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如何看待方言写作(图)

在黄药眠看来,要创作出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特色的伟大作品,作家必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必须“纯熟的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其方法是“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最终使地方土语慢慢成为写作语言(新的普通话)的构成部分。

3月底的一天,金山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周志华回到家,笑着和家人卖起关子:今晚看电视!丈夫和儿子在新闻中看到她才惊喜地知道:周志华成了金山区的上海话发音人之一。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和使用大量的四川方言《我们家》均在参评作品名单中,而《繁花》最终获奖。我写作不是为了读者,更不是为了自己,是因为想表达,有了表达的欲望才去写。

从时间上看,黄药眠(1903—1987)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至1929年之间,他出版了《痛心》和《一个妇人的日记》,以及发表了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等作品。从题材内容看,这些小说大体上属于当时的“革命文学”。第二阶段是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新中国建立期间,除了出版以国统区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暗影》外,黄药眠还有另一部小说集《再见》以及另外几篇短篇小说面世。这些篇章,在思想主题、题材内容、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比其之前的作品更为开阔。尤其在书写语言方面,由于黄药眠对方言土语的积极倡导和自觉实践,使得他这一时期的小说整体上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新鲜!上海话发音人是干什么的?

方言;写作;普通话;小说;读者

从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作品来看,黄药眠第二阶段的小说,除了《陈国瑞先生的一群》发表于1939年之外,其余全部发表于1940年以后,计有:《一个老人》(1942年)、《再见》(1943年)、《章红嫂》(1943年)、《克复》(1943年)、《热情的书》(1944年)、《李宝三》(1944年)、《淡紫色之夜》(1944年)、《小城夜话》(1944年)、《古老师和他的太太》(1946年)、《野店》(1946年)、《尼庵》(1946年)、《暗影》(1946年)、《县长》(1946年)等。按照后来小说集《淡紫色之夜·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追述,黄药眠1940年代在广东梅县、广西桂林期间陆续写了《重逢》《淡紫色之夜》《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小城夜话》等,而《暗影》和另外几篇小说,则是1946年回香港后所写。大体上,这些小说的素材都来自他所生活、工作的几个地方,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写“真正的中国人物”。换句话说,书写其熟悉的粤、桂地区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土生的农民”,正是黄药眠这一阶段小说题材的整体取向和基本特色。

顾名思义,就是说上海话的人。但这可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当的,他们的声音是要进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上海话有声数据库的。由于各区县发音不相同,全市分了市区2个、郊区10个调查点,每个点的调查采录,包括4位发音人的上海话语音资料和3位发音人的上海普通话语音资料,最后,将据此绘制上海方言地图。全市公开招募上海话发音人的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本月底。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和使用大量的四川方言《我们家》均在参评作品名单中,而《繁花》最终获奖。作者金宇澄也惊讶于,这本大量使用沪语写成的小说,却得到了不少非上海读者的追捧。

粤、桂一带的风土人情,尤其当地人物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都是黄药眠所熟悉的,而当它们作为素材进入小说时,如果再配上符合当地特色、人物身份的书写语言,无疑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在《一个老人》《章红嫂》《热情的书》等小说中,作者对于当地风物的描写,可谓别致。《一个老人》中“他的眼睛呆呆地视着那地上冒烟的烟屎”,《章红嫂》中“她赤着足急忙从房子里搬出来一张破旧的交椅放在天井的正中”,《热情的书》中“一个水鳖递了过去”、“前天晚上给火烟烧得绯红的山头”等等,这里的“烟屎”(烟灰)、“交椅”(椅子)、“水鳖”(水壶)、“火烟”(带烟的火)正是闽南、粤东等地人民对相关生活用品、日常现象的专有称呼,是典型的方言词汇,它们的使用,透露出浓厚的“土”味。

而在先行试点的金山区,已有包括周志华在内的5位发音人被选拔出来。他们是些什么人?选拔条件是什么样的?这项招募对于保护传承地方语言有着怎样的意义?记者开始了寻访。

其实,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方言小说”,“方言写作”成为文坛一时之热。莫言、余华、张炜、阎连科、韩少功等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借鉴和使用方言资源。同时,争议也随之而来,方言写作是锦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方言写作是否存在局限性?方言写作如何把握好“度”?针对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业内专家进行探讨。

在《李宝三》中,除了展现粤东韩江地区归来“番客”的生活境遇,以及充满客家民系元素的客家山歌、族群伦理等风土人情之外,作者在描写人物时,采用地方土语的现象尤为突出,比如:

发音人的平凡生活:

价值

“义和隆……你知道,替大头家管钥匙……钱箱子满是金银宝贝,荷盾……”阿宝三抛浪头,把心目中认为最阔绰的职业,拿来加在自己的身上。

要的就是原汁原味

体现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

“那有什么,我又不要人家替我起牌坊……”(阿宝三说)

他居然说他傻,这句话用上海话怎么说?

“文学创作离不开方言。”《咬文嚼字》杂志执行主编黄安靖认为,很多作品都有方言的痕迹,很多作家的创作带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如鲁迅的作品里就有很多绍兴话,沈从文的作品中就有许多湘西方言,老舍作品里的北京话色彩很鲜明,莫言作品里山东话味道非常浓厚,贾平凹作品中的陕西话特色更是十分明显。古代也一样。比如《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带有方言色彩。在古代,小说一般不署名,或署化名,现在许多学者就从小说中的方言入手,考证小说的原作者。

学生们看见了,都会笑他“李宝三,你这样好心,你死后金童玉女会带你上天堂……”

发出的音将是伊讲伊戆伊讲。

为什么文学创作离不开方言呢?这主要是由话语的“表达力”决定的。文学创作过程,其实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的过程。一个人掌握一种方言,现在大都还会普通话,有人还会说一两门外语。他掌握得最好的是哪种“语言”?一般是方言。因为方言是他习得的“第一语言”,开始说话就学,融入了生命之中。

“现在做长辈的也太没有了牙根,如果是从前曹叔公还在的时候,唔,那她就休想进我们李家的门,一百个屎扫帚来铲……”风嫂子亦高声附和着。

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并不是说普通话表现力不强,而是说方言是人最早习得的“第一语言”,掌握得最好,最能准确地表情达意。文学创作是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最高层次,作家在作品中使用方言,是为了准确地“表达”的需要。

“唉,现在这样的乱世,还管得那么许多,只求阿宝三有职业,不会在家里偷鸡吊狗,也就罢了……”(道先叔说)

在上海市区之外,郊区方言有颇多独特之处。一位从小听惯上海话的知青子女,从外地考到沪上某媒体工作之初,信心满满。天晓得,第一次采访到郊区,满耳都像听天书。和一位阿婆鸡同鸭讲了半天,最后还是请在地里干活的高中孙子回来,做翻译。

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杨辉看来,正因为使用方言,才让读者感受到逝去的旧上海的世界,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杨辉认为,文学中方言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而代表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体现作者的“想向读者敞开的世界”,如果变成普通话写作,会丧失原有的调性和韵味。他举例,金宇澄在写《繁花》之前已经有20年左右没有进行小说创作。弄堂网是一个上海方言网,他从最初发帖,开始尝试第一次用上海话写作,越写越有意思。也是因为沪语写作的关系,这本书才能在三个月内迅速完成初稿。

这里的“大头家”意即大老板,“抛浪头”意即吹嘘自己或吓唬人以显示自己威风、出风头,“起牌坊”意即立牌坊,“好心”意即好心肠,“没有了牙根”意即规矩、态度等不严厉,“屎扫帚”指专门用来清理粪便的扫把,“偷鸡吊狗”意即偷鸡摸狗、不务正业。以上无论是词汇还是短语,都属于地方土语的用法,放在对话内容中,无疑使得人物的言语、态度和思想,具有粤东一带原生态的乡土气息。

这个采访的地点,就是此次先行试点招募发音人的金山。

金宇澄也曾谈到,作品中沪语特色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独特性”,“《繁花》是一部用上海话思维写成的小说,与普通话的思维大不一样,之前有人尝试,叙事时用书面语,对话时用方言,而《繁花》全部用方言句式完成,虽然也担心方言色彩太强,会拒绝其他读者,尽量改到与普通话同步,但是句式始终与普通话不一样,有语音的特征。每种语言都有它特别好的东西,有些内容用普通话表现,味道会淡下来。《繁花》的文体,是碰巧找到的。”

毋庸讳言,在文艺作品中适当地使用方言土语,不仅有利于观察、描写的深入,而且有利于作家体验、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渗入,使得他们提炼出精炼的方言来,在丰富文学表现词汇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而对地方土语的吸收与使用,正是黄药眠的文艺论文《中国化与大众化》(载1939年12月10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重要主张之一。在黄药眠看来,要创作出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特色的伟大作品,作家必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必须“纯熟的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其方法是“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最终使地方土语慢慢成为写作语言(新的普通话)的构成部分。

还有个故事。金山农民画家阮四娣画鸡,来参观的外国友人问她:你为什么要把鸡画成这样?阮说:趣。当时的翻译,译成了有趣,其实,这里说的趣是漂亮的意思。

同样,在陕西作家中,例如贾平凹作品中使用的方言,以改造后的商洛语言为主,陕西方言中存留下很多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语言文白夹杂,很多作品是陕西方言的结构。例如《秦腔》《古炉》中没有宏达叙事,都是靠细节推进,方言恰好能够表现细节。而莫言作品中,“铁撮子”、“钢精锅”、“笤帚疙瘩”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日用品,“灰挂”则是日常生活中对灰尘的方言称谓,这些方言让莫言的小说沾染了更多的生活气息,也更贴合小说中农村民众的生活。

黄药眠不仅抱持此一主张,而且在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积极展开实践。这种实践,在收入小说集《暗影》的《县长》一篇中可谓比比皆是,兹举数例:

居住在金山石化的作家薛舒感叹,金山话有文言意味,蕴涵丰富情致和豪爽的乡土气概。

文化学者、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主编了《天津方言词典》,在天津档案馆的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中担任专家组的组长。在编写《天津方言词典》过程中,通读了冯骥才、蒋子龙、航鹰、林希、肖克凡等一系列天津本土作家的小说,从中感受天津方言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并且把其中精彩例句收入词典。文学离不开语言,文学作品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重心,口语、对话以及使用的词语正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巧妙运用方言能更好地体现人物性格,同样也能体现出方言的特色和魅力。天津方言的简洁明快幽默诙谐和富有表现力在天津本土小说中得到生动体现。这些作家的方言写作丰富了天津方言,把天津方言当中的精华吸收,用文学作品呈现出来,对天津方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对语言生态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哎呦,这有什么难为情,你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虽然有一个女儿,但是她生的儿子,总不会变成你的孙子!难道你真的想绝代不成……”(县长太太说)

不过,听的人觉得有文化,讲的人其实普通,也未必对语言有什么深入研究。就比如,这次入选上海话发音人的翟志丰。

“现在有枪杆的就恶,我早就说你不要再做文官……”(县长太太说)

哈地方勿适意?63岁的老翟,是金山区朱泾镇大茫村的乡村医生,有辆小小的电瓶车,平常骑着它穿梭在村里各个角落。早晚在家,也常有村民找上门。我的金山土话,恐怕就是在30多年给村民看病的过程中,越说越溜的。翟志丰说,许多村里的老人,普通话一点也不懂,必须说金山土话。他们耳朵也背,要说得特别响。就因为老翟说土话时间长而且纯正,这次,村委会推荐了参加上海话发音人的选拔。

“是的,我说一个人出来社会上做事,总得要有良心,至于那些过桥拉板的人,人家即使会上他次当,可是第二次是谁也不相信的……”(县长太太说)

另一位发音人马龙其,67岁,祖祖辈辈没离开过金山朱泾镇。老马也是个热心人,从工厂退休以后,没事就去居委会帮忙,让大家高兴,这是生活乐趣!练了30多年毛笔字的老马,常常帮别人写对联,哪个邻居结婚了、祝寿了,他都忙得不亦乐乎。我喜欢与人聊天,不管年轻的、年老的,都聊得来。老马说。

“我同他和处,他却偏要逞强,到处对人说我怕他!说我有好多蹩脚拿在他手里……”(李区长说)

如果说有优势,那么老年发音人土话地道,中青年发音人土语和普通话都熟。40岁的徐连明和35岁的周志华,同时兼任了地方话和地方普通话发音人。在金山区朱泾镇金汇居委会工作的徐连明,家里三代同堂,跟老人学得一口地道的金山话,由于从小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不过,老徐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大嗓门,周围的人都说了,我这一嗓子,悦耳!

“你还没有做事,不要就先对人许猪许羊的……”县长太太微笑地说,心里自然是充满着欢喜。

目前金山选出来的这5位发音人,正像金山区的面试考官、复旦大学教授游汝杰所说,不单是本地人会讲本地话,而且普遍精神好,健康,反应快,口齿清楚。说白了,选发音人还讲究个精、气、神。

“唉,吴秘书这人,虽然很多花头诡计,但有起事情来,倒还是很能干的。”(县长心里想)

发音人的选拔条件:

这里的“绝代”意为断子绝孙,“恶”意为威风,“过桥拉板”意为过河拆桥,“蹩脚”意为把柄,“许猪许羊”意为各种承诺,“起事情来”意为发生事情。在后来的《小城夜话》《章红嫂》等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

土生土长卡了多少人

(洪子良说)“我今天还有点手尾……”(《小城夜话》)

发音人严月琴记得,居委会曾问了她一连串问题:你是不是本地人?你爸妈是不是本地人?你的丈夫也在本地吗?

“唔,这样无思无想的人!”陈老板斜乜着他,低声骂道。(《小城夜话》)

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上海话发音人招募启事》中,规定老年发音人生于1941年至1950年间,青年发音人生于1971年至1980年间,并要求:

(刘先生说)“想不破啦,嘻嘻,女人们就是这样的……”(《小城夜话》)

浦西城区发音人,必须出生、成长在此,小学、中学就读在此,之后没去外地连续生活、学习、工作4年或4年以上;父母长期在浦西城区生活居住,说浦西城区方言;配偶的出生、成长和居住地均为浦西城区,或90年代后才搬到浦西城区以外的上海其他区县居住,说浦西城区方言。

(章红嫂说)“唉,我自从跑到章家,没好吃没好穿,做生做死还要受气,一走过人家的房门,大家都吐着一撮口水……”(《章红嫂》)

郊区、县发音人,必须出生、成长、居住在规定地,具有改革开放以前的城镇户口。在规定地镇上就读小学、中学,之后没有去外地连续生活、学习、工作4年或4年以上。所谓规定地,闵行是莘庄镇,金山是朱泾镇,奉贤是南桥镇,崇明是城桥镇

“是的,他是家官!你们如果要人,你们也用不着追,现在立即交出四百元来!不然我们陈家也是不好欺负的。”那人叉着水桶般大的腰(说)。(《章红嫂》)

这些限制,卡了不少人。闵行区报名点的唐老师告诉记者,两周多来,每天至少有两三个人来报名,可80%以上都不符合要求。比如,3月24日报名第一天,一大早就拄着拐杖来的张阿姨,热情高、土话说得不错,可惜是1994年才从市区搬到莘庄镇的;有位姑娘住的地方离莘庄镇有段距离

(章红嫂说)“哈哈……我就是莺莺娘娘,今天看见你们有灾有难,特别跑来镇压那些邪神邪鬼,烟精烟怪……”她口角上糊着白泡,呲着牙齿,手指脚画,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了。

标准是不是苛刻了点?

这里的“手尾”在现代粤语中用来表示尚未完成的、收尾性的琐屑工作,“无思无想”意即没有思想,“想不破”意即想不开,“做生做死”意为拼死干活,“家官”意即家长,“邪神邪鬼”、“烟精烟怪”意为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地方土语的运用,不仅展示了人物所处地域的特点,也流露出其言语里面的立场和态度。然而,地方土语虽然表现力丰富,但毕竟属于各地方言,如果不加节制,对方言区域之外的读者而言,很可能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从而影响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因此,黄药眠在小说中大胆使用地方土语的同时,十分留意作品在方言区之外的可流通性,这正如他在小说《李宝三》篇末“注一”中指出:“在直接引用语里面,在必要时,也采用了一些土语,但作者并没有想把许多别的地方的人所难于了解的土语也都一律掺杂进去。因为有些土语,可以用国语代替,而其意义完全一样的,也就无需乎用土语了。”

专家解释,这是按照国家语委的要求,希望获得更纯正的地方土话,也是为了缩小选拔范围。毕竟,在其他区域居住过的人,语言可能会受到干扰,从而影响对本地语言的判断力。从语言发展来看,一个县的方言一般都以县城,即县政府所在地为优势方言,所以郊区的规定地一般也是区政府所在地。

此外,或许是为了增强小说中语言的“土”味,此一时期,黄药眠不仅在人物对话中,而且在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情、动作等方面,也都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

待符合条件的发音人招募完毕后,才进入由高校专家团负责的面试环节。市语委副主任张民选表示,每个调查点将选拔7人,分别是4个上海话发音人和3个上海普通话发音人,全市总计84人次。

傅叔公的老花眼睛才一□[原文不清],那个被人叫做寿嫂子的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她胖肥胖白的躯体有着一股中年妇人的臃肿。(《一个老人》)

发音人的面试关:

肚子虽然不会饿,但究竟是空箩箩的,而且一身越来越没有气力了,他张开口又想喊,可是刚说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古老师和他的太太》)

地方土话土到啥样

县长太太起身想去到茶几上倒开水。(《县长》)

尽管全市范围内的发音人面试,要到5月揭秘,但先行试点的金山区的那场面试,或可管中窥豹。

“啊,官长这样早!”廖浩若不绝的鞠躬,走近前来。而酒井中尉也正想回头找寻他的翻译,突然从左边林子里一排枪洗了过来,翻译和廖浩若,三个日本兵都倒下去了。(《克复》)

周志华记得,面试在金山区朱泾镇镇政府的社区活动中心,共有各居委会推选出来的50多个候选人参加。那天的主考官,是复旦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游汝杰教授。

事后,章红嫂急喘着气,连腰都伸不起来,就这样慢拢拢地像受了伤的小虫爬回到自己房子里去。(《章红嫂》)

第一项内容是读字,都是些具有金山地方话特点的字。比如麦和袜,这两个字用上海市区话读基本同音,发麻音,而用金山土语朗读,则分别对应麦和麻音。还有铁和踢,也属于市区同音,金山不同音。

这里的“胖肥胖白”(胖而且白)、“空箩箩”(肚子十分空)、“想去到”(想去)、“洗了过来”(扫射过来)、“
慢拢拢”(十分缓慢)无论是表示状态还是动作,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用法,而是方言土语的用法,作者将它们用在描写小说人物上面,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作品人物所在地方的“气氛和情调”。

游汝杰告诉记者,金山土语有缩气音、区分尖音和团音等14个特征,在面试的考核中,都有所涉及。比如刀和饱字,能体现金山话的缩气音,秋和丘字有着尖音和团音的分别,女、老、暖、买这4个字,上海市区话是低升调,金山土话则是低平调。

总的来看,黄药眠小说创作中的方言实践,与其彼时的理论追求相呼应。1945年,在《略谈五四与新文艺运动》(载1945年5月23日成都《天风》第9期)一文中,黄药眠指出,五四新文学还不能深入大众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所使用的白话还是一般中层分子所用的“官话”,距离大众的语言还是很远,而要文艺能够更多地撷取大众的语言,首先就要文艺作者能够深入大众。就1940年代“国语文学”的创作而言,在深入大众并从大众中提炼出具有鲜活表现力的语言,由此应用到文艺创作中,使得作品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特色,黄药眠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这也印证了他在《中国化与大众化》一文中的主张:文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的核心不应该仅止于理论探讨,而应视为一种运动,在创作实践中寻求解决。

用金山土话读字,让面试者们感觉很好玩,也有点别扭,平常说的时候更顺。周志华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之后一个环节,是用普通话念一段文章,周志华选择的是《伊索寓言北风和太阳的故事》,专家根据面试者的发音清晰、咬字准确等方面进行判断,按照地方普通话的不同层次,确定3个发音人。

平常爱看新闻,和孙子说普通话的严月琴,顺利通过面试。和孙子说金山土话,他有时候搞不懂!严月琴举例说,普通话现在什么时候,用上海市区话叫啥辰光,用金山土话叫哈目介。

游汝杰介绍,等发音人确定以后,来自4所高校的专家团还将对他们进行调查。包括朗读1000字的字音表,朗读1200个当地方言词汇,50个句子,讲述规定故事和本地故事等,还将请4个发音人对话,用本地话讲述几个话题,例如本地人如何过春节、办婚礼等。

总之,这将作为一项国情调查,把当代上海人究竟如何讲上海话,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沪语的保护和传承:

发音人仅是其中一环

我儿子这一辈说的上海话都已经不标准了,孙女更是不会说。在上海话发音人市区报名点,一位老人的感慨,引起在场很多人共鸣。

作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方言有声数据库将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上海语言的面貌,及时记录和保存语言、方言资料,保护语言文化遗产。张民选说:国家推广普通话,但不消灭方言。今后上海将进一步推广、普及普通话,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同时将不断加强上海方言的传承与保护,打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品位。

语言本身是一种重要文化,又承载着人类许多其他文化。胡适说过: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上海大学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教授表示:方言是活水之源,普通话正是从各种方言中,汲取了好词汇,才生机勃勃。比如,上海话里的套牢,东北话里的忽悠,都被收入了词典。像有腔调、劈腿这些有现代意义的风趣词汇,也都是上海话中产生的。

也是3月底,沪上首个社区沪语培训班,在静安区石门二路社区正式开课。一些新上海人,学起了上海话。培训班的合作方、沪语网负责人罗春乐,正是一位2000年来沪的新上海人,想学上海话的人一大批,就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语言环境。于是我办网站,搞沪语春晚,让更多人入乡随俗。罗春乐说。

曾编写《上海话大词典》、设计上海话输入法的钱乃荣,对沪语感情很深:上海方言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在江南水土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基因和密码。上海方言的全部发展历程,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作用。文化易碎,所以要悉心保护。

专家们呼吁:在正式场合,说普通话。在家里,家长们可和孩子多说说上海话,使孩子在学语言最佳期学会普通话和上海话。只有全社会共同营造一个宽松的语言环境,普通话和上海话方能互补双赢。

链接

一些上海话常用俗语

吃勿消:支持不住,受不了

扎面子:争面子,有面子

瘪塌塌:形容扁瘪,口袋空虚

拎勿清:笨,不能较快领会

吓人倒怪:令人害怕受惊

黄鱼脑子:健忘的脑袋

轧闹猛:凑热闹

戆搭搭:傻乎乎

寻开心:开玩笑,逗着玩

兜得转:善于打交道,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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