爱称他狄平子先生,这位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报人、出版家,是前清举人,其一生丰富多彩,尤以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创办《时报》,创办有正书局,编印出版精美画集,传承中华优秀美术遗产,以及在上海滩广交当世名流、文化名人而闻名遐迩。但随着时事与家事的变化,尤其是经营《时报》所面临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狄平子先生萌生退意,1921年他把《时报》盘给了黄伯惠,而继续经营他的有正书局。据祖父晚年回忆,包括包天笑先生在《钏影楼回忆录》里也写道:“后来我看他(狄平子)对于《时报》,渐有厌倦之意,幸而他对于有正书局兴趣还高。用珂罗版印名画集,由他创始发起,是精心结构之作,不惜向收藏书画名家,征集印行。”因为当时有正书局印刷所有着印制彩色美术作品最好的印刷设备和技术——珂罗版印刷工艺,出版史研究者向敏先生曾专文写道“为使所印碑帖书画作品精致逼真,狄氏不惜花费重金引进当时最为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这也使有正书局成为中国近代最早采用珂罗版印刷技术的民营出版企业之一。为保证影印质量,狄氏专门赴日高薪聘请日本熟练技师龙田专司其事。”因此有正书局出品的画集,图册印制之精美为业界推崇。

举一例可见书局当时在沪上的影响力。1924年,泰戈尔来华游历,到上海后“乘车偕友人至四马路有正书局参观,将书局所印之中国美术品,详加披览,深为叹赏,挑选最惬意者,购买多种……书局还特赠送泰氏画筪一支,以为泰氏收藏画件之用。”(据当时《申报》报道)。其时有正书局在静安寺路口还开设有民影照相馆,也很赚钱。

狄平子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出生于1873年,溧阳古称平陵,故狄先生号平子也有“平陵之子”的意思。从同属常州籍论,狄先生也算祖父的同乡了,而当时,上海滩出版从业者中很多是来自绍兴、常州、无锡等有文化根基的江南地方,像商务印书馆里就有“常州帮”,这些都慢慢形成了一个江南旅沪的文人群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由祖父的一位好友,常州乡绅殷历光先生引荐,我祖父认识了狄平子,并于1915年应狄先生之邀进入有正书局美术部工作,初入书局时只有22岁,开始任画师,后来一直做到美术部主任之职,可见狄先生对祖父信任有加,而祖父也对狄先生和有正书局忠心耿耿,在上海以他后来的交往与见识,应该会得到不少书局青睐的,但祖父一直在有正书局专心做事,未有变迁,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祖父毅然回乡隐居。

祖父在民国初到上海工作后,由于老板狄平子的关系,也由于从事美术出版工作的直接关系,得以认识和交往了不少当时江南一带的书画名家,还由于狄先生办有《时报》,活跃于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使得书局同仁的见识不同一般。1918年,时年53岁的黄宾虹先生也来到有正书局,之后宾翁虽有3年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但随后又回到有正书局,专事编印《中国名画集》等画集工作。宾翁长祖父28岁,就是他们在书局这几年的共事之谊,也使祖父晚年常念及黄宾虹先生的为人与艺术造诣。

吴昌硕先生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由于他很多作品当时都由有正书局采用珂罗版技术印制出版,像著名的《吴仓石印谱》(吴先生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等。所以他与书局有很深的情谊,与祖父也是亦师亦友。祖父回忆当年与大师的很多交往,跟他学习鉴别书画,碑帖的专业知识和艺术品鉴能力,收获良多。祖父还曾得到先生赠与他的多枚篆刻印章,但“文革”中这些印章与留在家乡的很多当年从上海带回乡下的宝贵画集资料都散失掉了,殊为可惜。

晚清民国初期,由于珂罗版技术的引入与成熟地使用,同时亦有彩色铜版、平印制版等各种彩色印刷工艺的不断改良进步,使得彩色印刷品的表现力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因此非常活跃,期间上海作为代表和中心起着引领的作用。

    印刷人才北迁

    父亲随师傅们来到北京

我的父亲殷幼芳,1934年出生于常州老家。出生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祖父即从上海回乡了。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父亲13岁,祖母为了让孩子早些学点本事,就送他去上海的制版公司学徒,从此干上了印刷业,一干就是70年。

话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建都北京后,党中央决定马上筹备出版《人民画报》,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刊物名,创刊号定在1950年7月出版。为了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做好这本画报,专门从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出版摇篮的上海请来了一批印刷制版专家,这批人就是被后人称道的解放初上海支援全国各项建设事业的代表。

《人民画报》创刊号的各项筹备工作是以建设新中国的速度和干劲完成的,1950年7月20日创刊号终于成功出刊。父亲曾回忆:“廖承志同志当时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他亲自抓这个事情。第一期出版后,他到厂里给我们说,毛主席看到我们印出来的《人民画报》,凝视着画报彩色的封面,这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用彩色印刷出来的效果。他微笑着看了许久。”

那时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到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普通读者都看画报,《人民画报》的读者群非常之大,而且中央非常重视画报和其他美术宣传品的出版印制工作。父亲讲:“在最初的几年,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画报稿件。”而像廖公和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等各级领导同志都亲自领导并参与指导具体工作的完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生产水平整体还很落后,技术和材料都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比如油墨作为印刷用的主材料,当年我们自己生产的油墨,在使用中干燥慢。如今还健在的父亲当年的工友徐世垣老人则回忆起:“《人民画报》创刊号的封面有大面积的红色国旗图案,画报印完后封面的红色油墨不太干,当时宋庆龄看了画报后,手上沾染了油墨。”后来印刷厂迅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油墨生产单位,油墨厂高度重视,马上组织力量攻关解决油墨干燥的难题。

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之后的1952年,专业的美术印刷厂——
北京美术印刷厂(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新闻摄影局印刷厂)也成立了。《人民画报》创刊号问世后,画报定期出版。这都标志着新中国美术出版事业翻开了新篇章。

1950年我父亲随着师傅们从上海来到北京时还是小学徒工,他的师傅有王萼棣、杨昌葆、袁季安、吴本雄和父亲的堂兄殷景灿等一批当时中国技术最好的彩色制版专家。《人民画报》创刊号封面的毛主席像修版的活儿就出自杨昌葆先生之手。当年这批专家在上海都有很高收入,生活富足。但为了出版新中国的画刊,他们选择北上来京工作。而当时领导这项“印刷人才北迁工程”的有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正是郑先生重金从上海请来了被出版家王仿子称为“中国铜版制版大师”的鹿文波,珂罗版大师戴圣葆等人,创建了故宫博物院印刷所。

这几年是新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发展历史中的开篇之页。当时中国美术出版印刷水平到底怎么样?在与世界相比到底是个什么地位?相信很多年龄大些的人,或者搞美术出版史研究的人会记起1956年由我们国家自己印制的精美画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简称《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以及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出版的超大型画册《中国》。

这都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优秀出版物。

    参与《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中国》画册的制版

先说《苏加诺总统藏画集》。据当时参与工作的中国驻印尼使馆文化参赞司马文森的后人撰文回忆:

“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印尼关系友好。当时印尼苏加诺总统府画家杜拉先生向我们提出希望中国能出版《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意愿。中方应允后,随即派出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邵宇带队,与出版编辑安靖,摄影师杨荣民和印制总负责人姜信之一起赴印尼,编选了苏加诺在独立宫、国家宫、茂物总统行宫和新棠拉耶别墅的藏画。

当《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些人对于在中国是否能够印彩色画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印成,以及要不要把原画带到中国去等问题,是信心不足的。因为据说曾有一个美国的美术出版商,愿以三年时间复制苏加诺总统的藏画,并且坚持需将原画带回美国。

但是,中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却表示不用三年时间,只需要半年就够了,而且也不用把原画带走,只派了几个技术人员带着照相机、彩色胶片在总统府日以继夜地工作。返中国后,他们又以同样的热情,找窍门、想办法,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访华前出版了,我国文化部曾以该画集100部赠送总统作纪念。苏加诺总统返国后,就以它作为贵重礼物,亲笔签字送给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出版,不但是新中国一次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更是一场出色的国际政治外交。它通过美术出版这扇窗户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同时其高超的水平还获得了世界美术出版业同行的高度称赞,并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上获得装帧设计金质奖。这样的奖项标志着中国美术出版印刷中的精品在质量上达到、甚至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

之后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出版的国礼规格的超大型画册《中国》,也是一次对中国美术出版印刷事业的大检阅。由廖承志亲自主抓,外文局、新华社,人民画报社等重要的外宣单位合力完成摄影、编辑、设计。北京新华印刷厂组成精良的印刷团队,终于在国庆十周年前夕拿出了这份厚礼。如今这本画册在市面上已经十分罕见,成为记录共和国最初十年建设的珍贵档案。

我父亲作为印制这些画册的主要参与者,每每谈及这段时光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在那十年里,他也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在全国印刷制版行业里有名的青年技术能手和厂里的骨干。《中国》大画册的制版工作中,父亲修版的图片数量最多,质量最好,为此他还获得了上级颁发的“国庆十周年纪念章”,那会儿他还不到30岁。

1967年,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厂里接到印制大型画册
《毛泽东》的任务。在这本画册中呈现的100多幅彩色图像,其实全部是由黑白照片原稿印制而成,父亲说:“毛泽东的早期照片,全都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照片,包括现在毛泽东标准像、在延安抗大讲话的照片、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等。将这些黑白照片变成彩色,且将色彩印制得很逼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在当时,是新中国出版印刷历史上的一个创新。”

叶剑英元帅到厂里视察时,作为当时的平印车间制版工段长,又是这项制版工艺的创造者,父亲向叶剑英元帅详细介绍了黑白照片如何实现彩色印刷的工艺方法。父亲回忆当时的自己:“那会儿年纪轻,精力充沛,带领工段技术骨干为了新工艺上的突破,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当第一张毛泽东标准像彩色照片终于印制成功后,大家无比喜悦。之后我们用这种技术方法把很多领袖的历史照片都做成了彩色照片,受到了社会的欢迎。”而作为技术领头人,他把这些实践升华到理论,总结出一套有关黑白照片做成彩色的制版工艺中如何处理好人物肤色的独特方法。以后它也成为了父亲的拿手绝活。
(下转35版)

    印刷:父亲一生的事业

1973年,中国引进了第一台制版电子分色机,父亲作为最先一批的学习者,敏锐地感到了印刷业电子取代手工的时代很快会到来。作为手工修版时代的顶尖专家,父亲明白如果这时还固守过去的“绝活儿”,那终将成为“包袱”,对个人如此,对整个行业亦如此。

此前中国印刷基本上处在以照相分色为主的“手工”时代,工艺操作基本上以经验为主,年轻人学技术基本上靠师徒相授。这样的生产方式其结果就是质量难以稳定控制,为此他于1978年写成一本后来被印刷界称为“印前宝典”的书——《胶印制版工艺的规范化和数据化》。书出版快40年,当年父亲的学生中很多人如今已成为中国印刷业的领军人物,但一说起父亲这本书仍然觉得受益匪浅。

一件精美的艺术印刷品说到底是审美与技术的综合呈现。一辈子的美术印刷工作,让父亲结交了众多的艺术家,出版家,美术编辑等艺术界的好友。工作交往中经常听他们谈创作,讲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与要求,这都增加了他对印刷与美术作品的理解。而且,众所周知,当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本身就是画家,像王叔晖、刘继卣等都是艺术大家。艺术家为了作品的完美呈现,跑工厂,看样,改版,盯机印刷是常事儿,直到今天也一样。

父亲回忆说,当年为了印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数次到车间与工人们一起研究印制工艺。《人民画报》几代摄影家敖恩洪、何世尧等都是父亲的师友,山西出版社老摄影家顾棣先生每次为社里业务来京,一定选择北京新华印刷厂,一定要父亲亲自为他制版。已故著名摄影家邓伟在出版他的世界名人肖像画册时,与父亲一起反复讨论,在电脑前一起做调图调色处理。他非常赞赏和信任父亲的制版技艺。画册印制出来后,邓伟非常满意,不但满意画册印制的精美,更满意他们在一起的这次愉快合作。可见父亲一辈子真正的绝活儿其实是口碑与信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美术出版和彩色印刷在经历了之前几十年“由南向北”的大转移后,又一次“彩云南现”。这个时期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量港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各行各业,包括印刷业。国外和香港地区一些优秀印刷企业的先进技术设备,尤其是管理模式充分体现出了高质量,高效率的优势。在深圳特区他们大显身手,这也吸引了很多内地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投奔南方。当时港资的利丰雅高印刷公司和由万捷先生创办的深圳雅昌印刷公司等优秀企业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那会儿中国内地很多出版社的美编,印刷客户都有跑深圳印厂的经历。一段时间,深圳大大小小的印刷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成为了中国印刷的“新高地”。再之后“特区”的经验和优势慢慢传递到内地更多的地方,印刷产业也慢慢进入一个“南北”相互交流学习,共同进步提高的融合期。

面对世界科技进步的迅猛势头,难舍印刷情结的父亲退而不休。他走进企业传经送宝,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参与科研推广技术。他还是国家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连续四届的评委,且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评委。去年还作为特邀专家参与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组织编制的《中国印刷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图》的工作。每当他与人谈到如今中国印刷事业发展所取得辉煌成绩时,既感欣慰,同时也感慨中国美术出版印刷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

我的祖父在上世纪上半叶,近现代新闻出版业和新的印刷技术逐步进入中国之际,有幸工作于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出版之地上海,在最优秀的美术出版机构里供职,能有向艺术家学习的机会,在生活交往中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幸事。

但他又是不幸的,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国家遭受侵略。上海这样繁华的文化之都亦不能幸免,战火烧到上海后祖父回乡隐居不出,以后再也未回到上海。他在乡下为新四军画抗日宣传画来支持抗战。但作为职业的美术出版工作却由此不得不中断。虽然可惜,但不失民族气节,也是那一代文化人的骨气。

父亲在他从业的70年里,与新中国同步68载,可以说是亲眼见证和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印刷事业发展历程。今年6月份,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父亲受邀回到了他事业的起航地——上海,参加隆重的主题纪念活动。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出版印刷的摇篮,没有忘记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人物,而商务印书馆在庆祝自己120岁生日之际也没有忘记那些为中国文化传承、为出版印刷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这一次重回工作故地,不免让父亲又忆起,当年一起切磋手艺的那些师傅兄弟,以及一起走过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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