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语和诗歌结缘的六十年

图片 1

  最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分别是长诗卷《安魂曲》、短诗卷《我会爱》和散文卷《回忆与随笔》。这套三卷本“阿赫玛托娃诗文集”由翻译家高莽生前亲自编选、翻译并绘制插图,展现诗人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创作风貌,并每卷辅以导读。

图片 2

谷羽(左)与高莽在“历史之翼——高莽人文肖像画展”上

图片 3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美国

图片 4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20世纪俄罗斯的重要诗人,她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十五岁时即开始创作诗歌,一生创作颇丰。

喜欢外国诗歌的读者,想必知道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名字,知道这位俄裔美籍诗人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知道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写出过跟中国有关的诗歌作品《明朝书信》;可是未必知道他翻译过中国诗歌——早期跟汉学家合作,翻译中国古诗,后来学习汉语,直接依据原作把唐诗翻译成俄语。

皇村的普希金纪念碑

  这套集子中的《安魂曲》是长诗卷,收录《安魂曲》《北方哀歌》《野蔷薇开花了》《子夜诗抄》《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
其中,《安魂曲》被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称为“俄语最伟大的组诗”,其中的名句“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表明了诗人为同胞、为民族泣血发声的坚强心志。《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是诗人历时25年写作的史诗巨作,在这部作品中,旧世界崩塌前的1913年和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的1942年交织出现,文化名流、传说人物相继登场。

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曾在中国工作过。布罗茨基15岁时厌倦了学校刻板的教育,自动退学,步入社会,自谋生路,当过医院太平间看守、勘探队的勤杂工,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18岁时他开始写诗,21岁时结识了着名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她的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悲剧意识、哀婉凝重的诗风,有深切的理解。他也知道,阿赫玛托娃翻译过中国大诗人屈原的《离骚》,翻译过李白、李商隐的诗歌作品,这是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缘由。

图片 5

  《我会爱》是三卷本中的短诗卷。本卷按出版顺序编排,收录了阿赫玛托娃八部诗集中的近150首抒情诗精品。同时代作家楚科夫斯基曾评价:“无论之后两三代的俄罗斯人何时坠入爱河,阿赫玛托娃的诗都将伴随他们。”

1963年,23岁的布罗茨基认识了另一位汉学家鲍里斯·瓦赫金,此人翻译出版过《汉乐府》诗集。他十分赏识布罗茨基的才华,正是他建议布罗茨基尝试翻译中国古诗。他为年轻诗人提供了原作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让他加工润色,完成诗化译本的最后一道工序。他们俩合作翻译的诗歌当中有孟浩然的《春晓》。布罗茨基请瓦赫金朗读他的初译稿,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分钟,当场写出了诗行很长的译文,回译成汉语是:

列宁格勒大学

  《回忆与随笔》是三卷本中的散文卷。这些散文、随笔、日记和书信记录了诗人成长经历、写作过程、情感体验,也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各文学流派的内幕、它们的演变和成员之间的矛盾。

春天,我不想起床,聆听鸟儿鸣叫,

席间,叶老师忽然对我说:“小谷,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从中文系要过来的!”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960年外文系恢复俄语招生,报考的学生不多,从中文系挑选了几个转到外文系学俄语,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叫做命运。破解了五十多年前的秘密,我不抱怨叶老师,反而心存感激,我心里明白,正是叶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门,从而有缘走进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聆听俄罗斯诗歌美妙的旋律。

  10月13日下午,在北京举办了“高莽先生暨《阿赫玛托娃诗文集》研讨会”,《世界文学》副编审庄嘉宁,著名翻译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书评人绿茶与会进行了分享。

我长时间回忆,昨天夜晚狂风呼啸,

图片 6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知道该有多少。

今年我78岁,回望60多年前,1957年,我刚上高中,开始学习俄语,舌尖颤音р发不出来,光练打嘟噜就练了一个多月,后来学名词变格,动词变位,几乎张口就出错,初步体会用两个字概括:真难!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作文,还喜欢诗歌,课余时间常悄悄写诗。

  《安魂曲》: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

瓦赫金感到非常惊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颖的译诗。他高兴地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翻译中国诗。在你之前所有的译者都想方设法把诗行译得简短,因为中文词句在俄罗斯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出奇地简短。可与此同时,每个方块字比一个俄语词的内在含义却要多很多。这种汉字与俄语单词内在容量的差别,是让翻译家最感头疼和棘手的难题。没想到你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能够以这种长长的诗行翻译古典诗歌,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临近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报文科的只有两个人。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本没有报俄语。出乎意料的是,我被南开大学录取,却被分配到外文系学俄语,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长时间我都感到郁闷和失落,一直懊悔语文没有考好。

  “高莽先生当年在哈尔滨报社当编辑时,组织曾让他翻译一份名叫《关于党在文学艺术方面政策的决议》的文件,这个文件中着重批判了两个作家,其中就有阿赫玛托娃,文件说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淫荡的、色情的诗人。这次翻译任务让高莽在以后的日子里十分挂怀。高莽不止一次谈到当年那么翻译,觉得对不起这个诗人,他觉得应该更多地介绍她,以对她优美诗歌的介绍来抵当时翻译的中央文件对这个女诗人造成的伤害。”刘文飞谈道。

此后,瓦赫金还曾鼓励布罗茨基说:“你最好能多翻译几首中国古诗。如果你不译,许多读者都还以为中国古诗就像艾德林想象出来的那种样子——没有乐感、没有韵、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不过是光秃秃的逐词逐句的翻译初稿……”

2016年7月,我的老师叶乃芳教授九十寿辰,他的几个研究生来天津为导师祝寿,约我一起吃饭。席间,叶老师忽然对我说:“小谷,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从中文系要过来的!”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1960年外文系恢复俄语招生,报考的学生不多,从中文系挑选了几个转到外文系学俄语,我就是其中之一,这就叫做命运。破解了五十多年前的秘密,我不抱怨叶老师,反而心存感激,我心里明白,正是叶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门,从而有缘走进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天地,聆听俄罗斯诗歌美妙的旋律。

  在后期被苏联批判后,阿赫玛托娃很长时间不能写作,她就开始做翻译,“她翻译了很多中国的诗歌,她挑了屈原、李商隐、李清照等的作品,大部分是一种悲剧的、唯美的东西,将个人经历和家园、事件、关怀结合起来。”

艾德林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翻译过陶渊明、白居易的诗歌。遵从他的老师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主张,他翻译中国古诗历来都不押韵,他认为押韵会“以词害义”。而瓦赫金则认为押韵是汉语古诗的本质性特点,这是他跟艾德林的主要分歧,也是他对艾德林翻译文本不满意的原因。不过,客观地讲,他对艾德林译作的评价有失偏颇。因为艾德林的译诗虽不押韵,但节奏感还是相当鲜明和严谨的。

升入大学,当时没有转系一说,服从分配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容商量,只能耐着性子学俄语。感谢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各位老师,他们大都有留学苏联的经历,没有出过国的,也都研究生毕业,个个精通业务,循循善诱,关怀爱护学生,启发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们说俄语,语音语调流畅和谐,读课文,悦耳动听,再加上生活中的关怀体贴,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我对俄语的看法。我逐渐打消了畏难情绪,学习有了兴趣,自然也就产生了动力,成绩也越来越好。

  刘文飞认为这些翻译经历也体现在她晚年写作的《安魂曲》中。关于《安魂曲》的写作背景是她几任丈夫都被抓起来要枪毙,她的儿子也在监狱里关了几十年,“她作为母亲给孩子送包裹,送包裹的意义在于如果被接收了证明里面的人还活着,什么时候扔出来就证明人不在了。下雪的时候她排队,有一个老太太认出她了,说你是诗人,能把这个写出来吗?她于是后来写了这个长诗,这个长诗写出来是要掉脑袋的,阿赫玛托娃就找了一些熟人,写完之后就让这些人背下来,晚上烧掉,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然后这些人复述一遍,拼凑成了《安魂曲》。”刘文飞说。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遭遇打击,被列宁格勒当局以“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诗人阿赫玛托娃、汉学家瓦赫金、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文化界名人纷纷出面为他奔走呼吁,一年半以后,布罗茨基终于返回了列宁格勒。但是他写的诗仍然难以发表,这使他感到精神压抑,又过了几年,他终于在1972年离开了苏联,成了流亡诗人。1977年,布罗茨基加入了美国籍。

学到三年级,叶乃芳先生为我们讲授欧洲文学史,拓宽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使我们接触到一些世界名著。曹中德老师给我们上俄罗斯文学选读,连续介绍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费特、阿赫玛托娃、叶赛宁,带领学生朗诵诗歌,分析俄罗斯诗歌的音韵结构和艺术特色。俄语诗节奏明快,音韵优美,学生大都爱上曹老师的课,他引导我们进入了俄罗斯诗歌的艺术殿堂,领略美妙的音响和真挚情感。这让我大开眼界,对俄语诗歌从爱好发展到痴迷。尝试翻译俄罗斯诗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我才知道,曹老师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诗人曹葆华先生,曹老师热爱诗歌是有家传的。他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新闻系,能用俄语写诗,他的夫人有俄罗斯血统,怪不得他讲起课来,那么引人入胜,读起诗来那样神采飞扬。

图片 7

在美国生活期间,布罗茨基结识了汉学家塔吉雅娜·阿伊斯特,她成了诗人的汉语教师。有一次阿伊斯特给布罗茨基讲解汉字“道”的结构与含义。她说:“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的意思是道路,或者说是行走。另一部分是‘首’,像戴帽子的官员的头,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走人生该走的道路。”布罗茨基问:“为什么普通农民不能走自己的路呢?”阿伊斯特回答说:“当然可以。”“那为什么不说是农民的头,而说是官员的头呢?”阿伊斯特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她解释说:“或许是因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官员吧?……”她边说边笑,以这种方式自我解嘲。不过,她坚持说,“道”不能跟“群众性”混淆,也不能跟“民主”的概念混淆。

高莽所作的插画

在塔吉雅娜·阿伊斯特的帮助下,布罗茨基开始直接从汉语原作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就有李白的《夜静思》。诗人远离祖国,远离他父母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远离他的诗友莱茵、奈曼、库什涅尔,心中充满了思乡之情。这首诗蕴涵的情绪跟他的心情十分贴近。他把题目译成了《我怀念亲爱的家乡》,诗行翻译得比较随意,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

1965年大学毕业,我有幸留在南开成了一名教师。先是下乡参加“四清”,锻炼一年,返校后赶上“文革”,看大字报,批判“封资修”,上山下乡,长途拉练,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几年不摸书本,借用莱蒙托夫的诗句,白白流逝了黄金般的岁月。

  刘文飞谈高莽:他在翻译家的身份上做了很多添加

在我看来月光像雪一样,

1971年起,我开始为工农兵学员上俄语基础课。屈指数算,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学了八年俄语,可是用听说写读译五把尺子自我衡量,前三项依然能力很弱,后两项稍好一点儿,可真要登上讲台面对学生,依然底气不足。几年后我转到俄罗斯文学教研室,给学生讲授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后又自编教材上俄罗斯诗歌选读课,可以说是现趸现卖,边学边教,在备课与教学实践中不断磨练,慢慢储备知识和积累经验。

  刘文飞认为,高莽这一代翻译家语言造诣很高,“俄语对高莽先生来说不是外语,是母语,因为高莽先生从小在哈尔滨长大,上的是俄国人的学校,跟我们十七八岁进了大学学俄语是不一样的。我建议以后搞俄罗斯文学翻译的年轻人,不妨对照着中文和俄文来看看高莽老师的译文,尤其去看他对俄文很细微的理解。”

寒冷的风忽然从窗口吹来……

业余时间,我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先从童话、寓言、短诗入手,主要考虑到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可以利用零星时间。翻译过程中得到前辈师长的指点和帮助,受益良多。我翻译克雷洛夫寓言,陈云路老师、臧传真先生审阅初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系主任李霁野先生推荐拙译克雷洛夫寓言和莱蒙托夫抒情诗给《天津日报》和《新港》杂志,帮助我实现了译作变成铅字的梦想。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白夜》《鳄鱼》,潘同龙先生逐词逐句修改,那密密麻麻的红色笔迹渗透着老师的心血,两份手稿成为我的珍藏品。叶乃芳先生指导我撰写论文,使我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80年4月,珞珈山樱花开放的季节,在武汉大学参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研讨会”期间,我见到了著名诗歌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余振先生,认识了飞白先生和高莽先生。此后,高莽先生主编《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都给了我参与译诗的机会。我去北京统稿、开会,认识了更多的诗歌翻译家前辈和朋友。可以说,是高莽先生引导我走上了诗歌翻译的道路。

  “实际上翻译家的地位不是很高,而高莽先生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提高了翻译家的地位,他在翻译家的身份中间做了很多种添加。”刘文飞说。

我朋友们居住的房子上空

在高莽先生的引荐和帮助下,我先后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普希金七卷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普希金八卷集”的翻译工作。我个人翻译的《普希金爱情诗全编》和《普希金童话》也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白桦诗库”,收入了我翻译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诗选《一切始于爱情》,高莽先生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此后,顾蕴璞先生主编“莱蒙托夫五卷集”,我应约翻译了诗人的十四首长诗。

  “第一种添加,他是知名的画家,但画家不是乱画,他画的东西都是和外国文学有关系的,画和翻译1+1就大于2,两个东西相加起来就产生了一种合力。第二种添加,他本身是一个作家,一个翻译家越多介入中国文学界、中国文学生活,他的翻译生活能产生的影响就更大。如果一个人避在一个角落里面,从来不和作家交流,你的译文影响就很小。第三种添加是编辑家。他长期担任《世界文学》的编辑部主任,也担任过主编,他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期间,是这本刊物风格变化最大的时代。他是一个伟大的编辑家,这对翻译家的身份是很大的添加,更不用说他自己亲手培养了多少翻译家。”刘文飞说。

此刻想必也有这样的月亮。

阿伊斯特肯定了布罗茨基的翻译,认为他译得流畅简练,原作四行,译作也四行。与此同时,她批评指责另一位翻译家吉托维奇的《夜静思》译文“加词太多,水分太多”。原来吉托维奇把四行绝句译成了八行:

1988年11月,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有幸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亲身体验了俄罗斯人对诗歌的痴迷,对诗人的热爱和尊崇。在城市漫步,经常能看到诗人的雕像,雕像前面常常摆放着鲜花;诗人故居纪念馆常年开放,遇到节日,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书店里陈列着各种诗集,大学和作家协会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有幸参观过普希金就读的皇村学校,莫伊卡运河畔的诗人故居,普斯科夫省圣山的普希金墓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庄园自然保护区,诗人进行决斗的小黑河林间空地;凭吊过列宁格勒市郊科马罗沃的阿赫玛托娃墓地。我还在莫斯科拜访过卡扎科娃、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库兹涅佐夫、玛特维耶娃、伽姆扎托夫、米哈尔科夫等诗人,因为我翻译过他们的作品;去梁赞访问过叶赛宁的家乡,在诗人故居纪念馆,从老式唱机的唱盘上聆听诗人朗诵诗歌的声音:高昂、尖细、微微颤抖,在空气中回旋飘荡,留下的印象深刻而持久……

塔吉雅娜·阿伊斯特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吉托维奇却把他的杰作译成了可笑的“现实主义”小诗。诗人仿佛喝醉了酒,要跟什么人争吵似的,眼睛盯着窗户,却不清楚究竟要看什么。随后在床上做起了体操——抬头,低头,不知道他究竟要干什么?……翻译家吉托维奇信守一条原则,总是把汉语诗的一行译成两行。在阿伊斯特看来,这种方法很笨拙,并不可取。

在列宁格勒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拜访过一些诗人、学者、汉学家。他们知道我翻译俄罗斯诗歌,就把诗集送给我,诗人舍甫涅尔不仅把他的两本诗集赠送留念,还把茨维塔耶娃的两卷集也送给我。库什涅尔送给我刚刚出版的诗集《活篱笆》,我的导师格尔曼·菲里波夫先生赠送我的是非常珍贵的诗集《俄罗斯诗歌三世纪》和《诗国漫游》两卷集。跟我学习汉语的学生沃洛佳送给我科学院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还有布罗茨基打印本的诗歌手稿,跟我同期在那里访学的天津医学院闫佩琦教授了解我的爱好,就把朋友送给他的俄罗斯爱情诗集《美妙的瞬间》转赠给我……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动,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阿伊斯特对吉托维奇译作的评价也不公允,她跟瓦赫金一样有些偏激,对他们喜欢的人,赞赏有加,而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俄罗斯人爱走极端的性格特点。其实,吉托维奇是个严肃认真的诗歌翻译家,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译诗集,他的译着拥有众多的读者,也得到着名汉学家的肯定,比如费德林对他的译诗就很欣赏。他翻译中国古诗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其成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易否定与抹杀的。

在列宁格勒进修期间,我还跟俄罗斯诗人、学者合作,把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我翻译逐词逐句的初稿,由俄罗斯朋友加工润色,先后翻译了七十多首诗,其中既有牛汉、流沙河、邵燕祥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有年轻诗人北岛、顾城、芒克、车前子等朦胧诗年轻诗人的诗作。当时恰巧赶上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改善,这些诗歌有三十多首先后在列宁格勒三家报纸和《星》杂志上发表。

话说回来,布罗茨基喜欢李白的作品。他在美国大学讲课,曾向他的学生推荐李白的诗,建议他们阅读《长干行》。他认为李白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叙述与丈夫的离别之苦,堪称哀歌当中的杰作。

布罗茨基不仅喜欢李白,也很欣赏诗人王维,说来有趣,因为他觉得,王维的名字汉语发音很像英语的One
Way。而Way就是“道”,是《道德经》的“道”。王维有一首诗《鹿柴》,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布罗茨基很欣赏这首诗,把它译成了俄语,回译成汉语如下:

回国以后,我把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俄罗斯白银时代,90年代后半期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大都跟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有关。

山上无人,不见人影的山。

1999年,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这一年我出版了《俄罗斯名诗三百首》,同年10月荣获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纪念奖章和荣誉证书,多年的诗歌翻译得到了肯定和鼓励。在北京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颁发奖章的大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赞颂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

只听得见山中溪水流淌的声音。

2002年退休以后,除了继续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兼课,为外国留学生讲授高级汉语口语,我还自编教材,开了“中国古典诗歌选读”,这门课受到留学生的喜爱和好评。

月光穿过树枝茂密的空隙

2003年,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成了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特聘教授,几乎每年都来天津讲学。在李福清先生的帮助下,我与高校俄语专业25位同行,合作翻译了四卷本190万字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此后多年,我都跟李福清先生保持联系,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将撰写的论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寄给我征求意见,我用两个月时间译出了这篇七万五千字的文章,寄给他过目审阅修订,他在回信中说:“谷羽,您是真正的劳动模范!”我撰写了两万七千字的论文《阿翰林呕心沥血译诗词》,研究和评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诗词,李福清院士把这篇文章收进了他的75岁纪念文集,得以在俄罗斯发表。

在紫色苔藓上留下奇妙的花纹。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他的弟子们的著作,包括我亲眼见过的汉学家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翻译家车连义、陶奇夫、庞英、齐一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严谨的学风,执着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方法,都为我树立了典范。其中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就是翻译与研究结合,在翻译诗歌和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或评论文章。回顾这二三十年,我自己也写了或长或短的文章,大约有几十万字。

除了孟浩然、李白、王维的诗歌,布罗茨基还翻译过杜牧等诗人的作品。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大都是唐朝诗人的绝句。从本质上说,他以诗人的眼光与胸怀进行了独特的体验,并用另一种文字给予再现,他的译诗语言富有诗意,具备自己的特色。他的翻译方法较为自由和灵活,但与原文对照,时有出入,可谓有得有失。

2014年,在外语学院新任院长闫国栋教授的帮助下,得到南开大学科研处的资助,我得以出版文集。我挑选了四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条线:一是围绕俄罗斯诗歌史,研究和评论俄罗斯诗人的创作,其中以普希金为研究重点;二是探讨俄罗斯诗歌翻译成汉语的原则与方法,侧重透视分析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的译诗经验;三是关注俄罗斯汉学家译介中国诗的历史衍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著作是我特别关注的中心。此外,我还把自己撰写的一些诗歌赏析文章编入了文集。

除了唐诗,布罗茨基还喜欢老子的《道德经》。他也渴望访问中国,想踏上产生了李白、王维等大诗人的土地,可惜他在56岁时一病不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说他曾收到中国台湾的约请,可惜未能成行,这大概也是他临终前的一点遗憾。

我在诗歌阅读与翻译的崎岖山路上跋涉了四十多年,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脚印儿。俄语和诗歌带给我的,有痛苦忧伤,也有欢欣喜悦。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由于退休后学会了使用电脑,利用网络通信的便利,我结识了新的俄罗斯朋友,莫斯科翻译《千家诗》的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彼得堡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还有翻译《李白诗五百首》、撰写《李白传》、荣获翻译成就终身奖的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我们合作编选、翻译中国诗歌,2017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出版了《诗国三高峰辉煌七百年》的俄译本,其中包括唐诗120首,宋词90首,元曲70首,目前我们正在合作编选、翻译《汉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丛书。最开心的是,我终于把俄语和我最初渴望报考的专业中国古典诗歌联系了起来。

莫斯科《文学日报》的主编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是俄罗斯当代作家、评论家,多次来中国访问,喜欢中国文化。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布罗茨基受“道”的影响》。他对布罗茨基的中国情结有详细的描述,使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我这篇短文借用和参考了他提供的新鲜资料,特向他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愿意把阅读的喜悦、发现的惊奇与爱诗的朋友们一道分享,正是邦达连科的文章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了诗人布罗茨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使我明白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何以能写出《明朝书信》那样的作品。

外语是工具,文学是专业,诗歌是最爱。读诗、译诗、写诗、讲诗、评诗,成了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诗结缘,默默耕耘,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充实。

最后,我想用自己写的一首诗《架桥铺路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有人说:“文学翻译,

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

译得好,

光荣归于原作,

译不好,

自己招惹骂名……”

可真正的译家不重名声,

他们甘愿当架桥铺路工,

陪外来作家过桥,

排除障碍,

伴读者出国远行,

一路畅通……

译著,是修桥铺路的基石,辛勤劳作,只求桥宽路平,广交朋友,心里高兴,任人褒贬,镇定从容。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CopyRight © 2015-2020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