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丹·格拉宁是俄罗斯著名作家,2018年将是他的百年寿辰,没有想到还差一年他却突然逝世。格拉宁长期住在圣彼得堡,作品主要围绕科学家命运这一主题,批判官僚主义、学阀作风以及个人主义,戳穿他们丑陋的伦理道德,同时讴歌创新与革新。他来华、我访苏,都曾见过面。

这是我参加的最小的一个作家访问团。只有两个人,《文学报》的总编辑郦国义和我。行程也极为简单,就是访问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俄罗斯看戏金秋十月,在访问俄罗斯的短短一周里,我去看了两次戏。说是看戏,其实一次看的是歌剧,一次看的是芭蕾舞。看戏只是习惯的说法。多年以前的1993年,诗人肖岗访问俄罗斯归来,对我谈起体会,印象最深刻的一点,说的是俄罗斯戏票便宜,那么好看的芭蕾舞,只要三个卢布一张票。在诗人肖岗的眼里,三个卢布参观一下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都算便宜的。故而对我来说,去看戏时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去看一看肖岗同志曾经赞不绝口的莫斯科大剧院。不过,到了莫斯科我才了解到,毕竟好多年过去了,像我们坐的第二排的票,是1000卢布一张。按照2001年10月份的比值,约合280元人民币,和上海大剧院演出经典剧目前排座位的票比起来,还是便宜的。在莫斯科大剧院休息厅。晚七时许,我坐车来到莫斯科大剧院门前时,只见喷泉洒着水花,广场上播放着音乐,穿戴得十分整洁、漂亮的俄罗斯男女,像过节一样走向剧场的大门口。让我感觉熟悉的一幕是,越走近门口,手里拿着卢布迎上前来等退票的人越多。不过他们只是询问你有没有多余的票,并不纠缠你。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莫斯科大剧院的前厅并不庞大,甚至给人以略显狭窄之感。可能正是带着这一不以为然的情绪吧,一进剧院大厅,我不由陡地吃了一惊。只见整整六层呈圆弧形的包厢,托起高敞的剧院穹顶,每层包厢座的前护栏,全都油漆得金碧辉煌,在灯光的照耀下,令人犹如置身于宫殿之中。坐在位置上,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剧院里的俄罗斯人,来看戏都像过节一般欢欣鼓舞。老人面带笑容,儿童神情雀跃。在皇村的宫殿楼梯上。在中国看戏,一般在中场休息一下,是常有的事。但在演出过程中,休息两次是极少见的事。我这辈子仅遇到过一回。可是这一晚在莫斯科大剧院看歌剧《皇帝的新娘》,每一幕结束,都要休息二十分钟。四幕戏,中间休息了三次。这三次休息,除了上洗手间,人们都涌到餐厅和酒吧里去,有一家人团团而坐的,有亲朋好友围坐谈笑的,有两三知己对酌的,更有恋人默默相对的。他们有要咖啡的,有要红茶的,也有要伏特加酒的。凡要了喝的,顺便总还要一碟甜点。我留意细看了一下,实事求是地说,俄罗斯人吃的点心,喝的饮料,包括酒,种类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少多了!但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幕间休息时间里,营造出了一种热烈的、祥和的、喜气洋洋的艺术气氛。受此气氛的影响,我也情不自禁地要了份饮料,坐在他们中间。似乎只有这样,才觉得合适。千万别以为这只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景观,我第二次看戏,是在圣彼得堡的玛丽斯基芭蕾舞歌剧戏院看的。也是传统的名剧《灰姑娘》。幕间休息时,圣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一样,在餐厅和酒吧里聊天,吃点心,喝饮料。他们在这样的场合进行着最为自然和生活化的社交。几乎所有的人都神态轻松,给人以亲切感。玛丽斯基剧院比莫斯科大剧院的规模略小一些,包厢一共是五层。这一次我坐的是一层的一号包厢,位置可以说够好的了。不过我却觉得,除了坐得比较宽松一点之外,就看戏来说,还是坐在池座的前排,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在包厢里,边看戏边悄声交谈,却不会影响任何人。和莫斯科大剧院一样,玛丽斯基剧院同样装修得如同宫殿一般。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以亚历山大二世的皇后之名命名的。细细观察,我自然发现,无论是楼梯、过道、走廊、大舞台的幕布,甚至洗手间,这两座剧院都有些和时代落伍了。而当我进一步了解到,如此漂亮宏伟的剧场,莫斯科早在85年前的1916年就建成了;玛丽斯基剧院更在150多年前就建成了!我又不由得为俄罗斯惊叹。在俄罗斯看戏,本来只是想感受一下艺术的氛围,没料到还大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在圣彼得堡剧院休息厅。金色莫斯科我和郦国义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正赶上莫斯科的晚秋。天气已有些凉意,莫斯科人都穿上了大衣和皮夹克,风也吹得紧起来。街上的行人们都是步履匆匆,但是,就在这一派带点儿寒冽的气氛里,却仍突现着金色莫斯科特有的景象。当年轻的外交官谢尔盖和美貌的翻译加莉亚把我们带到麻雀山,指点着莫斯科河两岸告诉我们,这一带就是那首有名的歌《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唱的地方,那些年里,恋爱中的莫斯科男女,都喜欢来到这儿,不是坐在山坡上,就是坐在河岸边谈情说爱。不过,随着莫斯科市区面积的逐渐扩大,这里已经不是歌里当年唱的郊外,而是市区的一部分了。就在举目远眺的一刹那间,我陡地发现,远远近近,麻雀山上下,莫斯科河两岸,一片金黄,染得莫斯科的秋色,在阴天里顿时显示出一片悦目的景观。步下麻雀山,来到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附近的林荫道上,我的目光又被眼前的景致吸引住了,只见幽深的林荫里,满地的落叶像铺设着厚厚的金色地毯,树梢枝头,那些残留着还没落下来的一片片叶子,在风声里颤抖着、闪烁着金光,煞是好看。一点儿也没有我们习惯看到的落叶的枯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俄罗斯名画家列维坦的作品《金色的秋天》。在这之前,我总觉得,这幅画中散发着诗情的、饱和的金秋色彩,是画家在感受生活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强烈的感情和艺术的想象力,用夸张的手法创作的,要不,为什么大片的白桦树林、小溪边河岸上的花草,都被处理成充满轻快色彩的金黄一片呢,就连宝石一般的溪水,也倒映着大自然明媚的金黄色。在莫斯科郊外的树林里。亲眼目睹了金秋莫斯科的景致,我才明白了,列维坦清新的画笔、透明清澈的画面感、明朗愉悦的风格,都来自他对莫斯科金色秋天真切的感受。生活给他提供的,就是如此多彩的画卷。以后的几天里,在老人散步的街心花园、在孩子们嬉戏的儿童乐园、在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庭院里、在不时可以见到的纪念碑周围,我都能看到金色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场景,构成了一幅又一幅莫斯科秋天生活中的画面。当我在阿尔巴特街一个个画摊前浏览,当我走进一家又一家静静的画室去看布满墙头的油画时,我已经不再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色系列的油画作品了。与翻译加莉亚合影。莫斯科街边的小广场。猎人小屋在莫斯科,我们下榻的是上赖金谢夫街上的一幢别墅,叫“猎人小屋”。这真是一幢精巧而又别致的小屋。小屋的铁门临街,按响门铃以后,铁门自动开启。顺着同样也落满金色树叶的小径走进去,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坐在玻璃房里,能清晰地看到庭院街景。推门进屋,步入走廊,顺梯而上,两侧和迎面的墙壁上,楼梯的转弯处,都放置着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墙角蹲着的狐狸,漂亮羽毛的锦鸡,活灵活现的金钱豹,那逼真的程度会让乍一走进小屋的客人不由一怔。就是进入客房、餐厅、娱乐室,也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种种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大大小小的动物标本。沙发上铺设着整张雪白的熊皮,屋中央蹲着一只神态俏皮的银狐,四层橱柜里陈放着各色的林中小动物标本,餐厅的天花板上,也悬吊着各种各样的色彩艳丽的飞禽鸟类标本。就连休息室的鱼缸里,还有观赏鱼在水草间游来游去。猎人小屋休息室。小屋小屋,客房不多,我们居住在三楼的两间临街的客房里。陪同我们的谢尔盖住在后侧的一间客房内。在我们之间,门向着楼梯而开的一间小房子,是专为客人服务的熨衣间。而在二楼,则只有两间客房,另一侧完全是提供给客人休息打落袋的娱乐室。一层则不设客房,一边是餐厅,另一边堆放着“猎人小屋”的所有物品:餐具、供替换的餐巾、床单、枕套等等。一幢别墅式的小宾馆,正式的客房不过五套,每一间客房布置得都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却都统一在“猎人小屋”总体风格之中,可谓独具匠心。我住的那间屋子,四面的墙壁全都用原木装修而成,连睡的床、床头柜、写字台、小圆桌子、画架、送食品的小车、门框窗框,全都用不上油漆的原木组成。就连客房里的两张画,也紧扣着猎人小屋的主题。猎人小屋的庭院。步上猎人小屋的楼梯。郦国义就住在我的一板之隔,但他客房里的布置,和我的那间房浑然不同,却又完全是另一种猎人小屋的风格:不显豪华,不事铺张,但又给人以“家”的温馨舒适之感。客房追求的是古朴原始的格调,但客房内的卫生间完全是现代化的宾馆水平,以一色洁白的瓷砖装修而成。我住在客房里,感觉到的是一种朴素洁净的生活享受。从清晨到傍晚,猎人小屋始终都是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呆在客房里的时候,从来也没见过服务人员,可当我们由外面回到客房的时候,我们就会满意地发现,被我们弄凌乱的房间已经整理得干干净净。说明宾馆虽小,他们实行的却也是最为现代的无人化管理。到了夜晚,那种笼罩着整幢别墅的宁静就被打破了,餐厅里的小乐队奏响了音乐,歌手在演唱着节奏感很强的当代俄罗斯歌曲。这一天晚上,我们从新阿尔巴特街上散步回来,走进餐厅要了红汤面包垫垫饥,不料餐厅里热闹非凡,十几个中青年男女正在为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过生日,他们动情地唱着,陶醉地舞着,还请来了魔术师表演。见我们没喝酒,那位过生日的妇女,提着一瓶伏特加走来,一定要我们每人喝一杯。谢尔盖说,这是我们俄罗斯的规矩。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猎人小屋,是因为国内飞速发展的旅游业,也曾经多次呼吁过要建设和开辟一些更具家庭气息的民间小旅馆,却始终还没见开出来。“猎人小屋”也许多少会给人一点启示。到了圣彼得堡,盛情的主人把我们安排在由美国人投资,新近开出来的五星级宾馆“涅瓦宫”单间的商务客房内居住,我和郦国义不约而同地感到,客房内的设备虽然豪华,却还没有住在“猎人小屋”里舒服。由莫斯科飞回上海的那个夜晚,我对从圣彼得堡专程送我们到莫斯科的谢尔盖说:“我们起飞以后,今晚上,你还可以到猎人小屋去住一晚。”不料他自嘲地摆手笑着说:“哦,那是不行的,不是接待你们,我哪有可能住进这么好的客房呀。”看来,就是在俄罗斯,像“猎人小屋”这样的宾馆,也还是不多的,后来者居上,我们抓紧建一批,一定也会受到旅游者欢迎的。猎人小屋的客厅。在《人民友谊》和《星火》杂志社这是我们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拜访的两家文学杂志社。《人民友谊》和《星火》都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的。多少年里,这两家杂志社为俄罗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很多享誉俄罗斯的作家,就是通过这两家杂志,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有的甚至于声名远扬,传播到国外。在老阿尔巴特街和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一个庭院里,我们打听了很久,才在靠近大门的几间小屋里,找到了《人民友谊》编辑部。这是一个文学气息浓郁的庭院,院子中央竖着一尊托尔斯泰坐在椅子上沉吟的雕像。只是托尔斯泰老人的头顶上落满了白色的鸟粪,这景象仿佛是在跟一脸深沉的作家开玩笑。庭院里满地同样也是金色的落叶,连停靠在一边的几辆车顶上也落着几张疏疏的叶子。和《人民友谊》杂志社的作家、编辑在一起。右一为郦国义同志,在俄罗斯的照片,都是他为我拍下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之夜。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我们走进了陈旧的编辑部办公室。空落落的书橱旁边,安着一张小桌,桌上已经放满了面包、点心、巧克力和香槟,主人建议我们边吃边聊。在正式的交流开始之前,一对作家夫妇抢先站了起来,原来他们是一对鞑靼作家,男的叫叶甫盖尼,女的叫格利戈里耶娃。他们已于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移居英国的伦敦。这次他们是在离国多年之后,回来看看。他们已经买好了下午的火车票,听说我们要到编辑部,特意等在这里,和来自中国的作家见一面。格利戈里耶娃是一个诗人,她给了我们一叠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诗。这些诗都是她在伦敦写下的,诗里充满着怀念祖国和故乡的感情,和在异国他乡的忧郁。在和他们道别之后,无论是主持《人民友谊》杂志工作的雷奥尼德·巴哈诺夫和评论家兼编辑娜塔丽娅,还是莫斯科的儿童文学女作家莫斯科娜·玛莉娅,都强烈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中俄之间能在新世纪里进一步加强文学的交流,尤其希望能把近些年里活跃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文坛上的作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们也强烈地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作家们在写些什么、关注一些什么。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仍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在他们赠送给我们的书上,他们都写下了这么一些感觉。我们之间谈得十分轻松和融洽,玛莉娅谈得高兴了,还主动要求为我们唱一支歌。我们甚至还商讨了相互介绍作品的具体意向。天黑下来了,临别之际,巴哈诺夫一边送我们走出来,一边指点着编辑部内外环境说:“看,我们就是在这么简陋的环境里,培养着俄罗斯未来的大文豪。”在圣彼得堡的《星火》杂志社,一幢同样陈旧的楼房里,我们向安德烈、阿里耶夫、亚可夫·耶卡洛维奇几位作家和编辑询问办刊经费的来源,作家稿费如何支付,今天的俄罗斯作家们,都在写些什么,他们能依靠自己的创作,养活自己吗?他们一一介绍说,已有六十多年历史的《星火》,目前每期的印数是八千,其中七千是读者征订的,另有一千则用来赠送和交换。印数不多,因此稿费很低,有时候干脆就付不出。编辑部人员的工资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了。在红场最古老的建筑前。听到这种情况,我和郦国义相对而望,心中就是不能明白,装帧简单朴实,色彩单一,印刷极为一般的纯文学杂志,怎么才能维持生计。当夜,和已过八十的著名老作家格拉宁谈起这一话题,老人大有深意地眨着眼睛对我们说:“他们自有办法的,他们不像表面上看去那么贫穷,他们的钱多得很。在圣彼得堡,这不是什么秘密。”但愿有朝一日,我们能揭开他说的这一秘密。关于格拉宁达尼伊尔·格拉宁,是俄罗斯当代小说家。他出生于1919年,今年已经82岁了。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的作品,比如50年代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探索者》,80年代翻译过来的《一幅画》,纪实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还有一些零星的短篇小说。特别是198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幅画》,通过主人翁洛谢夫偶尔得到了一幅著名画家的风景画,引出了人们要求保护传统风貌和景物的迫切愿望,从而与急于开工的州当局发生矛盾冲突、引起轩然大波的故事。这本书探讨的是一个具有迫切时代感的问题: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如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完美发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这样的探讨,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是有着一定意义的。与格拉宁在贵族餐厅共进晚餐。在见到他之前,我总以为他仅仅是一个作家。他出生于护林员家庭,194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的工学院电工系,曾在圣彼得堡基洛夫工厂任动力实验所主任工程师。卫国战争时期,他在坦克部队任职。战后仍当他的主任工程师。自1949年发表处女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文坛上辛勤耕耘。近年来还有新作问世。这一次见到我们,还分别送了我们两本他的新作。格拉宁来上海的时候,我和郦国义都曾经接待过他。这一次我们来到圣彼得堡,他显得分外热情,先后三次陪同我们活动。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雕像和照片前。向圣彼得堡工业学院赠送礼品。头一次是在中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陈义初在中华园中餐厅招待我们的便宴上,对于连续几天没吃上中餐的我们,中华园的中餐味道已经过得去了。但是格拉宁眉飞色舞地比划着手势说,和上海、杭州的中餐比起来,这里的中餐差得远了。他讲的是实情,在圣彼得堡的一些中国餐馆,基本上都是个体户开的,还不上档次。第二次陪同我们,则是在格拉宁担任客座教授的工学院参观座谈,他陪同我们和人文学科的师生们见面,并请我们每人作一简短的演讲,并当场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从学生们接二连三地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可以看出当代俄罗斯的青年思想活跃,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作家的创作。在和他们的见面会上,我们高兴地发现,不但在我们已去过的圣彼得堡大学里有专门学习语言的一个三十名学生的中文班,就是在工学院里,也还有五个学生,在专门攻读中文。两次陪同我们活动之后,格拉宁又特别以他个人的名义,在雅致的贵族餐厅请我们吃晚饭。当我们匆匆走进餐厅的时候,老人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餐桌旁等候我们。入座后,翻译地玛波指点着墙上挂的肖像画告诉我们,这都是沙皇时代的将军和贵族,时光流逝、岁月更迭,这个餐厅却始终是上层人士用餐的地方。愉快的晚餐结束了,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穿着笔挺西服和套裙的服务员,捧着绸面的留言本要求格拉宁题词,他们彬彬有礼地告诉老人,他的光临是贵族餐厅的荣幸,他们坚持婉辞了老人付款。格拉宁给他们题词,还要我们也签上名字。这一细节似乎提醒了地玛波,他也拿出了早就备好的格拉宁的作品,请求老人给他题字留念。回涅瓦宫的路上,地玛波抱歉地说,请原谅他耽搁了我们的时间,实在是机会难得,要不是给我们当翻译,他是决不可能这么近地见到他的,格拉宁在圣彼得堡,可是一个有名的大人物、大作家。我还留意到,每次介绍到格拉宁,圣彼得堡人首先说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其次才说他是一个名作家、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在珍藏馆浏览古书。三百年的圣彼得堡2003年,是圣彼得堡建城三百周年。我们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到处都能见到为纪念圣彼得堡创立三百周年在进行的准备。很多著名的建筑物搭建着脚手架,在维修和保养。在涅瓦河畔。我们正是通过走进一幢又一幢著名的建筑,逐渐加深对圣彼得堡的了解的。圣彼得堡道路宽敞,满街跑着汽车,在我们呆的那些天里,没见到一辆自行车。看得出马路已经多年没整修了,时见高低不平的路面,但也还整洁干净。马路两边的房子,一般都建得不高,大多为三四层或是四五层的楼房,显得十分宽大。大概是寒冷的缘故吧,再大的建筑物,门都开得较小。走进门去,往往就能见到宽敞的庭院和大楼梯。已是秋末冬初了,但是仍能见到参天大树和满地的绿阴。整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十分和谐,市民们没有乱丢果皮纸屑的习惯。初到俄罗斯,我们就听说,俄罗斯有三宝:莫斯科地铁、冰激凌和俄罗斯的姑娘。遂而我们又知道俄罗斯有三个颇为自豪的条件:全国所有的住房,不论贫富,每天24小时供应热水;全国没有文盲,故而全民族素质普遍较高;崇尚艺术,有一定气质。在俄罗斯呆了几天,俄罗斯人又告诉我们,从苏联解体转为俄罗斯以来,还有三个变化,一是国徽重新变为双头鹰标记,一头眺望着东方,一头俯视着西方,代表着俄罗斯疆域的辽阔和国土的统一。二是在圣彼得保罗教堂里,重新安葬了沙皇的骨灰。三是列宁格勒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圣彼得堡。这个城市的名称包含着三层含义:圣,源自拉丁文,其意思为神圣的;彼得,则是使徒之名,在希腊语中又可以解释为石头;而堡这个字,无论是在德语和荷兰语中,都解释为城市。在这三层意思之外,俄罗斯人更为自豪的,是这一城市的名称和他们崇敬的彼得大帝的名字相吻合。我深信,即使是彼得大帝本人,对此也是极为自傲的。在彼得大帝铜像前。在彼得夏宫的后院。在俄罗斯文学院参观十四世纪的古书。在冬宫画室里。在圣彼得堡,无论你到哪儿参观,都能听到彼得大帝的名字,见到彼得大帝的雕塑和画像,冬宫、彼得夏宫、沙皇村、巴甫洛夫斯克,恍惚之间,你会感觉到这是彼得大帝的城市。前面我提到格拉宁送给我们的新作,其中一本就是像他这样八十来岁的老人新写的《彼得大帝》。但是,只要入神地观察,这座城市除了很多著名的建筑和彼得大帝,还和许许多多的名人联系在一起。雕刻家拉夫列斯基和建筑师瓦西里耶夫于1883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碑上建的纪念雕像,雕刻家卡蒙斯基1897年为柴可夫斯基建的纪念雕像,除了其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品之外,无不说明了这座城市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但在历史上所有的名人里,普希金的名字无疑地是排列在首位的。普希金及其他我在莫斯科红场上买下了一组俄罗斯名作家的套娃,那神形毕肖的画像,那鲜艳的油彩,那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名字,特别是那一个个作家各具特点的眼神,一下子吸引了我。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普希金的。其次才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莱蒙托夫。可能由于我是写小说的,在我的心目中,总是把托尔斯泰排列在普希金之前。这一次到了俄罗斯,我才感觉到,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普希金永远是在作家中排列为第一位的。在某种程度上,普希金的地位,要远远地超过其他的一切人。到处都能见到普希金的铜像,在圣彼得堡是这样,在莫斯科也是这样。俄罗斯人像谈自己很熟悉的一个朋友,这情景真令我惊奇。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文学院,其前身就是普希金文学院。当我们前去拜访时,现任院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自豪地告诉我,在国际拍卖会上,普希金的手稿一页要卖到十万美元。而在他领导的这个文学院里,保存着一万二千多页普希金的手稿,你算算该是多少钱。见他谈起普希金来如此一往情深,我不由得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两年前在全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一本《普希金秘密日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俄罗斯文学院的普希金雕像前。在普希金餐厅楼下与普希金蜡像合影。尼古拉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所谓用密码写成的秘密日记,完全是假的。似乎是为了这一话题,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尼古拉还送了我一厚本大大的书:《你们的普希金》。他特地指明:普希金也是你们的朋友。普希金的影响决不止于在专业的人士中,就是在普通人中间,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在我们到达圣彼得堡的那一天,翻译地玛波指给我看的第一个景点,是普希金决斗的河岸附近。而我在圣彼得堡吃的最后一餐饭,恰恰是在普希金餐厅里吃的,完了还下楼同普希金的蜡像合了影。到了皇村,我坐着马车环游皇村的风光时,首先想到的,是普希金的《皇村回忆》和《皇村的雕像》两首诗。事实上,今天的皇村,更多地被人们称为普希金城。同样崇尚文人的例子,还有很多。那天晚上,圣彼得堡几位热爱文学的朋友请我们吃饭,安排的地点是在“十二把椅子”餐厅。他们说,这是圣彼得堡作家来得最多的一个餐厅。我也很高兴来到这个餐厅,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津津有味地读过这本书,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影的时候,我只是不明白,这本书的作者明明是两个人,为什么餐厅的门口只塑了一个人的雕像?普希金故居。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参观金碧辉煌的圣依萨克大教堂时,导游在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墙上的那些圣像画,而翻译却指点着告诉我,诗人叶赛宁就是在街对面的安格里杰尔旅馆5号房间里自杀的,那里,现在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我久久地站在马路对面望着那一幢至今仍然很有特点的房子,耳畔响起叶赛宁临终前写下的诗句:“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哦,爱情的视觉不是眼睛,而是心灵。富兰克林在18世纪写下的这句话,是不是所有艺术的注解?我讲不清了,但是,在俄罗斯人纪念圣彼得堡创立三百周年的日子里,在圣彼得堡为庆祝建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他们会更加尊重历史,更加崇尚文学艺术,把古老的圣彼得堡建设得愈加年轻而美丽。

1986年,他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华访问时,我们在一起有过长时间的交谈。那时,代表团下榻于民族饭店,离我住的和平里不远。几次聊天后,他提出要到我家看看,其实他是想亲自观察一下普通民宅。他来到异国他乡,出于好奇,什么都想知道,我能理解。我用水果招待他,其中有一盘柿子,他从未吃过,很感兴趣。我们在家中谈得十分投机,回住处时,我问他是否要搭车,他说如果不远就不必搭车了。

我们路上谈的话更使我们之间有了交情。从我家步行送他回宾馆,街道漆黑,行人稀少,他回忆起自己的家乡,美丽的圣彼得堡,宏伟的教堂,宽敞的街道,众多的桥梁,河水潺潺。他说,我请你来圣彼得堡参观,安排你在大街小巷、在涅瓦河畔游览。他讲起纵横交错的河流、绿荫浓郁的公园、众多的雕像,声音里显然流露出思乡之情。后来我每次访问圣彼得堡,他必定热情地招待。

我们相识多年了,我仍然关心他的近况。格拉宁一生著作极丰,还多次获得各种奖项,他的新作几乎每一部都译成了中文,很受中国读者欢迎。

2017年7月,他在圣彼得堡离开了人间。

我翻出旧画。1986年11月他访问中国时,我曾为他画过一张肖像,当时他在画像上题了一段话:

“我在北京!太奇妙了,虽然冬天已经来到,但我和高莽却感到十分温暖(我们在列宁格勒永远等待你的光临!)

丹·格拉宁 1986.11.16 北京。”

7月8日,格拉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格拉宁的家属发出唁电,称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卓越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内心尊严,他以献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报效祖国,全身心真诚地支持俄国及其未来发展。

30多年前的会晤成了遥远的过去,只有点点滴滴的情景还留在脑海里。如今看着他老年的照片,看到俄罗斯为他举行的隆重葬礼,我感慨万千。

他是否还记得在中国的访问?是否还记得我们之间亲密的交谈……

但我为他画的肖像留了下来,还有他在画像上题的亲切语句。

(作者为俄苏文学翻译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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