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燕园里曾经有所大学叫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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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人蔡公期来说,搞教育之余,最近这30年里他集中做了两件事。先是陪小平同志整整打了15年桥牌,后15年里,他为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全心全意地服务。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中外教师

服务的方式是帮校友会联系校友和参与编写校史。这所由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教会大学,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燕京大学,是蔡公期的母校。87岁的蔡公期和他的同学们,不想让一所曾经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大学,就这样沉入历史的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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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母校在燕园已经消失了57个年头,只有在未名湖畔刻着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纪念碑上,他们才能找到最显眼的燕京大学四个字,但在蔡公期等人看来,燕京大学在他们心里从未消失,燕大精神也从未消失。

2016年5月10日,周二晚上,在北京大学二体网球场打完网球后,我送胡大源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到北大东门,在路上,我向胡老师汇报了北大国发院DPS金融管理博士(Doctor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in
Business)项目最新的进展情况,向他请教下一步如何把项目做得更好。胡老师给我说了两点指导意见: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不久前,年迈的燕大校友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1、向乔布斯学习,ThinkBig.做伟大的产品;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

2、大学的关键在于有好的老师;好的老师会吸引好的学生;有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就是好的大学;博士项目也是如此。

纪念活动在燕园的贝公楼里举行。不到上午8时,楼下便挤满了白发老人,他们多由儿女陪伴而来。一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们便忙着相互拥抱寒暄,把儿女晾在一边。

他的一席话,使我想到了这些年我一直研究和学习的一所民国时期的一所著名大学:燕京大学。这所大学很像胡老师讲的有好老师和好学生的大学。燕京大学1919年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其他学校(文史哲留在北大)后不复存在,存续期只有33年,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33年一共只有9988人,但她却以成才率高、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大而著称。

当年选学生会主席,我还投了你一票呢。一位49学号(按照燕京大学惯例,49学号意味着1949年入学)的化学系校友,对他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同班女生说。

燕京大学的老师和毕业的学生中,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的共计56名,其中包括三位中国科技最高奖的获得者:半导体专家黄昆先生、石油化工专家侯祥麟先生、物理学家谢家麟先生。

在他旁边,有两位女同学在拍合影,只是她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站在一起拍照,只能让轮椅挨着轮椅。而一位3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校友,则在临终前嘱咐女儿,一定要代她回燕园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人(雷洁琼先生、黄华先生、费孝通先生、吴阶平先生)。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再过10年,大家可能都走不动了。校友姚林杰叹息道。他已经80岁了,但在校友里面还算小字辈。

1979年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代表团成员共21人,仅燕京大学毕业学生就有7位,占到了代表团总人数的1/3,他们是黄华先生、卫永清先生、彭迪先生、李慎之先生、谭文瑞先生、吴蔚然先生、韩叙先生。

他的学长们,很多是拼了老命从国内外赶回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还能有多少机会回来。1984年,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时,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都相应成立了校友会。如今,由于当地校友陆续离世,所剩无几,这些地方的校友会已不复存在。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受降仪式中,中国派出的三名记者全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

即便如此,在蔡公期眼里,只要还有一个校友健在,校庆活动就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年里,每次返校时的文艺演出,都是由他出面动员和具体安排。这一次也不例外。

在医学界,燕京大学从1925年开始承办医学预科(8年学制,3年燕京大学医预科,5年协和医学院医科),到1952年结束医学预科一共培养了不到300名医科学生,但仅医预科就产生11名院士、19名学科奠基人、72名学科带头人,产生了一代名医吴阶平先生、黄家驷先生、吴蔚然先生、方欣先生、胡亚美先生、翁心植先生,以及获得国家最高奖的华益慰先生和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南丁格尔奖”的王绣瑛先生。

返校的校友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贝公楼前临时设立的校友会会费缴纳处,签到并缴纳20元会费。

在文艺界,有著名的作家冰心先生、萧乾先生、许地山先生;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熊佛西先生;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黄宗江先生、黄宗洛先生;音乐家马思聪先生、沈湘先生。

负责收会费的,是位戴眼镜的白发老太太,她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给缴费的校友开一张收据。在她眼前排队等候的,是一群头发和她一样花白的老人。

在我国外交界,有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黄华先生,周恩来总理外事秘书、著名的外交家龚彭先生,中国驻英、美、联合国大使柯华先生、韩叙先生、凌青先生、龚普生先生。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中国驻香港的负责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也是燕京大学毕业学生。

不远处的大楼门口,有白发的老人负责发饭票,校友会准备的450张饭票早已发完,资料发放处准备的450份有关燕大的资料,也远远不够,因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700多人。

燕京大学创造了中国若干个第一,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第一个“社会专业”、第一个“家政专业”,第一个把延安红军介绍给世界的燕大新闻系教授埃德加·斯诺先生。

这一天,刚好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一些学生家长赶来北大游览参观。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不少家长觉得好奇,在贝公楼旁边远观。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关注和向往的燕园,其实是这些老人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校园。

2010年8月,我有幸被北京大学录取,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的学习,从一进北京大学,我就深深地被校园的环境所吸引,从未名湖到博雅塔,从临湖轩到体育馆,包括我们上课的朗润园四合院教室,各种建筑、植物、湖光山色有机的结合,感觉是那么的协调,置身于校园内,你能感觉到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和同学交流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在朗润园的教室你的心会马上静下来,你会忘掉尘世间的烦恼,愿意学习。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能够静下心来学习?

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2010年11月20日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请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夏志强先生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教室给我们做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燕京大学的精神”,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叫燕园,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园。

别说他们,就是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20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编辑《燕大校友通讯》,在校友寄来的文章里,他会隔三岔五地发现类似的抱怨。

2011年1月10日,我与我的导师杨壮老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他的办公室谈了我想研究燕京大学,他表示非常支持,他提出研究的重点聚焦在,为什么燕京大学办学只有30多年的时间,却成才率那么高,社会影响力那么大。

在他看来,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恋旧,而人们对燕园的无知,则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上出了问题。在最新一期为90周年校庆编辑的集子里,有人指出,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对黄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

2011年1月17日,经杨壮老师介绍,我到北京大学校内的燕京大学校友会,拜访了校友会工作的几个“老燕大人”,他们中间有1945年到燕京大学工作的老工友,有1949年入燕京大学上学的老前辈,有父母是燕京大学毕业、本人曾经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上学的“燕大亲历人”,从他们口中,对燕京大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革命干部都讨厌我,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当45学号和46学号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一位校友这样说。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011年1月17日,从北京大学校内“燕京大学校友会”购买了全套共十册《燕大文史资料》(冰心、萧乾,1992)。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居所,在这里,他曾为燕大校友冰心证婚。也是在这里,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68年过去了,蔡公期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2011年1月16日晚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5楼,我看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郝平,2002),对司徒雷登先生有了初步的了解。

欢迎你,蔡公期。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65岁的司徒雷登握着蔡公期的手说。校长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让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受宠若惊。新入学的300多名新生,司徒雷登不仅与他们握手,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那时,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蔡公期感叹道。

2011年2月,到北京大学校内“燕京大学校友会“购买《群星荟萃——燕大名学者评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2004)、《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编写组,2005)、《孤岛绿洲》(燕京大学1937-1941年纪念刊,2006)、《燕园永远在我心中》(燕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纪念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2009)。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则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过,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罪大恶极的握手,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亲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从燕京大学参军,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到2011年6月2日,阅读完毕以上的图书资料,对燕京大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们就得检讨。

从2011年6月到2011年10月,又阅读完毕有关燕京大学的书籍共七册,《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常江译,2010)、《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司徒雷登著陈礼颂译,2009)、《司徒雷登传》(李跃森著,2004)、《消逝的燕京》(陈远撰,2011)、《走进司徒雷登》(沈建中著,2009)、《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与吴文藻的情爱世界》(岳敏编,2008)、《冰心文学·佚文卷》(王炳银选编,2007)。对燕京大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完毕《传教士教育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邵玉铭著,1993)、《广博之师-陆志韦传》(项文惠著,2004)。

如今,再次身处临湖轩,他们剩下的已经只有感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们活下来了。

2011年10月,到燕大毕业生夏志强先生家采访;2011年11月,到燕大毕业生蒋彦振先生家采访;2011年12月,到燕大毕业生郭务本先生家采访;2012年1月,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参观,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和哥大主图书馆(ButlerLibrary)查阅有关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的资料。2012年1月,到我女儿读研究生的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1月19日在哥大主图书馆(ButlerLibrary)正式开始撰写研究初稿,初稿题目是:燕京大学学生成才率高、社会影响力大原因初探。

赵寰更是在座谈开始之前,专门在司徒雷登当年与自己握手的入口处,拍了一张照片留念。60年前,在燕大读书期间,正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一批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燕大学生,逃过了国民党的一次大逮捕。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地下党员、反蒋青年。

2012年2月,确定研究采用文献法和采访相结合,同时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当年在中国与燕京大学齐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阅读了有关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梅贻琦先生、卜舫济先生的书籍和文章讲话,和燕京大学做些对比,看看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看不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60年后,他依旧尽力澄清老师和同学们当时对自己的误解,只求实事求是。5年前,他到美国访问,接待他的正是燕大毕业生,而对方当年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两人见面,已只剩下天下燕大是一家的亲近。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2012年4月21日,在北京大学参加燕京大学校友返校日,当天参加燕大返校日的燕大毕业生大约有几百人,亲身体会燕大校友之间的亲情、友情和豁达的心态,在临湖轩参加燕大41级学号前毕业校友会,聆听谢家麟院士(2012年国家最高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发言。之后每年燕京大学的校友返校日(每年4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六)我都会去参加,听燕大老校友讲燕大的故事。

过去观点不同,但不影响现在交往。何宝星经常收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此深有感慨。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燕京大学在其33年的办学期间,一直有一批“大师级”的教授队伍。他们中间有:教育家陆志韦、梅贻宝、沈体兰、周学章;考古学家容庚、徐中舒;神学家赵紫寰;社会学家雷洁琼、许仕廉、杨昆;人类学家吴文藻;法学泰斗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地理学家张星琅;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顾随、林庚、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顾颉刚、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冯友兰、钱穆、邓子诚、齐思和、翁独健、聂崇岐、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美国细胞学家及遗传学家博爱理(AliceMiddletonBoring)、心理学家夏仁德(RandolphClothierSail⁃er)、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国际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革命的支持者林迈可(MichaelLindsay)、国际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赖朴吾(RalphLapwood)、著名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和瑞典的汉语大师高本汉(BernhardKarlgnen)等。

而赵寰则指着临湖轩的窗外,提高了嗓门说:在这个比大观园还要大观园的燕园里,我们脑袋瓜子里面灌输了不少自由民主的东西。

挑选优秀的学生加以培养,司徒雷登先生深知学生素质的重要性,所以,为了广开渠道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到燕大上学,燕京大学1924年就取消了强迫礼拜制度和必修圣经功课。1920年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作为燕大的女生部,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不仅提高了燕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也使其成为当时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合校授课的大学之一。同时,司徒雷登先生建立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只有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行端正的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考试。而且,对在校的学生实行淘汰制。

政治上见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燕大“大师级”的好老师、好学生使得燕大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批国内知名人士的后代均送到燕大来读书,如曾国藩的17个曾孙辈都是燕大的学生,梁启超家族三代人中共有18人曾在燕京大学讲学工作或上学。

自由、民主和平等。问起什么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而入学时校长跟新生握手,也被不少校友视为燕京大学平等精神的一个标志。

那么何谓“好大学”?要素无外两点:

对蔡公期来说,这种燕大精神影响了他整整一生。在与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二中的校长。在迎接4个班200多名新生时,他也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并握手欢迎他们。直到后来班级增加到8个,学生接近500人时,他才不得不停止。

有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就是好的大学

在老人们眼里,自由精神则从燕京大学一建校就已经开始。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不少时候会跑到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在燕京大学里小范围宣讲。

(本文摘自《燕大校友通讯》第79期,张宇伟/著,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博士项目主任)

在燕园之内,各种团契相当多。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赵寰笑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大学的校园里自由活动。何宝星回忆,各个团契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战期间,有2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为他们饯行,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在蔡公期看来,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目的——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直到1945年才恢复。这期间,蔡公期曾随燕京大学南迁到成都。在蔡公期看来,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人只有获得自由,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京大学的6年里,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学医预系后,被查出患肺结核病,推迟一年入学。入学后,他在医预系学习不久,便又转入化学系;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入社会学系。这样自由转系,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他反问道。

转到社会学系后,他发现,老师会鼓励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到北京的天桥上,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

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被渐渐淡忘

但燕京大学的办学历史到1952年终止了。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46学号的黄宗洛回到燕京大学,给校友们表演了戏剧《血泪仇》和《刘胡兰》。何宝星回忆,见到同学们时,黄宗洛告诉对方,叫我‘黄河’。黄河是他为自己新取的名字。也正是在演出那场《刘胡兰》时,何宝星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真铡刀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三反、五反、下乡土改。1951年,在校的学生们,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

到了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也开始渐渐被淡忘。

校友会成立后,前些年聚会时,几乎每年都有人提议重办燕京大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大势所趋——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钱,谁来办这个学呢?叫别人来办,那还是燕京大学吗?更何况在燕园里面,北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园里曾经有个燕京大学。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里,这分记忆,正变得越来越浓。

蔡公期至今难忘司徒雷登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亲切和教育家的风范。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因为编写燕大校史,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了。何宝星说。《燕大校友通讯》最初只有32页,一年出一本;如今,已达到100页,一年需要出三本。稿子越来越多,这也让何宝星为难。不仅如此,他每期还需要留出越来越多的版面,来刊登校友的讣告和悼文。而校友通讯也从一开始印刷3000多份,降到现在的2400多份。

有些通讯也无法寄达校友的手中。寄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母亲赵兰坤的校友通讯以往没退回过,但最近这次被退了回来。

老校友们大多不会上网,为了及时传送稿件,往往需要委托儿女从中帮忙。在与校友的儿女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何宝星也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不耐烦,这偶尔也会影响何宝星的情绪。

但他已经看得很开,代沟已经形成,观念不同了。他发现自己的儿孙们,也很难对燕京大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孙女,对燕大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尽管当年根本没有上过政治课,这些老人依然非常关心政治,校友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多是国际问题,他们戏称好像在开联合国大会。但他们无奈地发现,身边这些在大学里没少上政治课的年轻人,更多关心的却是吃喝玩乐。

90周年校庆这天,不论是在临湖轩里座谈,还是在贝公楼下寒暄,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们谈论的依旧是制度问题和国家形势。

一位81岁的校友走进贝公楼,从轮椅上下来,推开前来搀扶他的儿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栏杆爬上二楼庆典现场。总共24级台阶,他足足爬了10多分钟。他的儿子则拎着轮椅,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解。

或许只有老人自己,才能体会燕京大学究竟给自身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只是这一群老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5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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