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我与宗璞大姐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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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题看起来有些“玄虚”。何谓“南东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

91岁的她是着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其作品《东藏记》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已过鲐背之年的她,因视力衰弱,读书只能“耳读”,先选好篇目,再请人读给她听,而写作更为艰难,先口授,请助手记录下来,再反复修改打磨,直到满意为止。今年年初出版的《北归记》就是这样完成的。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宗璞是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本名冯钟璞。宗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其叔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等等。

今年国庆假期,怀揣敬意,我来到宗璞先生的家。宗璞的新家位于北京远郊的一个安静小区,没有我想象中大。进门右侧是一个隔断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已经泛黄的《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等文学经典,书前有一幅宗璞低头沉思的手绘小像。往里是会客厅,茶几上摆放着她的童话集和译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那是冯友兰先生84岁时为爱女手书,字有点歪,难怪宗璞在文章中戏称它为“斜联”。

我写过的最多的一位作家应该是宗璞,长文短文,乃至于干脆连文带画一起拿去发表。我写大姐的文章她都看,都有回应,也曾提出意见,但总的来说,她读后都是高兴的。

那年春节,我去给宗璞拜年。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不尚“家长里短”的闲聊,我与宗璞自然谈起她的《野葫芦引》。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爆发后,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丰厚的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读宗璞的文字如读《红楼梦》,语言优雅蕴藉,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文趣,一种独特的风格。

就在我观赏对联之际,在保姆的搀扶下,91岁高龄的宗璞笑吟吟地从卧室出来了,棕色衬衣外罩米色背心,清雅洁净,只是没想到她那么高。读《野葫芦引》时,我曾想当然地认为作者也和她笔下的嵋一样,是个身形娇小的人。见我如此惊叹,宗璞乐了:“我有一米六六,到老都没有变矮!”落座时,我想坐在宾位的沙发上,她却招呼我坐到她身旁,指指自己的耳朵说:“这样说话,听得清楚。”

拣出一封大姐1982年12月19日给我的来信,其中开头一段是:

说起来,宗璞的创作着实不易。在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她曾有感而作了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我带给她一本学术刊物,上面有研究其作品《西征记》的论文。她拿起来,眯着眼睛看了看,点头道:“这个题目不错!回头我听听。”很早就得知,因视力衰弱,宗璞读书都是“耳读”,先选好篇目,再请人读给她听,因听力也欠佳,听的时候,还要戴上助听器。而写作更为艰难,先口授,请助手记录下来,再一遍遍读给她听,反复修改打磨,直到满意为止。今年年初出版的《北归记》就是这样完成的。《北归记》是宗璞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在此之前,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广获好评。其中,《东藏记》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心武贤弟:

一天,宗璞的女儿冯珏给我来电话,说“妈妈住院了。”我赶忙去探望。宗璞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在问候中得知,最近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是呀,《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都已面世,只剩最后一部《北归记》尚未完成,她着急呀。我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我说:“从长计议吧,现在少写点儿,是为了以后多写点儿。”听这话,宗璞笑了,我也笑了。我的笑是自己班门弄斧,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在大哲学家的女儿面前“卖弄”起哲理来了。后来,宗璞在用药问题上遇到困难,我又和铁凝主席一起去找医院商量,请求给予照顾。

1957年,宗璞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豆》,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甚至有大学生到小说主人公江枚和齐虹的定情处颐和园寻访。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宗璞更是频出佳作,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近三十多年来,宗璞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野葫芦引》的写作上,完成它成了她的责任,“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长篇会上匆匆一会,现已过了快一个月,已是青阳逼岁除了。很愿你来谈谈,想来你也是忙极。令堂身体好些否?我过些时一定要来看望的。写得顺手吗?古人云: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我觉得这话真中肯,所以我们该知人心,写人心呵。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就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在格子里爬起来,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的回答很简单: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北归记》讲述了以孟樾父女为代表的明仑大学师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重建家园的故事,小说既着力摹写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和家国情怀,也叙写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明仑大学师生们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相对于《西征记》中的“金戈铁马”,《北归记》并没有正面写新中国成立前夕激烈的革命斗争,而是将其作为背景,通过许多看似“无事”的细节,以极其诗意的笔墨,呈现了一代文化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他们的求学、恋爱、别离等人生的欢喜与创痛被一一付诸纸上,汇成了一部有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文化史诗。小说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糅合了当年宗璞北归和校园生活的真实体验。“当年我们也是乘飞机回来的。那是一架货机,没有座椅,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一路颠簸着飞回北平,心情非常激动。”但当我问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现实原型时,她又狡黠地说:“小说写到的人物肯定有作家生活中人的影子,至于主要角色有没有原型,小说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小说的杀手了。”

信中所说的“长篇会”,指那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茅盾还在世,他以作协主席身份主持了那个座谈会。那时候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相继繁荣起来,但是还缺乏新的长篇小说,因此开个会促进一下。那时候我和宗璞都还只尝试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都还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当然,宗璞大姐不但年龄比我大,写作资历也比我长而且早有建树,她1956年写出的短篇小说《红豆》是一朵奇葩,1957年的时候遭到批判,不过还算幸运,没划为“毒草”而定性为“莠草”。

又是一年春节,我又去给宗璞拜年。这时她已经搬离住了六十年的“三松堂”老宅,住到昌平的一个新建小区。宗璞告诉我,老宅已交给北京大学,作为“冯友兰故居”,准备修缮后供人参观。宗璞坐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我,是在努力辨认。我知其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零点三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我挪过去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向她问安。

写爱情一向是宗璞所长,从早年的《A.K.C》《红豆》到如今的《北归记》,爱情一直是宗璞书写的重要主题。《北归记》写了好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嵋和无因,峨和吴家榖,玹子和卫葑,写得或婉约,或深沉,或浪漫。构思之精巧,语言之典雅,让人难以相信其出自八九十岁老人之手。宗璞虽然写了不少青年人的爱情,但笔法十分节制。我笑问她:“您写的爱情一直是只牵手的,最多亲一下脸颊,有没有想过突破一下?”宗璞一听也笑了,差一点笑掉了助听器,顿了顿,才认真回答我:“我觉得《西厢记》《牡丹亭》写得很美,但是主人公的大胆举止我是不赞成的,发乎情止乎礼是我们的传统。我喜欢这样的爱情。”

接到宗璞大姐这封信以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从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了一个专业作家,直到1986年夏天又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才结束了专业作家的身份。北京市文联那时的负责人,要求专业作家报创作计划,对中青年作家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报出所拟创作的题材样式,还要求根据所报题材列出深入生活的具体打算。我那时报的是“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题材”,要求文联开介绍信给当时的东四人民市场(原来叫隆福寺百货商场),我好拿着去联系,在商场里体验生活。

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她说:“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部是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的。看着她慈祥的面容和面前茶几上摆着的放大镜,不由心生敬意。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在写小说。与那些被市场牵引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草率急就文字相比较,一个如同陈酿的美酒、一个如同勾兑的汽水,文野高低自见分明。

《北归记》出版前,曾在《人民文学》刊发,获得了2017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作家贡献奖和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不过,质疑声亦有。谈到有人批评《北归记》里宗璞借小说人物之口予冯友兰以高评,宗璞正色道:“我的父亲是个历史人物,是一个学者,我要写那段历史,就必须要评价我父亲,这是避不开的。我只希望我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责任。”某种意义上,历经十年之久,于艰难境遇中创作完成《北归记》的宗璞,其顽强、不弃不馁之精神和其父可谓一脉相承。“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她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薪火相传的意义。而这份坚持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也让我们看到了宗璞作为一位作家的情怀。

没想到我报出的创作计划令当时的文联主要领导不满。他绝对是个好人。完全是为了爱护我。他认为我那样年轻,不冲到工农兵第一线去,不去书写工厂、农村、战场的火热生活,却要深入闹市的商场,未免太那个。他对我创作计划的訾议,使我有些紧张。

面对宗璞,我想起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双目失明,身体瘫痪,却在病床上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想起了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病魔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她却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十四本著作,其中自传体的《我的人生故事》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的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史铁生是一个,还可以举出若干其他作家。

“卷定了一甲子间长画轴”,宗璞说,她要和书中的人物和时代告别了。但不要相信她是真的要告别文坛,因为接下来,她决定集中精力写童话。“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童话。”宗璞指了指茶几上的童话集《总鳍鱼的故事》,笑着说。

好在那时王蒙不但兼着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也在北京市文联兼着领导职务,那位北京市文联主要领导便就商于王蒙,说你看刘心武报的竟是到百货商场去体验生活,希望他也能劝我还是改换计划,去工农兵一线为好。没想到王蒙的意见却是:城市市民生活也可以描写,百货商场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心武既然有这样打算,就让他去尝试吧。这样我才拿到去往东四人民市场的介绍信,先由市场宣传科的人士接待,听取宏观介绍,再经他们牵线,结识了几位售货员、仓储员、司机,蒙他们不弃,得以逐步进入他们的家庭、邻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在这个过程里,我跟宗璞大姐讲出我的初步构思,并告诉她已经开笔,所以她在来信里问:“写得顺手吗?”

宗璞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她还表示:“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作者:费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

我那时开写的,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钟鼓楼》。我那时就问宗璞大姐:“你构思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呢?何时开笔?”她笑说并非专业作家,毋庸报什么创作计划。大姐这封信里勖勉我“知人心,写人心”,在我创作《钟鼓楼》的过程里,成为我的座右铭。《钟鼓楼》里出场人物甚多,我每刻画一个,就努力去进入其“心思”。小说接近完成时,已经是1984年春天。在1985年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钟鼓楼》竟获了奖。

宗璞大姐1988年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东藏记》。《东藏记》出来以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那时候我已处于赋闲的边缘状态,形成了我不参加任何会议的常态。但大姐给我来了电话,全然是没商量的语气:“心武你要来啊!”我只好赴会。那个研讨会主流、非主流去了很多人,我发完言就离席走了,也没跟大姐握别。到后来,《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我以为是实至名归。2009年,大姐又推出了第三部《西征记》,她寄书给我后,通电话时要我将读后感“据实道来”,我便无遮拦地报告一番,她嘱咐:“你要写文章啊!”我很乐意,于是写出了文章发表。最近跟她通电话,问第四部《北归记》的进展,她目已眇,耳已背,更时时晕眩,却表示还在点滴推进。她虽然采取口授、助手打字的方式进行,但告诉我不能说成是在“口述小说”,还应该说是在写小说,因为思维完全是书卷式的,助手打完了,包括标点符号,她是要逐一细修细校的。她把《北归记》的主旨向我道出,令我震动。是大彻大悟的笔墨。

我和大姐都热爱《红楼梦》,但我们分歧甚大。《红楼梦》里她最喜欢的人物是薛宝琴。大姐对我的“秦学”、“揭秘”勉强可以接受,对我认同周汝昌先生那曹雪芹笔下黛玉结局为沉湖,却绝不苟同。红学所校注的一百二十回本子第三回回目后半句是“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大姐不止一次跟我议论说,黛玉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怎么能忍心说她“抛父”呢?而且,她进京都,是父亲安排的,非要用“抛”字,也只能说是父亲将她抛往京都啊!人们都知道宗璞是大孝女,为维护父亲的名誉尊严,她曾不惜“硬碰硬”地去源头索求解释。一家出版社曾出她的小说选,慈父为她作序,我记得序里写到宗璞在清华求学时曾指挥歌队咏唱,头上戴顶法兰西帽,将手中小木棒一挥,歌声顿起,令为父的十分欣喜。但那家出版社却在付印前将那篇序紧急抽掉了,事前也不跟大姐打个招呼。后来汇寄稿费,却又并不寄到她所供职的外文所或她的居所,而是偏偏寄到北大哲学系写上她父亲的名字再转她。这些做法对大姐的伤害是很深的,她曾跟我叹息:“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令人不快。”大姐和我谈起,我们都喟叹自己毕竟也还是“陋于知人心”。

跟宗璞大姐交往是可以完全不动脑筋,不设防,以童稚思维语言也无碍的。人性真的太深奥。我把“陋于知人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的是激励自己在未尽生涯里继续修炼“知人心”这门艰深的功课。现在想想,有几个如宗璞这样的人,能包容我的错失、疏漏、失态,欣赏我的个性,这一世,也就不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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