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8日读书会小记·《西游记漫话》:神偷、小妖照亮孙猴子

在《西游记》中,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记录,这包括了他的被赐名、饮食、交友、求学、情感和无意识的生死哲思,几乎涵盖了现代“童年”问题的全部重要面向。

时间:下午2:305:30

上世纪初,梁启超意识到文学与儿童的关系,倡导为儿童著译小说,并身体力行。据胡从经
《晚清儿童文学钩沉》
记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鲁迅后来在散文
《祝中俄文字之交》 里回忆:“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 《时务报》上,看见了
《福尔摩斯包探案》 的变化……焦士威奴 (通译儒勒·凡尔纳)
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
之类的新奇……”为儿童翻译、为儿童创作,使中国的儿童能够接触到世界进步文学的风潮,更重要的是,“儿童”的观念被建构了起来,生发出新的功能与需要。譬如我们有了专门的儿童报刊、儿童戏剧、儿童音乐。在此之前,“儿童”的形象在文学中虽然是存在的,却并没有被有意识地建构起知识化的生活史、教育史、医疗史、情绪史等等。儿童仅作为一个小小的主题在神话、童话或志人故事中现身。

参加人数:9人

文学虽然从未遗忘儿童,但儿童的生活却并不是十分清晰的。人们最熟悉的
《世说新语》 中,有不少书写儿童的例子。《世说新语》
为儿童开辟了一个书写类型,儿童不只是隐藏在“家训”“蒙学”等文字后面若隐若现的影子,也可以是一群天资不凡的神童。神童不仅表现出超越常人的才智,也暗示了一种对“成人主导儿童”的既定秩序的叛逆。但无论是“出言不逊”的趣味特征,还是品性卓异的事迹,都带有逸闻轶事的性质,展现的是儿童在一个瞬间的表现,而不是成长的过程,其中涉及到了一点教育的成果,却不是培育的过程。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艾略特对四月情感复杂,《荒原》第一句就是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在江南,似乎连冬天也没有死亡,草木依然绿着,花依然开着。但四月毕竟是春天,草木滋生,繁花开得此起彼伏。跑到学校去看垂丝海棠,花瓣零落,只剩垂丝。只是垂丝背后的花萼,在春光里像猩红透亮的海星,一点没有花落的伤感,反而呈现着另一种美艳,让人想起海,海棠的海。海棠花落,校园的碧桃和樱花开得正盛。江南四月,来不及为花落伤感,只滋生乐观主义和审美主义,让人想笑。

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儿童的书写,如哪吒、红孩儿、善财童子,非常接近荣格所定义的“永远的少年”,即永远以儿童的形象出现,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为许多人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邪恶叛逆的男孩或长生不老的儿童,以及儿童英雄。但神童、童神与儿童英雄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差别,神童和儿童英雄都是人,儿童英雄因为其克服逆境的超自然表现可能接近于半神,童神则是神话中的神。

读林庚先生《西游记漫话》,我忍不住笑。娃们说,她们也没有忍住。而且读这本美丽的小书,收获的不仅是一段美丽的阅读时光。曾经和几个博士去跟新入学的研究生座谈,其中一位说:本科阶段可以自由阅读自己爱的书,而研究生,就要读一些枯燥无聊的学术书。这话让我大跌眼镜,学术等于枯燥无聊?我和我的娃们读着学术,都笑得开心、纯净。

描述儿童生活的文献,由于是成人的手笔,实现的意图自然也是成人化的。在中国,既然现代童年的概念到清末才被有意识的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回看从前的作品,会发现
《西游记》 几乎是一部“累积型”写作的儿童生活史。林庚先生在1988年写作的
《<西游记>漫话》
一书中比较直接地说到了孙悟空与童年、“童心”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的研究环境之下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孙悟空并不是人、也不是神,他是一个动物,一只有性格、也有缺点的猴子。林庚先生认为,“神话中的形象尽管也往往包含有一些动物的因素,可是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的却不多见。而
《西游记》
所展示的是一些动物世界中所发生的故事。……除去这些动物之外,《西游记》
中的神魔就只有四个童子,即红孩儿,太上老君的金、银二童子及弥勒佛的黄眉童和一些植物。”

林庚先生是诗人,而且是一生的诗人。八十年代出版的诗文选《问路集》,第一首是《风雨之夕》,作于1930年代。2009年新年新诗会上,叶迎春朗诵的就是这首诗。80年过去了,风雨之夕还是那么优美。诗选的最后一首是《乡土》,发在1981年《诗刊》上,当时林庚先生71岁。71岁的诗人没有迟暮,唱的依然是青春之歌。只是,岁月的沉淀,更赋予青春和生命以重量,让依然在生命之途上等待的山山海海,不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时间的招认像一本书//不停的指针画一张图//人的醒觉啊终要成熟//让山山海海写上征途。

自《取经诗话》
中引入“猴行者”形象以后,孙悟空在“西游故事”群落中的戏份日益加重、越来越喧宾夺主,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的话,在
《西游记》 中几乎每个人都有来历,但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纪录 (世本
《西游记》 前七回)。这种记录包括了他的被赐名、饮食、交友
(七弟兄)、求学(拜师须菩提)、情感 (如第一次哭泣)、无意识的哲思
(求不死)。除了医疗,几乎涵盖了现代“童年”问题的全部重要面向。

少年们也爱着这位不老的诗人。他的《新秋之歌》被一群群的年轻人们在各种舞台上合唱、传唱。甚至,没有官方认定,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把它认作了系歌: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年青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孙悟空因为怕死走出花果山求取长生不老的本领。他拜师须菩提,也学会了变化之法与腾挪术,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学会长生不老的本领呢?
没有。但在第三回,孙悟空问龙王借兵器,龙王不认识他,对来路不明的孙悟空很客气,问“上仙几时修道,授何仙术?”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孙悟空是撒谎壮胆吗?
那么等他酒醉寿终到了地府与十王耍赖时说的,“我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恐怕是真话。他一直到死,才知道自己没有学成“不死”,之前他一直以为自
己已经学成,这才有了后来恼羞成怒,勾销生死簿的又一出闹剧。孙悟空有“非凡的出生”,却死得稀里糊涂,死得气急败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求道成果的误解和对于不死的幻想。而死亡这件事,只能检验一次。这是一个普遍经验,发生在大闹天宫的“壮举”之前,是一只灵猴无意识地验证生命制约,跨越死生零度的体验。我们很难区分童年孙悟空对于自身局限的认知是出于妄自尊大还是真切的误解,但作为“累积型”创作类型的
《西游记》,“儿童”心理的表述可以是我们重读古代文学中“儿童生活经验”的重要范例。

《新秋之歌》写于1961年。在很多人眼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政治,只有阶级斗争,文学与学术都全无足观。我在北大上学时,有一段时间沉浸在李长之的文学世界。同一位古典文学专业的博士聊天,问他们圈内怎么看李长之1953年出版的《陶渊明传论》。他看着我说:我们老师说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不必看。搞文学史的人说,建国后,我们失去了郭沫若、老舍、曹禺是这样吗?我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什么年代都会有好作家好学者。我依然固执地喜欢那个年代的《蔡文姬》、《武则天》、《龙须沟》、《王昭君》被它们感动着还有林庚深情唱着的新秋之歌!还有先生1956年出版的《诗人李白》。几十年又过去,林庚对李白布衣感的论述,依然闪耀着学术光芒:布衣出身寒微,在社会上原没有地位,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却反而为布衣的身份骄傲,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还是以布衣为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籍。我们看过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而林庚从布衣感出发,写出了另一个李白。而且不仅写出了李白,还写出了历史中的一个群体。现在学界流行说民间,其实就是布衣的翻版吧。而且,还是简化了的布衣说。

(作者为青年作家)

《西游记漫话》的第一篇也写于50年代,而且依然好文章。50年代以后,中国流行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因此,农民起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这不仅是学术,也是政治。于是,大闹天宫的故事被诠释成反了,并和农民起义勾连起来。但林庚较真儿,说:农民起义是反了,但反了却不全是农民起义。孙悟空在花果山这个桃花源里,却难以乐天知命,非要离乡背井历尽艰辛找师傅去。你看孙悟空的形象,压根儿就不是农民。农民安土重迁,热爱自己的土地,非到万不得已,绝不离开家乡。大家看见这样的话,会想起我们读书会念过的费孝通《乡土中国》吧。在文章中,林庚先生由此说了一句非常启发我们的话:笼统的概念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这是学术坚持,也是为学者应谨记的至理名言。

林庚是诗人,也是学者,有诗人背景的学者著述,往往更有生命的灵动。先生发明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不科学,但充满生命灵性。《西游记漫话》亦是如此。中国读书人,谁不知道《西游记》呢?但林庚先生用他独特的生命灵光照亮了这本在我们心里早已麻木的书,让我们看到一个视而不见的江湖传奇和动物王国那是一个多好玩儿多可爱的文学世界啊!

我们同学们也在写论文,但你们写论文时被两条绳子捆绑着:一是理论的绳子;二是思想的绳子。以为学术就得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是这样吗?还是胡适说得好: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这是学术与论文的真谛;学术也不是非得处处微言大义,一写就是浅论婚姻观、爱情观的思想文学首先得是审美。钱锺书谈翻译时曾说:一个好的译者就是要勾起读者抛弃译本阅读原著的欲望。就此推衍,我以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就是要勾起读者抛弃论文去阅读你研究对象的欲望。当我们用一知半解的理论、和生命毫不相关的思想,把一个好端端的作品,肢解得七零八落时,哪里还有文学之美啊。有时,我们中国人做事严肃有余,活泼不够,不会游戏。正经事也不一定非得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就说文学之美吧,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好玩儿、可爱也是美。林庚就发现了《西游记》的好玩儿与可爱之美。

我们来看《西游记漫话》,林庚用了什么大理论吗?他是板着脸蛋子跟你讲大道理了吗?他只是爱《西游记》,并感悟它的好玩儿与可爱。感悟是我们传统中面对文学的方式,听起来有点像中医那样神秘,不像西医那样科学,符合逻辑。但感悟何尝是空穴来风?它需要文化想象,需要融入生命体验。文化就是广博的知识背景,想象是把那些驳杂的知识串起来的线。阅读文学,感悟文学之美,我以为文化想象也是门径之一。在《大学语文》课上讲《陌上桑》时,我就把各种文献里的罗敷故事串起来,讲成罗敷的前传、正传和后传。《陌上桑》中罗敷对使君夸自己老公是英俊潇洒的成功人士,这算是正传。后传是元杂剧的《鲁大夫秋胡戏妻》,被老公调戏的罗敷寻死觅活要上吊;前传是《孔雀东南飞》:焦仲卿老妈逼儿子休了刘兰芝,理由就是看了上了邻家小妹罗敷:东家有贤女,自名为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我以为这样讲不但有趣,符合《陌上桑》的喜剧色彩,而且串起了美女罗敷的各种故事,也可以想象不同时代的女性生活。于是颇为得意,课后写成一篇游戏文章《罗敷那点事儿》,登在校报副刊上。可是有人很生气,写文章来批评我,以为此罗敷非彼罗敷,不解我是以文化想象阅读文学,而非做历史考据。

回到《西游记漫话》,我们看林庚先生如数家珍,谈古代笔记、明清长短篇小说、市民社会,江湖世界、杂剧和宗教、相声与童话这些都是文化、都是知识。但如果像一个摆地摊的小贩儿,把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一盘散沙,便全无意义。而林庚先生用想象把它们拉到了《西游记》的文学世界,并照亮它。什么是照亮?有的东西存在着,却恰似隐在黑暗里,你看不见。人家一讲,你大吃一惊,原来竟然是这样子的啊。好的学术研究,其功能就是照亮研究对象。

讨论《西游记》,首先要搞明白孙悟空的形象。林庚追问的是:孙悟空是如何成为孙悟空的?有时我也会想我是如何成为我的呢?我的答案是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社会和学校,我们生活的各种环境都是学校,它们用各种知识和信息把我们浸染和教育成现在的样子。但无疑最重要的教育还是来自学校老师和教材。我们说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这种认识和情感无疑来自于我们的历史课本。但如果换一个空间,换到日本的一间教室,一群孩子也在念历史课本,而书上写的是压根儿就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儿,也没有侵略,而是大东亚共荣圈。那么,谈起1937年12月13日以后南京发生的事,这些日本孩子的认识和情感当然会和我们截然不同。这不同,无疑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西游记漫话》第一节是《从菩提祖师谈起》,林庚以为正是拜师学道之后,孙悟空才成为我们心目中所熟悉的那个孙悟空。

就像林庚说大闹天宫是孙悟空的精彩亮相,《从菩提祖师谈起》也是《西游记漫话》的开场好戏。以前我们看祖师是祖师,而林庚却听出了祖师言谈里即无神仙家气味,也少佛家色彩,说的正是市井江湖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江湖上防身的手段,火眼金睛看出了祖师浑身江湖习气。于是,孙悟空的修行学道成了闯荡江湖的预科班;于是,不管是大闹天宫还是西天取经,孙悟空都是人在江湖这是一个我们从没有看到过的《西游记》。

接下去一节名《天上人间》,林庚从神仙洞府说到元明清市井小说回到和《西游记》同代的人与文,考察孙悟空的人间来处。从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神偷寄兴一枝梅》说到《七侠五义》《水浒传》,从世情小说谈到英雄传奇,从蒙汗药讲到瞌睡虫,从市井神偷扯到江湖好汉认定孙悟空早已是一个积年惯偷。《西游记》前七回和后九十三回的关系,一向众说纷纭,多说孙悟空性格前后不一致。而林庚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时偷,西天取经时积习不改,还是一路偷下去,有甚不一致?!只不过孙猴子身上同时还夹杂着江湖好汉的英雄本色而已。《水浒传》中哪个好汉闯荡江湖前没有个精彩的亮相?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都是,而且亮相还有其独特功能传扬江湖名声。大闹天宫就是孙悟空的闪亮登场。以后西游途中,逢到妖魔,孙悟空都要自报家门,扬其赫赫声名:俺就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这正和武二郎逢人便讲打虎武松是一样的道理。而英雄好汉不同于市井神偷之处,正在于有理想有追求。保护唐僧取经,西游路上斩妖除魔见义勇为,正是江湖好汉的本色当行,也正是孙悟空彰显英雄本色的绝好机会。

而这里又出现问题:江湖险恶,多血雨腥风和生离死别,所以自古英雄多悲剧,而英雄孙悟空的故事却笑料迭出,充满喜剧色彩,以至于有了后来的《大话西游》。对此,林庚给出两种解释:第一,孙悟空遭遇猪八戒,一庄一谐,犹如对口相声。笑料包袱即来自于两人不同的身份:孙悟空满口造化!买卖上门,满是市民口吻,而猪八戒拿着十八般武器里没有的种地耙子,动辄要回高老庄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整个儿一恋家的老土农民。小国寡民的乡下人遭逢见多识广的市民商旅,自然笑料不断。第二,西游路上的妖魔鬼怪,尤其是小妖,充满童话色彩。因此斩妖除魔,虽也有刀光剑影,但更如顽童游戏。

把《西游记》看做童话,非是一朝一夕。40年代,林庚执教厦门大学,其讲义整理为《中国文学史》,其中就曾如此论及《西游记》:本土思想本不长于神话,一涉幻想,便乏情致《西游记》,其想象之妙,文字的活泼,乃使一部志怪之书变为纯粹的童话中国缺少神话,尤缺少童话,《西游记》正补足了这个缺点。

《西游记漫话》出版时,林庚年近八十。八十岁的诗人用童年的生命体验与记忆照亮了《西游记》,让我们看到一个视而不见的动物王国和小妖世界,也让一本学术著述成为了天真可爱的童话。他那么欣喜地讲述着可爱的猴子可乐的猪,还有平顶山上,孙猴子和两个小妖换宝贝的故事:这一场戏是孩子气十足的。儿童好奇心重,总是看着别人的东西好,所以也就最喜欢交换。孩子们碰在一块儿,各自带来自家心爱的东西,像什么邮票、糖纸、烟盒,甚至拾来的石子、贝壳等等,拿出来夸耀一番,然后互相交换。怕事后反悔,又赌咒又发誓。这原是儿童生活中常见的场面。我们这些成人,谁没有过这样的生命经历和记忆呢?而只有林庚,把孙猴子和小妖与儿童游戏联系起来,让我们再看《西游记》时,亦真亦幻:是小妖?是孩童?是孩童!是小妖!都是最纯真美丽的游戏,让人发笑又沉思,生命的温情漫过记忆,又掠过一丝纯真远逝的伤怀。

林庚用文化想象与生命记忆照亮了《西游记》的神与魔,神与魔消失,西游故事成了英雄的江湖传奇,儿童至真至纯的童话。我们不再纠结后九十三回故事结构的雷同,故事不再重要,阅读神偷与小妖的传奇与童话,留意那些神偷之术与小妖游戏,成为一次美的历程。

下一次读书会,我们再来经历另一种美的历程,李泽厚《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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