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张人凤谈祖父张元济:他组织编写的教科书何以风行全国

从“三、百、千”、四书五经,到分级分科的新式教科书,堪称晚近知识摄取方式的一大转捩。清末戊戌维新前后,以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篇为代表,新学舆论关注启蒙教育,反对传统蒙学的经训记诵,强调识字为先。这些议论,与同时期兴起的切音字、白话文思潮合流,遂使识字作文成为教育变革的重点。其间涌现出一批以“课本”、“读本”、“初阶”为题的新体蒙学用书。由于新学制尚未颁布,这些课本并无统一的学程安排,亦无明确的学科划分,出版史界称之为“混合课本”。学习西文所用的各种reader(读本书),可能为此类课本提供了最初灵感。但若考察“读本书”的流播途径,不难发现这一著作类型早就与同时期日本小学校“读书科”所用的“读本”教科书建立了关联。在培养识字、读书、作文能力的同时,兼要综合各科普通知识,此种模式受到东、西洋读本体裁的启发,故本文更统称之为“蒙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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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张元济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带领着商务诸君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毫无成例可援的情况下,凭着集体智慧,1903年推出“最新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1912年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全新文化标准、1922年推出“新学制教科书”诠释了民国教育改革巅峰……
从创办西学堂到编译教科书
1899年3月,经李鸿章介绍,张元济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他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着的《中等格致读本》、英国还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等。在1902年10月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严复译《原富》扉页上,刊有南洋公学译书院图书广告,可知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的教科书有《格致读本》四本、《中等格致课本》八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化学》十一本、《蒙学课本》三本等。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许多学术译着虽然没有以教科书命名,但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在校内使用,也在校外发行。如严复译《原富》,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1902年夏,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入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着《法律学教科书》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雷奋编着《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等都影响较大。
开启商务印书馆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
1903年,张元济因厌恶南洋公学中的官场习气,辞去译书院院长职务,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高薪聘请,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写道:“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为了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张元济慧眼识英才,将部分为商务印书馆编写过教科书的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凤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庄俞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荜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
为了编好该书,张元济、蒋维乔等本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常常围坐一桌共同讨论。据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描述:“当时之圆桌会议,惟在最新初小国文着手之时讨论最详悉。第一二册几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议方定稿。至三四册以后,则由各人依据原则自行起草,草成之后,再付讨论;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讨论者。”而且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槙太郎、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作为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港堂方面代表也经常参加集体讨论。
1903年,中国第一套按照学制分学科学年学级且配有教授书的现代教科书开始编撰出版。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写道:“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
张元济编纂与校订有多种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现代教科书,并书写了习字帖。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曾记载1912年前后张元济在编译所的工作情形,并称其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着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了。这就迫使张元济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科书发展的新动向。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中写道:“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如1912年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商务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为现代教科书及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这套教科书正式实现了“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积极展现了“共和国”的乌托邦憧憬,诠释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同时,“共和国教科书”创造中国百年历史上版次最多的出版神话。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1册1922年2月1931版、第2册1926年7月2358版,而《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于1917年1月初版,到同年10月就已经45版了。
民国初年,杜威的进步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从政府到民间风行一时。同时,为了解决国民普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自学辅导主义为代表的新教学方法席卷全国。商务印书馆顺势推出有“民国新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等。在新文化运动和普及教育呼声的直接推动下,商务抢先将国语运动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1919年推出“新体教科书”成为第一套用白话文系统编撰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伴随着1922年新学制改革,商务汇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共计三大类166种527册:第一大类别是依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编撰的“新学制适用教科书”,其中小学部分既有初级小学用教科书,也包含有新法后期小学用教科书,初中部分既有“混合编辑”教科书,也有“分科编辑”的“现代教科书”。第二大类是用“文言文”编辑的“新撰教科书”。第三大类是“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着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称之为“最完备的教科书”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教科书编出版的最高峰。此后,伴随着党化教育的确立与实施,1927年开始推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时代教科书”,1931年开始推出“基本教科书”。在1932年1月29日遭遇日本轰炸之后,在战火中成为废墟商务印书馆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利用劫后余存旧纸型,推出“复兴教科书”。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编译馆开始推出国定本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不断修订其他学科教科书,一方面在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中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
奏响中国现代教科书华彩乐章
就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而言,张元济不仅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出并处于龙头地位,而且在商务的强势引领下,民间书坊教科书编撰出版争先恐后、百花齐放,奏响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华彩乐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民间书坊的创办者都出自商务,如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世界书局创办者沈知方、开明书店创办者章锡琛等等,他们不仅早期都在商务工作,而且他们创办的书坊中许多编辑也是出自商务。或许他们后来与张元济在编撰出版的理念上有差异,但都深受张元济严谨工作态度及独立文化人格影响。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对于这些后来者亦或是同期竞争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比照。于是,各大书坊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积极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竞相编撰出版,使得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中国现代教科书在各大书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确立起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重大影响。
张元济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而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书。如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1906年的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张元济一生努力不懈、坚韧前行,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实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国文”作为一门学科被提出时,何谓“国文”,却取决于此前蒙学新教育及“蒙学读本”编纂的实践。不同于以往教科书或童书研究之注重“儿童的发现”,本文的考察重点在于成人编纂者的意识:看他们如何在学制缺席的状态下,为下一代设想一种“国文”的体式或观念。换言之,亦即欲将“蒙学读本”作为证成文体意识与学科建构的材料。这里所说的“文体”,并非具体的文类,而主要指清末一度成为士论热点的文白雅俗问题,并兼顾文本功能的定位。蒙学读本的文体趋向“浅近文言”,形成以各科应用文为主的格局,不仅是套用外来教科书模式的结果,更来自新学制酝酿的四、五年间,蒙学新教育自身在文言与白话、通俗文与普通文、专科知识与普通知识之间的徘徊与抉择。“读书科”或“读本书”之引进,毋宁看作是在适当时机对本土实践所得经验进行的确认;与此同时,亦赋予了这些经验以近代学科形式,使其有可能与新学制下的分科教育相对接。

张元济先生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奠基人,毕生从事古籍的搜集、整理、校勘和出版事业。他还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张元济、张树年、张人凤祖孙三代人均为上海文史研究馆官员,该馆菊生堂即是为纪念张元济先生而设立的会议室。

一 “读本”自泰西来

近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文史馆菊生堂联合举办《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座谈会,张元济嫡孙、《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作者张人凤,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学者专家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代表等出席了座谈会。

在清末学制颁布之前的数年间,新式蒙学用书的体式迅速转换,戊戌维新以前零星识字书、文法书、歌诀韵语萌发的状态,变为多种“蒙学读本”竞争的格局。当初曾断言“迄今发现唯一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途径是通过认真学习经书”的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
Parker,
1850-1924),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王亨统的《绘图蒙学课本》作序,已难掩其夸张的口气:

张人凤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张元济先生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以及商务印书馆馆史、中国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他此前的一批研究成果已出版《张元济研究文集》、《张元济全集补编》,而辑入本书的论文、回忆文章和资料评介是其2007年以后的主要研究成果,命名为“文集续编”。该书系上海文史馆馆员作品系列之一。

突如其来地,我们发现空气中弥漫着关于教授中文读写新途径的议论。有关学习中文新教法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其数量还在增加。本地报纸上到处都是教授这种新教法的新书广告,教师们亦早已困扰于这个领域的丰富芜杂所带来的尴尬。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最新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是有抱负的,去商务印书馆并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希望普及教育的思想能够通过商务印书馆得到实现。果然他投身到商务以后,新出的教科书一炮打响。”张人凤说。

潘慎文作序当时可能寓目的“新教法”课本,至少有《蒙学报•读本书》(1897以降)、南洋公学《蒙学课本》(1898)或《新订蒙学课本》(1901)、王亨统《绘图蒙学课本》(1901以降)四种;稍后又出现了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1902)及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1902)两种影响较大者;这还不算当时新出的各种字课图说、论说入门、文法教科书之类。潘慎文先后任教于苏州博习书院、上海英华书院等教会学校,富于教学经验,在表达惊讶的同时,亦不忘指出:中外教育家在文字教学方面的实践,早已为目前的变革准备了土壤,教科书的繁荣不过是满足了“长久以来就已被感知到并且日益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取代使人毕生消磨于文字的旧法教学,中文新教法将会“使读写学习回到作为次要功课和获得真正教育的工具这一适当的位置上,而不是作为教育的终结”。视文字、文章为现代教育的工具而非目的,正是蒙学“新教法”关于语言文字的基本认识,更有可能影响到“蒙学读本”编纂者别择文体的潜在意识。

张人凤在《商务印书馆版教科书和张元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探讨了商务版教科书成功的原因,以及张元济的教育理念,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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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

蒋维乔等《最新国文教科书》,光绪三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了《最新教科书》,这是我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套完善的、成功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按照政府规定的学制,按学年、学期,分学科编纂,还配有相应的教学参考书,即《教授法》。它的出版,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它直接推动了我国废除科举制度前后新式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又在我国出版史上成为一项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出版成果,不仅为商务印书馆此后三十年迅猛发展奠定了经济和社会知名度的基础,也为后来几十年间我国教科书编纂出版提供了范例。

清末南洋公学发端于上海,就与新式学堂框架下中文教育的萌发直接相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沪绅何嗣焜参观了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寥寥,回沪后即建议盛宣怀另办南洋公学,总体目的与北洋相同,而附加熟习中国文字的条件。据南洋公学早期监院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的回忆,总理何嗣焜对公学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针对文士阶层的子弟,使其获得现代学科训练,而学生随之亦能够用练达的中国文言(a
good style of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从而使现代学科成为中国文士生活(literary
life)的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南洋公学始创者强调学生要能运用“练达的中国文言”表达新思想,最终目的还在于使“现代学科”进入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世界;但与此同时,亦约束了新式学堂中文教育的文体,要求其必须适应文人士大夫既有读写习惯,即仍以当世读书社会通行的文言为主。

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各国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并加强了管理。其体制一般由政府制定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组织系统和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并设定教育目的,即提出对受教育者在质量和规格上的总体要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规定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教育计划,同时编写教科书。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密切关连,又相互制约。教科书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环,它既是学生学习的主要材料,又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它不是一本科学研究的专著,但内容必须科学、真实、正确,对现有的知识成果进行综合归纳和系统阐述。它还必须服从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其内容既属基础性,又具时代性。形式上还要保持字体、插图、版面的美观。教科书是学生从童蒙开始,在教师引领帮助下,登上知识殿堂的阶梯,如果编写得当,则教与学两方面都可以取得较高成效,反之,教师和学生会感到疲劳、厌烦而收效式微。由于教科书关系每一个学生,对学生知识结构和品格培养以及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极具意义,其影响既面宽而又深刻。它有着塑造学生未来,因此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奠基性功能。因此,教科书是影响国民素质和国家前途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南洋公学设立师范的同时,“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另设有“外院”;针对外院生识字读书的需要,先后编辑了《蒙学课本》与《新订蒙学课本》。关于此二书的版本、编者与出版时间,以往教育史、出版史界的论述多有混淆,近年经过专业研究者的梳理,方才渐见明晰:《蒙学课本》分二卷,出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入学的头班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有光绪二十五(1899)、二十七(1901)年的第二、三版存世;《新订蒙学课本》分三编,光绪二十七年编定出版,编纂者是同为南洋师范生的朱树人。至于最引人注目的《蒙学课本》初版,则未必如前人著录刊行于光绪二十三年;更多证据显示,该书最有可能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问世。

展开全文

早出的二卷本《蒙学课本》曾被认为取材过深,不便初学。实则当时南洋公学外院生皆粗具文字能力,亦未必能用后来统合识字、读书、作文的“国文教科书”体例来要求。《蒙学课本》的课文采取了“识字”加文段的形式,生字下偶尔附注关于字类、字义、用法的说明,但没有下断句,亦不附图;至下卷则课文加长,增添了课题与设问。全书题材涉及日用杂语、读书生活、人物事迹、格致百科、西法制造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其对近代国族观念、进化学说的阐释。如第十四、十七、二十二、三十七课分别从宫室、用具、衣服、文字四方面,反复论证“古今风俗自质而文,盖万事皆然”的道理;第七十三、一百六课阐述“群学”的重要性,与同时期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议论桴鼓相应。第一百三十课援引严译《天演论》及五大人种的区分,呼应此前宣扬国家(第三十九课)、爱国(第七十二、一百七课)、国耻(第一百九课)的诸课文,注意突显新学说背后的种族危机意识。二卷本《蒙学课本》在介绍西学新知之外,传递了戊戌时期维新舆论“保国、保种、保教”的急切话语,其取材、措词皆与之相通。

正是有鉴于教科书的重要性,因此对教科书的编纂者及其出版工作的主持人,有着极高的品质要求。除了对各学科的基本知识的科学、正确的认识、熟谙和掌握之外,应该具备对教育科学的深刻理解和认知,对教育规律、学生学习心理的认知,也必须了解同时期外部世界教育科学发展进程及其前沿性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主持人必须具有为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有责任担当的品格和抱负,对教育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充分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对通过他的团队编纂的教科书所培养的成千上万学子今后会生成怎样的社会中坚群体具有设想和预见。

相比之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树人重编的《新订蒙学课本》,由于兼具初学识字的功能,更注意由浅入深的次序。卷首列“字类略式”,介绍《马氏文通》的九大字类,并按其分类编排课文,其实重点仍在识字,“非欲执童子而语以文规(语法)也”。值得注意的是,《新订蒙学课本》每编开头都有“编辑大意”,编者的文体意识在其中不无流露。如初编第一条即云:“是编专取习见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似乎是主张用俗语;但旋即提到中国言文分离的现状,则不得不退求“文语同次”、“文俗同声”的境界:

有幸的是,这样一批有识之士出现和聚集在了商务印书馆。先是夏瑞芳在业务中结识了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的张元济,夏表明了想在印刷厂基础上发展出版业的意向,并请张为之主持。“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
张元济早在1901年就表明了他对教育的看法:“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
他应夏瑞芳之邀,于光绪二十八年末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
高梦旦在日本考察教育,认为“日本所以兴盛之由,端在教育,而教育根本在小学”。
蔡元培除了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外,还有丰富的创办新式学校的实践经验,在哲学、伦理学方面著译颇丰,且此时已在中国走向共和的革命道路上迈开了步伐。蒋维乔也是一位热衷于新式教育且有实际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此外,庄俞、杜亚泉,以及任馆外编辑的伍光建、夏曾佑等,都成了编译所的骨干力量。经过他们共同努力,《最新教科书》问世之后,获得了极好的声誉和骄人的市场占有率。此后,商务几十年间有多部成功的教科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问世,更为年轻的编纂人也不断涌现。然而贯穿在商务版教科书中,由张元济开创的教育理念,却被传承下来,这些理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被今天出版史、教育史专家所肯定。

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其文序与语次相歧者。(原注:如云“以物与人”,此文、语相同者也;若变曰“与人以物”,则文、语不同矣。)童子尤难领悟。是编专取文语同次者。凡倒装句法,及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概不阑入。(原注:或谓教童子宜先以文俗同声字,此言诚是。然沪人呼日月二字,文俗已自不同,官音则无不同也。是编非为一人一地而作,此例亦可不拘。)

以下就笔者的见解,列出六项商务版教科书反映出来张元济和他的编纂团队所具有的教育理念。

所谓“文语同次”,即排斥倒装等文言独有的句式,尽量采用文白相通的语序句法,在使文言平易化、谈话化的同时,亦含有俗语向书面语靠拢的要求。而在用字层面,时人更有“文俗同声”的意见,主张童蒙先认识方言中文读、俗读同声之字。至《新订蒙学课本》二编,程度加深,朱树人更强调:“凡近世新物及文俗通用之字,悉用俗名,过俗者不录。仍就所知,各注文俗之名于下,然不能悉也。”换句话说,俗名虽然优先成为正文,但“过俗者”却有可能遭到淘汰。如二编第三十九课“什器”,正文中“几案”、“箸”、“勺”均可谓“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其下则分别注有“俗曰桌”、“俗曰筷”、“俗曰汤瓢”等内容。无论是朱树人的“文语同次”,还是“文俗同声”,最终却都要引向“文”、“语”二者分离的较深文理。《新订蒙学课本》三编的“编辑大意”即直接申明:“前编凡文、语异次之字概不录入,是编不拘斯例。”

张元济

《新订蒙学课本》在文白雅俗之间的选择,非但取决于“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的现状,更与其所取法的范本有关。对于沪上新式学堂的师范生而言,洋场上学习西文所用各种读本(reader)的影响,实不容小觑。在当时流行的新学类书当中,就不乏关于泰西“训蒙读本”的介绍:

一、自主

凡泰西新出之拆习字母诸书,作者原取于便于训蒙,皆以一言仅合二字母即可成一物名为始,继乃读以三字母合一物名之言。……嗣而一言成为物名之字母,渐由四而五而六,以次递加。其间仿绘物形,即物成章之文,皆同上式。又间有歌诗,或为可信口而吟,或以之称颂上帝,或畅言草木,或详颂禽鱼。至于此书,分有五六等第,其所选诗文,类皆名家著述,以是教授幼童,可使于嬉戏之年已多识成人之语也。

1903到1904年,近现代教科书在中国开始大规模出现的前夜,没有现成的样板,虽然已经有了南洋公学陈懋治等人自编的《蒙学课本》和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但后来与商务《最新教科书》相较之下,他们只能退而居其次。那么能不能从国外引进已有的成功模式?张元济早在加入商务编译所之前,就有明确的意见表述:“勿表讲求西学之名”,“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勿沿用洋人课本”,“勿滥派游学”
。其中“勿沿用洋人课本”称:“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始终难拔。无论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即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否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愚意均不可用。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校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较少矣。”
这倒好像预感自己日后将投身教科书编纂事业而先立下了规矩。

《新订蒙学课本》主张连字缀句之法:“先联平立之两名字(原注:天地、日月),次联不并立之两名字(原注:人身、牛毛),先两字,次三字四字,则几乎成句矣,至九字十字则接句而成文矣,……由十数字至三四十字,则皆成片断矣。”按照学程进展,循序渐进地分布词汇、课文的字数,便是直接得自泰西读本的体例。同样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曾将英国殖民地用读本改译为畅销英语入门书《华英初阶》(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的谢洪赉,发表有《论英文读本》一文,不仅揭橥“读本者,文语教育之中枢”的宗旨,更扼要介绍了包括《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东方读本》(New Oriental Readers)、《官学读本》(Royal
Readers)等在内多种英文读本。其中关于“读本”分集递进结构的介绍,如《印度读本》“初、二、三集皆编者自著,语多浅近;四集略采成书,五集多摘名作,文理颇进;高等则纯集名人诗文,阳刚阴柔,笔力悉备,盖中土诗文选本类也”之类,对此后“蒙学读本”或国文教科书分编体制的确立,应不无影响。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之后,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教科书,开始时先有编纂蒙学读本之计划。关于蒙学读本最早的文献资料记载是蒋维乔1903年6月22日日记
,然而到这一年底,蒙学课本并没有定稿。1904年1月5日编译所第6次会议上,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说:“小学读本及续编蒙学读本由数人具稿,并可选用日本成书材料及支那古人文章之适合者,其搜辑编次之事由张君总其任,与长尾会商。”
也就是说,原亮三郎给出了小学教科书的模式,照日本成例,适当加入中国古代故事,并指定此事由张元济操办。后来事情的进展没有依顺原亮三郎的思路,两个星期后的1月18日,张元济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决定不采取日本现成教科书的模式,原来已编的蒙学课本也要推倒重来。是日上午,他去对蒋维乔说:“蒙学读本,东西方各国考定者,皆以笔划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
接下去,张、蒋、高及两位日本合作者开始圆桌会议,讨论编纂原则,有关内容多篇论文都有引述,本文不再赘言。总之,《最新教科书》的出版,非常好地反映了张元济及其编纂团队从他们一起步就形成了自主编订教科书的理念。

《新订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明确指出:“泰西之有读本,为科学(原注:即天文、地理等学)之管钥,亦笔札之资粮。”大量选录科学短文,早就体现于二卷本《蒙学课本》的选文,算不得新奇。但书札课程的确立,却是《新订蒙学课本》得自泰西读本的一大创新:“是编于笔札通用之文字,雅俗兼采,惟俚俗不能入文者,则屏不录。”对照同书“文俗同声”、“文语同次”等用字、句法层面的规定,不难发现《新订蒙学读本》别择文体的通则,是在沟通文、白的同时,极力排除“过文者”或“过俗者”入文。应用性极强的“启告便函”、“询问便函”、“招游便函”等课,往往先示以信函当用何种称谓,次及信函功能,再举其样式。例文不仅通篇文言,授以“福安”、“金安”、“文祺”等传统书札问候语,更多用空格、换行、顶格等示敬格式。三编课文出现“劝学英语卒业”、“求介入青年会书”、“谋游学外国书”等涉及新学的内容,文体却一仍旧式。书札课程的重点并非书信内容,而是当世通用函札的称谓、格式与套路。《新订蒙学课本》在借鉴泰西读本载录笔札的同时,对古已有之的通俗应用类尺牍用书亦不无承袭。着眼于当世应用的功能定位,反而使其书札文体更显程式化:学生只需依式套用,更换姓名、事由等具体内容,即可成一篇流畅书信。

二、普及和公平

《新订蒙学课本》课文受西洋“读本”影响的另一侧面,在于设拟虚构的运用:“凡所捃拾,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间有出自臆撰者,远仿凭虚亡是之体,近师西人用稗说体编小学书之例,意主启发,勿疑为私造典故也。”其实,此类模仿小说家言进行设拟的文体,多体现在新订本三编对旧本《蒙学课本》的改写。试比较“作茧成蛾”一课:

张元济说过:“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
这是教育公平的理念。因为他不是政府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员,手中没有掌握去推行这种理念的权力,他只能在他从事的教科书出版这项工作中去努力实践。举一个例子:女子教育,在封建时代,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连癸卯学制都还未能把女子教育列入正式的教育体系,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有《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就在这一年,商务马上出版了《初等小学堂用女子教科书》。虽然当时受限于男女分校,但这套教科书大大地助力了女子小学堂的发展。书中有《缠足之害》一课,说道:

童子在塾中,如蚕之缚于茧中也,不亦苦乎?然蚕不缚于茧,不能成蛾;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蒙学课本》卷一)

卫生之道,运动为上,缠足则艰于行路矣。持家之道,勤劳为上,缠足则惮于操作矣。由是身体日弱,家事日废,其危害非难知也。

某童性不好学,深以在塾为苦。童蓄数蚕为玩具,一日见其作茧,笑而语之曰:“尔辈作茧自缚。何自苦也?”蚕答曰:“我辈岂好作无益耶,所以自缚者,求成蛾尔。”未几,蚕生翼出茧,已化为蛾矣。故蚕不自缚,不能成茧;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诸生其勿以在塾为苦也。(《新订蒙学课本》三编)

光绪二十七年,特颁明诏,禁止缠足,至今其风稍戢也。

原本寥寥数句简单教训,到新订本中则变为童子与蚕对话的生动故事。旧本《蒙学课本》当中,原不无寓言或设拟口气的课文,但多数课题仍采用了与当时“格致”书刊类似的陈述口吻。如其卷一关于金、银、铜、铁、锡、土等物质元素的各课,卷二对天文学、全体学、饮食卫生知识的集中介绍等。旧本卷一第五十课内容为“释铁”,述铁的分类与物理属性,被新订本三编第四十八课全文挪用;但新订本在原课文后,更插入设拟“张君”携子参观铁政局的两课内容,使相关知识在父子对话中得以巩固、扩充。类似的体式变化,仍在文言范围之内,但其影响于儿童接受知识的方式,意义并不下于文白雅俗之间的挪移。

既痛斥缠足之弊害,又看到清末禁缠足之社会进步,正是适合女子教科书的好选题。

南洋公学师范生的编书实践,在清末蒙学用书从识字、文法教本向教科书转变的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亨统编《绘图蒙学课本》首、二集问世,次年杜亚泉编《绘图文学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二书在增添“绘图”等新要素的同时,都体现了南洋课文的影响力。杜亚泉设计“初阶”、“进阶”递进的模式,有可能受《华英初阶》等英文读本的影响,《绘图文学初阶》对新旧两版《蒙学课本》课文更多有取用。王亨统执教于教会系统的杭州育英书院,所编蒙书分为“捷径”(primer)与“课本”(readers)两个系列,标榜“采用外国教法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由于已有配套的《绘图蒙学捷径》作为“披阅新闻纸与各种浅文理之书”的导引,
《绘图蒙学课本》起始程度较深,课文取自“救世圣道”(基督教教义)、“天文地理”(科学内容)、“儒书”(《四书》文段)、“比喻故事”(寓言)等题材。但事实上,不仅其首集部分课文直接取自南洋公学旧版《蒙学课本》;每集篇末的“便函”一课,更是照搬《新订蒙学课本》的构思。基于“中土文语两歧”的现状,朱树人在《新订蒙学课本》的“编辑大意”提出“背诵之法尚不可废,惟背书而不识字者,当以默书之法救之”的折衷办法;王亨统则主张贯彻泰西“新教法”:“不必全课背诵,惟按字解明,记其大旨,又摘录功课中之字句,令学者默书于算板之上,写法宜自左而右,以免楷拭糊涂。”不仅要废除全篇背诵,更鼓励在课堂上采用汉字的左行书写。

另一个例子是商务印书馆十分重视南洋华侨子弟的教育。张元济1906年到北京拜会清政府学部侍郎严修时就请他关注南洋华侨子弟的教育。商务印书馆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也一直传承这一理念。20世纪初,随着国内停罢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南洋华侨子弟教育也几乎同步从设在宗祠、寺庙内的私塾、学堂转向新式学校,大多采用了国内相同的商务版教科书。1930年代初,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华校教科书的审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为华侨子弟服务,商务在1930年代初开始编写南洋版教科书。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内最早的南洋版教科书是《南洋国语教科书》
,版权页署“民国21年6月国难后第一版”,它直接证明了1932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军炸毁之前,就已有了南洋版教科书,只是“国难前”的版本目前尚未能找到。随后,商务又出版了南洋版《复兴教科书》,诸如南洋群岛为什么没有四季变化
,南洋诸岛的面积 ,南洋各国的历史 ,南洋各国货币换算
等具有南洋特色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教科书都在香港厂印刷后直接销往南洋。

二 “读书科”与“读本书”

以上两则,以及1907年为适应边远、贫困地区办学需要而出版的简明、简易两种教科书,能看到张元济和商务编译所诸君,目光不局限于少量精英,而是面向边远贫困地区学生、女生、华侨子弟等人数众多的板块,为教育普及和公平尽了最大的努力。

就在《新订蒙学课本》、《绘图蒙学课本》、《绘图文学初阶》问世的那两年,包括新教育在内,整个清末新政取法的“典范”(paradigm)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移:戊戌以前通过传教士等渠道直接采取西学的方式,逐渐转换成了借径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文体来学习西方的“东学”模式。《新订蒙学课本》三编的课文中,便有“某君留学日本”的情境;该编第一课为“入学劝勉语”,提到:“诸生往岁在塾,于读书、作文、书法、算术等课,较之前岁,皆有进境。……”此中“读书”、“作文”、“书法”、“算术”等课程安排,已经看得出同时期稍早日本学制影响的痕迹。

三、以人为本和人格培养

实际上,由维新人士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创刊于上海的《蒙学报》,早就设有“读本书”栏目,专门译介日本小学读本,并随即仿照其体例,编辑“中文读本书”。其时尚在南洋公学初版《蒙学课本》以前。更难得的是,次年四月《蒙学报》刊登了日人松林孝纯所译《日本小学校章程》,实即六年前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大纲》。该大纲反映了当时日本小学校分科教授的体制;特别是其中“读书及作文”一科的要旨,“规定了直到1941年为止长达半个多世纪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框架”,其译文值得注意: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对受教育者的人格培养和知识传授,二者不可或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格培养尤为看重。《最新教科书》在《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中,开宗明义,指出“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务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
足见编纂者编纂国文教科书,不仅要使学生学会语文知识,同时要让孩子们学会起码的为人处世之道,学会将来长大成人后必须具备的品德和行为规范,也从入学之初即注意到了对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培养。这都是“怎样做人”的教育,很好的反映出了张元济和编纂者们不是把受教育者看作只会吸收知识的留声机或摄录设备,而是首先把他们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明确要从小培养他们成为能在社会上立足的人。这就十分明确地反映出张元济团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第三条
授读书作文.先令知普通文字.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句.文章.读方缀字.及其意义.又用稳当言语字句.以养推辨思想之能.兼要启发智德.

商务版教科书中,对学生爱国思想的教育培养尤为重视。1912年6月至8月出版的《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一套六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其编辑大意就有“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一项。直到1932年“国难”后,国家民族的危亡意识十分突出,商务版《复兴教科书》对爱国教育更为着重。《小学复兴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有“指导儿童从阅读有关国家民族的文艺中,激发其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和情绪”
一项。《共和国教科书》第四册,即小学二年级下,学生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就有课文:

该条介绍同时期日本小学校“读书及作文”课程的大致内容,对《蒙学报》以降清末蒙学用书的编纂,乃至新学制下语言文字学科的建立,都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耶。

与“读书及作文”课程配套的“读本”教科书,由于包纳了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各科的“普通知识”,更有可能充当学制酝酿期各种“蒙学读本”最为经济的体裁来源。汉译《小学校教则大纲》中关于“读本”的规则是:

其他如通过国旗、疆土、文字、语言、武备知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故事等来培养学生爱国意识的课文很多。

读本之文章.总要平易而可为普通国文之模范.故采授儿童易理会.而令其心情快活纯正者.又其所载事项.须用修身地理历史格致.其他必须日常生活而可添教授之趣味者.

国文课本中对学生品格养成直接有关的课文不少,有些采用古人嘉言懿行,有的则是简明说理,使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潜移默化。以下两课课文分别是讲述尊师和节俭:

在清末教育文献中,此处是较早在本国文章的意义上使用“国文”一词的例子,自是译文搬用日文原词所致。《小学校教则大纲》对“读本书”所应采用的“文章”(按即文体)有所规定,强调“普通国文”的概念。何谓“普通国文”?《大纲》前文提到寻常小学读书科授“假字(假名)文及混用汉字浅易文”,高等小学读书科授“普通混用汉字文”。虽然此时日本教育界不无采用单纯假名的谈话体文章的呼声,但“读书科”最终的训练目的,仍是汉字片假名混用的所谓“普通文”。须知明治时期广泛应用于政府公文、报章政论、学术著作的“普通文”,正是“汉文训读体”的文字;后者大量采用汉字词及训读汉文经典的风调,有利于迅速准确地传达西洋新概念、营造高雅严肃的著作格调,却与日语固有的“古文”或记录日常言谈的“言文一致体”相距甚远。关于“普通国文”的规定,与戊戌前后中国论者采用俗语文甚至切音文字的主张形成对照。来自日本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修身、地理、历史、格致”等科的新知识,还是出而应世的现实需要,都决定了启蒙教育不可能采取激进论者一味求简、求速的路线,而必须顾及当世“普通”的文体。

路遇先生

尽管《蒙学报》早就引进了日式“读书科”与“读本书”,但要将二者有效结合,还有待于学堂教育实践的历练。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文明书局刊行无锡三等公学堂所出《蒙学读本全书》,方始正式启用“读本”的题名。编者俞复述其成书缘起:“同人于戊戌(1898)八月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堂中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读书一科,随编随教,本不足存,近欲录副者颇多,爰图画写稿,付之石印。”通过直隶学校司、京师大学堂、学部编译局的先后审定,文明书局版《蒙学读本全书》曾在清末风行一时;而无锡三等公学堂将日式“读书科”与“读本书”相结合的理想,亦有可能藉此获得推广。

余儿行路中,遇先生,鞠躬行礼,正立路旁。先生有命,儿敬听之,先生有问,又敬答之。俟先生去,然后行。人皆称为知礼。

据二十馀年后俞复的回忆材料,当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的创议者为吴稚晖、俞复、丁宝书、杜嗣程诸人;俞复常川在堂主事,“每日选编课书一首,令学生钞读,就本课中设问题数条令学生笔答之,……积至二十八年壬寅(1902)春,而成七编”;同年夏,俞复到上海与廉泉等创办文明书局,遂将其书印刷发行。吴稚晖、杜嗣程均为南洋师范生,有可能受到南洋公学编辑《蒙学课本》经验的影响。但《蒙学读本全书》的编纂者群体的形成,却更取决于无锡本地的士人交游。俞、丁、杜三人均为锡籍,吴稚晖虽自署籍贯阳湖,实亦家无锡。后来吴稚晖回顾身世,提及早年应选南菁书院,结识同院杜嗣程;“时流年相若,谈说文史,与南菁诸子相上下者”,则有俞复、廉泉、丁宝书、丁福保在内,诸人“每日夕必聚市间茶舍名春源者,据其一隅之晚红晴翠楼,对九龙山暮霭,杂谈训诂词章至嚣,辄引邻座惊怪。当时隐隐领袖其间者,则为廉泉。”春源茶舍地近崇安寺,当时无锡老辈甚至有目吴、廉、俞、丁诸人为“春源党”者;而后来三等公学堂的校舍,正是租在崇安寺内。

贾易

《蒙学读本全书》内封署“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作为与修身、作文、习字、算术等科并立的独立学科“读书科”用书,明确使用了“教科书”这一新概念。其分编结构不仅区隔了文字程度,更有区分学科之效:前三编多就儿童游戏浅理,附入启事短笺;四编以《论语》弟子章为纲,“专重德育,补修身书之缺”;五编汇集周秦子史寓言,“专重智育,为论理学之引”;六编“前半为修词,后半为达理”;七编选史、汉、通鉴、国策、诸子及唐宋以来古文,类似文章选本。尽管已有其它各科的专门教学,“读本”对于修身、论理、修辞等各科知识的补充与统合功能并未消退。稍为不同的是,许是因为编纂者的地方背景,较之此前《蒙学课本》等之偏重外洋奇闻或“格致”新知,《蒙学读本全书》更强调本土资源。故其宗旨,反对此前“读本书”食洋不化的“呆译”、“强译”,主张“编学级则务合日本,而所演游戏故实,则尽属吾国惯习之事”,题材亦尽取自子史古书。除了吸收以往蒙学课文单列生字、区分字类等经验,《蒙学读本全书》规划的学程较长,更有可能在课程中包纳歌谣、歌诗、古文等传统文类,实是为了弥补当时“坊间蒙书多用短句散语,殊少意趣,儿童诵而思倦”的欠缺。

贾易七岁丧父,其母彭氏纺织以自养,令易入学读书,有时与以钱,为果饵之费。易不忍用,积得百钱,仍以还母。

此种本土化与渐趋词章的倾向,亦反映出教育时论的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有署名“仁和倚剑生”者撰文提倡“小学书以读本为最紧要”,指出:“东西各国小学课书均以本国为主,必无旁及他国者。此定汉文课本最宜取法者也。约举其取材之法:实物、义训、数学、物理、性理、地理、艺业、言行、伦理、诗歌无不包举其中者,似文义甚浅,体裁甚杂,而非文学极深研几,能握其要,而又能合其序,不能恰合体裁也。”换言之,除了包括各科知识的功能,读本编纂更要讲究“文学极深研几”的素养。这里所说的“以本国为主”,已与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宣扬的格致救国思想有所区隔。原本被看轻(或仅视为工具)的中国文字、古籍,亦获得了正面价值,故曰:“小学课书之编,约而言之,宜以振兴汉学、保立汉族为正旨,其取材一以中国往籍为主,乃枢纽也。”考虑到此时已然开始蠢动的“国粹”、“国学”思潮,加之“以中国往籍为主”的取材制约,《蒙学读本全书》之坚持“浅近文言”,便不难解释了:

商务版教科书融汇德育教育,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从家庭伦理,个人日常生活细节入手,进而推及坚韧、信义、守法等,步步深入。其《修身教科书》,则完全是讲人格、品德的养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融入近现代教科书之典范。

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然彼有通国所习之假名,故名物皆可用之。我国无假名,则所谓白话者,不过用这个、那个、我们、他们,助成句语。儿童素未习官音者,与解浅近文言,亦未见有难易之别。况儿童惯习白话,后日试学作文,反多文俗夹杂之病,是编一用浅近文言,不敢羼入白话。

四、兼容中西

同样看过“明治十七年(1884)小学新读本、二十年(1887)小学新读本、二十七年(1894)小学新读本”的白话论者陈荣衮,早就发现日本读本“其第一本与第二本之上半卷,则全是日本俗语也”。但《蒙学读本全书》编者的观念却在此基础上更有进境:并未因为参考日本典范就单纯强调俗语文,而是注意到中、日两国有“国音”与“官音”之别。前者是已然统合方言的国语,后者是尚与方言并立的官话。后来成为教育论争焦点的“国语统一”问题,在此已初见端倪。采用白话之前应先有各地统一的“国音”,目前尚未有“国音”,方言区儿童学习官话与学习文言一样困难,故不如先习作文通用的“浅近文言”。

中国进入近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必要性逐渐为社会所认识,而维新派人士则是起着这方面的引领作用。商务编译所在教科书内介绍西方文化,无疑是领先的,步子也不可谓不大,其实他们的起步,比后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早了十几年。清政府壬寅和癸卯两个学制本身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几乎完全是采用了西方的教育体制,而商务立即紧随,编出《最新教科书》,也正是张元济等人迅速领会和接受这个新教育体制的反映,也是他们大胆地付诸实践后的成果。《最新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中,介绍西方优秀文化的课文也很多,试举两例:

“一用浅近文言”,看似是在语言文字演进逻辑上得出的结论,但当时立身处世必需的文言写作训练,无疑是更实际的理由。文明书局所出《蒙学读本全书》由古文名宿吴汝纶题签,发行者廉泉是吴氏侄婿,其书第七编更可看作古文选本的变种。然则,与“浅近文言”课文相衔接的作文实践,是否就能通向古文家所谓格调义法?这一假设,仍需要从编纂理念与文本实际两方面来审视。就编者揭橥的宗旨来看,其中并无古文辨体的内容,倒可以意外地找到近代修辞学影响的痕迹:如《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约旨”有“叙述语言与记事文法别为一类”的说法;第三编载录史地、物理学内容,更特地指出:“说物文辞,别为一体,逐段解释,文势断续,非若记事、论议,连属一气。故特分段详注,使读者易以醒目。后日作文,构造意匠,更无陵越失次之虞。”(粗体为笔者所加)这里所谓“叙述”、“记事”、“论议”、“说物”等,实际上正是后来通过日本修辞学著作流入的“叙事文”(narration)、“记事文”(description)、“议论文”(argument)、“解释文”(exposition,即说明文)等新型作文分类。尤其是《蒙学读本全书》三编对“说物文辞”(说明文)体式的自觉意识,更使其有别于早先同样旨在说明科学知识的其他“读本书”课文。不妨比较分别来自《蒙学报•读本书》与《蒙学读本全书》的两篇“说猫”:

汽机

猫者.家畜也.性能捕鼠.其实则与虎豹狮子同类.
猫之目与他目殊.最畏日光.故光小则瞳放大.光大则瞳缩小.而细如一线.且有夜明之能焉.
猫之鬚有知觉.恒量鼠穴之口.而定身之可入与否.又其毛摩擦生电.亦与他物特别者.
古时埃及人见猫之异,则以为神而敬拜之.此风俗之陋习.如中国人之以狐为仙.土耳其人以鸟通消息于鬼.无不崇事恐后.以及各处之拜牛拜蛇拜猿狖.要皆拜猫之类也.(《蒙学报》第93册,“读本书”卷四第十一课)

英人瓦特少时见壶中水沸,壶盖自开,怪而求其故,始知沸水化汽,其力甚大。遂因其理创制汽机。其制有锅炉、有汽筒,有机轮,锅中煮水,通汽于筒,激动其机,则轮自旋转。汽力愈大,轮转愈速。今日工厂、舟车均利用之。

猫者。家兽也。穀食而成长。(猫之食物。)其状与虎相类。面圆额阔。足短尾长。身不满尺。(猫之形状。)其足有利爪。时出其爪以攫物。(猫卫身之物。)其性亲人。常依人而居。然怒则以爪侵人肤。(猫之性。)其见鼠也。矗尾直跃。攫而食之。百不一失。(猫能除害。)人以其能捕鼠也。故常养之。(结明人养猫之故。)(《蒙学读本全书》三编,第十八课)

时辰钟

前代文家有言:“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从传统文章辨体的角度来看,“说”体可以分属论辩、奏议、书牍等体类,但都注重解释义理,常与“论”体联称;古人多从游说、说服、说理等角度理解“说”的内涵,甚至含有诡谲不实的倾向。这与清末“蒙学读本”中《说猫》、《说笔》、《说风》等“说物文辞”追求科学描述的取向,实大相径庭。近代说明文旨在“说明事理之所以然,与科学之知识也。……是使晦涩者变为明晰,混乱者变为了当,影响者变为著明,使读者容易了解者也。”《蒙学报》的“说猫”课文在陈述知识之后,更有关于动物崇拜的一番议论,似乎还残存着笔记体论说的遗迹;《蒙学读本全书》则以克制、干净、清晰的笔触,严格贯彻了近代科学说明文客观描述、条理明晰的类型特征。总体而言,《蒙学读本全书》之注重作文“意匠”,注意中文自身的特点,却并未使其落入辞章家的故习;编纂者已有隐约的近代修辞学意识,故其课文反而更能准确而有节制地补充其他各科知识。

在讲解完时钟后有以下一段课文:

《蒙学读本全书》第七编直接取材于《左传》、《史记》、前后《汉书》、《战国策》、诸子及唐宋以降古文,并添加圈点,似乎与古文家的知识谱系相近。然而,其选文标准却透露出当下舆论界的新动向。编者指出:“是编皆节取历史中最有兴会之文,如名伶登舞台,声容荼火,鉦鼓嚣填,万头蠕动,剧场鼎沸,儿童想象当年之状态,安得不舞蹈再四,脑髓增长?”主张选取有“兴会”之史书,使儿童闻风舞蹈,令人想起梁启超《新史学》篇中“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以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等文字。而试披览其选文,更不难发现该编前半部节略史书古文,均为关于战争之内容,“约旨”有云:“咸阳送戍,哭振云霄,由怯弱之素积也。立五洲竞争之场,正宜露我头角。是编将吾国二千年战史,豪杰骏雄之方略节取而汇录之。儿童读此,庶热血湓涌,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是即此前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篇之宗旨。又七编后幅多取先秦诸子、《战国策》的折冲辞令,盖编者以为:“吾国知识之活动,以战国、嬴秦为最盛,《国策》、诸子皆知识之现状。”亦与同时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的观念相符。

吾闻英人最重时刻,凡一举一动,莫不严守规定之时刻,故成功既多,而精力不疲。我国则不然,饮食卧起,率无定时,操业就职,作辍无常……时辰钟一小器耳,观于用器之人,可以觇文化之高下矣。

关于“蒙学读本”与同时期报章舆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段节录或观点借用,更可从蒙学课文的描写中观其一斑。从南洋公学的二卷本《蒙学课本》开始,“新闻纸”一词就频见于各种蒙书。或将新闻纸与史书并列,指出二者同有记载功能:“史记载前代之事,新闻纸载近日之事,二者皆所以广人之识见者也。”或强调新闻纸使人不出户尽知天下事:“人在家中,不能知门外之事,最以为苦。自有新闻纸,将各种要事,印于一纸之中,人但出钱数十文,即能购阅,岂不甚便?”甚者用看新闻纸的“特权”来引诱孩童读书:“小儿多读书,即能看新闻纸;能看新闻纸,即能知天下之事。小子,尔等欲学看新闻纸乎?多读书可也。”戊戌年(1898)张之洞发布《劝学篇》,指出阅报能使“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从而构建关于国家、世界的认同。近代教科书强调常识普及性,报刊则越来越注重新闻即时性,二者功能有所不同,读者设定亦有参差,但其所传达的知识、言论乃至文体实不无趋同之处。“浅近文言”的文体设定,未必要通向古文辞章之学的堂奥,却期待着能与阅报、读新学书所要求的文字能力相对接。

此外,如《伊索寓言》故事,也已经在1904年编的教科书中出现。后来,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介绍英国人司替芬孙研制蒸汽火车,世界博览会,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外国风景名胜等多篇。

三 作为“国文”的浅近文言

张元济兼容中西的教育理念,把受教育者置于世界之中,拓宽其视野,使其从小就了解中国之外的外部世界,这一理念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好地发挥。然而,他是有尺度和底线的。“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张元济有坚守中华文化的定力,他吸收西方文化是为了丰富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而不是用它来取代中华文化。这一理念在他主持编纂的商务版教科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反映。

1900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新制《小学校令实施规则》,将“读书及作文”、“习字”二科合并,定名为“国语科”。近代日本中小学校的国语学科,至此完全成立。然而,正如《蒙学读本全书》编者所预见的,在统一的“国音”达成以前,“国语”并没有作为一门学科被移植到中国。取代学制酝酿期借自日本旧制的“读书科”,官定学制当中有关语言文字的学科,先后有“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词章”(以上壬寅学制)、“中文”、“文学”(以上湖北学制)、“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以上癸卯学制)等名目,民间教育实践者则通称之为“国文”。可能由于“国文”之称的便捷,朝廷亦很快加以采用,较早的例子可以举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学堂章程》。

五、科学性

然而,指代学科的“国文”既非中文语境的固有名词,相对于“国语”而言,亦非明治时期日文的常用词。日文的“国文”一词,既指文字,又可泛指文体、文学,本是与“汉字”、“汉文”相对立的概念。明治中期,在西洋文学观念与国粹思潮鼓舞下,学者用“国文学”来对译德文的National-Literatur概念,使之成为专攻本国文学的学科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就曾撰有题为《国文小学读本》的教科书,作为华族女学校幼童的入门教材。其所谓“国文”,是“称呼普通的日本文的名词,自然不是指古代的雅文,然而也不是指今日流行的汉文训读样式的文字。”稍后,关根正直(1860-1932)撰成《近体国文教科书》,针对同类教科书取用“雅文”、“古文”的偏颇,提倡“以日用通行为目的,记录当今言事”的“近体国文”。其最为注重的,正是“国文”塑造国民、国家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张元济教育观中的科学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工作必须符合教育科学的规律;二是教育内容必须是科学的,他特别提倡当时在中国还十分落后的自然科学。此两者在商务版教科书中都得到反映。

国文者,贯彻国民一统,与人同胞一体之感觉,作为一国特有之显象,其功能在于:对外国可以充当坚固国民结合力之一元素,故就国家利益而言,乃极为重要之物也。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辑缘起中指出:“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学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以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之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
张元济与编译所诸君经反复研究,都认为“我国文字无字母,无假名,笔画较繁,最难限定”
,这在国文课最难把握。他们坚持由浅入深的教育原理,讲过摸索,做到第一册出现的生字“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画;全册限定十二画。间有十余字过十二画者,皆甚习用之字,且列于三十课以后”
。笔者做过统计,第一册出现的汉字,平均笔画数为8.0笔,这在繁体字时代应认为是比较少的。《国文》第一册编写过程中,编纂者注意到每课课文的字数从第一至四课每半课四字开始,以后渐次增多;深奥、冷僻之字及儿童很少听到过的字,一概不予采入;德育和智育方面的取材,都选用儿童家庭、学校常见的事物,甚至讲到花草景物,都要与学期、教学进度的时间相配合;书中配有大量插图,足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这一切都符合学生认知心理。如果编纂人没有科学性理念,就不会尊重教育科学,不会去了解、认识、领悟学生学习心理的规律,更不会在编纂过程中时时处处采取必要和有效的措施,以臻出版物之完善。

此后更有语言学者上田万年(1867-1937)的《国文学》等书出世,进一步提倡近世应用的国文观念,指出:“诏敕及一二建白书等……,当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际皆为国家基础,故在国文中亦为最重要者。”然而,关根与上田两种“国文”教科书,都带有文学史读本的色彩,并非初学启蒙用书。在明治后期的日本学制中,“国文学”作为文学史专门学科,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国语科”逐渐分途。这与清末民初中文语境中“国文”泛指从初学识字到古典辞章全部语言文字之学的用法,实有所不同。

《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编辑大意说,中国古代有六年授教之说,但没有定期,后来对数学就略而不讲,这就造成了人们虽已成年,却不懂加减乘除为何物的状况,小则日常生活中计算困难,大则测量、天文无从措手。“我国民智识卑陋,此亦其一原因也”
,对我国旧式教育中重文轻理的知识结构提出批评。《最新教科书》数学、自然科学各学科教科书齐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的《植物学》和《生理学》、《代数学》、《热学》和《磁学》,在1903年至1905年间陆续出版,这在我国近代理科教科书出版史上也是一批重要的成果。即使在《初小国文》教科书中,也有不少介绍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如电话、电报、蒸汽火车等的课文。

“国文”概念的成立,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近代国家观念的萌发,继而要求通行全国、代表国民精神的文字;二是作为“国语”(即“普通语”)的代用品,“国文”亦需要有“普通文”的共识。《蒙学报》所译《日本小学校章程》即强调应采用“普通国文”,至《蒙学读本全书》,更提出“一用浅近文言”的规定。而在“国文”的说法流行之前,国人对于蒙学阶段的语言文字训练,亦不无自创的学科归类。早期《蒙学报》即将有关语言文字的内容归入“文学类”。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亦称之为“文学”,其书卷五第七十三课介绍学堂有“普通学”:“先蒙学、次小学、次中学,三者皆普通学。普通学者,如经学、史学、文学、算学、格致之类,无论将来欲习何业,皆有用处也。”此种作为普通学的“文学”,基本等同于“读书科”,却与古典或今义的“文学”概念都有所差别。

六、与时俱进

问题在于,新式蒙学的“文学”教育,在教授识字、阅读、作文的同时,仍在课文取材上分担着传授其他各科普通知识的任务,这一附加功能甚至反过来影响到“蒙学读本”的文体选择。“普通知识”与“浅近文言”看似相辅相成,却也并非无人意识到二者潜在的冲突。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文明书局的主办者廉泉禀请管学大臣张百熙鉴定《蒙学读本全书》,次年又促成直隶学校司通饬全省各学堂定购。其时壬寅学制业已颁布,廉泉此举意在扩大新学制下《蒙学读本全书》的影响和销路,却遭到其堂妻弟吴闿生的反驳。作为古文家吴汝纶之子,吴闿生曾游学日本,壬寅年(1902)更随父在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就职于直隶学校司。在日留学时,吴闿生受到国粹思潮的影响,取与自幼浸染其中的桐城古文之学相汇合,固守古文的观念日益坚卓,反而丧失了其父晚年接纳西学的通达态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吴闿生在《经济丛编》上发布《与廉惠卿部郎论蒙学书》,对文明书局“以编辑蒙学书为宗旨”不以为然。当年主攻“专门学”的留学经验,使吴闿生难免要对“普通学”抱有偏见;但其利用古文眼光批评当世蒙学用书,倒也不无独到的见地。

随着时代演变、社会进步,教育科学、教育事业包括教科书编纂出版,必须做到与时俱进,相反若墨守成规,则必将使事业停滞和夭折。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深谙此理,而反映在商务版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史上,是很明显的,这一理念后来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吴闿生批驳的重点,不在于“外国通行”的俗语启蒙,而是“蒙学读本”对各科新学知识、名词的灌输。在他看来,这与旧时蒙馆之记诵经训、揣摩科考并无不同。吴闿生提到外国中小学学业极浅,是因为其语言文字不甚相远,“初无文学之事”;中国则不同:“吾国既以文字立国,今未能遽废,学者不通文理,将来万事不能为;……中国学问之要,固无出于文理之右者也。”因此提倡教育儿童重在开导文理,文理既明,则一切新学可以自看自明,所以蒙学只需设二科:一学汉文,一学英语。如此主张,固然失之偏激,且提倡教文理后可以读一切新书,仍未脱仅视语言文字为知识工具的逻辑。但吴闿生的古文背景毕竟照亮了蒙学实践中往往被“普通知识”淹没的“文理”。其提出“以文字立国”的观念,说明文字除了充当科学津梁,更有确立国族认同的大用。从国家意识的层面来认知的“国文”观念,到此已呼之欲出了。

商务编译所成立之始及其后的数十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大的转型期。《最新教科书》获得空前的成功之后,到1911年便走到了尽头。1912年初按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指令做了一些订正之后,集中力量在1912年年中推出整套《共和国教科书》,这是商务版教科书史上第二部大型的、课目覆盖完全的教科书。它不仅宗旨适合于共和,文字也趋浅近,如《共和国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至第三课把原来《最新》版的“天、地、日、月”变成了“人、手、足、刀、尺”
。这套课本一直沿用到1920年代。

将历古相传的文章视为“国粹”或“美术”之一种,作为清末民初“国文”教育在中学以上高端学程成立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取自日本“国文学”设科的思路,在此不拟展开。顺着“蒙学”或普通教育的线索下来,采用新法教学的“应用国文”,才是学制颁布前后普通教育试验的重点。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刘师培出版《国文典问答》。此书作为“小学校国文教课本”,仿照丁福保《东文典问答》的体例,引进以语法、修辞学知识为主的“文典”体式。其书第一章“总论”有问道:“何谓国文?”答曰:“凡居一国,不可不先习本国之文,国文者即中国之文也。”在附录的《国文杂记》中,刘师培更指出:“中国人动言中国文辞非他国所及,岂知西人之于文字也,皆有一定之规则,不可稍违。而中国之所谓文法者,仅曰效周秦诸子,效八家已耳。……欲授国文,先自罢诵古文始。”又说:“中国国文之弊,正坐雅俗之分太严。”刘师培拿“国文”跟“古文”、“雅文”相对立,正与吴闿生出自古文立场的言论针锋相对。此时刘师培尚未接受“国粹”话语,仍提倡“国文”采用新法教学,注重西式的语法知识,认为“中国于国文最有妨碍者,以背书之弊为最甚。……中国国文之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也。”可知关于何为“国文”或“文学”,教育言论界可能存在相当分歧的观点。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商务版教科书的发展影响很大,商务也适应形势的发展,在1919年8月出版了由庄适编纂、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并逐步推及各学科。这里关键在于把“国文”改为“国语”,成为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从文言到白话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不能一蹴而就。早在1916年7月22日,张元济就“与梦旦谈编辑《国文》事,前四册可用语体”
。1917年2月4日张元济与高梦旦、庄俞、庄适等谈话中,说:“《国文》主张先编言文一致者若干……
不叙时代,仿外国演剧体。” 3月12日“托陈筱庄访能编白话书人材”
。可见商务采取了稳步渐进的工作方式,起步早,而又不急于求成,几年的积累,成就了白话文教科书出版史上的冠军。1920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取得了进步,其《国语》编纂者有钱基博、黎锦熙、朱经农、周予同等名家,课文更为通俗易懂,贴近儿童生活。1923年2月商务版《新学制教科书》是为适应政府改用仿照美国“六三三”学制的新学制而编纂的,亦是商务版教科书中颇有影响的一部。权威学者吴研因、王云五、高梦旦、朱经农等46人参与编纂。今举其《国文》第四册第五十课《什么时候好》课文为例: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曾与刘师培在中国教育会共事的蒋维乔,受商务印书馆之托开始编辑教科书,是即次年二月问世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尽管最终采用了“国文教科书”的名称,蒋维乔日记先后称之为“蒙小学教科书”、“小学读本”、“蒙学读本”;正式出版后,英文扉页题为“Chinese
National Readers with
Illustrations”,仍可看作是在学制酝酿期“蒙学读本”(reader)序列的延长线上。作为整个商务编译所“最新教科书”分科系列之一种,《最新国文教科书》有日本教科书编纂者的参与,又配有《教授法》,引进了“分段教学法”的新体制。初版所署编纂者为同隶常州籍的蒋维乔、庄俞、杨瑜统三人,校定者包括商务编译所的高凤谦、张元济,以及来自日本的前文部省图书审察官小谷重(生卒年不明)、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槇太郎(1864-1942)等。该书久已被视为清季民初国文教科书的典范,关于其成书缘起、版本、编纂者、校定者,出版史界亦有较为可靠的考证。故在此可专述其文体倾向继承“蒙学读本”的方面。

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点点露珠霑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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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已退居二线,王云五主持编译所,编纂人团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更新。课文中生动活泼的白话,朗朗上口,风格与《最新》、《共和》大不相同,而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蒋维乔等《最新国文教科书》,光绪三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诸君的教育理念,是从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出发,基于对教育在其中的根本作用的认知,经过多年对教育的观察、思考、研究甚或实践而得出的,是他们对教育价值取向、教育宗旨、教育目的等的一种倾向性的观念。他们的职务是编译,因此也只能局限在教科书编纂,而不可能在办学、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得到反映。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具有高屋建瓴式的理念作为工作的指导,才最终取得了半个世纪商务教科书编纂出版的时代辉煌。

蒋维乔早年肄业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菁改设学堂,遂兼习新学,继而赴沪与维新志士相交游,“学识始有归宿,而把定东文(日文),革宗旨矣”。接受编辑教科书任务时,蒋维乔已在蔡元培、吴稚晖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担任“国文教科”。其日记抄录“日本人所拟蒙小学读本材料”,提到:“读本以教日用普通文字为主眼,其文以为国文模范。如蒙学第一年用短句短文,字画由简而繁,造语由浅入深,排次关系须极留意,稍进则择题目材料,分属能文之人操觚最好。”并指出读本材料不妨兼采历史、地理,但文字上须有所区别:“记述之法,读本主雅鍊、有趣味,故不妨稍涉详细。”读此可知,当蒋维乔编辑教科书时,对日本旧学制关于“读书科”及“读本书”的规定,已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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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东方杂志》创刊号刊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广告,指摘当时坊间各种蒙学读本之不合用:“或程度过高,难于领会;或零举字义,不能贯串;或貌袭西法,不合华文性质;或演为俗话,不能彼此通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卷首列有“编辑大意”,对此前新编训蒙各书或者“语太古雅,不易领会”,或者“语太浅俗,有碍后来学文之基”两方面都有所批评,实际上正是延续《新订蒙学课本》、《蒙学读本全书》排除过雅过俗、追求当世通用的文体标准。而关于文、白之间的抉择,则申明:“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亦与当初《蒙学读本全书》“一用浅近文言”的宣言相一致,不仅照顾到目前言、文不一致的现状,更着眼于儿童“后来学文”的方便。再从课文内容来看,蒋维乔原计划在每册六十课中包括“理科、历史各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成书后列有立身、居家、处世、“事物浅近之理由”、“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等门类。《最新国文教科书》虽然被明确为“国文”一科的教科书,却仍带有此前“蒙学读本”统合、补充各科知识的功能。

《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者枚举当世蒙学书种种不足,同时亦继承了“国文教科书”成立以前“蒙学读本”系列的编纂经验。三十多年后蒋维乔回忆“教科书之草创”,虽不无错乱之处,却仍对南洋公学两种《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等前例念念不忘。此种著作类型的继承关系,亦可以从课文本身得到印证。《最新国文教科书》的不少课文题材,如地球、中国、孔子、义和团、各种自然现象,以及每册结末集中教学的书函格式、契约写法等,在以往课文“蒙学读本”课文中早已屡见不鲜。至于课文本身的传承,不妨举先后见于南洋公学《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以及《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华盛顿斫樱桃树”故事为例:

华盛顿,米利坚国开国之主也,各国之人鲜不知其名者。少时或授以一小斧为玩具。顿戏斫庭前樱桃树,削其皮。父见而大怒,然未知顿斫之也。顿初犹豫不敢言,卒乃自白曰:“此实儿所为也。”父喜其诚实,抱而语之曰:“樱桃千株,能及诚实之可贵耶?”《礼记》曰:“幼子常视毋诳言。”年幼之人,须常教之以勿妄语也。如顿之父,可谓善教矣。(《蒙学课本》卷一第六十九课;同课亦载《新订蒙学课本》三编课七十一“华盛顿”,结尾略有改动。)

美总统华盛顿少时,其父酷好樱树,尝植数株于庭前,爱护珍惜,过于常物。一日,华盛顿嬉于庭,时年仅八岁,不知樱之可爱,且不知其父之好之也,戏以斧伐而断之。继而其父见之,大怒,严诘华盛顿曰:“谁伐予树?”华盛顿大惊失色,愕然不知所答。忽悟曰:予虽触父之怒,不可不为真实语。乃告父曰:“是非他人,实儿所为也。”其父亦贤者,忽变色喜曰:“予不怒汝之伐吾树,而喜汝之不为欺诈也。”夫人必以不欺者植之基,而后能有功名事业。他日八年血战,脱羁绊而独立者,皆此不欺之一念激之也。(《蒙学读本全书》四编第七十七课“华盛顿不欺其父”)

华盛顿少时,游园中,以斧斫樱桃树,断之。其父归,见而怒曰:“樱桃吾所爱,谁斫之?”家人惧,不敢言。华盛顿趋至父前,自承曰:“斫园樱者,儿也。”父遽释怒,执其手慰之曰:“汝能不欺,予不汝罪矣。”(《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三十二课“华盛顿”)

据学者初步考证,华盛顿斫樱桃树故事之传入,可上溯到咸丰五年(1855)传教士杂志《遐迩贯珍》所载《少年华盛顿行略》。在清末“蒙学读本”行世的数年间,华盛顿由“米利坚国开国之主”到“美总统”,进而成为即便对小学生亦无须费辞的外国名人,相关课文亦日趋简捷明瞭。但需注意,上引三篇课文所属学程并不相同,前二者在“蒙学”后半段,《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则是供五年制初小第二年所用,尚处于初学阶段。其课文生字较少,多用二三字之短句,亦无多馀的议论或介绍,似乎可算是“儿童之所习知”的浅近文言。然而,正如编者自己指出的,文言短句亦有“不相连贯,则无意味”之弊,有时反而造成阅读的障碍。即便是《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的初学课文,亦难免要用到“遽”、“斫”等难字;而如“不汝罪”这样的倒装句法,更是此前《新订蒙学课本》初、二编所竭力避免的“文中所有,语中所无”的情形。

《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占据清末教科书市场巨大份额的同时,亦面临着教育改革急进论者的批评。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荣衮撰《论初等小学读本》,执日本小学“第一年读本全是谈话体,第二年是半谈话、半文章体”为标准,遍阅国人所出各种小学教科书,以为唯有会文社《女子小学读本》及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之一、二册差强人意。而其锋芒所指,所谓“人人心目中之某印书局之小学读本”,实即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

今止就人人心目中之某印书局之小学读本,而随手拈其三数语,以为商榷焉。编者曰:深者不适用也。然第一年读本有舒、泰、觅、捕等字,第二年读本有煌、骤、簏、麓、燠、鬻、啮、诞等字,得不谓之深乎?编者曰:句短者不适用也。然第一年读本有“甫至卧室”、“甫掀帘”等语,第二年读本有“闻乐声,弟悦甚”,“羊悦,谢狗,狗去,狼食羊”,得不谓之过短乎?彼编者曰:字画繁者不适用也:然第二年读本有啮、鬻等字,岂无咬、卖、沽等字易之,而得不谓啮、鬻等字为字画太繁乎?

陈荣衮列举《最新国文教科书》卷首《编辑大意》所揭用字、造句宗旨,揭发其与课文实际的不一致,背后支撑的理念,则是同期日本小学校读本所采用的“谈话体”。商务版国文教科书文言体式的一大特点,是在第一册就“限定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而尽量减少“乎”、“哉”、“也”、“矣”等文言叹字、助字的使用。类似体例,实已见于《蒙学读本全书》一编“不及叹字、助字”的规定。其编者认为:“叹字传神在发语之先,助字或在语中,取疑决之神,或在语间,作顿宕之势,初读书时,均未易领悟。”但在主张用白话浅说启蒙的陈荣衮看来,“乎”、“哉”、“也”、“矣”尚与“吗”、“咯”、“啦”、“呢”等白话相通,删去助字、叹字,反将导致“使童子读无语气之书”的结果。

小结

与五四新文化人构建的进化论式文学演进图景有所不同,从“蒙学读本”到“国文教科书”的文体选择,在趋向“浅近文言”这一共识的同时,甚至出现了偏向“文”、“雅”的势头。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清季最后十年中,介于古典词章与现代白话文之间的所谓“普通文字”究竟为何物,文、白、雅、俗等对立概念产生的的脉络与限度又如何。《最新国文教科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制颁布前后蒋维乔、高凤谦、张元济等趋新者理想中的“国文”形态,亦的确塑造了清末新学制下许多小学生接受的“国文”教育。但这一文体理想与学科框架,却来自此前从戊戌(1898)到壬寅(1902)“蒙学读本”书与“读书科”教学的尝试。外来的“读本”体裁与“读书”学科有效容纳了各科“普通知识”,使得本来以获得语文能力为宗旨的读书教学同时充当着科学津梁,其文体越来越指向新学社会通行的报章文字、科学书籍,甚至充斥着新名词。而在其他学科教学及教科书相继完备的挤压下,“蒙学读本”亦日益凝练出其独有的词章倾向与文章分类理念。

学制酝酿期各种“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相继萌发,同时也意味着语言文字成为独立学科意识的浮现,最终成为“国文”学科及教科书兴起的一支重要资源。然而,有别于民间教育实践者致力的初学启蒙,几乎于此同时,在学制、学程设计的较高层次,就如何继承传统小学与词章之学的遗产,另一种关于“国文”言说亦正在“国粹”、“国学”等新鲜话语的激发下兴起。上下两股“国文”潮流相汇合,才最终确立了清末官定学制中层次复杂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学科。

(注释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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