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郑振铎抢救珍贵典籍:爱国不敢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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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先生被尊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与鲁迅先生同龄,曾经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他见多识广,满腹经纶,有些还是“绝学”。但他一生谦虚低调,不喜撰述,很多学问未能通过著作留存下来。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学术贡献的人并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怀念他,彰扬他的精神。带伤赴上海抢救古籍文献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先生;而最早尊称徐先生是“国宝”的,也正是郑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先生这样说: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当时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郑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负责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唐弢时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而徐先生则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郑先生此言,充分体现了对森老极大的尊重。我最初读到这些话时,还有点怀疑郑先生对森老的评价是否夸张。随着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体会到,郑先生对徐先生敬重有加,不仅因其学问,更因其爱国精神。郑先生与徐先生至迟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先生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先生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先生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先生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争取到在重庆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郑振铎等人将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秘密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同志会”紧张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庆方面特派,不顾腿伤,冒险来到上海,参与这项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写道:“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先生便与徐先生几乎日夕相处。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张咏霓三人应约至郑家聚餐,决定将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均由郑、徐二先生共同签字贴封为凭。23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谛”、张咏霓化名“子裳”、何炳松化名“如茂”,联署发电报给重庆的中央图书馆负责人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年已六旬的徐先生还与郑先生一起去嘉业堂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1941年2月20日,何炳松致蒋复璁信说:“此间事实际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谛兄。……自森公驾临后,日夕与西谛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为心折。”当时,徐先生和何先生都给重庆当局去信,认为郑先生最辛苦,应该给他一点补贴。此事被郑先生知道了,2月26日,他也给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郑先生坚决谢绝了徐先生等人的好意,徐先生深受感动。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邮寄到香港,由郑先生老友许地山等人收下暂存,然后再设法运往重庆。郑先生打算亲自赴港办理转运等事,徐先生也想转道香港回内地。1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我大约本月底即将动身。森公归心如箭,亦将同行。”今在台湾还保存着24日郑先生起草的发给蒋复璁的密电:“公是货已运港,急待点交,拟推谛于便中南行,专办此事……森公亦决意内行者,与尊处专员面洽尤佳。馀事俟谛返后续运。”后来,徐先生于7月24日乘船离沪赴港,郑先生则因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徐先生这次在上海,与郑先生并肩奋战了七个多月,离开时还毅然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郑先生等人称徐先生为“今之圣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9月11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致蒋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运尊处……现寄递各书,均系由森公独力负责。写中英文书目及付航邮各事,均是森公亲自料理。投寄时,森公竟立候数小时之久!可佩,可感!馀书装箱起运,亦系森公独自主持。犀本约定与森公同时南行,因此间琐事极多……竟不能与行,未得稍分其劳,心中至为惭愧不安。装箱事,闻已工作二十余日,尚未完毕,可想见其麻烦琐细,非森公之耐苦耐劳者,决难从事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徐先生刚走,郑先生立即又面临抢救收购南浔张芹伯的大批极其珍贵的适园藏书之重大战役。今见8月26日郑先生致徐先生信说:“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为民族文化计,我辈决不辞劳瘁,不畏艰苦。亦书生报国之一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请益。甘苦与共,回味犹在。今复何可得乎?先生能再来一行乎?深盼能有此一日!”这批书价钱昂贵,必须说服政府拨给巨款,而重庆官方“识货”的人不多,徐先生回到内地正好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7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得森公自渝来一‘江’电,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此事实非同小可!今在台湾看到当时教育部有“为奉主席代电令,仰该馆迅即鉴定收购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具报”之文件,可知收购适园书之事还一直通到了蒋介石那里。经费问题虽然终于解决,但郑振铎在前方与张氏的议价谈判却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极其艰难。直到10月2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还说:“闻芹书有某方向之接洽说,时刻有变化发生……如芹货竟为某方所夺,关系非浅!”“某方”当然是指敌伪。而翌日,郑与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终于报告大事成功,并附《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今在台湾见到这份郑振铎手写的信和合同,“希古堂”无疑是“同志会”的一个化名。信中说:“此合同可于今日下午或至迟明日下午签订。签订后,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自慰也……俟合同签妥后,当即进行潘货……又闻瞿氏兄弟有分爨说,藏书亦将剖分为三。剖分后,恐必不能保。此必须设法罗致之者!祈尊处留意及之为荷!”可见,当时他们的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又有多么紧张。适园藏书一役结束后,11月13日深夜,郑先生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笺纸,用毛笔给徐先生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长信:“……芹货业已成交……此实二十年来一大事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当代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恳挚之谢意也!检点、搬动,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于时人声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之感。然同赏者何在乎?得意会心,相视而笑者复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云北去,孤独之叹,与日俱增,而此时尤甚!人皆知黄校黄跋之可贵,然知其可贵之处究竟何在者,有几人乎?曾约数公阅书,但均似不甚热心。深感败兴也……然书款殊为拮据,支付尤为麻烦。独力应付,挖肉补疮,先生当能想见其困难之情形也!呜呼!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愤懑之极,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言,则又勉强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陈编,益念责任重大,则又不得不独肩其难也……”在这封信中,郑先生把徐先生视为抢救文献的知音。他受尽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徐先生说的极其朴实的“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语,就又坚持下去。他满怀激情地说,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都应该向徐先生致以最恳挚之谢意!再次秘赴上海保护珍贵图书郑先生写信后不到一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天,上海彻底沦陷,“同志会”的抢救工作被迫停止。从1940年春至此,他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为国收书,郑振铎《求书日录》中记载:“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末好的成绩!”在郑先生的战友、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日军逮捕后,17日,郑先生在一位前辈那里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从此他离家秘密隐居,直到抗战胜利。就在同一天,在重庆的徐先生给蒋复璁写信说:“现平方全馆业被伪组织接受,势将及沪存之书,欲避此难,惟有照西谛兄分藏办法,将此三百数十箱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弟拟变易姓名,穿过各沦陷区,秘赴沪一行,专办此事,延此将绝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岁月,已不足惜。韩冬郎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弟尝讽诵此句,深自引愧。设此役完成,则此疑亦决矣!”徐先生从民国初年始,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图也有不少书秘密运存在上海。徐先生为此忧心如焚,不怕牺牲,要求潜回上海去保护这些图书,充分表现了他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此时化名转入地下的郑先生十分想念徐先生,曾多次冒险化名给徐、蒋写信。今见1942年1月26日他化名“犀”给蒋复璁的隐语信:“前上一函,谅已收到。此间一切安宁,家中大小,自菦翁以下均极健吉,堪释远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涨,甚为浩大,但尚可勉强维持现状耳。现所念念不释者,惟港地亲友之情况耳。公是一家,是否平安无恙,尤为牵肠……一家离散至此,存亡莫卜,终夜彷徨,卧不安枕……致圣翁一函,乞代转致。”令我惊喜的是,郑先生托蒋先生转致“圣翁”的那封隐语信,我在台湾也看到了!信中说:“前上二函,已收到否?闻有东来意,殊为焦急。盖以关山修阻,又值严冬天气,高龄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间亲友安吉如恒,尊寓大小,亦极为平安。敝处自菦翁以下亦均托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一家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妇孺辈未免乏人照料耳。闻北寓已由启君代为料理,其长公子则已远行,情形亦尚好。先生与守为四十年老友,自不免罣念,古道热肠,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锦上添花,不闻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谊,守君家中人闻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恳保重身体,勿急急来此为要!春暖不远,四五月间来,当不若冬日之风雪载塗也。”原来,郑先生在上海也听说了徐先生想冒险来沪的打算,钦佩之余急忙去信劝阻。后来,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潜赴上海。徐、郑两先生又一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励,坚守崇高的民族气节。1970年,台湾的牟润孙先生撰写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提到徐先生:“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世有良史,将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也必矣。”我们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也应该将徐森玉、郑振铎这样的先辈“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一直坚守在上海的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做掩护,从事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抢救、收购、整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物、遗产——古籍图书。

郑振铎久居上海,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上海滩和江南一带,他目睹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古籍文献大量流失和毁坏。而幸存下来的,为日伪及美、英等国驻华机构,或高价收购,或恃强抢劫,将文物成箱成箱地运往海外,郑振铎心急如焚。

1940年年初,郑振铎与同样痛心文件散佚的在沪著名爱国人士,如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经多方运筹,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拨款资助,用于郑振铎诸人抢救珍本、善本图书。中英文教基金,系英国把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的部分银两,以援助中国文教的名义资助中国。

据陈富康先生在《书生报国:徐森玉与郑振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一期)一文中介绍,在抢救上海文物的悲壮行动中,有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国学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国学大师徐森玉。徐森玉,民国初年曾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部门工作。郑振铎诸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一年时,徐森玉衔命从重庆前往上海,秘密参与文物的验收和抢救工作。

为安全和郑重起见,郑振铎属名“犀谛”(从其笔名“西谛”来)、徐森玉属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属名“如茂”(从“松”字来),联名于12月23日以电文发给重庆的央图负责人蒋复德,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该电第一句曰:“森公已到,谈甚畅。”接下来是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上云:

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卅种,元本七十种,明本千余种,名人抄本八百种,未刊稿本三十余种,密藏孤本不少,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共用款四十二万……(收购图书装箱后)当即由森玉先生及我共同签字贴封为凭。

可见郑振铎、徐森玉工作热情之高、效率之高、态度之严谨。

郑振铎曾在家设便宴,招待徐森玉、张咏霓、何炳松,研究工作,相谈甚欢。后又与徐森玉到沪上藏书名家的宅第,如嘉业堂刘宅、中国书店金姓寓所观看、鉴定、选购图书,又是在郑振铎家,徐森玉、张咏霓、何炳松边吃饭,边研究如何将这些购置的古书运出上海等事。

徐森玉、何炳松二公,在致蒋复璁的信中,均建议重庆当局,应对在抢救古代典籍中表现卓越的郑振铎予以适当奖励和补贴。郑振铎得知,给蒋复璁写了封长信。录于下,让读者看看一介书生的爱国情怀、高洁可鉴人的文化灵魂:

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的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

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自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郑振铎的爱国之心,深深感动了蒋复璁,但他还是劝郑振铎收下这微薄的补贴。郑振铎依然以“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断然不收补贴。

徐森玉走后,郑振铎又全力投入一重大抢救收购战役。此乃南浔张芹伯的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菦园)藏书。郑振铎认为,“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因此,他“不辞劳瘁,不畏艰苦”地投入工作。但这批图书价值连城,收购价格也极为昂贵。郑氏致电重庆,希望获得国民党政府巨额拨款。不久,得到重庆电报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

原本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款项),没想到巨款有着落了,张家在价格上又有提高,于是又反反复复地艰难谈判。后更雪上添霜的是郑氏等得到敌伪也在暗中接洽夺取适园藏书的消息。在郑振铎等人的努力下,抢在敌伪之前,与张家签订《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郑振铎经“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慰了。于是,他拿起毛笔,在漂亮的彩印笺纸上,挥毫给徐森玉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长信,其中有灯下披阅菦园藏书,“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乐趣;有“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的陶醉;有“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的悠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郑振铎等人的秘密收购文件工作,被迫暂停,但收藏转移已收购文物的更艰巨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上海全面沦陷后的第八天,郑振铎获悉北平图书馆已经被敌伪接收,上海也难以幸免。徐森玉告诉过郑振铎,北平沦陷前后,有一批图书秘密运至上海。

为保护这些图书,化名后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多次秘密与重庆联系。三个多月后,徐森玉赶到上海,与郑振铎联手,保护转移在沪图书。并且,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为国家收购了《南宋群贤小集》。此乃宋陈起编,宋嘉定至景定年间临安府陈解元宅书籍铺递刊本。有清朱彝尊手书题记。朱彝尊者,清初学者、词人,应博学鸿儒科试,任翰林院检讨。曾预修《明史》。有他的题记,足见该书之珍贵。此书原是来青阁旧书店杨寿祺收藏。为还归国家,其还作长跋一篇,今藏台湾。

郑振铎等人将北平运到上海的“三百数十箱”文物,“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万无一失之后,他个人还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以“剜肉补疮”的办法,自掏腰包,购得过《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词正讹》残卷等。他在1944年写的《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说:

此三年中,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汪兆骞/著,现代出版社2017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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