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中的文化中心西南联大如何过元旦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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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八年抗战中的文化中心西南联大如何过元旦迎新年

三大名校的争吵与分裂

西南联大校门

原标题:西南联大的元旦

西南联大团结神话背后

2018/07/05 | 李夏恩| 阅读次数:2035| 收藏本文

西南联大

摘要:时至今日,西南联合大学,这座战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在云南昆明成立的高等学府,仍然是后世仰望的教育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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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西南联合大学,这座战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在云南昆明成立的高等学府,仍然是后世仰望的教育北斗。

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旧址中,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半身胸像就是这一神话的明证。

尽管这三尊胸像的容貌都显出一副历尽沧桑的颜色,但浇筑在脸上的微笑却如假包换——这既是对他们共同作出成绩的褒奖,也是对他们人格魅力和传奇经历的颂扬。正是他们携手合作,才有西南联大。

1938年,联大从长沙迁往昆明不久,一位化名“伍生”的联大学生,就在当时校园里最流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点数了三位校长各自的特点和对联大做出的贡献:

清华校长梅贻琦“是一个书生,办事方面也不脱书生本色,少说话而很认真。他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貌,一口调谐沉着的国语。言词不大流利,但很能把握住要点,他慈善的心肠感化得学生教授心悦诚服。三个历史不同、性质不同的学校能够快快乐乐的合在一起,可以说完全是梅校长内里的功夫”。

北大校长蒋梦麟则是“教育界的老前辈”,虽然他的身子“瘦得像大烟鬼,穿起西装来怪难看的”,但他仍然用瘦弱的身体撑着西装奔走于机关要员之间,“今天拜访某主席,明天又接见某委员”,这位“交际圣手”像纤细的蜘蛛一样扩张着自己的交际网,将权力和金钱吮吸到联大的事业中来,“联大能顺利的搬到昆明,借到大批的校址,安安稳稳的上课,谁能否认是蒋校长之功?”

至于南开校长张伯苓,则凭借自己“可等于蒋校长与梅校长之合”的体格重量和他一口宏亮的天津话,在国民参政会居于副议长要职。虽然“他不大到学校里来,许多同学还没有瞻仰过他的尊容,可是学校却不能少他”。因为他身居权要的身份,只要“在国府里说上三两句话,联大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不信,你去问问联大的朋友看”。

尽管这段评述不乏诙谐调侃,但它确实非常符合今人对西南联大的想象:三所北方最着名的高等学府,在三位各具所长的校长领导下,联合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创造了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还有什么比三位校长更合适成为西南联大的灵魂典范呢?

但如果伍生能够逆料到联大之后几年里发生的一切,他当初对三位校长的描述可能就不会这样单纯的乐观。微笑的背后压抑着太多的情感:无奈、苦涩、烦忧、恐惧,甚至还有咒骂。

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在我国的大西南存在8年,也经历了8个元旦,作为抗战中著名的高等学府,其元旦也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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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们的苦恼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1943年,西南联大已历五年岁月。初期迁校的颠沛漂泊都已是陈年旧事,学生们也逐渐习惯了清苦生活对自己身心的磨砺。

但蒋梦麟的悲观情绪却与日俱增:“联大苦撑五年,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其实难负”。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在蒋梦麟看来,是物质条件的匮乏:“图书缺乏,生活困苦,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

虽然在今天看来,正是联大物资匮乏的窘境,成就了“刚毅坚卓”的精神,但在当时,蒋梦麟显然不认为一所大学仅靠精神就能够运转。

到1942年,昆明的物价自抗战以来猛涨300倍,而联大教职员的薪水只相应增长了五倍,生活水平等于降到了原先的1/60。

在联大学生自治会呈送的救济金申请书里,每一个字都发出饥饿的乞求:“窃生等自抗战军兴,颠沛流徙,辗转来昆,得以身受春风,就学本校,固属万幸。然以物价高涨,百物贵腾,生等又家乡沦陷,接济无门,是以身心苦痛无日或灭。此生活既处于风雨飘摇,伏案又岂得安心?于是同学或弃读就商,以图苟安于片刻;或纸醉金迷,日趋堕落之深渊。长此以往,非独青年前途受戕,即教育百年大计,恐亦未能乐观也”——最后这个结果显然是蒋梦麟最恐惧看到的。

惨况和哀告,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蒋梦麟的精神,让他心灰意冷:“弟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在所难免”。

但蒋并非西南联大实际事务的管理人。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处理校外事务,往返于昆明与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之间。在1942年联大召开的42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中,他一共出席了25次,但主持会议只有三次。

真正每日忙于处理联大校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也是联大师生们最熟悉的面孔。这位沉默镇定的中年人几乎一肩挑起了联大所有校务,也因此被誉为“西南联大之母”。

他在1943年也同样承受着痛苦。3月4日,梅贻琦八旬高龄的老母在两个月前去世的消息突然传来,想到母亲去世时“吾兄弟四人皆远在川、滇,未能亲侍左右,易篑之时,逝者亦或难瞑目耳,哀哉!”

这一天的下午五点,是联大常委会定期召开的时候,许多同仁劝他可以暂停会议,但梅贻琦“因有要事相商,仍下楼主持,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

但在私下里,梅贻琦难掩自己的哀恸和悲观。在接悉凶信当天的日记里,他在哀悼母亲去世的文字中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时局的看法:“惟目前战局如此,今后之一二年,其艰苦必更加甚,于今解脱,未始非老人之福”——对于未来,梅贻琦同样忧心忡忡,只是他承受悲观的能力比蒋梦麟更强而已。

学校日渐低沉的气氛,让他不时心生烦懑。在两天后的日记中,他写道:“上午在校办公,诸事益感松弛,办事人之怠忽,为之焦急,然亦无可如何耳。”

唯一置身纷繁窘境之外的,似乎只有南开校长张伯苓。1943年,他几乎全都身在重庆,对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罕有闻问。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看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个中内情,唯有张伯苓一人心知。南开全校被毁,始终是他的心中郁结,数年来栖遑奔走,干谒朱紫,只为了能够尽早复校。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将美国拉入对日作战的同盟,张伯苓才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蒋介石向张伯苓作出的“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给这位66岁的老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从1942年2月17日第一次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将全部身心罄尽到恢复南开的事业之中。这自然大大戕害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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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元旦篮球比赛

1945年,着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组织了西南联大师生篮球联队与昆明联队的义赛,以资助无钱返乡而滞留在昆明的同胞。

清华大学展出西南联大校歌手稿复制品。

梅贻琦在1943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在重庆拜谒张伯苓的情景。作为南开的第一届学生,梅贻琦始终对张伯苓以师礼相待,向张伯苓“稍稍报告联大事”,在他看来,尽管张伯苓“精神尚甚健旺”,但“其病终恐成患耳”——这段日记当然是对眼前情况的描述,但也暗示了张伯苓的身心状况不允许他在南开复校与联大事务之间两者兼顾。

这恰恰是张伯苓自己的选择:联大发生的一系列状况他不可能一无所知,担任联大教务长的杨石先和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不断寄信汇报昆明校中情况,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伯苓对昆明校务有过任何特殊的指示。他默认了南开在西南联大存在感低的事实,以及他昔日的学生、如今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联大绝对的支配地位。

这位有着四十年办学经验、跨越两个朝代的教育家心中必然对三所学校之间的关系有过一番比权量力,最终做出了这个抽身事外的决定。

当他在1942年2月17日,给蒋梦麟和梅贻琦写下那封请求他们为南开复校提供襄助的信时,似乎已经推想到将会面临的困窘局面。谦恭和蔼的语气背后,是委婉地点明“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的不平等现状。

尽管张伯苓表示自己对两位校长“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但为了获得两位校长的赞助,他还是在信末重申了“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的西南联大初衷原则。

在十一天后的第二次复校会议上,他特别指出“复校时用款,除请政府协助外,并向国内国外捐募之”,丝毫没有提及向联大寻求款项和帮助。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做好了独善其身的准备。

三校师生间的矛盾与嫌隙,从刚刚迁校云南暂居蒙自时,就已初露端倪。那是在北大师生举行的校长欢迎晚会上。北大教授钱穆看到同事们“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而起因正是因为北大、南开校长都身在重庆,鞭长莫及,因此校务几乎全部由常驻昆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大权独揽。

最让这些教授感到不公的,是院系人事安排上的厚此薄彼。清华校长“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

北大教授们的抱怨并非无端泄愤,联大在院系人事安排上,“唯重清华”的态势可以说有目共睹。仅以教授们抨击的焦点文学院为例,清华教授有10人,但北大却只有6人,至于南开,则一个人也没有。在历史社会学系,清华9人,北大8人,南开仅有一人。

昔日人文重镇的北大,竟然在教职安排上不能与清华平分秋色,确实令人气沮。至于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这些理科专业,从院长到教授则全部被清华垄断,另外两所院校根本无从置喙。

在联大的五大院系中,院长一职的安排也几乎被清华收入囊中。除了被北大教授抨击的长期连任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外,工学院和理学院的院长也都被清华拿下。只剩下法商学院的院长一职由南开和北大轮流担任。但即便如此,清华的势力还是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着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周炳琳担任法商学院院长时,他手下的五个系主任全部由清华教授担任。

清华一家独大的态势在北大教授们眼中,自然如山压顶。但公允的说,这也是现状使然。清华在战前就已经未雨绸缪,向南方转运物资器材,规划分校,战争爆发后师生的南撤,又尤以清华最坚决也最有条不紊,撤走了全部教授。

北大却迟疑不决,直到北平被占领的三个月后,还有20名教授联名上书蒋梦麟,表达他们“总期四十年辛苦经营之学校,不致成为无人顾视之堕甑;三十余年坐幽待旦之同人,不致终虚卫校存学之初愿”立誓留在北平守护校园。

最终的结果是,清华无论是物资还是人数,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清华教师人数占总人数的50%以上,提供了图书馆三分之二的藏书和几乎全部的理工实验器材设备。

维系联大平时运作的经费,也以清华提供的数额最大,最为可靠。从1937年9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到1938年4月迁校昆明,清华共拨付了十八万九千余元,而北大拨付的金额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余元。南开因为全校被毁,尽其绵薄也仅提供了四千九百余元。

刚刚迁校云南的西南联大获得第一笔关键补助,也是由清华争取到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拨付的25万元。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没有清华的加入,西南联大也许在1938年就会在贫乏与争吵中解散。是清华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才将这三所高校黏合在一起。

但清华的强势地位太过绝对,即使它不刻意做出高人一等的举动,仰人鼻息的局促感仍然使人如芒在背。于是,这场欢迎校长的联欢会,迅速酿成了一场独立运动:“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

面对如此汹汹情势,坐在台下的钱穆决心站到台上,平息这场纷争。他质问那些喧嚷独立的师生,是不是忘了“此乃何时”?但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三校联合的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临时状况:“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

钱穆的发言暂时平息了独立分校的喧嚷。他这番坦率的发言也道出了联大师生们的共同心声。

在会上遭受攻击的清华教授冯友兰在事后回忆道:“当时一般师生对于最后胜利都有坚强的信心,都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他甚至将联大比作“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有各房自己经营的事业”。

这段话听起来像是对联大“和而不同”精神的绝佳譬喻,但联想到20世纪流行的以大家族为背景的小说,都以各房各怀私心,最终分崩离析为结局,冯友兰这番话里的讽刺意味,似乎就更浓重了一些。而之后的细碎事件,也一再证明了只要触及敏感事务,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一次没有成功的“分家”

担任联大总务长、已解决校内各类琐事纷争为日常工作的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时时感到自己身处矛盾中心。如果不是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事以“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郑天挺实在不愿肩起此职。

在日记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联大总务长的职务称为“苦海”。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三校之间的人事纠纷中。郑天挺在1941年4月的日记中提及的一件事情颇能代表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分歧。他的老同事周炳琳到办公室与他私下会晤,“谓清华大学因北大向教育部请款,部拟自从清华基金拨五十万,甚感不平,以为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在3月26日联大校务会议上提出的研究经费分配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清华校长梅贻琦就公开表示“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以委婉地拒绝了蒋梦麟对经费分配的提议。

但是,蒋梦麟与教育部商议后,仍暂从清华经费中拨出五十万,但这五十万并非补助给北大,而是作为联大经费。因此,郑天挺解释道,北大“决无分润或剥夺清华基金之意”,但这五十万元却几乎成为清华、北大分裂的又一次导火索。

清华校长梅贻琦在4月12日的日记中对蒋梦麟提出的经费补助办法“阅之极为不安,不知应如何对付也”。在次日写给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信中,他“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闷郁,不觉溢于言表耳”。17日的校务会议上,他甚至明确指出“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联大负其全责”。

尽管会议最后,还是委婉地表示“商定先由冯,一探北大方面意向后再商量”,但这其实已经相当于温和版本的分家协议了。5月8日的清华教授会上,大多数清华同仁对北大的做法“多感愤慨”。

矛盾日渐升级。到5月16日,情势日益滑向分裂的深渊,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部交涉目标,清华自表同情,并望其成功”,等于坐视联大的分裂。但仅仅三天后,分裂的态势就被踩住了急刹车。

5月19日下午,梅贻琦带着一揽子分校计划面见教育部长陈立夫。当提及北大独立分校事件时,陈“摇首”,对梅贻琦表示:“如此方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

陈立夫甚至搬出战时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意旨:“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陈立夫在谈话中提到的“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自然会让人想起两年前西北联大分裂的往事。

西北联大分裂前的情势像极了眼前的西南联大。这所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洋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大学,同样也出现了一校独大和经费分配的问题。

北洋工学院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理工科高校,因此也具有睥睨其他院校的资本。北洋工学院的院长李书田从不掩饰北洋人的优越性,北洋的学生也经常对其他院校的学生流露出轻蔑的态度。校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当双方的武器从口水一路飙升到石头时,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五十万元经费”事件,差一点将西南联大也推上分裂的轨道。只是依靠教育部以权威仲裁者的强力遏制,才将分裂的念头彻底扼杀。

最终解决这个矛盾的,仍然是钱。陈立夫明确表态之后,教育部也旋即发布相应措施,为西南联大追加数十万元的预算。5月30日,梅贻琦从重庆向蒋梦麟拍发电报,“告预算追加三成”,经费问题终于得到纾缓。

分裂在经济上的理由已经不复成立,引发的风潮自然也消弭于无形。事后,北大和清华也“默契”地将这场分裂风波淡化处理,权作未发生过。

1939年元旦,西南联大为了庆祝元旦,南开、清华、北大三所大学举办了篮球友谊赛。

1938年5月,在云南昆明正式开学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学校有5个学院,26个系,3000多名学生,学校集中了大批学者,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南开篮球队的实力最为雄厚,当年还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清华擅长足球,北大的网球队实力强大,但因为昆明没有条件进行足球、网球活动,所以这两种运动便基本上停止了。

西南联大在中国西南存在了八年之久,在战火纷飞中,西南联大培养了诸多人才,也留下了诸多逸闻趣事。当时,将公历的1月1日作为新年之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也极为重视元旦,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中,师生们经历了八个颇具特色的元旦佳节:学校成立之初,三校师生举办了篮球赛;随着战事的深入,师生们走上街头,向劳苦大众宣传抗日;在难得的平静时期,文艺界知名人士还表演昆曲,甚至还举办少数民族的歌舞联欢。

在比赛现场,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啦啦队,摇旗呐喊,鼓劲助阵,气氛热烈。当清华篮球队和南开篮球队对阵的时候,32岁的清华大学经济系戴世光教授也上阵了。1927年至1931年,风华正茂的他本是清华大学篮球队队员。他一上场,清华大学啦啦队便高呼:“不要慌,不要忙,清华来了戴世光。”他戴着眼镜,身穿球衣,迈着矫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入篮球场。在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队员中,已近不惑之年的他体力不支,不久便被年轻队员换下去了。

1 举办篮球赛迎新年

北京大学篮球队和南开大学篮球队进行比赛的时候,北大学生因为知道本校篮球队实力不够,难以打败南开队,所以没有组织啦啦队。但有一位周姓同学自告奋勇,不甘落后,他在场边大声疾呼:“我就是北大啦啦队!北大队,加油!”他倒也给北大篮球队增加了许多力量和斗志,输得不算很惨烈。

1939年元旦,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南联大,为了庆祝新年,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所大学举办了篮球友谊赛。

最终比赛结果是南开大学队获胜,清华、北大败北。

有意思的是,这三所大学,在成立之初对体育都非常重视。早在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时,《清华学堂章程》中就把“体育手工”列为十类学科之一。之后,清华又把体育列为考核学科,考试内容为技巧、体力、体格和精神面貌等几方面,学生必须考核达标才能获得毕业的资格。

元旦举行开学典礼

如今在清华,有很多比赛都以“马约翰杯”为名,这是为了纪念对清华体育有着巨大影响的教育家——马约翰。马约翰,虽有一个富有洋味的名字,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出生于福建厦门,在少年时期,因为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马约翰发奋锻炼身体,曾获得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八百八十码、一英里等项的全校冠军。1914年,马约翰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马约翰应聘来到清华,最初担任化学系助教,随后改到体育部任教。1920年,马约翰接替美国人成为学校的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曾制定了非常严厉的规定:学生在校学习八年(1911至1928年,清华正式名称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生12岁至14岁入学,学制为八年),必须通过“五项测验”指标,包括百米跑、铅球、足球和篮球的基本常识等,不过关者不能出国留学。当年,吴宓跳远只能跳到3.5米,而3.65米是及格线。吴宓被马约翰扣了半年,体育及格后才得以去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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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约翰的主持下,早期清华大学便成立了足球、篮球、网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水球、长跑、游泳、滑冰、拳击等十多个代表队。1929年底,马约翰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体育联合会第六次比赛大会,夺得冠军。

西南联大图书馆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前,对体育并不在意,《北京大学史料》中记载,“昔日北大之于体育,甚不注意。民国六年以前,仅预科每周有体操二小时,学生自由上操,往往不到;即到亦长袍大褂,视此课若有若无。”正是在蔡元培校长的大力倡导下,北京大学的体育才开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1917年,即蔡元培校长主持校务的第一年,便成立了北京大学技击会,聘请技击教练在清晨和傍晚教授大学生们武艺。同年,又成立北京大学体育会,以“练习各种运动技术强健身体为宗旨”,组成网球、足球、篮球、排球、游泳、田径、健身等部门,规定本校同学皆得为会员。

1940年,日军攻占越南,威慑云南昆明,重庆要求西南联大搬迁到四川,校务会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派人到四川寻找合适的校址,但大家都认为:第一,搬迁一所大学比较困难;第二,昆明的开明军阀龙云的地盘,他会拍特务入大学迫害师生,而四川靠近重庆,容易遭到特务的渗透和控制。校务会最后决定,在四川叙永建立分校,大一新生在此报到、学习。

不过在蔡元培离任后,北大体育没有得到好的延续,只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蒋梦麟校长主管校务后,才又充分重视体育。当时北大聘请着名篮球运动员王耀东为体育部主任,学校还开始扩充体育场,“拟将足球场改为南北,四周修成跑圈;其大楼后西北隅则修网球场三个,将大楼前之网球场改为篮球场;第三院共修网球场六个,篮球场一个……”北京大学也在1936年,正式将体育课程列为必修课,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

1940年12月,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在叙永城六个旧庙宇中成立了,它们分别是——春秋祠、南华宫、文庙、帝王宫、关帝庙、城隍庙。主校区在文庙和关帝庙;女生宿舍在帝王宫,男生宿舍在南华宫、春秋祠;教室和实验室、图书馆兼自修室则分散在城内各大庙宇。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学校的篮球氛围非常浓厚,篮球实力也极其雄厚。南开学校是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学校。1904年10月,严修与张伯苓创办新式私立中学堂,1907年改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9月,张伯芩创办了南开大学。之后,又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张伯苓均任校长。

叙永县城坐落在永宁河峡谷中的一个坝子上,东城和西城隔河相望,上桥、下桥把两城连接起来。它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镇,离重庆大约有400多华里。上述六座古庙分布在永宁河的两岸。

南开学校自成立起,便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体育教育。校长张伯苓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和层次的体育竞赛。南开学校推广篮球运动很早,在普及之外也组建了校篮球队,经常与天津埠内外学校、团体的篮球队举行友谊比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学校更是涌现出了享誉南北的篮球明星:“南开五虎”。

1940年12月上旬,来自云南昆明、四川重庆、广西桂林等地的700多位大一新生来到了叙永分校。

“南开五虎”是指以唐宝堃、王锡良、魏蓬云、刘建常、李国琛等人为主力的南开中学篮球队,它组建于1925年,当时的教练是有着“中国篮球之父”之称的董守义。1929年,华北运动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参加篮球比赛的有20多队,南开队夺得冠军。此后,应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在校长张伯苓、教练董守义的率领下,远征沪上。当时上海有三支篮球队最强,青年会西侨队、沪江大学队、美国海军队,结果三支球队全部被南开队打败。此时,几次蝉联远东运动会冠军的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队,正从日本全胜而归,在上海稍事停留。南开队与其约定比赛,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队以33比37败于南开之手,于是南开球队威震远东,“南开五虎”闻名遐迩。

1941年元旦,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典礼由教育家、分校主任杨振声主持,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历史学家吴晗、著名作家朱自清、经济学教授滕茂桐等人。

有着如此浓厚的篮球氛围,南开大学的篮球实力自然不在话下,而清华大学擅长足球,北京大学的网球队实力强大,但自西南联大成立后,昆明没有条件进行足球、网球比赛,大家只好举办篮球比赛。

由于叙永到重庆很近,国民党特务企图控制该校,再逐步控制整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领导对此洞若观火,决定迁回分校。1941年8月,叙永分校师生迁回昆明校本部。

1939年元旦,篮球友谊赛的比赛现场,大学的拉拉队,为自己的球队摇旗呐喊,鼓劲助阵,气氛非常热烈。清华大学篮球队和南开大学篮球队对阵时,32岁的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戴世光也上场了。1927年至1931年,作为学生的戴世光是清华大学篮球队的重要一员。有趣的是,戴世光中学时代正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这也可以看出南开学校的篮球实力。

元旦电台播放昆曲

戴世光一上场,清华大学拉拉队便高呼:“不要慌,不要忙,清华来了戴世光。”戴世光戴着眼镜,身穿球衣,迈着矫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入篮球场。不过,此时的戴世光已人到中年,在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队员中,没打多久就被年轻队员换下去了。

1943年元旦,西南联大无线电台广播室播放了昆曲。中文系教授、昆曲专家浦江清应陶光来之邀,吹笛助兴。

北京大学篮球队和南开大学篮球队进行比赛的时候,北大学生知道本校篮球队实力不够,根本就没有组织拉拉队。但有一位周姓同学自告奋勇,在场边大声疾呼:“我就是北大拉拉队!北大队,加油!”他也给北大篮球队增加了一些力量和斗志,输得不算很惨烈。

播放的昆曲有张充和的《游园》,吴君的《夜奔》,联大某同学的《南浦》。

新年篮球友谊赛的结果毫无悬念,南开大学队战胜了清华和北大篮球队。

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她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之妹。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经常为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清唱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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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的西南联大师生

西南联大校歌词谱

2 抗战刊物元旦创刊

举办元旦联欢会

除了生龙活虎的篮球比赛,1939年元旦,战时知识分子评论刊物——《今日评论》在西南联大诞生了。《今日评论》是周刊,从1939年元旦创刊到1941年4月13日停刊,历时两年零四个月,总共出版5卷114期。

西南联大庆祝元旦最主要的方式是举办联欢会。

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是《今日评论》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后来也吸引了更多西南联大和其他高校教授为其撰稿。由于有西南联大这个坚实的大本营作后盾,该周刊以汇集的作者之众多和对时事和政治关注之深入和全面而着称,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阵地,是当今研究者了解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情况的重要载体。

1946年元旦,西南联大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合办了联欢会。西南联大剧社正式成立于1944年秋,创立人有萧荻等人,共有几十名成员;新中国剧社是1941年在桂林创建的民间职业剧团,领导人有田汉等人。

《今日评论》创办的直接目的,显然就是要为抵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尽一份力量。刊物的作者们,围绕应当如何改革中国政治,以更好地动员全国力量、增强国力并争取抗战胜利进行了充分的思考,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对时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西南联大物理系叶企孙教授,以“唐士”为笔名,在《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河北省内的抗战的情况》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预见性地指出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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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被新闻报刊史的研究者称为“抗战期间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还有学者认为,《今日评论》“是抗战期间刊载国内各界着名专家学者着作的重要论坛”,“是当时西南乃至中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类刊物”。

西南联大阅读室

随着抗战的深入,大学生们也开始发动群众投身抗战中来。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兵役宣传,也是西南联大参与的与抗战有直接关联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西南联大组织了两个兵役宣传队:一个是由三青团组织;一个是由进步社团——“群社”组织。

两社按照云南本地习俗,地上铺上青松毛,席地而坐,共用美味佳肴,饭后表演节目助兴。

1940年1月1日,西南联大“群社”组织兵役宣传队,到昆明西北富民县龙潭街,用唱歌、演戏、家庭访问等方式宣传抗战,动员群众参军抗战。

在这次元旦联欢会上,剧艺社表演了京剧《鸿鸾禧》(由冯梦龙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而成);两个剧团合演了搞笑文明戏《唐伯虎点秋香》。新中国剧社著名演员蓝马(董世雄)还表演了走钢丝等节目,动作十分搞笑、滑稽。 

“群社”兵役宣传队到龙潭街时,也正巧是赶街的日子,大学生们利用赶街的好时机,积极宣传抗战。宣传队演唱了抗战歌曲《救亡三部曲》,还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广场剧《汉奸的子孙》等戏剧。由于同学用新学会的昆明方言进行演出,所以很受大众欢迎,而抗战歌曲也与话剧一样,激起人们对敌人的同仇敌忾。

宣传队深入群众,用谈天的方式进行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大学生也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对当前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大学生们的诚恳态度,也使得农民们愿意倾诉心怀。当时,大学生们还学会了用当地语言说“打倒日本”和“明天我们回去了”。

3 分校在元旦举办开学典礼

1940年,日军攻占越南,威慑云南昆明,国民党政府要求西南联大搬迁到四川,西南联大校务会进行了多次讨论,并派人到四川寻找合适的校址,但大家都认为:第一,搬迁一所大学比较困难;第二,昆明是军阀龙云的地盘,他是一个开明的军阀,而四川靠近当时的陪都重庆,容易遭到特务的渗透和控制。校务会最后决定,在四川叙永县建立分校,大一新生在此报到、学习。

叙永县城坐落在永宁河峡谷中的一个坝子上,东城和西城隔河相望,上桥、下桥把两城连接起来。它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镇,离重庆大约有400多里。

1940年12月,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在叙永城六个旧庙宇中成立了,它们分别是——春秋祠、南华宫、文庙、帝王宫、关帝庙、城隍庙。这六座古庙分布在永宁河的两岸。主校区在文庙和关帝庙;女生宿舍在帝王宫,男生宿舍在南华宫、春秋祠;教室和实验室、图书馆兼自修室则分散在城内各大庙宇。12月上旬,来自云南昆明、四川重庆、广西桂林等地的700多位大一新生来到了叙永分校。

1941年元旦,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教育家、分校主任杨振声主持,参加开学开学典礼的有历史学家吴晗、着名作家朱自清、经济学教授滕茂桐等人。

由于叙永离重庆很近,不久,国民党特务企图控制该校,进而逐步控制整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领导对此洞若观火,决定把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迁回校本部。1941年8月,叙永分校全体师生与教学设备顺利迁回昆明。

4 师生与少数民族联欢

在战争的炮火不甚猛烈的时候,西南联大在元旦也会举办联欢会。1943年元旦,西南联大无线电台广播室播放了昆曲。中文系教授、昆曲专家浦江清应陶光来之邀,吹笛助兴。此次播放的昆曲有张充和的《游园》,吴君的《夜奔》以及西南联大一位同学演唱的《南浦》。

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她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之妹。在这四姐妹中,张充和不仅诗书画兼长,唱昆曲更“无纤毫俗尘”。诸多文人雅士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章靳以曾在苏州听充和唱昆曲《芦林》,听到泪流满面。诗人卞之琳对她用情尤专,只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张充和以诗言志:昆曲是最爱,知己非干情。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经常为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清唱昆曲。

1946年元旦,西南联大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合办了联欢会。西南联大剧社正式成立于1944年秋,创立人有萧荻等人,共有几十名成员;新中国剧社成立较早,它于1941年在桂林成立,领导人有田汉等人。1946年元旦,西南联大剧艺社和新中国剧社按照云南本地习俗,地上铺上青松毛,席地而坐,共用美味佳肴,饭后表演节目助兴。在这次元旦联欢会上,剧艺社表演了京剧《鸿鸾禧》;两个剧团合演了具有喜剧风格的文明戏《唐伯虎点秋香》。新中国剧社着名演员蓝马还表演了走钢丝等节目。

云南遍布多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的大学生们,对少数民族歌舞有了研究,因此元旦到来时,除了昆曲、戏剧等演出,少不了少数民族歌舞表演。1945年,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彝族地区,开办夜校,做少数民族的工作。西南联大的学生王松声、毕恒光和梁伦等人一起,前往云南路南、石林、圭山等地采风,调查阿细人和撒尼族等民族的音乐和舞蹈。1946年元旦,受昆明进步文艺界的委托,王松声、毕恒光和梁伦等人来到圭山地区选拔彝族的音乐舞蹈节目,并组织阿细人和撒尼族人,到昆明举办彝族同胞音乐舞蹈晚会。晚会由闻一多、费孝通等担任顾问,王松声、梁伦等分别担任音乐、舞蹈、戏剧、朗诵和舞台的艺术指导。晚会上的一些歌舞节目后来还走出了校园。1946年初夏,圭山彝族音乐舞蹈大会在昆明举行招待演出,新闻媒体记者、文化艺术界和西南联大师生3000多人观看了演出。此次演出,上演了彝族长篇史诗《阿细的先驱》,它以男女对唱的形式,讲述了彝族的创世神话和现实生活。演出轰动了春城,此后一票难求,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的不安。五天后,演员们到昆明省党部礼堂演出时,遭到禁演。

最终由闻一多出面,并请多方人士斡旋,才得以继续演出。音乐舞蹈大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闻一多教授撰文写道:“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来折磨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添更多的光辉?”费孝通写道:“我们的眼睛向着人民时,一切都是希望、光明和鼓励,路南彝民的歌舞又是一个强烈的例证。”

补白

抗战时重庆居民如何过元旦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陪都,从1937年至1945年,重庆的居民度过了八个不一样的元旦。在这八年中,重庆开展了哪些庆祝活动呢?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抗战动员活动。元旦抗战动员活动主要有大会演讲、广播讲话、报纸发文等。1938年12月31日、1941年元旦以及1942年元旦,国民党政要发表了演讲,进行抗战动员,重庆市部分官员也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积极抗日。除此之外,国民党政要还通过广播电台,大力宣传抗战。每年的元旦,《中央日报》均会发表新年纪念文章,回顾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预测抗战胜利的前景,以此来激发军民的抗战热情,坚定大家的抗战信心。

除了演讲,还有一些纪念会。1940年1月3日,川东师范举行元旦纪念大会,会后举行体育表演大游行。1941年1月7日,重庆妇女会在国泰大戏院举行抗战军人家属新年联欢会。

另外,在元旦,重庆还经常举办抗日游行活动。主要目的一是庆祝,二是纪念,三是示威。具体形式有:提灯游行、火炬游行、体育表演游行、龙灯游行、坦克游行等。

1939年元旦,重庆各机关、学校、团体整队出发,工商团体则准备了龙灯、狮灯、彩灯,而当时的一些中国乐队和西洋乐队,更是全体出动。在游行的群众中,最少的也准备了一对彩烛,或者几根蜡烛,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颇具气势。

1940年元旦,一万多群众参加了体育表演大游行。广东同乡会表演了舞狮,湖南同乡会表演了游龙,新戏院表演了关羽、岳飞的戏剧,孤儿院学生表演了跳网、踢毽子,此外,各工商团体表演了龙灯、花灯等。

1941年1月1日晚,重庆北碚镇第七保国民学校举行了火炬游行,除了该校师生,该保百姓、防护团员都全部参加,大约有500多人。游行起点为东阳镇,火光四射,绚烂夺目,锣鼓喧天,沿途高呼抗战口号,高唱抗战歌曲,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

抗战时期,重庆每个元旦还会举办抗日捐献活动。元旦后也有捐献活动,八年间共举办30多次抗日捐献。在此阶段的抗日捐献,和抗战前的捐献相比,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多,涉及各个阶层,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有抗日募捐、抗日献金和抗日义卖。

抗日募捐的主要形式有球赛募捐、游艺募捐和新年募捐等,为前线抗战募集了物资,从物质上直接支持抗战。1939年1月2日,中国童子军为了救济难童,主办了一场募捐足球赛。在中场休息时,拍卖了两只足球,范绍增将军以200元买了一只,杨虎将军以30元买了另外一只。1940年元旦,重庆9000位童子军开展新年募捐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救济难童,筹集善款,激发同胞的慈悲心。1941年元旦,重庆市文德女子初级中学主办了慰劳抗战军人家属游艺募捐大会。

抗日献金的主要形式有普通献金活动、节省新年耗费活动、献机活动等,在物质上支持前线抗战。1939年,重庆各商店、铺户和居民,免除宴会、贺电、贺片等礼品,把这些费用捐献给国家。1940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浙江籍同学举行了“献机”活动,共获得500多元。1941年元旦,国立十二中师生发起“献机”活动,共得5000多元。1945年元旦,重庆妇女界举行了献金大游行,在夫人、小姐们热情的劝募下,几天下来,募得献金1000多万元。

除了通过物质支援抗战,重庆居民元旦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慰劳活动。按慰劳内容,有物质慰劳和精神慰劳之分。1942年元旦上午10时,重庆各界在都邮街广场,举行全国慰劳团出发典礼。同一天,全国慰劳总会委托重庆市警察局派人分发抗战家属贺年礼品,每户发毛巾一条,食盐一斤半。1943年元旦前夕,重庆市慰劳分会于1942年12月29日、30日和31日,慰劳重庆全体抗属,每户赠送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并在12月31日上午在电影院举办了慰劳大会,放映电影。赖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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