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形而下”

我的读书重点是唐宋文学,尤其是宋代文学,那无疑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但是任何“形而上”肯定无法脱离“形而下”的基础,文学也不例外。文学家无法脱离物质环境而只管写作,文学作品也一定会涉及衣食住行等内容。比如苏东坡、黄山谷经常在诗文中写到食品。东坡是位美食家,自称“老饕”,他对食物的态度是“鸡猪鱼蒜,遇着便吃”。其友李常是江南人士,江南盛产河豚,李常却畏其有毒而不敢品尝,东坡则赞美河豚“值那一死”!唐人韩愈贬至岭南,对以海味为主的“南食”避之惟恐不及,东坡却撰文赞美海南的蠔,还告诫儿子苏过“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所以苏诗、苏文中写到的食品不计其数,生活气息极为浓厚。黄山谷的食谱不如东坡之宽,但也曾在诗中咏及莲子汤、豆粥、蛤蜊、黄雀鲊等食物。至于比较高雅的茶,更在苏、黄诗中大放异彩,东坡的《汲江煎茶》、山谷的《双井茶送子瞻》,都已成为宋诗名篇。当然,有些“形而下”的物品就是文人雅致生活的物质基础,更加受到文人青睐。作为书法家的苏、黄对文房四宝极其热爱,视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东坡不但精于鉴定笔墨纸砚的品质,而且喜欢制墨。他在儋州时曾让友人潘衡在家里设灶制墨,半夜失火,房屋差点化为灰烬。山谷不但喜爱笔墨纸砚,还性喜焚香,曾亲自制香,在宋末陈敬所著的《陈氏香谱》中,便记载了山谷发明的“黄太史四香”。山谷有诗云:“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意即缭绕的香烟能抵御尘俗的氛埃,从而保持心灵的清澄空明。可见即使专治宋代文学的人,也绝对不能忽视“形而下”的重要性。可惜古人不喜将“形而下”的内容载于竹帛,在浩如烟海的宋代典籍中专记衣食住行的著作寥若晨星。

笔筒最早出现目前学术界众说不一,尚无定论。文房收藏家刘传俊先生经过大量史料研究和实物考证,得出自己的结论,著书立说,并撰写论文,首发于本刊,以飨读者。

我为何突然发此感慨?原来我今年读了两本论述“形而下”的宋代文化的好书,想在盘点年度读书清单时谈几点感想。第一本是傅伯星著《大宋衣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此书的最大优点是图文并茂。作者是一位资深美术编辑,擅画古装人物,也喜爱研究历史。作者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广泛收集有关宋代服饰的各类形象资料,分类整理后将所有图像用毛笔临摹成线描画,再配上说明文字。全书内容以宋代服饰为主,以宋代器物为辅。对我来说,书中有许多图像从未寓目,还有一些虽曾寓目但原图看不清楚,或虽能看清却不知其为何物,阅读此书便一目了然,多年积疑,一朝而释。比如宋人笔记称宋子京多内宠,“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这“半臂”类似今天的T恤衫吗?它为何能用来御寒?看此书方知,原来“半臂”是穿在外衣之外的,颇似如今的短袖风衣。再如东坡诗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男子簪花插在何处呢?看此书所载宋墓雕砖,方知花是插在帽子或头巾上的。还有东坡曾设计出一种顶短檐高的帽子,风行一时,人称“子瞻帽”或“东坡巾”。它到底是什么模样?看此书据北宋乔仲常所绘《后赤壁赋图》临摹的图像,可知它就是赵孟頫在《东坡像》中所画的样子。因为乔仲常是东坡的同时代人,所画可信。书中的器物图也一样有趣。比如“肩舆”或“篮舆”,这种代步工具就是轿子吗?东坡贬至海南,有诗题作“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云。此时东坡的身份已是罪官,怎能乘坐轿子招摇于道路?看此书所引宋末龚贤画,方知肩舆仅由三板、两杠组成,无顶无底,四面亦无遮挡,极其简陋。东坡年老体弱,以此代步无可非议。全书的绘画线条流畅,形体准确,赏心悦目。诸如嬉戏中的儿童,表演中的歌儿舞女,莫不吴带当风,颇有飘逸灵动之美。《农事图》中的镰刀、犁、锄等农具,形状与我插队务农时所使用的一模一样,看来倍感亲切。

朱彝尊在笔筒铭》献称“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将笔筒视为笔之家,放心无邪之处。关于笔筒最早出现年代,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    笔筒是文房诸器中最普及的贮笔收纳之器。晚明清初。

第二本是田建平著《宋代出版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此书体大思精,学术性很强,其中有些内容如《朱熹的阅读观》《党争文化心态与书籍出版政治》等章节,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但是全书有相当篇幅叙述书籍出版的物质形态,仍属“形而下”者,这是我最感兴趣而先行抽读的部分。像《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特征》《宋代印刷物质材料的生产、消费及文人癖好》诸章,内容丰富多彩,叙述生动有趣,既引人入胜,又益人心智。比如后章中详述宋代文房四宝之丰富,可见宋代书法、绘画的巨大成就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宋人对文房四宝的讲求真是精益求精,他们对笔、墨、纸、砚的热爱甚至影响到诗文创作,此书中说到的一种笔中极品“猩猩毛笔”,便曾催生出山谷的名诗《和钱穆父咏猩猩毛笔》。这枝名贵的毛笔是钱穆父出使高丽归来赠送给山谷的,山谷视若拱璧,东坡也很喜爱它,每次从山谷的书案边走过,都要情不自禁地拿起此笔写个痛快。当然宋代文人并不总是手握名笔,东坡、山谷贬谪南荒时都曾用过当地的“鸡毛笔”,山谷在宜州所书的《题自书卷后》中记下了鸡毛笔的低廉价格:“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鸡毛笔大概就是此书中所说的“质量低劣的败笔”,可惜书中所述多为名笔、佳笔,没能解答长期困扰我的“鸡毛如何制笔”之疑问。《宋代书籍出版资金、利润、稿酬、技术及工价》一章,也相当有趣。此章介绍宋代印刷所用的字体除了唐代书家颜、欧、柳三体之外,也有作者亲自手书上版者。予生也晚,已无眼福亲睹宋版书的真容,阅读此书,不禁对宋版图书神往之至。此书篇幅长达113万字,我尚未读完全书,但已能断定它是我今年所读的最佳图书之一,愿向读者郑重推荐。

文献史料考

近年来学界对古代文化中的“形而下”者日益关注,相关的好书不断问世,孙机所著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从历史中醒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版)、《华夏衣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8月版)就是此类图书中的佼佼者。诚如孙机先生所言:“现今尊之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她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调焦得当,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特殊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褪的美的闪光。”我对此类图书的作者深表敬意和谢意,而且得陇望蜀,希望读到更多的同类著作。我尤其盼望着不久就能读到一本《大宋饮食》,把《东京梦华录》中记述的汴京美食、《武林旧事》中记述的杭州美食细细道来,让大家知道大宋王朝的美食远远不止“东坡肉”和“宋嫂鱼羹”两味。

被大家引用最多的有关笔筒的文献记载如下。

[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见图1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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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_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音同户)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

[明]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见图2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忌八棱花式。陶者有自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最难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又有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虽旧物,亦不雅观。其中提到鼓样”笔筒,插笔及墨。笔者觉得此为笔插儿或笔架一类,下文会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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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_长物志》作者明代文人文震亨

[清]曹雪芹(约1715约1763红楼梦》第四十回: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

从文献记载似乎可以看出笔筒最早出现年代,不晚于宋或三国。

那么古籍善本插图版画、古代壁画、汉画像石、砖、古画中有无宋或更早的笔筒的资料呢?笔者购买并查阅了中国绘画全集1战国—唐》宋画全集》元画全集》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中国古代戏剧版画集》等,暂时均未发现宋之前笔筒之踪。

有意思的由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三才图会》又名《三才图说》器用”局部中,找不到笔筒的注解图说,只见笔架注解。而在人事”章节的卷索句图》中,高士盘坐,对面的翘头几上,有一只形制与现在使用笔筒类似的笔筒(见图3不知是作者当时遗漏了笔筒的图说,还是父亲著书时笔筒尚未大规模流行,儿子王思义时期已流行?不得其解。这也算是父子留给后人的一个有趣的猜想吧。万历时期汤显祖《牡丹亭》崇祯版《金瓶梅》崇祯版《瑞世良英》等版画插图中均能见到束笔之笔筒(见图4据此可推断束笔之笔筒自晚明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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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_明万历年间的三才图会-器用》又名《三才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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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_崇祯版《瑞世良英》中笔筒图

墓葬出土考

出土墓葬文物实例是说明问题的最好依据。先来了解一下出土的笔筒实物情况。上海宝山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有紫檀笔筒,其筒上宽下稍窄,与筒底分制,底承三足,上口起宽皮条线。通体光素,造型高挑优雅,一件很有代表性的晚明硬木笔筒。这是最接近于朱彝尊《笔筒铭》中筒以束之,如客得家”这一描述的笔筒。

建国后出土有战国(楚、秦)两汉(西汉、东汉)西晋(前梁)另一种单管笔筒儿”此种笔筒儿方便携带,适于雅集、笔会、外出之用,而非明中晚期至今置于案头“束笔如家”笔筒。请注意我用的笔筒儿”而不是笔筒。中国的语言文字甚是好玩儿,只是多了一个儿话音,意思就不太一样了这种笔筒儿称之为“笔套”或“笔管儿”更为贴切。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1954年湖南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山楚墓、1986年湖北荆门县包山二号楚墓、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均出土竹、苇,或木质毛笔及笔筒儿(笔套)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出土了一粗一细两只毛笔,装在同一只双管黑漆笔筒儿中,目前发现最早的对笔”和双管笔筒儿。1985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前梁(317376墓,出土了一只带有墨迹的松木笔杆毛笔及笔筒儿。以上资料摘自王学雷《古笔考》一书)见图5这些出土的高古时期的笔筒儿(笔管儿、笔套儿)与明清流行使用的笔筒相比,虽同为笔之收纳之器,但用法、形制迥然。明清之制笔筒更像“桶”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孙机老师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见图6一书的文具”局部中,把这种笔筒儿(笔套)称之为“笔套筒”指出,这种笔套筒即江陵张家山汉墓遗册所称‘笔有一管’之管。荀子·赋篇·箴》管以为母。管指针管。盛针的筒名管,盛笔的套管西汉时亦名管;东汉后期始称笔杆为管。现在有些朋友,还是喜欢将笔的量词称为管,如一管笔、几管笔。孙机老师另外一本著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文具、印刷、乐器”一章中称:搁笔用笔架,贮笔则用笔筒,笔筒的前身是书筒、诗筒等物,唐人已用竹筒贮存文字资料。唐·钱起因为受赠青竹筒而写的诗中有云:楚竹青玉润,历来湘水阴。缄书取直节,君子知虚心。说用竹筒盛书卷。元代始以竹筒贮笔。发明出了笔筒。孙机老师认为元代以后才出现了笔筒。

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主编的中国古陶瓷图典·器形·笔筒》一书中阐述: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而北京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文房清供》里,张榮的错综群艺,千古芳华—文房清供概述》一文中论述“笔筒之始作应在东晋时期”该书中还收录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晋青釉笔筒。遗憾的两书中均未就其阐述的笔筒发生年代,提出进一步的论据。或许相隔10年研究人员已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青釉笔筒为东晋时期。期待有更详实的资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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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_古笔考》王学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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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_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著)

 扬之水老师在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一文中指出:至于插笔之用的笔筒,也不见于两宋,大约自明代方始蔚成风气,与竹刻的发达密切相关,兴盛之后便有了各种质地的作品。

马未都先生在马未都说收藏明清笔筒》一书中说:比起其他文具,笔筒简单而实用,可是明朝中叶之前,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就目前已知的实物论,笔筒的发生不会早于明代的嘉靖朝。马先生的观点与扬之水老师观点一致。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一书中的明后期开海贸易与制度调适”章节记载:万历十七年,提督福建巡抚都御史周寀批准《陆饷货物抽税则例》征税商品103种113项;其中万历十三年进口商品中有“正青花笔筒”税银每个四厘,青玻璃笔筒”税银每个四厘五毫。这是目前能找到最早记载笔筒的较权威的资料。

馆藏文物考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笔筒(见《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文房清供》标注为东晋(见图7但未注明传世或出土,以及断代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只,将其标注为宋官窑粉青瓷的笔筒,因提有乾隆御题诗,诗中乾隆爷认定为宋代,故台北“故宫博物院”判定为宋代(见台湾同朋社出版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房聚英》因断代争议较大,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也觉得定宋没底气,1989年的宋官窑特展》上,此笔筒的参展标注为“依风格看可能是清朝之物”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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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_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笔筒(见《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文房清供》标注为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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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_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标注为宋代官窑粉青瓷的笔筒

南京博物院藏,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的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见图9阴刻铭文为: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普熙伯先生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马未都先生在马未都说收藏·明清笔筒》一书中对此笔筒断代提出了异议,指出:此笔筒作于1571年,为隆庆5年。此为已知最早的带纪年款的笔筒。马先生认为,朱松林的孙子朱三松留有铭“崇祯庚辰三松制”竹刻笔筒(见《竹刻胜语》若朱松林为明正德年间人士,那么祖孙三代跨度大致是130年,这不太合常理。另外上海博物馆馆藏有一件竹雕“归去来兮辞”铭“万历乙亥中秋,小松朱缨製”款识的笔筒,也是一件难得的带有纪年款的明代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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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_南京博物院藏,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

另外一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标注为宋代的象牙烫刻《蹴鞠图》笔筒(见图10孙机老师及马未都先生均判定为晚明。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有一只类似的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见图11根津美术馆标注为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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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_安徽省博物馆藏,标注为宋代的象牙烫刻《蹴鞠图》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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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_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标注为明代的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

介绍了古今文献中的古墓出土的以及馆藏带纪年款的无纪年款标注年代较早、断代争议较大的几件馆藏笔筒。余不妄为评判前辈专家、学者、藏家对笔筒出现年代的论断。只是把资料尽量收集罗列于此。供大家参考。也许今后的某一天,还会出土或发现传世年代更加久远的笔筒实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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