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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 专访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2014/01/25 | 徐伟| 阅读次数:6908|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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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文人间的“笔战”,也看作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夏志清先生一生有两个主战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却把两次论战地选择在台湾,一次与颜元叔,一次与唐德刚。他还把自己的数部主要作品放在台湾出版,包括《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爱情、社会、小说》,以及今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在上世纪50年代,夏志清便在其兄夏济安主持的台湾《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数十年声誉日隆,成为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评论大师。他所推崇的西方文学理念,成为许多后辈文人学者的评判标尺。他掀起的张爱玲热,更是让张爱玲荣登台湾文坛至高无上的宝座。

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说,在台湾,几乎知道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夏志清,他为所有后来的张爱玲研究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夏志清障碍”。

然而,夏志清在台湾的“深度介入”还不止于此,当今活跃在台湾文坛一线或已退居二线的许多作家和文化评论家,都是夏志清的朋友或学生,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白先勇、刘绍铭、琦君等人。

在夏志清逝世的消息被确认后,台湾的主流媒体争相大幅报道其一生成就,许多人向其致以哀悼和敬意。台湾可能是受夏志清先生影响最深的地方之一,但他与台湾文坛的往事却少有媒体提及,为此,《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他是台湾抗日名将丘先甲、丘逢甲的后人,父母皆为作家,曾被夏志清连赞“奇才”,并担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首发会的演讲人,他的父亲创立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向夏志清授予“杰出华人会员”奖牌。他们一家两代人与夏志清都颇有渊源,让他来讲述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再合适不过。

记者:夏志清与台湾的渊源很深,他最早进入台湾文学视野是什么时候?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符立中:最早应该是在1957年,他评张爱玲的两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这本杂志是由他哥哥夏济安及吴鲁芹、刘守宜、宋淇联合创办的,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夏济安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台湾文学评论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几个重要门生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等人,后来都成了着名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不久后,夏济安移居美国,在美国英年早逝,这些学生有些后来又间接师从夏志清,所以夏志清与台湾文学界有广泛的交流,他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台湾出版。

夏志清先生结过两次婚,两任太太都带到台湾来过。第一次是1966年暑假,带着洋人妻子卡洛及当年十岁大的女儿建一,到台湾住了半年,住在金华街205号,离我家很近。不幸的是,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因为房东将地板打蜡,他把右臂跌伤了。第二次是他1969年与王洞女士结婚后,到台港长住。两次都是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第二次有到香港中文大学兼课,他对台湾文坛的影响和交游都很广。

整个台湾,知道张爱玲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夏志清,他去世的消息证实后,《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台湾主要媒体都做了近乎全版的报道,连几乎不报艺文新闻的《苹果日报》也做了头条,赞誉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中国文评第一人”。

记者:都说夏志清是张爱玲历史地位的发掘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入台前,他已经有不少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在台湾流传,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符立中:《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台湾是在1979年,之前他哥哥夏济安就已经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也引起过一些争议。

1972年,夏志清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作序,对张爱玲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提出,“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这样的评价,引起了评论家林柏燕的很大反感,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一文,提出“张爱玲还在世,断定她的作家地位还太早,而那些所谓‘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所写的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语的确有“一锤定音”的意思,后来他予以还击,说“林先生对作家的态度相当残忍”,他说林柏燕所举的三个例子——李贺、曹雪芹、麦尔维尔,都是生前不得意,甚至潦倒半世,死后才成大名,“假如生前就有人赞美他们,使他们名利双收,甚至活得长一点,多留给世人一些着作,或把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写完,那照林先生看来,他们的作家地位是不是就要大打折扣,算不得清高了?”这篇文章对台湾的评论界影响非常大。

记者:实际上夏志清在台湾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台湾文坛影响很大,他跟哪些作家交往比较密切?

符立中:他在台湾艺文界有广泛的交往,包括林海音、琦君、王鼎钧、李欧梵、余光中、于梨华、陈若曦、何怀硕、水晶、庄信正、王德威等人,1966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被他那又急促又好玩的口音逗得很欢乐,可是他拿出来的学问又很扎实。

他在台湾发表了大量的论述,他的《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都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本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之前问世,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比如说大家都忽略了,在中国,散文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但是西方文学更崇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台湾的散文家琦君很重视,花了很多精力去写琦君的评论,这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

他写琦君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而是他认为琦君的文章确实好,文学根底很深,他写评论完全是不看人的,以文本为唯一评论依据。琦君写她在浙江乡下的童年往事,写得相当圆熟、淳朴,充满人的温情,她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小说《橘子红了》,这个小说后来在大陆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周迅主演,非常轰动。琦君早年的散文受到冰心等人的影响,但是她能有这么长久的创作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志清的鼓励。

记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唯一被纳入的台湾作家姜贵,在大陆简体版中被删掉了,夏志清为何会如此看重姜贵的作品?

符立中:那个时候,在台湾,常拿来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的只有姜贵,姜贵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成了小说家。他和我父母也很熟,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和苏青有一段情史,当时苏青比张爱玲还红,有趣的是,姜贵和苏青分手后,他们互相把对方写在小说里头,都是用影射的手法,苏青写《续结婚十年》,姜贵写《三妇艳》,这是我首先发现并披露的。

姜贵的文学成就是在台湾建立的,那个时候姜贵和夏志清并不认识,只是和夏济安有一定渊源。夏济安办的《文学杂志》是由明华书局出版的,而姜贵的第一本重要的长篇小说《旋风》,也是由明华书局出版,《旋风》以共产党在山东崛起为背景,讲述他的家族故事,这本小说跟张爱玲的《秧歌》一样,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可以说,姜贵是台湾第一个拥有重要国际地位的长篇小说家,那个时候葛浩文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姜贵的小说是台湾唯一在国外文学研讨会上被讨论的作品。

姜贵刚来台的时候很潦倒,但夏志清完全不看他个人的身份,只是看他的作品,就把姜贵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过是把他放在附录三,而不是在正文里头,因为他写到共产党的崛起经历,在大陆版就被删减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足本没能在大陆出版,夏志清也觉得相当可惜。

记者:夏先生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笔战,包括和唐德刚、颜元叔等人,都是以台湾为“战场”,这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符立中:这两场笔战都在台湾,由此也可见,台湾是他事业的“主战场”之一。他和唐德刚是为了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笔战,有些意气之争,我觉得对文坛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而与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的笔战很激烈,牵涉到台湾文学评论界霸主地位之争。

1976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发表《印象主义的复辟》,对夏志清大加攻击,夏志清以《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回击,开列了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说“文学研究,由他一人领导,实非国家之福”,并称“颜元叔好多书评、论文,都给人急就章的印象”,又说“事实上颜元叔的英文程度也有问题,他情愿闭门造车,也不求教于人”。这篇文章予颜重击,打倒了颜元叔文学评论界的霸主地位,也牵动台湾文坛往后的发展。往后夏志请得到了最崇高的位置,他所推崇的张爱玲就这样一步步走上神坛,这才形成了张派。

记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80年代通过地下渠道流入大陆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批判,因为他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本书在台湾最开始受到了怎样的礼遇?

符立中:可以说与大陆截然相反,1979年,台湾的两大报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为了在文学副刊上有所竞争,都举行文学奖大赛,奖金非常高,于是吸引很多人去看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而夏志清的这本书的评判标准,几乎成为最高指导原则。

当时,张爱玲由于曾经给“汉奸”杂志写稿,她在抗战胜利后就归于沉寂了,夏志清把她在日据时期的作品重新找出,把她正式写进小说史,然后使大家觉得张爱玲不但是一个阅读性很高的作家,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艺术才华精湛,用字遣句别出心裁,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使得张爱玲身价暴涨。1974年,《中国时报》为了争取张爱玲发稿,竟开出了一万美金的高价,邀请到张在那里发表了散文《谈看书》,由此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夏志清的书把西方小说的评判标准和美学理念传递到台湾,对许多后辈写作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夏志清肯定张爱玲,张爱玲成为一个文学标杆,具有神话一样的地位,她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追捧,甚至成为很多人有意无意模仿的对象,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此前虽然也有作家,比如梁实秋,也被文学副刊给予十足的礼遇,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模仿梁实秋的散文,可就是有那么多人去模仿张爱玲,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夏志清。后来两大报文学奖都邀请夏志清担任评审,足见其影响力。

记者:有人说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常带有政治偏见,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原因,他对左翼作家评价很低,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符立中:对这个问题,夏志清生前有回应过,他认为左翼文学,从祖师爷鲁迅开始,就有“人捧人”的习惯,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人,后来做官的做官,当文艺领袖的当文艺领袖,和政治多多少少都沾上了边,夏志清觉得他们已经被捧的太多了,甚至有些是名不副实的,他写文章就是想平衡一下社会一边倒的评价。

我觉得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先行,而是有一套统一的评断标准,他以什么样的高标准去评论张爱玲、钱钟书,就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茅盾等人,包括文字意象、小说结构等,都是采用西方文学“新批评”理论范式,他对文学服务政治的那些作品的批评是不留余地的。对一些他认为好的左翼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对张天翼、吴组缃等人。

记者:今年2月,夏志清生前最后一本着作《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台出版,你是首发会的演讲嘉宾,可否给我们介绍和评价一下这本书?

符立中:这本书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我认为,这批书信价值最高的部份,在于张爱玲和宋家因电影《红楼梦》筹拍失败陷入紧张,接着宋淇陷入长期病痛,这是张爱玲最仰仗夏志清的时代。

此前,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研究,夏志清先生已经树立了一道难以超越的“夏志清障碍”,导致往后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挖崛进度稍嫌慢了些。这批书信集的面世,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更多的面向,更加参透她的悲喜世界。

这本书的内容是从1997年开始发表,当年没有写完。夏志清先生居然在16年后完成出版,令人赞叹!据我了解:它在内地轰动的程度比台湾犹有过之,有出版社邀我介绍,开出1.2万美元的订金,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过这些我都没插手,我看重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尤其现在回想起来,夏先生在逝世前奋力完成此书向历史负责,那份心意,令人感动。

夏济安

近日,夏氏兄弟夏志清、夏济安著作系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包括《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Novel》中译版)、《A Historyof Modern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原版)、《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夏济安译《名家散文选读》以及《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四)》。

上世纪50年代,夏济安在台湾大学教书时,为了贴补家用翻译了不少西洋著作,其中尤以《美国散文选》影响最大,这本译作代表了夏济安作为翻译名家的最高水准。不过,它的翻译出版过程却颇费周折,中间经历了大概4年的时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两巨擘

此书的翻译缘起还要追溯到1954年10月,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约夏济安编译两册美国散文选,上册止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下册截止到近代,由于稿费优渥,夏济安接手了该项工作。1955年2月,夏济安得到了赴美进修的机会,半年后才返台,在这段时间里,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几乎毫无进展。1956年8月,夏济安又与友人创办了《文学杂志》,并且担任了刊物主编,他不仅编校稿件,还要写稿、修改稿件,难以全身心地投入散文选的翻译工作中。在《文学杂志》第1期、第2期刊登了齐文瑜翻译霍桑的《古屋杂忆》,齐文瑜就是夏济安的笔名,这篇译文后来收录于《美国散文选》里。夏志清读了这篇译文后,认为“词汇的丰富,当可与霍桑的原文媲美”。这期间,夏济安还为同事赵丽莲主编的《学生英语文摘》撰写评注专栏“GrammarRoad,RhetoricStreet”,由于工作过于忙碌,为了尽快完成美新处的翻译任务,有些译文他不得不找学生代为捉刀,然后再加以修订。

夏济安、夏志清昆仲,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巨擘。夏志清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夏济安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曾任教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对文学新人尽心栽培呵护,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华语文学的风貌。

1958年6月,《美国散文选》(上集)终于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夏济安编,夏济安、张爱玲合译。上集选取了从爱德华兹到梅尔维尔,共11位作家。书前附有夏济安作的长序,对所选的各个作家进行了介绍。对于美国内战之前的文学,夏济安认为,“还没有完全摆脱模仿因袭的风气;从这几篇文章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美国那时候的作家即使并不存心模仿,心里总念念不忘欧洲那些大作家。美国民族文学的产生并不是一蹴即得的;美国人经过一大段学习的时期,苦心研究别人的长处和自己可能的长处,然后自信心渐渐建立,利用本国特有的材料,发挥本国特有的天才,最后才有纯粹的受人尊敬的美国文学产生。”夏济安还从文学地域的角度,阐释了美国文学的风格形成。他认为,“当时所谓美国文学的地域,实在非常狭小。十一位作家之中,只有杰斐逊一人是生在南部的弗吉尼亚;其余十位都是挤在东北部一隅,而这十位之中,除了欧文和梅尔维尔生于纽约之外,其他八位统统出生于麻萨诸塞州。以一州之微,而担任了美国全国主要文学创作的任务,这实在是一个奇迹。麻州文风之盛,本州的人自将引以为荣,但是美国东北部一隅,当然很难代表美国全国。那时候美国版图正在扩展中,许多州还没有成立;在已成立的各州中,写文章的人也有,但是杰出的很少(爱伦·坡长大于南方,但是他也是生在麻州的波士顿的;林肯生于肯塔基州,那是当时的‘西部’最杰出的人才了),文人几乎都集中在麻州波士顿剑桥一带(尤其是霍姆斯那时为甚)。麻州的文人和欧洲文明的联系,反而比较密切;他们这些人在美国本国旅行,反而没有比到欧洲去旅行那样起劲。麻州的文人大多比较文雅,只有梭罗是个‘野人’,他可以和‘禽兽为邻’。梅尔维尔四海飘落,更到了不少奇异的地方。梭罗和梅尔维尔以后的美国文人,视野比较开阔,作风比按粗野(当然,继承文雅传统的,仍旧大有人在),美国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也许更能代表美国的‘大国之风’。”这些独到的看法都证明了夏济安对美国散文的熟稔。

《中国现代小说史》推新版

他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王镇国。王镇国,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后赴比利时留学,其翻译的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在1957年《文学杂志》上分三期连载,颇具影响。这部作品也深受夏济安的推崇,他早在1946年的日记里就记载,读了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颇喜之”。1959年,夏济安再度赴美,为了得到稳定的工作,转向了中国问题研究。直到1965年去世,夏济安所允诺的《美国散文选》下册也未能面世。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上,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ofModern
ChineseFiction》的中文译本)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他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说的发展,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并深入探求文学的内在道德情操。也是凭借这一股精神,夏志清以过人的识见,对许多现代小说家重新评价,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他发掘了不少当时并未受论者注意的作家,如张爱玲和钱锺书等。

14年后,今日世界社再版了这部翻译名作,将原来的《美国散文选》改作《名家散文选读》(英汉对照),于1972年的7月、11月分上、下两卷出版,该版封面由香港著名画家蔡浩泉设计,在第一卷附有“译者简介”:

2005年,《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简体字增删版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在大陆出版,2013年底,夏志清离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特邀刘绍铭相助,对本书进行全面勘误和订正,并收入缅怀夏先生的文字数篇,推出《中国现代小说史》新版,以兹纪念。

夏济安先生,名澍元,生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脑充血逝世。

《中国古典小说》:进阶必读

夏先生于一九四〇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语系毕业,其后曾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一九四九年,在草创时期的香港新亚书院执教。一年后去台,受聘为台湾大学外文系讲师。一九五五年春,赴美进修,半年后回台,创办《文学杂志》,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作家。一九五九年三月,再度赴美,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副教授。

《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ChineseNovel》中文版)专门向西方读者尤其是大学生介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曾于2008年出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这本书里,夏志清以新批评的细读手法,擘肌分理,洞见入微,又信手援引西方文学名著来对比观照,左右逢源,视野从容开阔。自1968年问世以来,就是这一领域常青的教科书,不仅对于外国学生了解中国小说有很大帮助,对于中国读者也是不可多得的进阶读物。

夏先生生前,用中、英文发表的译著颇多,是一个孜孜不倦,卓然有成的学人。

《黑暗的闸门》:内地也将出版

这个版本与1958年版的不同还在于译者只有夏济安,删去了原版本中爱默森的《梭罗》,这篇文章由张爱玲译。早在1953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译的《爱默森选集》(由范·道伦编选),并附有张爱玲写的“译者序”,在《美国散文选》(上集)中,对爱默森的介绍其实选用了张爱玲的“译者序”,除删掉其中关于爱默森的成长经历的片段之外,基本未作其他改动。虽然1972年版散文选译者只提及了夏济安一人,但张爱玲的影响痕迹并未能完全抹除。这个版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今日世界社在1976年和1979年两次翻印了此书,可见颇受欢迎,台湾和大陆后来都是根据这个版本进行修订出版的。

夏济安著《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Gateof
Darkness》)的英文原版自1968年问世以来,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一本划时代的杰作。本书通过检视瞿秋白、蒋光慈、鲁迅、左联五烈士等作家,细致梳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纠缠,揭示他们身上的悲剧意义,给他们的作品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

1987年,台湾英文杂志社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一套“精湛丛书”,共15本,夏济安编译的《名家散文选读》位列其中,是直接根据今日世界社1972年的版本出版。该套丛书的译者可谓群星璀璨,有张爱玲、思果、汤新楣、夏济安、姚克、徐迟、叶晋庸、刘绍铭、颜元叔、林以亮、余光中、黎裕汉、黄正清等,所出书目中值得注意的有张爱玲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M.劳林斯《鹿苑长春》以及《爱默森文选》,姚克译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思果译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黄正清译《富兰克林自传》,汤新楣译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等。

夏氏兄弟在中国文学和英美文学方面都有深厚造诣,而他们之间互相砥砺的感情也在学界传为佳话。他们早年的求学生涯,既是东西方学术交织融汇的实例,又是民国和1949年后大历史的亲身见证。《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收录他们的书信往来,书中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全书共计四卷,收录了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夏济安因病逝世的17年间,兄弟俩人的通信六百余封。目前已出版两卷。另外,南都记者从三辉图书了解到,《黑暗的闸门》简体中文版也在出版计划之中,具体上市时间待定。

40多年后,《美国散文选》终于在中国大陆得以出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6月出版《美国名家散文选读》(英汉对照),所依据的版本也是今日世界社1972年版。复旦版由朱乃长先生校订,朱乃长,1957年于台大外文系毕业,是夏济安教授的学生。1964年起,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他曾翻译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麦克尤恩的《无辜者》等,并且校订了夏济安的《现代英文选评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8月)。复旦版《美国名家散文选读》附有《校后记》《关于夏济安译著的通信》(代序)《原序》,所谓“代序”就是夏志清给出版社编辑的一封通信,其中不仅交代了《名家散文选》有关的版本情况,还提到了翻译名家对夏济安译文的评价,不妨将通信照录如下:

编辑先生: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马上给你一封回信。

先兄所译《名家散文选读》共两册,你看到的是第一卷,另有第二卷(目录附上),皆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其实先兄原为今日世界社编选的那册叫《美国散文选》,香港1958年初版。后来今日世界社1972年出中英对照本两册,先兄早已去世,也未经我同意。出版社有意重印中英对照本,讲(按)理我应该特别高兴,近年(尤其在香港),翻译特别受到重视,差不多每家大学都有了翻译系,系里的教授们把审视译作当为主要工作,中英对照的读本,尤其惹人注意。故香港三联出版的那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96年出版,金圣韦、黄国彬主编),其中就有一文批评到先兄所译霍桑《古屋杂忆》之首段。该文作者金隄是我的朋友,也是先兄当年北大的同事,我认为没有评错。当年先兄在台大教书,收入不多,凭译书增加收入,当然不可能字字推敲。他中英文都是一等,少的就是时间。《散文选》所译皆美国十八、十九世纪大家,文句特别长,真要完全忠实地译出,是很花时间的。假如出版社真有意为先兄出书,我倒建议出他的原版《美国散文选》,此书众口交誉,其中一篇Emerson论梭罗文,还是张爱玲所译,应更受人注意,此书我只剩一册,要想保留。《名家散文选读》只漏了一篇,即Emerson那篇,可由我影印寄上。

假如出版社坚持要出《名家散文选读》中英文对照本,最好请朱乃长教授把所有译文细心校阅一遍,如发现有错误,不妨加以改正。乃长兄是先兄的得意门生,也是当年台北《文学杂志》的助理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现代英文选评注》就是由乃长根据台版加以校编重印的。如有很多改动,则新版上可列朱兄之名,并请他写序……

附上《选读》第2卷目录一纸。盼即有回音,即颂

康健!

夏志清上纽约1999年2月20日

夏志清在信中所提到评《古屋杂忆》的文章是金隄的《论等效翻译》,在这篇文章里,金隄在论及等效翻译的“传神”实质时,引用了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的论文《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该文对《古屋杂忆》译文进行了精道的分析,引起了金隄的共鸣。其实,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就是林以亮(宋淇),他与夏济安是光华大学同窗,志趣相投,曾一起为《西洋文学》撰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淇对夏济安非常赏识,夏济安在1950年代获得的翻译机会大都通过宋淇的介绍或推荐,这段友情也是一段文坛佳话。

2002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的译作,欧文、爱默森等著,夏济安译,这部译作实际是对《美国散文选》的“改头换面”,在目录安排上打乱了《美国散文选》按年代排列作家的顺序,甚至漏掉了其中个别作家介绍,只留下了译文,书内添加了多幅插画,反倒有些画蛇添足,书末附有所谓的“译后记”,实是《美国散文选》中夏济安作的“序”。

到了2016年,夏济安译《美国散文选》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新版本。一个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版本,这个版本基本延续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版本,书名亦谓《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但却删掉了作家介绍、“译后记”和陆韦尔的《二百年前的新英格兰》。另一个版本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济安译美国经典散文》(中英文对照版),属于“两夏书系”之一,依据的版本是世界今日社1972年版本,在夏济安序前,收入“出版人的话”和刘绍铭作“琴瑟相谐的翻译”,去掉了原版本第二卷中的三篇文章:霍姆斯的《爱德华兹论》、陆韦尔的《二百年前的新英格兰》、梅尔维尔的《霍桑论》。这个版本由刘绍铭编校,刘绍铭也是夏济安在台大教书时的高足,他还主持翻译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透露,夏济安在为《学生英语文摘》写专栏时,由于经常碰到翻译问题,常跟同事诉苦,说翻译一旦要符合par⁃alleltranslation的要求,感觉直像有不速之客到访,迫得衣冠不整坦荡荡的去应门。这里的paral⁃leltranslation(平衡翻译),大概就是双语对照翻译。通过中英文对照阅读,我们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夏济安高超的翻译技巧。

香港散文家董桥回忆自己读了《名家散文选读》两卷后,“惊为翻译秘笈,如痴如醉;从此学而时习之,经年累月,闭目几可背诵十之八九。”确实,夏济安译的这本《美国散文选》面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多名家的称赞。这本译作经得住时间的淬炼,是名副其实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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