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高莽先生走了。笔者正好读到一封高莽给老朋友牛汉的信,略加钩沉,以为纪念。信文为:

我是在1981年考到外文所当研究生,当时大学毕业我22岁不到,高莽先生已经50多岁了。我们之间差了30多岁,不是差一辈人,可能差两代人。但因为文革的时候中间的岗位有空缺,所以我们进外文所的时候,高莽是副编审,我们是研究生。他是我真正名义上的硕士生导师,我们交往的比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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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老哥:一、寄上小弟随笔一本,没有什么价值,尚望笑纳之争;二、俄罗斯《同时代人》杂志1997年第12期刊出一组中国现代诗。有李瑛一首、你的一首、舒婷一首,还有吴非强的三首;三、我把你的一首《半截树》(原诗名是叫这样吗?俄文是“劈开了的树”)复印下来,寄上。译得蛮好,从俄译文来读。我没有找到你的原诗,不知准确程度。译者是位酒鬼先生,我50年代和他一起工作过;四、你手头有无诗集,如可以,能否赐我一本。我有你的随笔集,但没有诗集。

我们交往特别多,当时我们都住在格子间里,我经常会跑到他的格子间里面,那是真正的格子间,大概就4平米,一个桌子就摆了一半,再搬两个椅子。有一次他跟我说送我一本他主编的苏联诗选,那个时代出书很少,书也很贵,他送我一本书还写了一行字:“文飞兄,向你讨教”。我当时觉得,这么尊重的长辈称我为“兄”又写了这么一句话,太不合适了。然后他看了看我又说了一句:“老兄,以后向你多讨教”。

高莽先生在笔记本上所绘的刘文飞画像

笔者不懂俄语,猜测高莽信中所说《半截树》指的是《半棵树》,这诗是牛汉1972年在咸宁“五七”干校时创作的,初刊于《文汇月刊》1986年第6期,“半棵树”是牛汉诗歌创作的经典意象,最为引人注目。

他用“乌兰汗”的笔名做翻译,这本诗集也是署名乌兰汗主编。后来我发现这本诗集第一个入选的诗人就是阿赫玛托娃。这本书是1984年出的,前言是1982年写的,我想至少是在1981年左右高莽先生就开始研究阿赫玛托娃。这本诗集有36个俄罗斯诗人,他选的最多的就是阿赫玛托娃,选了20首。

7日早上起床,看到高莽先生女儿宋晓岚女士昨夜群发的短信:“2017年10月6日晚22:30分,高莽先生在平静中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精彩而充实,感谢每一个曾经爱他和陪伴他的人,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同样幸福。”虽早已知道高莽先生病重住院,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感觉震惊,怀着痛惜和哀悼,我不禁忆起与高莽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信的开头提到“随笔一本”,当指九州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高莽随笔集《画译中的纪念》。牛汉在《在阅读中思考》记录了阅读的感受,“每次阅读,都有走进深深的白桦林的神秘感”,高莽“不但是个高水平的翻译家,还是一位独具一格的肖像画家”,“他的文章,他的画里都有浓浓的诗意……从高莽的身上显示出朴实、浑厚、外憨内秀的个性,从他的文章和画里,几乎看不出什么技巧,是一种自自然然地从生命中流出的灵性”。高莽也写过《蒙族老哥:牛汉》,为我们解读了诗人鲜为人知的翻译与绘画的一面。

我当时也和高莽先生谈到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外国当代文学概念是二战结束、1945年之后的事,而阿赫玛托娃主要创作是在四十年代之前,在编书的80年代,阿赫玛托娃也已经去世了。我们觉得苏联当代诗选应该选在世的作家。高莽先生说,我还是要把她收进来,而且要放在最显赫的位置。他说了一句话:“阿赫玛托娃的诗肯定最具有当代性”。我觉得这是很独特的眼光。我想,高莽先生的翻译很有可能是从阿赫玛托娃开始的,而且他的翻译在整个文学翻译界摆脱了一种惯性,改革开放之后他注意到了阿赫玛托娃这批人,眼光真的很独特。

最后一次联系先生是在20多天前。一位白俄罗斯诗人写了一首献给高莽的诗,请我译成中文并转呈先生,我译出后打电话给晓岚,本想在电话里把原文和译作读给他听。接电话的晓岚在电话中说,她父亲的情况“非常不好”,于是我就把原诗和译诗发至晓岚的电子邮箱,请她择时转达给先生。此诗作者为纳乌姆·加尔佩罗维奇,题目为《同一天空下——致高莽》,写的是高莽在北京请这位白俄罗斯诗人吃烤鸭,两人父子般地促膝谈心:“时间在静静的交谈中飞逝,/飞逝如响亮的瞬间。/诗歌像明亮的使者,/让我们的灵魂走近。/……身材魁梧的高莽,/多像我家中可爱的父亲。/在他身边我像听话的儿子,/午饭时分在家中谈心。/在这阳光般的交谈后,/北京于我已不再陌生。”次日,我接到晓岚回信:“谢谢刘文飞老师。祝全家好!岚姐和她的老爸高莽。2017年9月14日。”翻译和转达这首诗,成了我与高莽先生的独特道别。

我要谈的第二件小事,是他给我的一张画。有一天我们开全所大会,很偶然地高莽先生坐在我旁边,那个会大概比较乏味,他坐在旁边一下一下看着我,我都没意识到,快散会的时候,我才看到是一幅画像,他问我要不要?后来就撕下来了给了我,然后下面写了一句话“不像的刘文飞”。其实很像,那时我25岁,拿过来很温馨。这是八几年的事情,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高莽先生对年轻人是非常提携关照的,老年人经常说一句话,说他没大没小,这个是很赞赏的,他是那么大的翻译家,《世界文学》的主编,但和我们完全像朋友一样,他这样的品格对我们有很深远的影响。

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先生是在4年多前。为嘉奖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者,俄罗斯“新一代”基金会出资设立“俄罗斯-新世纪”俄语文学最佳中文翻译奖,基金会邀请刘利民、李英男和我担任评委,我们三人一致决定将该奖授予高莽先生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2013年11月9日晚,颁奖仪式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举行,高莽先生出席仪式,并在会上发言。先生身着的黑色中式礼服与他花白的头发构成奇妙的呼应,而他一如既往的灿烂笑容却与他日益蹒跚的步态形成反差。记得是他女儿陪他来的,看到熟人,他老远地就笑着打招呼,却迟迟不挪动脚步,等人走过去。待我走到他身边与他握手时,他带着歉意低声地说了一句:“腿脚不好使了。”

这是和高莽先生交往的一些点滴,当然还可以说很多,但今天不完全是追思会,还要谈一谈这套书。

第一次去先生位于北京城东南部农光里的“新家”是在10年前。当时我父亲在京突然去世,我想请高莽先生为父亲画一张速写,用来制作以父亲名义设立的助学金证书,先生满口答应。一周后,他来电话让我去他家取画。在把他画的我父亲的速写递给我时,他一改惯常的含笑神情,很严肃地说了一句:“我只能画到这种程度了。”过了片刻他又说了一句:“我和你父亲这一代人都很不容易啊。”道别时,他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口。电梯的门咔嚓一响合上了,就像是相机的快门,把先生的形象印在我记忆的胶片上:他脚穿拖鞋,身着花格衬衣,脖子上挂着老花镜,举起的右手许久没有放下。

这套书可以谈论的大概有这样几点:第一,这套书的三卷不算太厚。因为阿赫玛托娃是在俄国作家和诗人里创作总量偏少的,但即便这样,俄国的全集也有十卷,据说现在编十二卷,因为他们不断找到她的研究文章,而且十卷俄语翻译成中文体量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俄国的诗排版很密,我们一页排25行,他们排到40行甚至更多。翻译成中文,而且每一本书篇幅不是很大,200页左右。

第一次面见先生则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记得还是在建内大街五号院的四号楼,《世界文学》编辑部所在的房间很宽敞,却很昏暗,一位老师把我介绍给他,说我也喜欢翻译俄苏诗歌。当时还很青春的先生从书桌后抬起头,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接连抛来一连串问题,诸如“你最喜欢哪位俄苏诗人?”“你译过哪些俄苏诗人?”“你在哪里学的俄语?”等等。从此,他就成了我的“编外导师”。我一有机会就到他那里坐坐,请教各种问题。在外文所从四号楼搬到新建成的社科院大楼11层时,先生好像已经担任了《世界文学》副主编。一天在走廊相遇,他把我领进他的格子间办公室,拿出他新出的《苏联当代诗选》,想了片刻,然后题了一行字:“文飞兄向你讨教。”我一看大惊失色,既激动又窘迫,激动是因为得到了先生亲笔题字的赠书,窘迫是因为那个扎眼的“兄”字。看出我的窘迫,先生拍拍我的肩膀,有意又重复了一遍:“老兄多指教啊!”谐谑中却充满温情和厚爱。在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期间,我有幸多次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译文,其中包括《三诗人书简》,在翻译过程中有幸得到先生的诸多指教。一次,在外文所会议室开会,高莽先生坐在我的左侧,他突然从所里发的工作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画起画来,几分钟之后,他递来他的画——居然画的是我。我正要接过画,他却又拿回去,在速写的一侧写上一行字:“不像的刘文飞。”先生给外文所的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都画过像,如今,这些画像全都变成了先生留给我们的深情厚谊,也变成了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但还是觉得,三本书合在一块特别厚重。因为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高莽先生把阿赫玛托娃创作时期把握得很好,把她晚年随笔都收录了——有诗、随笔和回忆录,无论是题材还是创作时间涵盖的面很广。高莽先生不是拿本书就翻,他是在20多本书里找出来这些东西。

记忆在倒叙,转眼之间,结识先生已是35年前的往事,可记忆中的先生在35年间似乎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和宽厚,始终如一的勤奋和执著,永远年轻的微笑和热情。

之前的出版物,可能就是专门找抒情诗、或者简单的随笔集结出版,所以看起来比较简单。当高莽先生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觉得很厚重。读完这三本书,阿赫玛托娃从最初到最后创作的全部都能呈现出来,如果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买这样的三本远远超过了十卷,这三本的每一卷加起来大概是四五十万字,我觉得编辑做了很好的事情,

一位老人在91岁时离去,是寿终正寝的;而一位大文人的离去,却总是让我们猝不及防。高莽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这不仅是就他精通中俄两种语言以及他在两种语言间精确自如的切换而言,而且还在于他对译者身份的多种意义的添加:他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同时也将艺术天赋投向他钟爱的翻译事业,我们发现,他的画作绝大多数是与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相关的,他笔下的外国作家肖像栩栩如生,是他用绘画的语言、艺术的语言对外国文学进行的另一种翻译和阐释;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散文和随笔深受读者喜爱,我们发现,他的散文作品集如《久违了,莫斯科!》《枯立木》《圣山行》《俄罗斯美术随笔》等,其主题大多是与俄国文学和艺术相关的,可以说是他对俄罗斯文化的“宏观翻译”;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编辑可说是他一生的主要职业,他长期在《世界文学》这一中国最权威的外国文学译介刊物任职,在他任主编时,《世界文学》恰逢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开放期,杂志办得风生水起,影响极大,经他之手编发的翻译佳作、由他培养提携起来的翻译人才均为数甚多;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交流使者,他曾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担任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翻译,他接待过的世界各国文学文化人士数以百计,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他的好友,也成了他的翻译对象,他的翻译因此往往成为“直接的握手”。高莽先生将他的这些多重身份都熔铸进翻译家的职业,又让他的翻译精神漫溢开去,涌向不同的文化领域。同时拥有这多样品质、多重身份的一位翻译家,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了。

第二点,这个书有价值的是在译者本身。译者的名字写的是高莽,而不是乌兰汗,其实改不改无所谓,我们都知道乌兰汗就是高莽,高莽就是乌兰汗,也许年轻的读者不知道。其实这套书体现了高莽先生的翻译历程和作为中国译者的心路历程。我把这三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下,我特别尊重这套书的编辑,把高莽先生以前的序言和后记全都保留了。比如高莽先生在后记中间写到“对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翻译是我一生用时间最长、最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翻译阿赫玛托娃最早的时间,81年还是80年,也许查日记可以确定下来,但是根据出版来看,不晚于81年年底。

伟大的翻译家高莽先生不朽!

1981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理解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两三年,他就开始翻译阿赫玛托娃。直到高莽先生在台湾出《安魂曲》的时候,已经是2006年。他说了一句话:“感谢台湾出版人,让我88岁的老朽居然还有机会出一本书”。可以说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贯穿了高莽先生翻译生涯。30年来他在执着地翻译一个人的诗,当然在这期间他还翻译过很多人的作品,但对阿赫玛托娃的翻译是不懈地持续了30年。这套书里,我们恰好能把高莽30年对阿赫玛托娃不断的解读、不断的介绍归纳起来,以后有学生要研究高莽老师的翻译历程,这个书提供了一个捷径。

第三,这套书,尤其是《安魂曲》的翻译,是高莽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反右”,经历过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心路历程的写照。

高莽先生自己也说过这个故事,他说当年在哈尔滨报社里面当编辑的时候,组织上该给他一个任务,让他翻译一份苏共中央的文件,这个文件题目叫《关于党在文学艺术方面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起草人是日丹诺夫,他当时是苏共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人出面在中央宣读《决议》,但里面充斥着辱骂,现在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个《决议》就是要批判两个作家:一个是左琴科,一个是阿赫玛托娃。《决议》里说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淫荡的诗人、色情的诗人,她是扮演荡妇,扮演尼姑。

现在这个事情一笑就过去了,但没想到这个事情对高莽老师是很大的心结。改革开放以后,他读到阿赫玛托娃的诗,觉得非常好,他产生了一种愧疚,说当年那么翻译那份决议,觉得对不起这个诗人,觉得应该更多的介绍她,以对她优美诗歌的介绍,来抵当时翻译文件对诗人造成的伤害。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能不能体会到这些事情,我们觉得高莽先生没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他觉得愧对阿赫玛托娃,最后做的事情好像是一种补偿,我想说这是一种基督徒式的忏悔。他用文学的方式来反映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救赎,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是使我感动的。

最后,我想说高莽先生文学翻译的意义。

第一,他们这代人语言造诣很高,尽管他们翻译的时候中国翻译学没有形成,但我觉得在他们心目当中对语言的敬畏很深。俄语对高莽先生来说不是外语,是母语,因为高莽先生从小在哈尔滨长大,上的是俄国人的学校,跟我们十七八岁进了大学学俄语是不一样的。尽管我现在掌握俄语还不错,我觉得俄语对我来说是外语,但对于高莽先生来说,中文和俄语都是母语。我建议以后搞俄罗斯文学翻译的年轻人,不妨对照着中文和俄文来看看高莽老师的译文,尤其去看他对俄文很细微的理解。

第二,是高莽先生的中文也非常好。我们知道高莽老师开始翻译的时候,五十年代的时候汉语是一种汉语,改革开放以后的汉语是另外一种汉语,我不想说差距超过文言文和白话文,但是性质有点相似。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你们条件好,上过大学经过系统的训练,他说我没上过大学,我的知识都是偷学来的,自学来的,我的知识不系统,俄文的语法没学过,中文的语法没学过,说要向你们学习。我觉得他是真诚的。

高莽有多重身份。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写那么多散文是为了练中文,练完中文来翻译。对他而言,中文的写作竟然变成了为俄译汉做准备,这种翻译家的职业性对我们也构成了某种触动,他把翻译当成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中文写作很杂,他写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写回忆录,写诗,有时候写文言文的小文章。我觉得通过他对俄文、中文的历练,可以感觉到一个翻译家的职业道德,这点还是很让我们感叹的。

我们经常会说翻译家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的地位是不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个文学出版社出的外国文学名著,封面上没有译者的名字。在座的文学爱好者,我们能记住二十个、三十个中国当代最走红的作家的名字,但是能记住译者的名字吗?我刚才逛了一下这个书店,翻译的作品超过原创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看是谁翻译的,不去关注译者就说明翻译家的地位相对是低的。我们经常会说翻译家是出力不讨好的职业,其实最好的翻译家,哪怕当不了一流的作家,也能当二流和三流的作家。但翻译确实很辛苦,很多译者说我们愿意翻1000字、2000字,但不愿意写3000字、4000字,很多人会想我永远做不成世界最好的作家,那我干脆做翻译好了,这是一种道德感。

实际上翻译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译家的地位,他在翻译家的身份中间做了很多种添加。

第一种添加,他是知名的画家,但画家不是乱画,他画的东西都是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称,他的绘画是某种意义上添加了文学、添加了翻译?不能说他通过绘画服务翻译,但至少他觉得,画和翻译1+1就大于2,两个东西相加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合力。

第二种添加,他本身是一个作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一个老教授的心愿》,他要通过他的诗歌写作、散文写作介入中国文学界,介入之后就能使他的译文产生影响。一个翻译家越多介入中国文学界、中国文学生活,他的翻译生活能产生的影响就更大。如果一个人避在一个角落里面,从来不和作家交流,你的译文影响就很小。

第三种添加是编辑家。他长期担任《世界文学》的编辑部主任,也担任过主编,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期间,是这本刊物风格变化最大的时代。他是一个伟大的编辑家,这对翻译家的身份是很大的添加,更不用说他自己亲手培养了多少翻译家。

另外一重,很少有人能模仿的添加,是中俄文化的使者。他当过最高领导人的翻译,常年担任中国对外友协的首席翻译,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全部来了中国,接待的全是高莽老师,所以他结识了一大批著名的苏联文学家,跟他们交往很多。他到了外文所,不再担任外事工作,但是他把他的特长保持下来了。他可以把中国的文学介绍到俄罗斯、苏联,他是一个文化的使者。

第五个添加,他是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在外文所是一流水平。他是社科院的荣誉学部委员。

这五种身份都在对翻译家做一种添加,高莽先生是伟大的翻译家,他的译著也是伟大的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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