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打通诸多界限,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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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

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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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出版社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能有怎样的关系?以往多从思想观念方面去研究这场文学救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从新文化的传播方式入手研究,认为120年前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推进了新文学的生产。

王云五

11月11日,由静安区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主办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在上海举行。董丽敏在静安文化馆光影车间分享了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学的产生。

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追根溯源,是因为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

传播方式升级是新文化运动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

书籍作为出版机构的产品,兼有一般商品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效益,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责任。近代出版机构办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亦即义利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约略说来,结果无非以下三种类型,或曰三种境界:一曰得利失义,以盗版拼凑、低级趣味为利薮、旋起旋灭的书商多属此类;二曰得义失利,有外部资金注入、党派或官府所办、只谋其义、不计其利的出版机构属于此类者为数不少;三曰义利兼得。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每一类型之中,义利比重又可分为多种层次。那些历史悠久、饮誉遐迩的出版机构,多属第三种境界。近代七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与文通书局,无一不属此类。长踞榜首的商务则是其中的楷模。其经营理念的两句话,“在商言商”与“文化本位”,典型地反映了义利兼顾的宗旨。

1915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调以往的文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良的程度,其中主要是文言文完全落后于文化生产的发展,应以白话取而代之。之后陈独秀在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特别提出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义利兼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义利分途,以利辅义,即出版人常说的以书养书:两类书都出,一类以经济效益为主,赚钱,但文化上没有多少贡献;一类以社会效益为主,得名,但不获利或获利甚微。出版社统筹兼顾,经济上通过前者弥补后者,起助推作用,声誉上通过后者滋养前者,起带动作用。第二种是义利合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为一体,一部书既赚钱又得名。不消说,第二种模式最为理想,也最为高超。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做到义利合一。

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点,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生产,其实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解似乎是学院派这些知识精英振臂一呼,新文学就能够深入人心,就能够被广大读者接受。
董丽敏认为新文学被大众最终认同,并不仅仅是靠一份《新青年》就能做到。事实上,哪怕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1917年,销量最多的《新青年》发行量也只有16000份,和4万万的中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影响面并不大。

商务初创时的业务,主要是为商家印刷票据广告,翻印《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之类英语教材,以及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与《纲鉴易知录》等,志在谋利,这也是其他出版机构能够做或正在做的事情,文化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商务进入义利合一境界,始于张元济加盟。编写新式教科书,为教育改革打基础;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为文化启蒙添新知,这些都是时代所呼唤、社会所急需的文化产品。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就占54种。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在教科书编印方面,商务一度有些迟钝,让中华着一先鞭,但很快缓过神来,奋起直追,终于重坐头把交椅。到1924年,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商务占十之六七,中华占十之二三。民国时期,商务编辑出版的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以《万有文库》为代表大批知识读物,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为代表的众多刊物,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西方文化引进与普及、国民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方面,都有重要价值,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商务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1947年,胡适推荐张元济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就特别提到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胡适书信集》,第1101页。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册,第1268页)

那么如何解释新文化运动一步步深入人心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思想观念层面的新文化来理解这个事情,更需要结合以往总是被忽视的新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来加以解释。这个物质条件既包括新文化的生产条件,也包括它的传播方式。董丽敏认为,当时逐渐传到中国并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印刷技术、发行量广泛的报纸、职业化的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得以站稳脚跟、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义利合一,名利双收,出版机构谁不想臻此境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总是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在于要达此境,必要条件至少有三:一是出版人必须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时代意识;二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从组稿编稿、印刷发行到成本核算,每一环节都优质高效;三是具有世界一流、超越同行的印刷设备。这三条,人才、制度、设备,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商务都具备了。这三条,也是学界论述商务印书馆成功之道时常述及的。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第一条中“敏锐的时代意识”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时远东第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责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持久、深刻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从以农立国、社会流动量少而缓慢,到振兴工商、社会流动逐步加大加速,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出国留学、职业教育,从诗云子曰到声光化电,新知识、新事物、新职业,层出不穷。一句话,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是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转型,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出版内容、样式、重点具有明显的不同,是衡量出版人是高明还是平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纵观商务成功之路,从张元济到王云五,高于庸常的地方,就是强烈的转型意识。

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张元济是对时代特点极其敏感的人,最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点:

晚清西学东渐之风渐起,商务印书馆在译介外国科学文化进入中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是自学英文。他先前走的是读书做官老路,相当顺利,23岁中举,26岁中进士,
28岁任刑部主事。但是,他不是到此为止,在仕途顺畅时,已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气质,即不安现状,自觉进行知识更新,从1896年开始学习英文,广读新的书刊,且拜了专门的英文老师。其时,虽然风气渐开,但在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主动学习外语、研究西学者还是难得一见。张元济入值总理衙门后发现,那么多章京中,仅他一人能识英文。

商务印书馆较早意识到在西学东渐过程当中语言的重要性,首先请谢洪赉对《华英初阶》进行了重新译注。

二是弃政从文。戊戌政变以后,张元济毅然弃政从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投放到教育与出版方面,一直坚守在文化阵地上。民国时期,政局动荡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规避政争,从短时期看似乎不辨是非,明哲保身,但从长时段看,恰恰是对政争本身的透彻理解。

早期的英汉字典不标注具体英语单词的中文意思,只是用上海话或者宁波话注音,导致读者大致知道英语读音,但却不知英文含义。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开始加上了中文译注。这从翻译政治角度来讲是非常大的改变,证明了中英文可以并列在一起,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它音的接受上面,而开始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对应物。董丽敏说,这套书当时受到很多读者欢迎,它1898年出版,到了1921年已经印制了77版,商务印书馆不仅挣了大钱,而且开始介入到了文化出版领域。

继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王云五,更是一个对时代特点有深切感悟的人。他聪明过人,好学成性,知识渊博,自称“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但其旧学、新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准,连胡适都刮目相看,赞不绝口。他勇于创新,长于管理,主持馆务以后,借鉴国外出版社先进管理经验,建章立制,启用新人,使馆务大有起色。他策划的《万有文库》,一千七百多种,包括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以及工学、农学、商学、算学、医学、体育、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包罗万象,影响极大。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运思之巧妙,使用之便捷,堪称汉字检索史上的千古奇迹。他有句名言,“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所谓“激动潮流”,就是对时代变化、社会转型有敏锐的觉解,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潮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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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清末民国商务几次大的商机,从新编教科书,出版严译、林译西书,整理中华古籍,到《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都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对社会转型的准确把握有直接关系。

《天演论》1897年前后其实只是手抄本,在严复很小的朋友圈中发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天演论》当作非常重要的产品?实际上是由于商务的介入。商务印书馆有庞大的发行网络,在1915年就有80多个分馆,这样才把严复翻译的影响力扩展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中。董丽敏认为,严复和林纾的成功,与商务印书馆发达的发行网络有很大关系。

商务印书馆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国际、国内都有多部著作问世。有的侧重教科书编辑与出版,有的侧重古籍整理与研究,有的侧重企业管理与创新,有点侧重文化市场,有的侧重城市环境。

商务介入文化资源整理的第二个方向在古籍整理上。1900年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窘境。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推动商务印书馆建成古籍藏书室涵芬楼,后成为东方图书馆,介入古籍保护,搜集珍稀古籍。商务印书馆亦整理、校勘、出版了很多古籍,其中张元济主持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出版和《四部丛刊》的出版。

所谓现代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解释,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落实到不同国家与地区,则因其地理、历史、文化特点不同而呈现鲜明的地

当时报刊杂志等新的传播方式纷纷崛起,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也开风气之先,1903-1948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22种期刊,包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等。以这些杂志为依托,商务印书馆基本上把晚清最重要的文学作家都网罗到了自己旗下。

方特性。世界各地现代化颇多相似,世界各地现代性则少有相同,理一而事殊,此之谓也。因此,讨论现代性,总离不开地方性。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在其新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中,通过西书翻译、古籍整理、文学期刊、小学国文教科书等四个方面,探讨商务印书馆所生产的近代知识,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影响。这四个方面,是商务印书馆业绩的主要板块,也是以往研究者重点论述的对象,该书的敏锐和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些方面置于近代中国所处国际大环境下讨论,置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定语境中分析。这样,就将商务诸方面贡献,从事的陈述,上升到理的剖析,将企业的事功,放大为民族的应对。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经历了从器物、政制再到文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其蓝本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进程,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表现为一对矛盾运动,即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现代性与以公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性的相摩相荡;而在中国,这种现代性追求,除了表现为西方那样惯常的矛盾运动,还包孕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有反抗,这样,既学习西方,又企图反抗甚至消解西方的两面性,注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在价值指向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因为有此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商务在展开翻译、古籍、杂志、教科书诸项事功过程中,以一种高远的眼光,既注意古今、中西、新旧之别,又努力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藩篱,纵览古今,涵摄中西,融通新旧,为当下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分析,涵泳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征之以翔实的史料,很有解释力。为了避免自己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特质的解释,与学术界已有的约定俗成的“现代化”、“现代性”概念混为一谈,董丽敏别出心裁,单用“现代”一词,而不用“现代化”、“现代性”来指称,并对此专加论述,由此可见她对自己创见的珍视。这一审慎思索后的洞见,我们不妨简称为“董见”。

此外,从晚清到民国,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系列国文教科书,使得新文化、新文学通过教育真正深入大众之中。晚清以降,教育成为了救国第一要义,甚至可以认为是立国的根本。救国就要进行教育改革,没有教科书,一切都无从谈起。1902-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教科书,内容与时俱进,品类也十分全面,最初就占到整个全国教科书市场三分之二。

在我看来,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其实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对天下大势、时代变迁与中国传统有敏锐的觉解有关。追根溯源,他们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有些事,远看了似乎轮廓清晰,身在其中反而界限模糊,有如韩愈所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所谓中西、新旧、古今,在近代许多人那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沌一团。王国维有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
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 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
学无新旧也, 无中西也, 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 均不学之徒,
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卷,第365页)

理解了商务教科书的广泛影响力,才真正理解商务的工作对于整个现代中国人的建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董丽敏说。

在今人看来,这很有些后现代味道,但在秉持实践理性者那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也是我在上面特别申述张、王等人转型意识的用意所在。

回看商务印书馆历史,可为当今文化繁荣提供依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由此,董丽敏认为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绝不仅仅是一家出版社那么简单。

商务印书馆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董丽敏提出,首先,商务印书馆打通了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使得各种各样的文化碎片获得了仓储化保存;其次,它触动了像张元济、蔡元培这样的行动派知识分子和夏瑞芳这样的企业家的结合,使得精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迪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民间救亡汇通在一起。再次,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市场化的出版社,并不完全是精英知识分子导向,却也不是纯粹的市场导向,而是在文化与商业之间寻求平衡,在张元济时代,更是一度存在文化大于商业的出版格局,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意义重大。

其次,商务印书馆为新文学产生提供了全方面的支持。董丽敏认为,商务印书馆整理了古今中外文化资源,为创制与当下现实相适应的新文学、新文化创造了开拓的事业和坚实的基础。还招募了形形色色的文人集团,既包括新文化运动的践行者,也包括鸳鸯蝴蝶派作家,以非常开明的姿态,塑造了更有张力和弹性的文化空间,为不同趣味的读者提供了可供选择多元文化菜单。同时,借助国文教科书等教育产品,商务印书馆从体制层面探索和推动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理念进入了大众层面和普及层面。

今天新文化层出不穷,但这些东西有没有和普通大众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也许回到历史,回到我们文化前辈曾经做的工作,可以为我们今天新时代文化更好的繁荣提供一些依据和参考。董丽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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