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银鱼·富春——读黄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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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辛笛 图/中华读书报
从小就知道南京路上的蓝棠皮鞋店,走过凯司令,往西不远就到了。蓝棠的门面不大,总以为像她这样名气响的老品牌,也大约应该有个几层楼的店堂。小时候的记忆里,亲戚朋友到上海,要买皮鞋,总归是要到蓝棠的,我跟着去了不知多少趟。读大学以后,才知道蓝棠背后的弄堂里,住着一位不得了的诗人。关于他的传说听了好多。
大概是一九七七年或者七八年,那真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王辛笛和几位着名诗人要到华东师大来朗诵他们自己的诗作。晚饭前,大礼堂就座无虚席了。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时候的大学生对诗歌和文学的膜拜程度,但在我八十年代中期走进华东师大校园的时候,校园里不时能感受到那种浓烈的迷狂,那种对冲突的理想、信奉的真理、飞扬的青春的迷狂,对有生命的学术和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学世界的迷狂——这陌生的文学世界就包括九叶诗派。
在诗歌朗诵会开始之前,凭票入场的礼堂不得不关上了大门,最前面的听众已经趴到了舞台的边沿,最后一位听众,已经背靠着关闭的大门。进不了会场的学生,把大门擂得山响,辛笛先生走上舞台,用他沙哑的声音说,你们听,这是严冬过后的春雷,是呼唤诗歌的鼓点,快把门打开,让春天进来。
刚才,我们又听到当年的亲历者赵丽宏讲述了这个明显带有七十年代色彩的“诗歌之夜”的传说。辛笛先生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写过一首《呵,这儿正是春天》,他在诗中唱道: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的老巫婆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了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季节到底不同了。一九七零年代——南京路偶尔出现一两个外国人都会引来无数好奇的围观者,我的童年就有过不少和同学追跟老外一看究竟的记忆——辛笛先生就把十五万美金的海外遗产全部捐给国家。相仿佛的是,辛笛先生的岳丈、周恩来称之为“国宝”的徐森玉先生,“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语见一九七零年牟润孙《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徐森玉先生把从日本人眼皮底下抢救出的几十箱国宝交给辛笛夫妇,藏在楼顶上,直到抗战胜利后交给国家。
然而,应该“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的“今之圣人”在其去世后四十一年才出版第一部着作。友人告诉我,海豚文库中二零一零年十月出版的《汉石经斋文存》是徐森玉的第一本书时,我还是大大地惊讶了。徐森玉先生着述本来就不多,加之在动荡的岁月里还散佚了不少。“文存”也就十万字,分为上下册,几篇论文,若干题跋,少量诗词,还有几通朋友的往来书札和家书。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信里说,本想回沪参加典礼,因有他种关系,业已作罢,唯有遥祝两人黾勉同心,百年偕老而已。信末,“馨迪兄处为致候”。辛笛先生本名馨迪。
据说,徐老先生对未来的女婿极为满意,在看过女儿的订婚照后说,“馨迪形容严整,余故以敦厚评之,兼则文采焕发,气度轩昂,可见心境与面貌甚有关系也”。翁婿之间如此契合,恐怕更在于都是“平生风义不为钱”之人。
琐忆
脑子里装满了这些传说,我第一次走进辛笛先生的家。那是在工作以后,因为编中学语文杂志的缘故,我尽量找各种机会,把自己的工作与大作家大学者联系起来,希望藉着他们的道德文章来对当时的语文师生多一点教学法之外的熏染。我走进蓝棠隔壁的弄堂,就看见居委会的黑板报上有一首“国庆抒怀”之类的七绝,作者正是辛笛先生。
辛笛先生坐在那张接待了无数诗友的大饭桌后面,身后是一堵巨大的书墙。也许正是这个印象,一直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对自己客厅的布置。我几次装修,都在客厅里沿墙放上一长溜顶天立地排山倒海的书架。
现在的书架上,举手可以拿到辛笛先生一九九七年八月送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辞典》。记得有一次去他家,桌上放满了各种新诗的版本,诗人的自选集和各式各样的卡片。辛笛先生说,既然叫我主编,我就要每首诗都看过,你看,这大夏天的还不能开电风扇,一开电风扇就全吹乱了。也许是老式洋房的缘故,我每回走进辛笛先生家,即便再热的夏天,闻到江南雨季略带潮湿的空气,心里总有一丝安静的阴凉。辛笛先生的家,在繁华的背后,比外面的气温要凉快一到两度。
《新诗辞典》的上面,是一个四方的小玻璃盒,里面是个皮夹,皮夹的正面是森林里的梅花鹿,皮夹里是设计师约翰·韦茨的照片与签名。我没想到辛笛先生会送我这个结婚礼物。二零零一年六月,他得知我要结婚而特意送我的。他在玻璃包装盒内放了一张有“囍”字的红纸,背面写着某某“贤伉俪新婚之喜”。这个皮夹,连同辛笛先生的题字与包装,我一直就这么放在辛笛先生的书上。我刚才又上网查了一下,如果没有搞错的话,约翰·韦茨是一位小说家兼时装设计师,娶了一位女演员,他的那位比我大一岁的儿子保罗·韦茨就是流行小说《美国派》的作者。
作为一个编辑,我工作过的三家出版社都出过辛笛先生的书。我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和同事们策划过一套京海两地学人的文丛,首先打算推出的是“海上学人文丛”,有葛剑雄《看得见的沧桑》、陈子善《生命的记忆》、魏绍昌《京华美梦》、许纪霖《暧昧的怀旧》、李天纲《文化上海》等等。正好,辛笛先生说,他可以把《夜读书记》之后写的随笔编为一册给我。这就是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琅嬛偶拾》。起先书名叫《琅嬛梦拾》,发稿以后,辛笛先生说还是叫“偶拾”,平实一些。
后来,我到了上海书店。我报到的第一天正赶上上海书店在外滩的仓库要搬迁,大批的旧样书要处理,我当天下午就跟着同事一起去仓库看,买了一套影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其中就有辛笛先生的《手掌集》。有次,我跟圣思老师怎么就说起,巴金、柯灵等上海的老一辈作家都出了文集,而作为上海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辛笛先生的作品只是零散出版,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读者很难完整地读到其诗歌和随笔散文作品。王老师因此推荐了青年诗人缪克构一起来策划此事。
今年初,克构兄约我跟圣思老师商量这件事,因为今年是辛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这时候已经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这次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编选辛笛先生的作品并推出五卷本《辛笛集》,不仅是在辛笛先生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作为一家上海的出版社,向辛笛先生所表达的尊敬和纪念之情,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对辛笛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做一次梳理与回望。辛笛先生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其作品体现了“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文学观念。而这些观念,在现实主义文学昌盛的浪潮里,并不像今天我们以为的那么合乎潮流。
其实,无论是诗,还是人,辛笛先生一直是边缘的。邵燕祥先生2003年在辛笛新诗创作七十年写过一首诗《在边缘》:
有人为流向边缘叹惋 你一生从来爱边缘 你栖息在边缘 你行走在边缘
高高的文坛是中心 你小小的书斋在边缘 卡夫卡才在“孤独圆里的孤独中心”
你独坐闹市 却厕身孤独之边缘
邵燕祥还说:“传统墨守者在中心,你一身现代。新潮弄潮者在中心,你满篇古典。”辛笛先生深厚的中西文学修养,使他的新诗凝练清新,典雅隽永。他的现代诗往往具有旧体诗的含蓄曲折,而旧体诗也吸收了新诗的长处而显得通晓明快。所以,邵燕祥又说:
辛笛先生尽管有各种社会身份,而他的一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作为诗人的存在。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像辛笛这样的诗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惟有这样的文化素养能成就这样的诗人,而在今后,并不是照方抓药就能够培养出王辛笛式的诗人来。
五卷本《辛笛集》对辛笛先生的新诗、旧体诗、散文、随笔、书评等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完整展现他的文学成就。卷一《手掌集》收录其新诗近九十首,卷二《手掌二集》收录其现代诗一百余首,卷三《听水吟集》收录其旧体诗及汉俳共二百多首,卷四《夜读书记》收录其散文书评共四十篇,卷五《长长短短集》收录其散文随笔近四十篇,包括了《琅嬛偶拾》在内。《辛笛集》共收录了辛笛先生一生最主要的新旧体诗歌,以及读书笔记、散文等作品,总计近五百首,其中还收录了几十首新发现的诗歌作品以及多篇散文,其中他少年时代的散文诗作品和晚年创作的俳句、和歌是首次出版。
传灯
要研究“当代上海文学的发展”,当然包括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两个方面,譬如刚刚五十五周年庆的《收获》杂志,研究其在上海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没有出版的写作就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所以,“上海文学”自然也应包含在上海写作和出版的文学作品,我想,百余卷本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就体现了“上海文学”的开放与包容。但从今天来看,上海文学的开放与包容,是建立在上海作家共同创造的文学成就上的。上海的文学,首先是当代上海作家的文学,也就是巴金、施蛰存、柯灵、王西彦和王辛笛先生的上海文学。辛笛先生与上海有着长达六十余年的不解因缘。自一九三九年回国定居上海后,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写作,直至二零零四年去世。早在留学期间他就常将诗作寄到上海的《新诗》、《大公报》等发表,回国后其作品更是集中地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复兴》、《诗创造》等报刊上。正是从这点出发,我想,上海人民出版社有责任出王辛笛作品集。二零一四年是王西彦先生的百年诞辰,我们马上也要出版《王西彦全集》。这些作家是上海文学的主心骨,因为有他们在,上海文学的这盏灯就永远是亮堂的。
出版工作就是传灯,让后来人能够读到他们的作品。其实,辛笛先生与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参与编办诗刊,还经常借助于供职的银行,以贷款的形式为文化出版事业提供资助与支持,如支持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郑振铎、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杂志,臧克家、曹辛之的《诗创造》杂志,以及平明出版社、星群出版社、森林出版社及开明书店等。上海文学的兴盛,也正是与辛笛先生,包括邵洵美等人对文学出版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顺便广告一句,上海书店出版社这两年,也几乎出齐了邵洵美的全部作品。
辛笛先生的诗,是“人的文学”,所以始终有人读。用今天话说,就是有很多铁杆粉丝。也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们把《辛笛集》做成小开本,便于读者在地铁上,在沙发上,在餐桌前,甚至在马路边,都可以随手拿来就读。
夜是如此的长啊! 雨点不断地打到窗下的芭蕉瑟瑟作响, 吹得孤灯的火焰摇荡,
使独坐无聊的我感觉出格外凄凉, 更逗起了心中不可说的惆怅。
钱谷融先生是文学理论家,也是诗人,他从辛笛先生这首早年小诗《雨夜》中体会出始终贯穿于其创作中的那种童真的气息、那种对于自我生命的细腻体察与回味。辛笛先生的诗可以在年轻的、年老的,专业的、业余的等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读者中引起共鸣。
今年年初,我看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香港信报的创始人林骆友梅女士写了一篇长文《犹有诗怀忆旧时——知心读者写偶像诗人王辛笛》,回忆她青少年时代辛笛先生的诗对她的影响。年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抄过诗,诗对年轻人的影响最直接。那是还没有传真与复印机的“存真岁月”,“分不清诗境与梦境的少年人”在《学生周报》上读到《手掌集》里的《杜鹃花和鸟》《生涯》,可跑遍了书店和图书馆,就是找不到这“年年四月,勃朗宁怀乡的四月”,辗转听说有人抄了三四十首辛笛的诗,于是,“一天放学后,跑到老远才拿到抄稿,捧回家,埋头一行又一行地抄,不知天之既白”。
多少年后,辛笛先生得知当年还有这样一位“知心读者”后,特地抄了自己的诗,本来想去香港的时候送给林太太,后来因为忘记带等各种原因没送成。辛笛先生手迹在今年上海图书馆名家手迹展上展出,林太太得知后请图书馆复制了一份给她。等回去我也寄一套《辛笛集》给她,她一定会很高兴。
题外
圣思老师在《重读外公徐森玉老先生的家信》里说,辛笛先生晚年对老丈人夸女儿“披沙拣金有年,得一王馨迪自非寻常之盲从者可比”甚为得意,但毕竟还是徐文绮先生“披沙有年”,所以,辛笛先生对圣思老师说过,当初追你妈妈的人太多了,我到现在也没算清楚有多少。我记得有篇文章,颇为徐文绮先生抱不平,精通中、英、日、俄等国文字,退休前只是上海广播学校的普通俄语老师,以她的才华与能力,这位当年的学校排球女将,也完全应该是今天文坛的主力。
前几天,很晚了,中央六套的电影频道正好在放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我一想,这部将近百万字的巨着,不就是徐文绮先生与杜南星先生合译的吗。此书出版时,徐先生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如果徐先生自己也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那么她今天的文名会更加了不得。可是徐先生真是比辛笛先生更自觉地栖息在边缘行走在边缘,但是,她在“友人的簇拥里,在家的中心”。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博取世俗的名声呢,嫁给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不是更好吗。其实,我所认识的辛笛先生、圣思老师,都是远离功名的散淡之人。
远离功名,不是远离社会。在边缘的诗人,或许更能洞察社会的症结,他看见“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由此,我们做出版好像也是这个道理,赶时髦做出来的其实有不少是速朽的畅销书,作为一个编辑,能够沉下心来,做一些真正触及社会深处、能够留存下来的书,不是更好吗?这也是我们今天再出《辛笛集》的意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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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

在上海一家旧书店网购了一册黄裳的《榆下杂说》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当时只印了2500册。这是黄裳比较重要的一册集子,后来再版过。此书后记写了他对于理想的读书随笔的美好期待:“如能在浩如烟海的册籍中发现一二新鲜的意见,珍奇的记事,是不能不使人精神一振的。加以选抄、阐释,正是翻阅了若干书册以后的结果,不是可以随手拾来的。”这册书得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是书后有一枚很小的书店印章,名为“凤鸣书店”。此书店由当时在上海做编辑的陆灏创办,但不久就消失了。在不少当代文人的日记、文章和书信中,均见过关于此书店的信息,故而颇有印象。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不少关于这个书店的消息。诸如王元化、黄裳等海上文人皆曾为这家书店签名出售,扬之水还曾帮着在北京联系出版社买书,施蛰存也曾在书店寄售过一批旧洋书,据说后来被研究民国上海的李欧梵买走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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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读书》杂志也曾刊登过凤鸣书店的广告,写得很有味道,其中有这样一句,很令人动心:“诗曰:‘凤凰鸣兮,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鸣未必寓意于此,但总之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不过,重要的是在求友吧。如果真的能够成为书友们常常聚会的小小书屋;或者,以书为媒,系一脉爱书人的情愫,那么,‘凤兮凤兮’,一鸣之下,当不会寂寞的。”作为凤鸣书店的主人,陆灏当时尚是《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结识文人名流甚多,因此凭借这种资源,为读者介绍一些好书,求得一些签名本,也是好的;而从另一个方面,在人文著作出版不甚景气的上世纪90年代初,这样一个文人书店,也为不少文人的著作获得了更多的读者。这是网络时代之前所留存的一点读书人的古风,乃真正是意在“求友”。诸如黄裳的这册盖有书店名章的《榆下杂说》,虽然印刷数量十分有限,但在凤鸣书店还是颇售出了不少呢。

《夜读书记》,辛笛著,森林出版社1949年1月版

黄裳有一册书话集,名为《银鱼集》,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书名取得清雅又可爱。三联书店在范用主编时期,曾先后出版过黄裳的《榆下杂说》《翠墨集》《珠还纪事》和《银鱼集》等多册,其中除《银鱼集》外,皆由范用先生亲自操刀设计封面。这册《银鱼集》,封面上用黄裳的手迹作书名,底图为几条可爱的游鱼,别无其他元素,甚至连出版社名也省略了,真是分外地简洁、古朴与雅致。此书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图书装帧家钱月华,钱先生设计的著作曾获得过全国图书装帧评比一等奖。但恰恰是这个封面,被很多书衣爱好者所议论,以为虽然雅致,但“图不对题”,显然是“美编偷懒”,甚至还有为钱先生的设计进行辩护的,以为“感觉好就行”。我翻阅此书的后记,不难发现黄裳对于书名中的“银鱼”有着明确的解释:“有时打开一本旧书,会忽然发现一条两三分长的银灰色的细长小虫,一下子就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显然,此“银鱼”乃是书虫的另一种别致的称呼。黄裳还说,古人的题跋之中就有“银鱼乱走”的句子,而据说有的虫子三次吃掉书叶里的“神仙”字样,就成了“脉望”,并感叹说:“真是值得羡慕的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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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喜欢藏书,爱写书话文章,但若出书在书名中找出可供钳入一个和“书”字有关词语,则是恐怕已经被他人用尽了,故而便选用了一个“银鱼集”这样的名目。但既然此书名乃是书虫的别称,何以被设计者理解成为水中畅游的银色小鱼呢,难道真如读者批评的那样,设计家不读书之故?恰好手边有一册范用先生编选的《存牍辑览》,我粗翻阅了一下,发现里面收录黄裳致范用的一封信,谈的正是他对这册集子的封面的设想。在这封信中,黄裳写道:“关于封面设计,请你考虑决定即好。寄上一本《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其中第八十二条有三条鱼,颇古朴可爱,是否可以加以利用。或制一满版作衬底,或作为上下镶边,各安排一长条,或仅用一条。我没有经验,请决定。”由此可以断定,封面采用“银鱼”而非“书虫”,其实正是黄裳本人的意见,甚至设计的整体构想,也是按黄裳的意图来操办的。因手头没有黄裳所说的那册古书,故而不知道作为美术编辑的钱月华先生是否采用了黄裳所推荐的“颇古朴可爱”的“三条鱼”图案?

《夜读书记》,王辛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黄裳除了书话散文之外,在游记写作上也是颇为用心的。上世纪80年代初,黄裳写了不少“游山玩水”的文章,颇为人称道,对此,他自己也是很看重的。每编散文选集,黄裳总是将游记散文作为重要篇目,诸如《过去的足迹》《好山好水》《黄裳自选集》等集子,均是如此。黄裳的游记代表作还有《金陵五记》《新北京》《山川·历史·人物》《晚春的行旅》等集子,其中文章的内容多为寻访古迹、凭吊历史、搜求旧籍、领略山川,可谓后来流行一时的“文化大散文”的滥觞。但黄裳的这些游记文章,区别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还在于其中有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深深的个人寄寓,试图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接通当下的现实,从而以他摇曳动人的笔触写出个人的意见和态度,这是一份书生所抱有的情怀,也是一种文人所独有的情结。可以说,黄裳的这些游记散文,绝不是摘抄一些历史的典故,也绝不是简单空泛地谈论一些文化命题,而是带有鲜明的个人态度和情绪的,这也正是黄裳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上海巴金故居出品的《点滴》杂志,每期在封三刊印《巴金藏书掠影》。2017年第4期印有辛笛赠给巴金的文集《夜读书记》,此书扉页有辛笛的签题:“芾甘吾兄存念作者卅八.一.廿三”。

黄裳的游记散文之佳,乃是有目共睹。倒是读范用先生编选的《存牍辑览》时,发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却是少人关注的。黄裳在给范的信中曾屡次提及他的一个想法,即是编选一册以《富春集》为书名的游记文集。后来大约是所编的内容过多,经过一分为二才得以出版,也便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山川·历史·人物》和《晚春的行旅》。前者后来在内地的花城出版社出版,改为《花步集》,后者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该社策划的“骆驼文丛”之中,但不知为何,《富春集》这个十分优美的书名却一直未能采用。文集《晚春的行旅》中有一篇写于1981年10月1日的游记《富春》,他说不仅仅因为这条江水有一个“非凡美丽的名字,仿佛一提起就会梦见在烟峦云树中隐约出现的一位仪态万方、丰神绝世的美人”,更重要的是,这条江水还与梁代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元代画家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和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等名作有关。由此可见,黄裳拟命名的《富春集》,乃是有着一种深深的文人寄托在其中的。想来若有有心人再编选其游记文选,何不就用此书名呢?

辛笛的这本书1948年12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送给好友巴金的时间推算后应为1949年1月23日。之所以提及这个话题,乃是恰巧我也在网上买到了一册辛笛的《夜读书记》的民国初版本,但却并不是上海出版公司所印,而是由森林出版社1949年1月初版。这个《夜读书记》的初版本印制很朴素,封面仅有书法题字的书名,作者名字则为红色的印章。书名题字从笔迹来看,应为辛笛自书,书脊也用书法,且为红色;印章则显得分外古朴、雅致,应出自名家之手。辛笛在《悼念“九叶”诗友杭约赫》中曾谈及,作为诗人和篆刻家的曹辛之曾在上海创办“星群出版公司”和“森林出版社”,出版过不少好书,其中就包括辛笛的诗集《手掌集》和读书随笔集《夜读书记》,故而我怀疑此书的装帧及篆刻有可能出自曹辛之之手。

令我困惑的是,《夜读书记》不但有两个所谓的初版本,而且两次出版的封面及装帧都是一致的。后经书友指教,才得知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有过一本书用一个版型印刷两次的特殊情况。巴金故居的周立民先生还提醒我,辛笛当时很有可能是这两家出版社的股东,由此我想起黄裳先生在《忆辛笛》一文中的相关记忆,也可作为参考:“辛笛有一阵子在金城银行工作,他在文艺界朋友很多,也乐于为朋友们提供帮助。”对此,黄裳还回忆到一件旧事,“朋友黄宗江有一卷散文稿在我手边,想印成一本小书颇不容易。找辛笛商量,一说就成。这本小书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悦乐。书末的版权页说明出版者是‘森林出版社’,通讯处是××号信箱,还有自己的‘森林印刷厂’。其实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我曾说过,这一切全藏在诗人王辛笛的大皮包里。”黄裳还写道:“上海出版公司和后来的平明出版社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我所知不多,他又不愿声说,其实他为文艺界朋友所做的好事不少。他自己的诗集《手掌集》、散文《夜读书记》也是这前后印出的。郑振铎为国家收购的善本古书,于危急中也曾藏在他家里。总之,‘急公好义’四个字,他是当的起的。”

作为“九叶派”诗人之一的辛笛,除了爱诗写诗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淘旧书,他曾在文章《旧书梦寻》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是要有点‘好癖’(Hobby)的,甚至积习既久,垂老难忘,而且也不尽都是无益之事,来遣有涯之生的。以我个人为例,平生最爱的就是逛书店,尤其是逛旧书店,往往一入其中,便好像有无数好友在期待着我良晤交谈,大有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之感。”又如在文章《忆西谛》中,他回忆与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前一起淘旧书的往事,读后令人慨叹:“适巧与舍间仅有一二街之隔,加以他和远在贵州安顺的徐森玉丈通力合作,潜心致力于抢救祖国图书典籍工作,我则于业余徘徊在中西旧书肆之间,每每有得,遂复常相过从,互道日间求书之乐,往往谈至深夜,了不知疲倦为何物”。黄裳也说辛笛爱书,家藏很多新文学书籍,他曾到辛笛家中去做客,看到家中书橱顶天立地,又有杂乱抛置的卷册,乃是“身在书丛,怡然自得”,谈起辛笛晚年的写作,“可惜晚岁读书随笔之作无多,《夜读书记》竟无续篇,是很可惜的。”言外之意,也是对辛笛的读书随笔充满着喜爱和赞赏之情。

我之所以喜爱《夜读书记》这本读书随笔集,还因为辛笛的这册著作,区别于一般的读书文集,因为所谈书籍既不像当时的郑振铎因集藏古书而写的随笔,也不像唐弢专注于新文学版本而写的书话,他把视角关注在西方书籍上面,主要是“评介欧美书籍的文字”。之所以能有此举,乃与辛笛从小接受良好的外文教育有关。辛笛曾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受教于叶公超、吴宓、陈福田等名家,后又于1936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1937年还曾到巴黎短期度假,并住在清华同窗盛澄华处,而后者也就是翻译纪德小说《伪币制造者》的学者。在爱丁堡的几年时间,辛笛可谓如鱼得水,每周都是住所附近的詹姆士·辛(JamesThin)书店,他后来回忆那家书店的地下室,“真是古香古色,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辛笛后来回忆他在那家书店的淘书经历,也是至今读来令人倍感神往的,“我的兴趣所在倒是在那些书架的角落里,偶然拨开厚积的灰尘一看,正是一本心爱的书,说它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还不够,而更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萍水相逢,直如梦遇,哪能轻易放过呢!”

也正是如此,辛笛回国后虽未从事文艺工作,但他应邀在《大公报》1946年创刊的“出版界”周刊撰写专栏,不但能够应付自如,且能写得让人耳目为之一新。书中除了《小引》外,收录文章共计十篇,其中七篇刊于报纸专栏,且每篇文章都是十分特别的。诸如《看图识字》是介绍《德语图解字典》的英文本;《英语美语字典谈》系介绍当时可以见到的国内外出版的有关字典;《杂志与新精神》是专门介绍海外的《小杂志》的;《父与子》则是从屠格涅夫的同名小说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人的小说;《中国已非华夏》介绍欧美论述中国的论著,涉及到白修德的《中国怒雷》、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莱特的《中国战歌》以及奥登与衣修武德合著的《战地的历程》、钱锺书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之中国》、萧乾的《千弦之琴》,等等。《展笑尝新》则主要是对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文学出版的新书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由此也可以看出,辛笛的这册《夜读书记》所涉及和介绍的著述既有一定的广度,但更有他人难以触及的深度,这些都是与他在那家英国书店中的“书架的角落里”的搜寻分不开的。

除了以上几篇之外,还有文章《医药的故事》,乃是介绍诸如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一样通俗有趣的医药书籍,诸如《肠道旅行》《老鼠、虱子和历史》《黄色魔术》《麻醉医史》《奎宁故事》《人体知识》《魔鬼、药品和医生》《猎菌家列传》,等等,真可谓满目奇珍,读来如行山阴道上。辛笛在文章中感慨:“今日中国能写这类文字的人不多,能写的往往又不能安心来写,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事。”这篇文章作于1947年4月,至今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短文《〈世界名人书简〉》,介绍欧美文人书简,文笔古雅;另一篇《何其芳的〈夜歌〉》则作于1946年2月,可见其读诗的爱好。此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乃是有附录文章三篇,其中《附录一》有《敬悼闻一多先生》和《春日草叶》,《附录二》则系潘际坰译《费正清撰西人论华书目》。这后一篇文章,据他在《后记》中言,乃是“看了觉得对于国内读者不为无益,且可与我的《中国已非华夏》一文参证”,由此也可隐约感到他在《小引》中的那份书生心境:“但念内战方酣,和平未就,然则良夜读书,亦殊有‘秋声’之感也。”

辛笛的这册《夜读书记》1949年1月出版后,又先后再版过两次。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策划出版了一套“华夏书香丛书”,由南京的蔡玉洗和徐雁主编,其中就收录有一册辛笛的《夜读书记》,其他被收入的文集,还有周越然的《言言斋书话》、梁永的《咏苏斋书话》、黄俊东的《克亮书话》、高信的《常荫楼书话》、薛冰的《止水轩书影》等共计10册,可以说既有老一辈名家的书话精品,也有当时较为活跃学者的书话文集。在此套书后的折页上还预告有第二辑一套十册的书名,但后来因故并未出版。辛笛的这册《夜读书记》由宋路霞编选,书前有宋的一篇代序《辛笛剪影》,书后还有王圣思的文章《记忆化作春泥——我的父亲王辛笛》,作为此书的代跋。宋编此书,除了初版的《夜读书记》之外,还收录有由他编订的《夜读续记》,共收录《旧书寻梦》《听得春声忆故乡》《夜读忆往》《也谈读书》《我和外国文学》等相关文章31篇,这些文章大多系辛笛在“文革”后所作的怀旧、谈诗、序跋、短评等文章,内容也皆与书有关。

《夜读书记》的另一个版本,则系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的《辛笛集》中的一册。《辛笛集》共有五册,分别为新诗集《手掌集》和《手掌二集》、旧诗集《听水吟》、书评散文集《夜读书集》和随笔散文集《长长短短集》。此套辛笛集印制颇为精致、小巧,封面书名皆用辛笛的题字,每册书前还印有辛笛照片一张。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后来写文章说,策划出版这套《辛笛集》,就是意在辛笛诞辰百年之际,向这位上海“九叶派”诗人表达一份致敬与纪念之情,并对辛笛在中国新诗史和文学史上的贡献进行一次梳理与回望。至于这套书做成小开本,则是为了“便于读者在地铁上,在沙发上,在餐桌前,甚至在马路边,都可以随手拿来就读”。上海人民版的这册《夜读书记》由缪克构编选,除收录初版本全部内容外,也收录一辑《夜读续记》,但与陕西师大版却大不相同。缪编本的《续记》只收与书有关的短评和序跋,而诸如《旧书寻梦》《听得春声忆故乡》《夜读忆往》等与书有关的怀旧文章,还有《忆西谛》《悼念“九叶”诗友杭约赫》《忆盛澄华与纪德》《春光永昼话之琳》《巴金三题》《叶公超二三事》《怀念靳以》等一系列关于师友的怀念文章,则一并收录到散文集《长长短短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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