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失踪”与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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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嗣后,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又尽发家藏,网罗散佚,相继编成并出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中下3册)、《张元济日记》和《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中下3册),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则主持整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6种)》,并陆续出版。第三本是汪家熔先生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作者系商务印书馆馆史室的资深研究人员,不仅熟悉商务印书馆史事,还曾参与过《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和《张元济诗文》等书的纂辑和出版,景仰张元济的人品、情操和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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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70岁留影

关键词:出版;商务印书馆;先生;年谱;学术;张元济研究;生平;论文集;张人凤;传记

顾廷龙题签的部分张元济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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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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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9日,张元济受毛泽东邀请同游天坛。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150周年诞辰。作为近代知识人中罕有的枢纽型人物,在1949年以后一长段的历史书写中,张元济却成了一个“失踪者”,他的生平及其事业不复被提及。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张元济其人其事,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卓著贡献,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

张树年先生题赠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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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始终。1892年中进士成翰林后,他做过京官,办过学堂,参与过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因李鸿章之荐而襥被南下,入南洋公学,主译书院,办《外交报》。1903年受夏瑞芳礼聘,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辞监理职,旋被举为董事会主席(后改称董事长),直至1954年商务印书馆北迁为止,为商务呕心沥血垂半个多世纪,把商务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作坊办成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和“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于中国出版、教育、文化的现代转型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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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合影,前排左五为张元济。

  纂辑张元济遗稿的愿望历经30多年终于实现

1956年10月31日庆祝张菊老九十生日摄影,前排中坐者为张元济,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顾廷龙,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张树年、第三人为张人凤。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150周年诞辰。作为近代知识人中罕有的枢纽型人物,在1949年以后一长段的历史书写中,张元济却成了一个“失踪者”,他的生平及其事业不复被提及。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张元济其人其事,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卓著贡献,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

  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口号喧嚣,主义呼啸,方药杂投,张元济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毕生秉持“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之旨,以一种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的现代转型。他寄希望于“开发民智”,并选择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执著地“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并因此而成为那个时代有所建立的典型和值得诠释的独特“存在”。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始终。1892年中进士成翰林后,他做过京官,办过学堂,参与过戊戌变法,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因李鸿章之荐而襥被南下,入南洋公学,主译书院,办《外交报》。1903年受夏瑞芳礼聘,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辞监理职,旋被举为董事会主席(后改称董事长),直至1954年商务印书馆北迁为止,为商务呕心沥血垂半个多世纪,把商务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作坊办成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和“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于中国出版、教育、文化的现代转型厥功至伟。

  然而,在1949年以后一长段的历史书写中,他却成了一个“失踪者”,他的生平及其事业不复被提及,不仅那个时候出版的近代史找不到他,思想文化史找不到他,学术史找不到他,甚至连出版史也难得看见他的踪影。汤志钧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曾为张元济立传,为当年国内仅见,但仅列他在戊戌年间的史事。国外学者虽做过一些研究,如美国学者弗罗伦斯·钱(Florence
Chien)1970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商务印书馆与现代中国出版》,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后经修改,于1978年出版),对张元济的生平及其事业有所涉及,但限于资料,他们的相关论述均很不完整。台湾的杂志也发过一些文章,如王云五1964年1月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朗毅1966年8月在《古今谈》上刊载的《张菊生与商务印书馆》,以及恽茹辛1975年11月在《东方杂志》刊发的《纪念张元济先生》等,但都属于纪念性文字,谈不上研究。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时局和观念的变迁,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曾长久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反动的渐进改良重新回归正常化的史学视域,并逐渐获得同情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元济其人其事,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卓著贡献,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纂辑张元济遗稿的愿望历经30多年终于实现

  其实,早在张元济去世后,他的挚友陈叔通即嘱咐时在上海图书馆任职的顾廷龙先生纂辑他的遗稿。但当时的环境已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即使纂辑也不可能顺利出版。顾廷龙先生曾在为《张元济书札》所作跋语中叙其事道: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口号喧嚣,主义呼啸,方药杂投,张元济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毕生秉持“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之旨,以一种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的现代转型。他寄希望于“开发民智”,并选择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执著地“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并因此而成为那个时代有所建立的典型和值得诠释的独特“存在”。

  先生捐馆后,陈叔通丈即属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书跋、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挚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又未几而“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遂废。去年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同志来沪,商为先生编印遗稿事,先生哲嗣树年君检理幸存旧稿,增补重编。先将日记、书札付印。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然而,在1949年以后一长段的历史书写中,他却成了一个“失踪者”,他的生平及其事业不复被提及,不仅那个时候出版的近代史找不到他,思想文化史找不到他,学术史找不到他,甚至连出版史也难得看见他的踪影。汤志钧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曾为张元济立传,为当年国内仅见,但仅列他在戊戌年间的史事。国外学者虽做过一些研究,如美国学者弗罗伦斯·钱(Florence
Chien)1970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商务印书馆与现代中国出版》,法国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后经修改,于1978年出版),对张元济的生平及其事业有所涉及,但限于资料,他们的相关论述均很不完整。台湾的杂志也发过一些文章,如王云五1964年1月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朗毅1966年8月在《古今谈》上刊载的《张菊生与商务印书馆》,以及恽茹辛1975年11月在《东方杂志》刊发的《纪念张元济先生》等,但都属于纪念性文字,谈不上研究。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时局和观念的变迁,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曾长久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反动的渐进改良重新回归正常化的史学视域,并逐渐获得同情的了解和应有的尊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元济其人其事,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卓著贡献,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

  顾先生此跋作于1981年7月,故跋语中的“去年”指1980年,正是在陈原、顾廷龙、张树年诸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张元济的书札、日记、论书尺牍、诗文、随笔、序跋才得以次第校理出版。嗣后,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又尽发家藏,网罗散佚,相继编成并出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中下3册)、《张元济日记》和《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中下3册),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则主持整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6种)》,并陆续出版。这些集子较前此出版的张集虽有大幅扩充,但仍远未将张元济的文字囊括以尽。张树年先生去世后,张人凤先生继续潜搜冥索,又得商务印书馆(包括京馆、台馆和港馆)及各路学友鼎力相助,终于编成一套10卷本《张元济全集》,并于2007至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其中第一至第三卷为书札,第四、第五卷为诗文,第六、第七卷为日记,第八至第十为古籍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张集。据人凤先生告,《张元济全集》出版后,他又陆续搜集到近20万字的佚文散札,已汇编为《张元济全集·补遗》交付出版。至此,除了张元济主持编校、辑印的书刊,以及他主持制订的众多馆规外,张元济个人的著述已大体搜罗齐备,当年陈叔通嘱托顾廷龙先生纂辑张元济遗稿的愿望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其实,早在张元济去世后,他的挚友陈叔通即嘱咐时在上海图书馆任职的顾廷龙先生纂辑他的遗稿。但当时的环境已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即使纂辑也不可能顺利出版。顾廷龙先生曾在为《张元济书札》所作跋语中叙其事道:

  在这个过程中,宋原放先生提议,由张树年先生亲自主持编纂《张元济年谱》,该书于199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洋洋70余万言的年谱为张元济研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甫经出版即倍受关注。该书出版后,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约请张人凤先生编一年谱简本,并更名为《张菊生先生年谱》,于1995年出版。简本以出版、文化、教育、图书馆方面内容为主,其他方面从略,同时添补了少量原本截稿后发现的新资料。后张人凤、柳和城先生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请,为该社筹划的《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编纂《张元济年谱长编》,张、柳两先生原本就曾参与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的编撰,又长期致力于张元济资料的蒐集、整理与研究,累积了不少与张元济生平事迹相关的新资料,此次再度携手,穷数年之力,编成《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并于2011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与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和1995年版《张菊生先生年谱》相比,这部《长编》不仅在篇幅上扩展了一倍多,达180余万字,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不少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了大量新发现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纂、1928年日本访书,以及抗战八年的工作与生活等方面的新资料;二是订正了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中一些记述失当或考订失误之处,如张元济的一些诗文、书札在过去出版的数种文集中,曾被人修饰过,此次均按手稿或最初文本予以恢复,还原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这部《长编》的出版,为张元济研究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

密切的学术交流

先生捐馆后,陈叔通丈即属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书跋、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挚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又未几而“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遂废。去年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同志来沪,商为先生编印遗稿事,先生哲嗣树年君检理幸存旧稿,增补重编。先将日记、书札付印。

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顾廷龙与张元济、叶景葵围绕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是否采用《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进行过讨论。顾廷龙认为,图书馆工作以图书分类最重要,由于古籍多属综合性质,完全采用近代学科分类,往往不切实际。叶景葵虽赞同四部分类法,但也提出了内心的疑虑,他认为:“惟中国文化日渐发展,新出之范围不仅哲学一门难以归纳。譬如蔽藏所有《殷虚书契》各编,既不能归入小学,又不能归入金石。又如《汉晋西陲木简》,非金石,又非雕刻。又如《安阳发掘报告》,及《城子崖》《貔子窝》诸书亦不能以地理古迹包括之。又如各种学报,各种季刊周刊之类,似非丛书。又如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之类,亦在国粹范围以内。中国地质地文之类,非地理所能概括。细思问题甚多。”(《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叶景葵所提出的以上种种问题,在当时图书馆界文献分类中是一个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文献等的大量产生,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开始受到冲击。1896年梁启超(1873—1929)编《西学书目表》,1904年徐树兰(1837—1902)编《古越藏书楼书目》,1919年陈乃乾(1896—1971)编《南洋中学藏书目》,均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另辟新路。特别是1933年至1936年柳诒徵(1880—1956)等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改良。顾廷龙十分赞成当年江苏省立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采用《四库全书》分类法而加以扩充的办法。此事后由张元济讨论定局。张元济对顾廷龙的建议展诵再四,认为“具见虑周藻密”,并就采用四部分类法复函顾廷龙谈了自己的想法:“《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移改究属少数,或去或留,事有未周,言之亦难成理。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牵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原表所增所析,经阁下再三斟酌,自无可议。”(《张元济书札》)这样,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重要业务在张元济远见卓识、颇具智慧的指导下确定了下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在问学期

顾先生此跋作于1981年7月,故跋语中的“去年”指1980年,正是在陈原、顾廷龙、张树年诸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张元济的书札、日记、论书尺牍、诗文、随笔、序跋才得以次第校理出版。嗣后,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又尽发家藏,网罗散佚,相继编成并出版《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上中下3册)、《张元济日记》和《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中下3册),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则主持整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16种)》,并陆续出版。这些集子较前此出版的张集虽有大幅扩充,但仍远未将张元济的文字囊括以尽。张树年先生去世后,张人凤先生继续潜搜冥索,又得商务印书馆(包括京馆、台馆和港馆)及各路学友鼎力相助,终于编成一套10卷本《张元济全集》,并于2007至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其中第一至第三卷为书札,第四、第五卷为诗文,第六、第七卷为日记,第八至第十为古籍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最为齐全的张集。据人凤先生告,《张元济全集》出版后,他又陆续搜集到近20万字的佚文散札,已汇编为《张元济全集·补遗》交付出版。至此,除了张元济主持编校、辑印的书刊,以及他主持制订的众多馆规外,张元济个人的著述已大体搜罗齐备,当年陈叔通嘱托顾廷龙先生纂辑张元济遗稿的愿望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

间,顾廷龙先生在讲课与交谈中曾多次比喻,认为衣服是否合身,穿在身上才知道,四库分类法这件“衣服”,穿在古籍的身上正合适。1959年至1962年,顾廷龙在主编《中国丛书综录》时,也采用了四库分类加以扩充的方法,只是《中国丛书综录》不仅收录相对完备,检索十分便捷,注明收藏机构,其中的部、类、属的分类更加细密,而且在经史子集“类编”之外,新创“汇编”,细分为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独撰类等,成为中国现代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之作,于学术研究功莫大焉。

在这个过程中,宋原放先生提议,由张树年先生亲自主持编纂《张元济年谱》,该书于199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洋洋70余万言的年谱为张元济研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甫经出版即倍受关注。该书出版后,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约请张人凤先生编一年谱简本,并更名为《张菊生先生年谱》,于1995年出版。简本以出版、文化、教育、图书馆方面内容为主,其他方面从略,同时添补了少量原本截稿后发现的新资料。后张人凤、柳和城先生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请,为该社筹划的《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编纂《张元济年谱长编》,张、柳两先生原本就曾参与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的编撰,又长期致力于张元济资料的蒐集、整理与研究,累积了不少与张元济生平事迹相关的新资料,此次再度携手,穷数年之力,编成《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并于2011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与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和1995年版《张菊生先生年谱》相比,这部《长编》不仅在篇幅上扩展了一倍多,达180余万字,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不少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了大量新发现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纂、1928年日本访书,以及抗战八年的工作与生活等方面的新资料;二是订正了1991年版《张元济年谱》中一些记述失当或考订失误之处,如张元济的一些诗文、书札在过去出版的数种文集中,曾被人修饰过,此次均按手稿或最初文本予以恢复,还原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这部《长编》的出版,为张元济研究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

张元济的道德文章,为顾廷龙所景仰。顾廷龙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对张元济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菊生先生耆年硕德,经济文章,并为世重。余事致力目录、校勘之学,而尤以流通古籍为己任。数十年来巨编之辑印,孤本赖以不绝,其嘉惠后学,实非浅尠。综览先生行事,忠信笃敬,识胆具备,宜发为文章,词意并茂,语无空泛,洵足以信今而传后。”在合众图书馆的十数年中,张元济的言行举止,也时时影响感染着顾廷龙。“尝闻人言,先生每日早餐后,即伏案作书,书就即付商务印书馆通讯员汪志清君分发。大病稍痊,仍坐床上支坑几作书如常,数十年如一日。龙常往谒,尚亲见之。”(《张元济书札跋》)由于合众图书馆自创办起至解放后捐献,张元济始终其事,“龙因得追随左右者十余年,尤在其卧病中,数日不往谒,即以便条见招。使龙对版本之鉴别,图籍之保护,以及晚清之典章制度,薄有所知。”(《张元济年谱序》)

史料不断发掘整理与汇编出版,张元济研究逐渐深入

张元济利用合众图书馆里馆藏编辑《涵芬楼烬余书录》期间,由顾廷龙为其担任助手。当时张元济隔日便有便条交顾廷龙,顾廷龙则一二日必去张元济处一谈,学术交流甚密。由于顾廷龙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和文字训诂等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且做事十分认真,所以张元济在学术上十分器重和信赖顾廷龙。顾廷龙曾多次回忆起当年在张元济身边作为学术助手的美好时光。“曩岁承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仰床第,每忆旧作,辄口授指划,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盖其博闻强识,虽数十年如一日,此岂常人所能企及,谓非耄耋期颐之征而何?”(《涉园序跋集录后记》)《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后,张元济曾于1951年5月26日致书毛泽东(1893—1976)时曾专门附呈《涵芬楼烬余书录》一部,当年7月30日,毛泽东复函张元济,谓“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张元济年谱长编》)在《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文章中,顾廷龙也曾回忆道:“先生病后,记忆力仍很强,某字某名要查,而且要查原书,这种校勘工作,在‘合众’做最为适宜。”顾廷龙还或有为张元济代笔的情况,如1957年署名张元济的《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就是由顾廷龙代笔的。这种常年侍座的学术助手角色,使顾廷龙与张元济之间形成了忘年之交并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研究张元济就不能不研究商务印书馆,反之,研究商务印书馆亦不能不研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在馆内设立馆史室,隶属于总编室,具体负责纂辑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研究商务印书馆馆史。从1980年9月起开始连续编印《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一辑篇首刊出一篇简

张、顾之间的学术情谊,还延及了两家数百年的世交,被视为奇缘。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回忆道:“早在1942年,张元济应顾廷龙之请,为其先人顾竹庵先生遗墨题了七绝一首:‘钢铁横行今世界,羽毛丰满不中书。应将笔阵销兵气,留与他年作楷模。’张元济得知顾廷龙得到了他八世族祖顾侠君藏书处《秀野草堂图》,兴致很高,为此图题写了《秀野草堂图跋》,详述顾、张两家三百年藏书历史。张元济又取出自藏查日华所绘《张氏涉园图》请顾廷龙题词,“敬乞赐题数行。务祈将先生交谊叙入。三百年世交,恐世间不多得也。”(《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9月)1943年8月17日,顾廷龙在《涉园图卷跋》中也记录下了这段张顾两家的文献奇缘:“今涉园与草堂皆赖图咏以留鸿雪,而两图又皆展转为楚弓之得失,卒得同庋于合众图书馆,为文献之征,亦奇缘已。”

短的“开场白”:

捐献合众图书馆

搞馆史的计划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支持。从四月底重新提出,短短两三个月已经收到一批材料。为了保存这些材料,先用观在的形式陆续刊发。

1953年6月,张元济致函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1901—1972),指出合众图书馆创办十多年来,“规模略具,亲友响应,捐购书共达廿二万册。共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下引同)时任合众图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与常务董事徐森玉(1881—1971)拟定呈交了《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书》,共中提到:“我馆欣逢盛世,思贡献出一分力量,故由董事会议决,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俾可作有计划的发展。”张先生还将所编著的《涵芬楼烬余书录》赠送陈毅市长,陈毅市长在1953年6月13日复函张先生信函中提到:“惠书及《烬余书录》收阅,甚佩长者保存古籍之美意。今者人民政府明令收集古代文物,设部专司其事。先生之志,继起恢宏,诚可庆也。”
1953年6月18日,时值合众图书馆捐献之日,当天清晨,张元济给顾廷龙发去信函,对顾廷龙表达了发至内心的感激之情:“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铭感!”

我们希望商务印书馆的新老同仁、新老著译者,新老读者、热心人多为我们的馆史提供材料并多出主意。因为商务历史长,涉及面广,各人的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只要能写成文字资料,我们都欢迎。

张元济在合众图书馆的十四年发展中,自始至终鼎力支持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的各项工作,除以上提及的图书分类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十分赞赏顾廷龙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1939年7月18日,顾廷龙在从北京南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不顾旅途的劳顿,草拟提交了成竹在胸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提出了“建设一专门的国学之图书馆”的合众发展愿景,张元济与叶景葵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初来乍到的顾廷龙以很大的激励。二是身体力行,践行合众图书馆众擎易举、各出所藏的办馆理念。张元济于1941年4月至10月,先后以所藏嘉郡先哲遗著、海盐先哲遗著、张氏先人著述及刊印之书,分40次捐赠合众图书馆,共计935部、3793册,成为合众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三是推进指导合众图书馆的馆藏主题目录的编制和合众图书馆丛书的编印。四是奔走呼号,以解合众图书馆经费的燃眉之急。1949年上半年,合众图书馆面临经费危机,达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叶景葵于1949年4月28日因心脏病逝世的当天下午,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董事李宣龚(1876—1953)即来到合众图书馆,对当时处于彷徨无措的顾廷龙讲:“一切事情由我们负责,请放心。”张元济随即向有关方面呼吁帮助求援之事,并亲笔致函写寄,这种关键时刻的鼎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使面临经费断源的顾廷龙得以继续集中精力于合众图书馆的管理和业务工作。五是保护合众图书馆免遭兵乱之灾。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军队要求合众图书馆楼顶腾空,经交涉无果,至当晚八时,国民党军队将图书馆的大门打开进行骚扰,关键时刻张元济挺身而出,在现场坐镇,与之周旋。经过通宵守护,国民党军队终于深夜离去。顾廷龙回忆道:“犹忆抗战期间,先生与叶丈揆初等举办合众图书馆,艰难经始,励志不渝,涉园藏箧,溉泽群英,即今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之创基,先河之功,为不可及也。廷龙辱招编摩,主馆有年,杖履亲承,益我良多。名山盛业,蕲昭方来。”(《涉园序跋集录后记》)

《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系不定期内部刊物,由商务印书馆总编室编印,1980年9月20日起刊行,最初每月一辑,陆续编印涉及馆事和商务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物的公私日记、书信、便笺、笔记本等原始材料,以及早期出版物、目录、广告、简报、纪念册等印刷品,当然还有新老同仁、新老著译者、新老读者写的回忆性文字。可惜,1993年10月5日编印至第50辑后因故停刊,前后历时14年。考虑到记录、传播、研究馆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12年2月,商务在建馆115周年之际又复刊《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每年编印一至两期,迄今已编印7期。这本刊物虽是不定期内部刊物,但它以抢救的方式为商务印书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馆史资料,今已成为研究商务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商务为纪念建馆90周年和95周年,于1987年、1992年编辑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和《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即以这套资料为基础。此后,商务印书馆又在建馆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和《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这个系列虽是应时性、纪念性出版物,且其中多为回忆性和纪念性文章,但亦辑录不少他处不易见到的珍贵资料。除了这些资料外,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2册),以及《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等。所有这些资料未必都与张元济研究直接相关,但对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研究而言却是不能忽略的史料。

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

与此同时,香港、台湾等地的商务印书馆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史料。如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的张树年等所编《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73年、1967年、1977年出版的王云五所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岫庐八十自述》《岫庐最后十年自述》,以及王云五辑印的《岫庐已故知交百家手札》(1976年版)、王寿南所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全4册,1987年版)和王学哲所编《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2009年版)等,这些资料,特别是张树年等所编《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和王学哲所编《艰苦奋斗的岁月(1936—1948)——张元济致王云五的信札》,都是张元济研究极有价值的史料。

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对张元济生平文献和学术生涯进行了总结汇编和研究疏理:1951年,在张元济著录的基础上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全五册);1956年,汇编《涉园序跋集录》并撰《涉园序跋集录后记》;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

伴随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和汇编出版,张元济研究也开始逐渐深入。单近三十多年来出版的张元济传记及论文集和回忆录即多达20余种。就陋见所及,这些著作包括:王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及其《增订本》(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84年、1995年出版);【新西兰】叶宋曼瑛著《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英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汪家熔著《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张树年主编,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编著的《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新西兰】叶宋曼瑛著,张人凤、邹振环译《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王英编著《一代名人张元济》(济南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台湾业强出版社1995年繁体字版);董进泉、陈梦熊撰《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辑入《中国大资本家列传》第9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人凤编著《张菊生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陈建明著《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柳和城著《张元济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张树年著《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张荣华著《张元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诞辰130周年文集》(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年编辑出版);张人凤著《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李西宁著《人淡如菊·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周武著《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汪凌著《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张学继著《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卢仁龙著《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出版大家张元济》(学林出版社2006年出版);张珑著《水流云长——张元济孙女的自述》(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出版);张人凤著《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出版);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暨第三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汪家熔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第四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柳和城著《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一个曾经的“失踪者”,短短三十多年间,竟一下子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传记和论集,无疑是极罕见的研究现象。这些著作各具特色,谨依个人私见,胪举数种于后:

张元济的生平文献整理有的虽未署顾廷龙的名字,但实基于顾廷龙的前期整理,或由顾廷龙协助进行。如《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就是如此。顾廷龙在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书札》书后跋文中曾回顾了张氏书札等文献的整理过程:“先生文章不多作,而与友好书札频繁,声气广通。评论时事,商量学术,发抒己见,情见乎辞。由今观之,皆成史料……先生秉性纯厚,言必信,行必果,爱国热情,始终如一,其真性情,皆可于书札中见之。”顾廷龙认为:“先生交游至广,书札散佚必多,当勤事访求,有所得,即先摄存,俟为续编。先生捐馆后,陈叔通丈即属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挚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又未已而‘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遂废。”《张元济书札》后经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1918—2004)奔走联系,并经由张树年(1907—2004)检理幸存旧稿后增补重编出版。遗憾的是,清代末年,张元济曾到世界各国考察教育将近一年时间,

第一种是王绍曾先生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这是海内外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张元济传记,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前言和后记外,共4章,10万余字,前三章概述张元济主要的生平事迹,当年作者所能看到的资料有限,现在看来,或不免失之于简,但作者是国内有数的版本目录学家,早年又曾在张元济直接指导下参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役,对张元济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苦辛与成就知之甚详,他用了几近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总结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的重大贡献”,议论精审,最具特色。但绍曾先生自己并不满意,自谦是一本“不成熟的小书”,因此该书出版后,他又进一步扩充资料,于1995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与初版相比,增订本除了对原书做了少量的修订外,另外增补了一篇长文《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和一篇《增订本余话》。前者长达5万余言,对张元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过程及其贡献做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并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重要价值做出重新评价,这就更强化了该书原有的特色。

每到一地,必取当地明信片记述作为家书寄回,可视同日记文献。这些珍贵的史料曾储之箧衍数十年,但未及整理。“内乱中,尽付劫灰。事后,目击者言之,殊深惋惜!”(《张元济书札跋》)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了1912年至1947年间两位学人的622通书信,这些论书尺牍的整理工作正是在顾廷龙协助下进行的,书信中颇多记载有历史文献和出版印刷的史料和故事。其中由张元济捐赠并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傅氏原信和底稿曾请人抄录,这些抄件均经过顾廷龙的亲自校对。

第二种是新西兰学者叶宋曼瑛女士的《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这是海外学者撰写的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一本张元济传记。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作者曾于1979年冬到北京、上海等地查阅资料,期间拜访了当时主持商务工作的陈原,以及茅盾、叶圣陶、顾廷龙、丁英桂、张树年等人,并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和鼎力相助。该书英文版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由张人凤和邹振环译,于1992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除前言、后记,共分10章,较为完整地叙写了张元济毕生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并通过对他的生平、经历和事业的研究着力阐明张元济那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气质,书中指出:“张元济是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实现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社会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丝毫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由于成书较早,作者所能掌握的资料远非现在可比,但今天看来这本传记仍然是出色的。此外,作者发表的多篇张元济研究论文,如《张元济、李伯元与〈绣像小说〉》《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从张元济、胡适往来信札谈起》《从戊戌期间的张元济看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张元济与新文化运动》等,亦有可观。

1956年,在迎接纪念张元济九十华诞之际,顾廷龙将张先生的序跋汇为一编,名为《涉园序跋集录》,之所以取“涉园”的名称,其中还有故事。原来张元济平时撰文、题识、通读以及书翰扇册,均只署“张元济”之名,但人们多以“菊生”的别号尊称之。古代和近代文人雅尚,多取别号、室名,而张元济并不喜欢这样的社交习俗。这样,顾廷龙在汇编张氏序跋时有些犯难,既不能违背张先生不喜别号的习俗,又不欲直呼其名,于是便冠以“涉园”之名。1985年7月30日,我研究生毕业之际,顾廷龙先生曾将自己收藏的《涉园序跋集录》送给我并作了题签。此为顾廷龙生前的文献整理的工作之本,书前目录多有红笔和铅笔的打勾,多处书名处有“抽出”字样,正文中也或有校勘文字。顾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论述了将散在各书并分隶卷末的180篇序跋汇集一编的编辑宗旨:“举凡先生校印群籍,早播士林,读者于所撰各书跋文,咸谓探赜索隐,启发攸资。徒以分隶卷末,检阅不易。因谋古典文学出版社辑为专集,以贻来者。”对于张元济序跋的学术价值,顾廷龙在后记中也给序了极高的评价:“先生既创建涵芬楼,广蒐善本,间复留意乡邦文献,及先世遗泽,专精毕力于丹黄楮墨间,积累蕴蓄,倾吐心得于题跋文辞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方诸前贤如义门、抱经、荛圃、千里辈无以过之。抑且访书南北,留珍海外,过眼琳琅,会神应手,允宜征引众说,阐幽发微,拾遗补阙,洞中要窍,此更前贤所未逮。”

第三本是汪家熔先生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作者系商务印书馆馆史室的资深研究人员,不仅熟悉商务印书馆史事,还曾参与过《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和《张元济诗文》等书的纂辑和出版,景仰张元济的人品、情操和志业。全书分20章,从传主的家世一直写到他去世,作者依托商务馆藏之便,于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及成就的叙述尤详。书中首次评述了张元济主持编纂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以及他与蔡元培、高梦旦合编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并配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描润、修版前后不同面貌的书影,以及日本浪人给商务印书馆的恐吓信等照片,为当年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此书虽不足15万字,但作者“以高山仰止的心态”为读者勾勒了一幅“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的画像。作者退休后,更倾力于商务印书馆馆史和晚清出版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相继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近代出版史研究论文集》《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中国出版通史·晚清卷》《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和《晴耕雨读集》等多种出版史著作。2012年作者又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传记的增订本,书名改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张元济》,说是“增订”,其实是重写,篇幅从不足15万字扩展至36万字,内容远较初版充实,可视为作者对张元济研究的一个总结。

《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是顾廷龙所撰写的论文中较为全面论述张元济在合众图书馆十四年间的重要贡献和事业历程的文字,论文中以第一手的史料为人们展示了当年上海孤岛期间创办和管理合众图书馆的经过,并详细回顾了张元济在建国前后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中理书、印书、救书、捐书等种种事宜,是研究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最为权威的资料。

第四本是吴方先生的《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这本传记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廷龙也曾有志向编纂张元济和叶景葵之年谱。1949年春,胡适(1891—1962)曾到访合众图书馆,适逢张元济与叶景葵均在,胡氏曾力劝两先生撰著年谱,“两先生皆含胡应之,而龙不知揆量,即自告奋勇,谓胡先生曰:‘我能成之’。”(《张元济年谱序》)但不意叶景葵因患心脏病发于1949年4月突然去世,张元济在建国初赴京返沪后也中风卧床,当时、顾廷龙馆务鞅掌,编纂年谱之事便无暇顾及。后年谱由张树年编纂完成,1991年由商务印书出版。年谱出版之际,顾廷龙在序中感概道:“先生年谱为龙有志所未逮,今得乐观厥成,欢喜之情,莫可名状。”20年后,由张人凤、柳和城共同编写出版了《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在前出年谱基础上增补考订;张人凤又汇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2010年11月),其中第1-3卷为书信,第4-5卷为诗文,第6-7卷为日记,第8-10为古籍研究著作。全集中书信总数达到4753件,包括1-3卷的4475件,及截稿后又发现附于第10卷末的278件,为研究张元济提供了更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中的一种,与此前出版的各种张元济传偏重于叙事不同,吴方此作重在理解张元济的人生定位和价值定位,并透过这种定位来解读他与时代的关系。在作者看来,张元济虽然未曾处在“舞台”中心,不曾为风云人物,却以其对道德精神、人格力量和文化使命的承当,留下默默努力的身影,因而格外令人萦思系念。书中对张元济至始至终秉持渐进改良的“低调式”姿态再三致意,指出:张元济生逢天翻地覆的时代,“虽然也处于矛盾中间,却并未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作为一位旧式儒家学者,当他面临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挑战时,可以越过定见的保守藩篱,开放自我;他渴望中国的进步,同时意识到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意识形态向两个极端分化时,他从不退向保守亦不趋于激进;人们惯于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选择‘全盘西化’,就是顽固地坚持‘国粹’,而张元济的一生否定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在文化变革到来之际,保持了一贯的开明姿态,并帮助了不同思想体系的活跃和发展;他曾经积极地推动‘新学’的传播,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传统文化典籍;或者还可以说,他曾积极鼓吹变革许多既有的风俗制度,同时又极为谨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弘扬人格的价值,他始终超脱于政党、派别之争,相信只有靠文化建设,通过启发民智的途径,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源泉。不论怎样去评价,张元济的一生都散发出仁智的气息。这是一种独特性,也是令人思悟的历史遗音”。
吴方是个沉潜的学者,知人论世富深刻洞见。这部传记以恳切深挚的笔触写出了一个身处文化“偏至”时代的事业型文化人的仁与智。

顾廷龙还曾具体指导审定了由王绍曾(1910—2007)撰写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一书。早在1980年,王绍曾就曾撰写了《试论张元济先生对近代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的文章,1982年商务建馆85周年时出版纪念册征集纪念文章。看到王绍曾的论文,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经研究,认为张元济尚无传记,因与顾廷龙商讨,是否在王绍曾论文的基础上扩写为传记,用以表彰菊老对近代出版事业及整理古籍之丰功伟绩,获得了顾廷龙的首肯。从1982年起,王绍曾即投入传记的写作,当执笔之初,顾廷龙即示意此书应着重阐述张元济对古籍整理之重要贡献。后王绍曾写作中每成一章初稿,即寄顾廷龙审阅,一经发现问题,顾廷龙即于原稿上随手修订,迄1983年全稿杀青,为时两年。当时顾廷龙正忙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稿事宜,但对王绍曾寄送的稿件审阅,仍一丝不苟。1985年7月19日顾廷龙致函王绍曾:“菊老平生学术文章,出版事业,得公椽笔,为之表彰,特别关于古籍整理一章,尤非吾公莫能道其详也。”,王绍曾感叹道:“其实无先生,即无《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余感激之不暇,岂能反受先生之褒奖。”(《顾廷龙文集序》)

第五种是张荣华的《张元济评传》,作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大师丛书》中的一种,本书的写法明显有别于前面几种张元济传,更多地注目于张元济的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他如何为近代学术文化发荣滋长培植一片沃土。虽然张元济在整理出版古籍方面独力做出的贡献,足以使他名垂久远,但作者认为,“他在学术史上的大贡献并不在于此,即便今人总结出‘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四位一体,也不足以概括全局。如果把这些比喻为绚丽的花葩,则不应忽视使之发荣滋长的沃土。张元济一生的最突出贡献就在于培植这片沃土。这就是说,他通过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孜孜不倦地为维护学术文化的自主理想和独立精神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罕有其比的业绩,成为近代中国致力于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在清末以来的国学大师群中,张元济的独特地位也即在于此。”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无意铺陈传主的人生履历,而将论述重点放在传主一生最多彩、学术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即从戊戌前后至1930年代,然后按照时间顺序选择其中最能体现传主独特贡献和精神风貌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述,并力求透过这些评述,“揭示出近代中国学术与文化立足于历史与传统的革新之路,揭示出一代学人在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下,试图穿透迷茫、超越时尚以重建学术精神价值的卓然风采。”
除了评述传主的学术思想与实践之外,书中第四章以“蔚成大国:塑造学术与文化的自主精神与独立机构”为题,分析张元济在经营文化企业方面的依违进退之道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进而论证他以商务印书馆为依托,在中国开拓“公共领域”的努力。这可说是此书的最独到之处。另外,书中关于张元济办《外交报》历史地位的评估,以及对张元济在语言文字改良方面的言行所作论述等,亦极切实,且为此前出版的诸种传记所未及深论者。

顾廷龙还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所出《张元济书札》(1981年6月,1997年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9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2004年1月)题写了书名,使这些张元济的生前文献和研究著作显示出整齐划一、大气典雅的气象。顾廷龙不仅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其真草隶篆各体俱佳。王元化(1920—2008)曾对顾廷龙的书法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雅量之美,淳厚浑穆,神明内敛,气静机圆;书林中之诸葛孔明、谢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柱之学、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干才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现,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

传记之外,近年来还陆续出版了多部张元济研究论文集,如2006年出版的《出版大家张元济》(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张元济图书馆编),2007年出版的《张元济研究文集》(张人凤著),2009年出版的《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暨第三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2014年出版的《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第四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等,这些论文集荟萃了张元济研究的最新成果,所涉至广,有对张元济平生志业的孺慕与追怀,有对他生平事迹的梳理与考索,有对他学思历程的总结与反思,有对他交游网络的钩沉与再现,有对种种“错误记载”的考订与纠正,有对新发现史料的披露与解读,也有对既有史料的再研究,等等,其中不乏富有学理深度的力作。

两位世纪老人在文化上的共同追求

张元济的独特贡献和地位已获得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张元济编印《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前,以校勘重印、继往存绝、方便学林为重;顾廷龙主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在后,以文献普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见长。张元济当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以及把握历史机遇意识给顾廷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廷龙认为:“先生之编印《四部丛刊》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两大巨制,断非常人所能成。先生尝谓龙曰:‘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廿年,物力维艰,不能也。’赖其精心编校,遂成不刊之本。”(《张元济年谱序》)两位忘年之交也或有文献整理合作的项目,如《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前者顾廷龙承命为张元济作学术佐理,后者为张元济著,顾廷龙编。在合众图书馆的事业发展中,张元济注重宏观和管理着眼,致力于合众的创办、人才的引进、业务的指导、经费的落实、合众的捐献;而顾廷龙则注重从中观和微观着手,倾力于合众的运行、文献的征集、目录的编制、丛书的出版、读者的服务以及日常的主持,可谓各司所长、配合默契,灵犀相通。

总体而言,近三十多年来,张元济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有关张元济的生平及其事业,以及他在现代出版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已获得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如前所述,单是他的传记、论集和回忆录就已出版了20余种,至于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据《张元济全集》附录九《张元济研究论文、史料评介、回忆文章举例》载,截至2009年即有750篇,若加上此后数年发表的各类相关文章,总数在千篇以上。但由于受资料和视野所限,有关他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被忽略或未及深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断或细节需要重新检视。譬如,张元济自1909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立之日起,即一直担任董事,1926年辞监理职后,更被推举为董事会主席(后改称董事长),直到1954年商务印书馆实行全面公私合营、原董事会解散为止,是商务馆内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董事会者,可以说是商务董事会中的灵魂人物。期间无论担任董事,还是董事会主席,张元济始终把公司长远利益摆在首要位置,于公司“基础之巩固”和“营业之发展”多所擘画,曾在历次董事会会议及股东会上为公司提出过许多重要议案,包括:分派花红须改办法议,保护做工孕妇议案,增股议案,推广保险议案,拟裁减分馆意见书,关于购买政府公债议案,关于设立公用图书馆的议案,股息公积意见书,辞监理案,关于创办同人消费合作社的议案,关于选任王云五为总经理的议案,关于酬劳善后期内办事人员议案,提议总管理处迁移长沙案,关于预垫股东利息案,关于升值增资方案,修改公司章程提案,关于拟行节约方案,关于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案,关于将公司所藏《永乐大典》捐献政府之提案,本馆设立节约委员会励行节约案,关于解除常务董事案,等等。这些议案看似繁杂琐碎,实则多极缜密、周延,不但攸关商务的制度文化建设与长远发展,亦最可见他个性之所在,关怀之所在,识见之所在,以及由这种关怀、个性、识见聚合而成的人格魅力之所在。遗憾的是,张元济在商务董事会中所扮演的灵魂角色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做过细致、深入的探究。

顾廷龙当年在南下创办合众之前,就对张元济所编印的《续古逸丛书》及《四部丛刊》十分关注,认为这些丛书搜传善本甚夥,但也发现其中有可以进一步过多善之处,如其中未能包括日本所藏宋本《集韵》,顾先生认为“独不及此,殊为憾事”。1936年12月3日,顾廷龙在给叶景葵的信中建议:“《集韵》宋椠本国中早失其传,诸家所校亦仅据影宋抄本,惟查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尚藏有淳熙刊本,异阙卷一,字大悦目,当称孤本。……先生如晤菊生先生,盍纵恿其访摄景本刊入《续古逸丛书》,早日公之同好,不其盛欤?”其实,《集韵》尚有更好的祖本。2000年,常熟翁所藏六世藏书80种、542册整体转让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中有《集韵》的南宋明州本,为众版之祖,也是翁氏藏书的核心之一,顾廷龙仅见过书影而未见原书。傅熹年在《常熟翁氏藏书图录》(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中对明州本作了如下的评价:明州本《集韵》“为此书传世最早刊本。清初为钱曾所藏,载入所撰《读书敏求记》中。约康雍之际进入怡新王府,同治初转归翁氏。自入怡府至今,近二百八十年中秘藏于王府、贵邸和海外,不为世知。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阮元、陈鳣等只据其影抄本进行研究,即推重备至,是在清代学术界有重名的孤本秘笈,也是清代通行诸本的祖本。”明州本重现于世,为《集韵》的详校与定本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基础。

再如,张元济素持兼容并包主义,交游至广,由此形成的庞大的私谊网络和交往世界,曾为商务的异军突起及后续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务跨界、跨区域甚至跨国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即依托张元济个人的私谊网络和交往世界而构建,并不断延伸与拓展。但是,有关张元济的私谊网络和交往世界,除了他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朱希祖、傅增湘、傅斯年等人的关系受到较多关注外,其他,特别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甚少被论及。实际上,他的交谊网络并不限于国内,外国友人亦复不少。他的日本友人甚多,其中与长泽规矩也、诸桥辙次、内藤湖南等汉学家的交往尤为密切,情谊亦最深厚,堪称挚友,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即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日本友人之外,他与欧美汉学家、出版商等也有不少往来,如与法国伯希和、英国骆任廷等均有相知之雅。他曾为骆任廷编选的《英译中国诗歌选》撰序,其中说:“英译吾国诗歌向以英国翟理斯(Herbert
A.Giles)与韦勒(Arthur
Waley)二君为最多而精。前者用韵,后者直译,文从字顺,各有所长。其有功于吾国韵文之西传者甚大。唯二君所著分刊于所译四书之中,读者每以篇帙分散,难窥全豹为憾。骆君交二君久,得其同意,选其足以代表各时世及各宗派者,汇而刊之。并以汉文对照,俾学者开卷之际,获中英原文互读之乐。其为功洵足与二君后先辉映矣。”他还应骆任廷之请,代他撰《齐尔士先生八十五岁寿言》,以为“引年之颂”,齐尔士即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可见二者交谊之匪浅。另外,他跟美国教科书出版商金恩公司(Ginn&Co.)总经理George
Plimpton的交往则更有意思。商务曾因翻印金恩公司的教科书而被金恩公司告上法庭,二者互为对手,但最后张元济不但成功地让两家公司“化敌为友”,商务成为金恩公司教科书在中国的代理商,他本人也因此与George
Plimpton结下了友谊,并泽及他们的下一代。张树年先生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张元济》特别提到George
Plimpton,其中说:“美国在波士顿有一家颇有名望的出版公司金恩公司(Ginn&Co.),专出中小学教科书,业主名普林姆敦(
GeorgePlimpton)。商务印书馆经销该公司的书籍。我在约中读书时,所用的英文、数学课本均为这家公司的出版物。普林姆敦先生曾两次来中国,并参观了商务总厂和发行所。1932年暑假,我和葛中超去波士顿,并函告普老先生。他来电话邀我们去他乡间别墅度假四天。别墅有土地600公顷,大片森林。住宅前有游泳池,晚上时常宴请亲友。他和我大谈其20多年前到中国游览,参观商务印书馆,与父亲的友谊等事。他说他的公司规模和出版物种类,绝不能与商务相比。可是商务在几天之中竟被日本侵略军毁灭,言下不胜愤慨。他的一位亲戚还大发议论,说一个腐败的政府,无力抵抗敌人,不能保护国人,使人民受苦。”

2017年适逢张元济150周年诞辰,谨以所阅所闻所思,略述他与顾廷龙师之间的文化情谊,藉志后学的景仰之情。

张元济是近代知识人中罕有的枢纽型人物,我举上面两个例子,不过是想说明,张元济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来虽已取得许多出色的成果,但可以深入和拓展的空间仍然很大。今年是他150周年诞辰,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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