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孔子研究第一书”《孔子家语》是不是伪书?值不值得读?

作为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之一,《孔子家语》的辨伪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昭的“增加”说,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及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而这三种不同形态伪书说的产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好在近几十年间,随着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

原标题:”孔子研究第一书”《孔子家语》是不是伪书?值不值得读?

三国魏王肃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种经书,用以对抗郑玄学派。王肃系三国魏经学家,年轻时从宋忠读《太玄》即能更为之解…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两部书因为十分重要却又来历可疑,引得后人聚讼纷纭,形成了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这两部书,一是传世《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是传世《孔子家语》十卷。《古文尚书》贵在五经之内,地位远较《家语》为高,但因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汉儒经说经注亦见保存,所以要对此传世之作二十五篇进行分辨甄别,尚属有迹可循。因此,此《伪古文》二十五篇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晋梅颐所上,非复先秦旧籍。而与之相比,《家语》的情况则更加特殊。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孔子家语》前言

三国魏王肃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种经书,用以对抗郑玄学派。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下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家语》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但此后该书的流传线索中断,以致后人从两汉文献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条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待王肃推出由己所注《家语》,则已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王肃注《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传之本。此本与《汉志》二十七卷本关系如何,因为可供比较的线索实在太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别,《汉志》本《家语》堙没无闻,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当突兀,传世《家语》可以说先天存有疑点,后人一般不认为它就是《汉志》著录之本。所以颜师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而《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此本自肃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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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系三国魏经学家,年轻时从宋忠读《太玄》即能更为之解。善贾逵、马融之学,唯不好郑玄之学。

如果说传世本的卷帙与来历原本就足够惹人怀疑,那么王肃对此书的推崇,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汉代经学,郑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经学为底,调入今文经学,对诸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代通学,在当时和后世尊奉者甚众。而经学史上,王肃是郑玄最主要的反对者。史书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三国志·王肃传》)。王肃与郑玄学术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礼学仪制上,但礼学仪制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去圣久远,无所据依,倘若经书、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王肃称其“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家语序》),想要挑战郑玄,说服时人,改易风气,实非易事。正当苦恼之时,《家语》一书的获得似乎让他的学术命运迎来了转机。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孔子家语》

他为与郑玄争胜,遍注群经,不分今文、古文,采会异同,被称为’王学’。同时,他撰《圣证论》十二卷,驳郑玄之说,并伪造孔安国的《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托名孔安国撰)、《孔丛子》(托名孔鲋撰),让其学生、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为之作证,作为《圣证论》的论据。

《孔子家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题目标一“家”字,颇有孔氏家族内传的意思。而王肃谓此书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猛,似乎也对此有所印证。王肃获此宝书在手,称其圣人实事之论,与之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足以证明其观点与孔氏无违。由此,王肃收罗各种证据,条理其观点,撰集《圣证论》一书,集中对郑玄的学术进行质难。很明显,书名“圣证”,王肃就是要以《家语》中的圣人言论作为核心证据来为自己张本。此书一出,当时的为郑学者多不以为然,孙炎、王基等都有辩驳。而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当属在朝廷主持下,王肃一派与马昭等为郑学者的直接辩论。从今天留下的文献来看,马昭面对王肃引“圣证”来质难郑学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比较,强调郑学证据在可靠性上更胜一筹。如《礼记·檀弓》里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的问题,郑玄同意经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观点,而王肃引《家语》所载孔子语“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者,继父犹且不服,况其子乎”,认为情况当分两种。马昭反驳云:“《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从之不亦可乎。”(《通典》)这实际是说,《家语》非经,未可轻信,而子游从孔子以学礼,是以其说郑玄据之。

岳麓书社出版

魏晋时期,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为经作注和特创义疏之学上。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朝人所注外,魏晋人的注占其半,其中便包括王肃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了驳斥郑学,进而取代其地位。他因此借帝王的权威,将其学立于官,使时人皆尊王学而不用郑义,郑学由是大受打击。尽管它属于经学内部的派别之争,但同时也促进了经学的变革与发展,有一定的意义。王著大都散佚。

但这里有一条例外,《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辞未闻”,而王肃则据《家语》和《尸子》的记载补出了这一段歌辞。对此,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礼记正义》)在此,马昭没有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反驳王肃。原因是这不是涉及经文理解的是非问题,而是《南风》歌辞的有无问题。当王肃据文献补出郑注说无的歌辞时,马昭是无法通过列举己方证据,进行比较加以反驳的。此时,马昭若坚持要维护郑学,那么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肃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具体视之,王肃所举两条证据的效力并不相同。《尸子》,《汉书·艺文志》归杂家,不属于儒家典籍,不具备补充解说经文的资格。这一点马昭很容易就能反驳,故曰“杂说,不可取证正经”。《家语》则不然,其中歌辞因出自孔子亲口,便自有权威,岂容凭空否定。此前马昭称《家语》固所未信,乃在于经文有明证可据,然而其属意子游,尚且要设之以疑问语气,婉转申说,此足见《家语》“圣证”之功效。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论,马昭的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辞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的有效性,从而间接反驳王肃质难的唯一办法。

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典籍,《孔子家语》自王肃为其作注后,在传播中却也不乏质疑之声。历代学者,围绕着其编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各抒己见。近年来,《孔子家语》获得学界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被誉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现在,似乎到了对学界的相关研究作一番总结的时候了。

通常,人们把《礼记正义》里马昭的话视为《家语》辨伪的滥觞。马昭的“增加”说,即认为《家语》有部分内容源自王肃掺入,可算《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但可惜的是,马昭对其“王肃增加”的观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在此处的反驳近乎辞穷,只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语》的“圣证”性质,来达

一、主要内容

到维护郑学的目的。换句话说,“王肃增加”与“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驳中具有某种等价性,马昭在意的不是《家语》一书的真伪,而是书中内容是否真的合于义理。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又名《孔氏家语》《孔圣家语》。可惜《家语》原书早佚,最早见其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而归入《六艺略》的《论语》类。汉晋之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亦有《家语》著录。

在郑王经学论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家语》一书的性质并未再引起较大的争议。相反,晋代以降至于隋唐,学者写书注书,对《家语》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语》,有关争议方才波澜再起。朱熹本人对《家语》的见解相当通达。他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又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由王肃所编,但其内容却是渊源有自,没有经过改易。但他也提到其书“不纯”“多疵”,这是承认《家语》在义理上有不足,从而把该书的性质真伪与义理醇疵区分开来,对于认识与利用《家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选择地采用了《家语》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

关于《家语》全书卷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一卷,唐宋以后著录为王肃《家语》十卷本。今本《家语》十卷,四十四篇,三国时期魏国王肃作注,附有王肃序和汉儒孔安国后序。

然而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专门写有一篇《〈家语〉考》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文章里,他说:“《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在王柏看来,历史上原有孔门的传之《家语》,此书在义理上精醇无比,但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再发生变动,传世《家语》只是王肃所编。朱熹也说王肃编《家语》,但却没有讨论此前是否另有别本《家语》及其性质的问题;而王柏则对王肃编《家语》的观点进行了细化,指出了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国的行为。只是这些说法是否立得住脚,则大有疑问。传世《家语》的确与《左传》等书有大量互见内容,只是这些究竟是相互并行的同源材料,还是《家语》袭自后者,王柏完全没作考虑。而一旦《家语》在内容上的承袭有所疑问,则其“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编纂方式更无从谈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国”,主要是传世《家语》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国语气的序文,他认为这是王肃托名所作。有趣的是,虽然王柏认为传世《家语》系托名编纂而成,按理便不应轻信其间文字,但他所谓的《家语》“五变”之说,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国”序言及其后的“孔衍”上书的内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头来看,王柏在说起王肃编《家语》时,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轻率态度。整篇《〈家语〉考》乃为纠正朱熹以《家语》注《中庸》而发,因此他在文末点明:“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说,王柏的着意点乃在于由论述传世《家语》非孔门的传来消解此书在义理层面任何应用的可能。

从所载内容看,《家语》记录了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思想言行。据《孔安国序》所言,该书与“《论语》《孝经》并时”,乃“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虽然《家语》“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者”,但“所论辨流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

与马昭“增加”说强调部分内容的掺入不同,王柏一则强调《家语》在历史流传中的一再变动,二则强调传世《家语》乃王肃编纂并托名孔安国。这可看作《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论述多不脱此范围。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清初姚际恒处。

书中所载内容,很多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比如孔子世系、从政、周游、入周考察、问礼老子、与国君问对、同弟子问答,有关礼乐制度、历史自然的论述,孔门七十二弟子事迹等,在展示先秦儒家整体形象、解读三代历史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乾隆时期,随着学坛复古风气的发展,汉学研究得以复兴。作为汉学的代表,郑玄及其学术在当时受到了特别的推崇。由此,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以及《孔子家语》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昔日王肃著《圣证论》以质难郑学,马昭未能悉数化解其挑战。清人尊郑学,不能容忍王肃的挑战,势必需要有所回应。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圣证论》已散佚,王肃难郑的具体意见已难于知晓,是以他们无法直面王学的质难而给予回击。这时,转而在王肃立论的主要依据——《家语》上动脑筋,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况且传世《家语》素有疑问,又曾遭马昭、王柏等人质疑,只是未得彻底揭发。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此乃王肃完全伪作,其中内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肃对郑玄的相关质难亦随即消解。

二、真伪问题

因此,这一时期的《家语》辨伪在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梁玉绳序《家语疏证》云:“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此处叙述颇为典型,足以反映当时学坛对待《家语》的态度。所谓“王肃撰《家语》”,即以《家语》为王肃之著述。王肃对于此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添者或编纂者,而是创作了其中的内容。学者间论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识之下,搜考线索证其讹谬倒成为了一种炫耀博学、相互角力的游戏。至于最终的证据是十得五六,还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毕竟结论先已有之。

当前《家语》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文本辨伪、史料价值与学术史定位等论域展开。以下就其主要方面,作一概览式回顾。本节先谈《家语》的辨伪问题。

当然,认真者总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这30年间,学者范家相、孙志祖先后独立完成了《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两部全面讨论王肃伪作《家语》的专著。这两部专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间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即将《家语》与《左传》《荀子》等书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异的文本,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归结为王肃抄袭,而不同之处则归结为王肃篡改。同时,他们这种穷举式的文本分析,对应的正是王肃伪造全书的立场。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范氏称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伪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们对《家语》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清人检验论据的动机,紧密相连。

《家语》真伪问题为学术界一大公案。三国魏时王肃注本十卷,因其称系得之于孔氏后人孔猛,遂使学界质疑其传本的可靠性。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时,便疑二十七卷本非王肃注本。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若将《家语》与他书视作平行文本,是无法推断出诸书之间的承袭和改易关系的。而范、孙二人之所以有此结论,实源自他们预设了《家语》晚出伪作的立场。而此立场又恰是他们所需证成的观点,所以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当有人,如陈士珂,预设了与辨伪者相反的立场,以同样的方法著《孔子家语疏证》,证明《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郋园读书志》)。另外,即使可以确定时代先后,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文本的差异源自改易,却无法指明改易者是谁。马昭的“增加”说既缺乏证据,也只是就局部内容而发。范、孙二人将所有的“改易”都与王肃关联上,无疑又存在过度推衍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官修学术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在《家语》提要下,以同样的方法,举一例证明《家语·公冠》袭自《大戴礼记》,并称“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尤其是后者,自问世起,便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好评。有此二书,再加上官方结论,则当时学术圈的整体认知不难晓矣。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孔子家语》辨伪公案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只是经过分析,范家相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逻辑误区,并没有证成他们的结论。

唐宋以来,《家语》渐被蒙以“伪书”之名,至清代考据学风盛行被斥为伪作。20世纪初,章太炎《国学概论》认《家语》为伪书。顾颉刚著《孔子研究讲义》一书,乃断定《家语》为王肃伪作,为“伪书之中尤其伪者”,因而“无任何取信之价值”。直到20世纪末,还有不少出版物斥《家语》为“伪书”者,如《古今伪书考补证》[1]、《伪书通考》[2]、《中国伪书综考》[3]等。

细绎清代辨伪者的文本分析过程,则不难发现他们暗藏在辨伪活动背后的经学思维的实质。翻开清人的疏证,不难发现他们在发掘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暗示其内容的不可信。但是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从文献学上来说,伪书一般是指创作年代失察、作者认定失实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而所谓内容记载之真伪则是指书籍内容所

迄今,围绕《家语》之疑古与辨伪,学界观点之歧出,主要有三:一、视《家语》为伪作;二、视《家语》为原作;三、《家语》之作、注、序宜分开择取。本节略对前两点作一疏释,第三点放在叙述《家语》史料价值时讨论。

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有内容出自后人虚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实的情况。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过程中,选择了可信的史料,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那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失察、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历史的内容。

第一,有意增损说。

《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家语疏证》辨析云:“案‘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史记》称“四方”是泛指;《家语》因鲁国在东,故曰“西方诸侯”,亦通。两者小异,应属于记载异辞,完全不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把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家语》作‘西方’”,同时引王肃注,不过取相近记载发明《史记》之文。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不足以补正《史记》,从而将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了起来。

传统社会的辨伪始于东汉,郑玄后学马昭以为《家语》系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隋书·经籍志》则直载“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又示与《汉志》所见不同。清人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认为《家语》经王肃“以意增损”,实乃“作伪难郑,诬圣背经”。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清人的疏证,便可发现他们判定《家语》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简单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一节,《家语证讹》云:“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范家相以《家语》记孔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所见孔子态度不合,便认为不可相信。其实,经书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需要慎重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而《家语》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家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简单地认定《家语》所记“不经尤甚”,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威性作为“信”与“不信”判断标准。又以前举“而西方之诸侯则焉”而论,即使有些极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但是细思之下,似乎仍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此处《史记》虽不是经籍,但早已经典化。清人多称史迁著书上继《春秋》,深于义法,考信必于六艺,叙事多本经传。又谓作《孔子世家》,乃据素王之说,推尊孔子,下笔曾反复斟酌以尽善。是故,《世家》之语相较于《家语》,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不可轻改。

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时,以为《汉志》著录的二十七卷本《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支持颜师古的看法,说:“《唐志》有王肃注《家语》十卷,此即肃掇拾诸传记为之,托名孔安国作序,即师古所谓今之《家语》是也。”

因此,清人的疏证工作,实际是由论证《家语》是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勘验《家语》。在这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权威经籍相勘验,问题被置换了两次。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合于深具大义的经籍文献,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

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陈鳣《家语疏证序》均认为《家语》是王肃“以意增损”的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皮锡瑞《经学历史》、崔述《洙泗考信录》、戴震等均认同。比如,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即认为“《家语》一书,本后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亦已惑矣”。崔氏《古今尚书辨伪》亦云:“今所传《家语》亦肃之徒之所伪撰。”而清人王聘珍在《大戴礼记解诂序》中批评王肃篡改、伪造《家语》。

乾隆时期形成的“《家语》王肃伪作”的观点是《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其核心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伪造《家语》全书,因此其书内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来,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疑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这使得《家语》在文史研究领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但现在看来,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的文献辨伪活动,而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消解《家语》作为王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晚清时,皮锡瑞著《经学历史》,认为王肃有意“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注》《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五书”,“以相互证明”,且系“托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

回顾《家语》辨伪在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伴相生。不论是马昭的“增加”说,还是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抑或是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换言之,他们预设了真《家语》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理的前提。而这又非为质疑《家语》者所独享,除开王肃取之以为“圣证”外,称颂此书价值者历代不绝。在儒教立国的时代里,一般士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将这本名字带有“孔子”二字的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待,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陈士珂发出“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诗《孔子家语疏证序》)的诘问,却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见文字,以示《家语》内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语疏证》也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而备受误解。

第二,杂抄诸书说。

近代以来,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体系的建立,使得客观探究书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为可能。而近几十年间,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等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家语》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们可能存在某个共同的源头,却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传世《家语》应当可以脱去“伪书”的帽子,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编纂此书的可能,及其在儒学上的意义与价值。而同时,研究者发现,与出土文献、乃至《说苑》等书相比较,传世《家语》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证明传世《家语》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代更晚,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南宋王柏著《家语考》,遍考源流,以为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礼记》“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并伪造《家语》孔序。四库馆臣所谓“割裂他书”,与王柏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的论证,均以《家语》袭取《大戴礼记》为中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R.
Elton)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历史学的实践》)分辨传世《家语》真伪的疑难在于,一方面除了《汉志》中二十七卷的著录外,我们无法找寻到更多的《家语》在汉代流传的线索,因此无以传世《家语》即汉代流传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却无法说明这些痕迹源自王肃。以当前的证据与方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其搁置,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的路径。

顾颉刚认为王柏所言“割裂织成”说“绝对正确”,今本《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他还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

在过去,像《家语》这类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引得人们纷纷讨论,实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种粗略认识,即一本书应该有明确的作者,可考的创作年代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但是,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个人的著述体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则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入,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期间,它的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编次都不是很固定;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的产生之间,古书可能经过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种“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性质,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的追问,应当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事实上,利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家语》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与演化,已成为了当前《家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清人范家相著《家语证伪》,将《家语》与群书逐条比对,发现“每事必有所出”,从而疑王肃杂抄群书。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读家语杂识》以为,“今之《家语》,非全部伪撰,似尚存有古《家语》之文于其中焉”,“今之《家语》删去《荀子》及说礼之文,其余之材料,大体为古《家语》文,当是改篇次,加私家者”,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上述《家语》之袭取、割裂他书的看法。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析文本,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级,《家语》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


第三,部分伪造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此类看法,均认为王肃在《家语》流传过程的不诚信行为,或代作“孔序”,或伪造文本。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家语》为孔子世孙孔猛“所传”,王肃从弟子孔猛处得此书,并为之作注,随行于世。明人何孟春认为《孔安国序》是王肃“代作”。

不少学者认为王肃之所以作伪,盖出于同郑玄进行学术争锋之考虑。清人陈鳣为《家语疏证》作序时,即认为王肃以孔安国之名作后序,并列举三条理由认定《家语》为伪书:一、“至于《家语》肃以前儒者绝不引及”;二、“其伪安国后序云以意增损,其言则已自供皇状然”;三、“夫叙孔子之书,而先言夺郑氏之学,则是傅会古说攻驳前儒可知矣”。清人沈钦韩著《汉书疏证》,认为是王肃部分伪造了《家语》。他说:“肃惟取婚姻、丧祭、郊捕、庙祧,与郑不同者羼入家语,以矫诬圣人,其它固已有之,未可竞谓肃所造也。”

三、史料价值

自东汉至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辨伪,学界主流均视《家语》为伪书,怀疑《家语》为王肃伪作。但是,《家语》究竟是否伪作?其史料价值如何?

历史上,学界对《家语》的史料价值评价,可谓疑信相参,因时因势而异。在怀疑主义学术传统中,我们亦常常听到肯定之声。学界亦不乏从思想脉络、历史流变、遣词用语等角度,来肯定《家语》的独特价值的主张。

宋代大儒朱熹《朱子语录》认为,《家语》为王肃的“编古录杂记”,“其书多疵,然非肃所作”,不过,“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大量引用《王肃序》等,并撰《新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从史料学角度肯定了《家语》及其所附汉孔安国后序的价值,认《家语》为《论语》“别出”,“散在人间”后又有“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而孔安国“于是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他引孔安国孙孔衍奏言,认为孔安国改孔壁藏书之“古文科斗”为“今文”,“读而训传其义”,且在“撰次”《家语》后,“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

叶適《习学记言序目》指出,是书“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安国撰定”。叶適说:“《孔子家语》四十四篇,虽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

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十认为,《家语》有“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在汉代曾经有“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的历程;唐人颜师古所说“非今所有《家语》”,则是“以肃之所注者在可疑也”。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认为,《家语》用词较古,不似伪作,是《大戴礼记》“杂取”于《家语》而非相反。南宋黄震《黄氏日抄》亦对作伪说持有异议,他说:“各篇中似尚有可疑之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

明人黄鲁曾注“明覆宋刊本”《家语》,他在“后序”中认为《家语》不是王肃伪作,实与孔氏家学相关。他说:“孔氏独多述作,自《鲁论》《齐论》言之又有《孔子家语》,疑多鲤、伋所记并门人先后杂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

清人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质疑伪书说,根据有二:一是质疑颜师古“既未见安国旧本”,又“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二是“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证明《家语》实乃渊源有自。

其他较著名者有:(1)《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家语》“出于肃手无疑”,但亦肯定其价值道:“特其流传既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2)《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论:“《家语》虽名见《汉志》,而书则久佚,今本盖即王肃依托,以攻驳郑学。马昭诸儒已论之详矣。然肃虽作伪,实亦割裂诸书所载孔子逸事,缀辑成篇,大意微言,亦往往而在。”而晚清唐晏撰《两汉三国学案》,认为《孔丛子》与《家语》都是实有其书而并传“仲尼之意”。

四、《孔子家语》研究的新动向

近年来新材料的出土,引起了人们对《家语》辨伪问题的重新思考。《家语》意义彰显,端赖于与新出土文献的参互比照。运用“二重证据法”,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对勘,肯定《家语》为王肃所编撰,重新考察和分析《家语》的文献来源、成书年代和学术价值,亦是近二十年来学界研究的新动向之一。


首先,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了竹简《儒家者言》,1977年又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二者内容均与今本《家语》相关。今人辨伪以主张“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为代表,李先生在1987年撰文中认为,“《家语》一书,王肃自序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当为可信;又有源自孔安国的传说,这与汉魏时期的孔氏家学有关”,“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儒家者言》也可称竹简本《家语》”[4],认为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简牍是《家语》原型。他还指出:“从简的发现看,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编纂形成的。”[5]

其次,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中,被整理者取名为《民之父母》的文献,就与《家语》中的《论礼》相同,使《家语》最终告别“伪书”的“头衔”。庞朴认为,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面世,“轰然打破”以前我们视《家语》为王肃杂抄自《礼记》等书而成伪作的“成见”。他说:“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的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6]

再次,英藏《家语》敦煌写本73行的公布,也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写本与今本《家语·郊问》和《家语·五行解》两篇在注文格式上,与同文书局、四库丛刊等版本完全相同。王重民认为,该本“民字不讳,殆为六朝写本”[7]。

杨朝明先生将《家语》看作“孔子文集”,视其价值高于作为“孔子语录”的《论语》。[8]杨先生认为,《家语》是由孔子的孙子子思领编而成,完全可以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儒学第一书”,该书对于全面研究和准确把握早期儒学更有价值。[9]杨先生和宋立林兄的《孔子家语通解》,“在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原则下,充分考虑现状,对《家语》进行序说、分段、注释、翻译,适应更多的读者,以期有利于推动孔子、早期儒学和中国‘元典’文化的研究”。李学勤先生亲撰序言,希望:“这部书问世以后,更多学者会来集中研究和讨论《家语》,《家语》的内容性质、成书过程、学术价值等等问题,都将逐次得到大家的共识。”

经过近几十年的研究,当今学术界大多认为《家语》不尽为王肃伪作,该书在研究孔子弟子方面,有比《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更明显的优势,而且还可以推进“孔老”及早期“儒道”关系、孔子的圣王观、礼乐思想等诸多议题的研究。已有证据说明《家语》早于《说苑》。有学者认为,在讨论颜回生卒年寿上,可以据《家语》纠正《史记》之讹。[10]王德成等认为,因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价值,《家语》的史料价值超过传统公认的孔子研究的任何资料。[11]

宁镇疆主持了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子家语》新证”、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孔子家语》研究”,在《家语》版本学、出土简牍研究上,发表过有影响的系列论文。他将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同今本《家语》做比较[12]。通过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家语》对应的十章的比较,他认为历史上关于《家语》一书的争论并没有因《儒家者言》的出土而全获解决,“出土文献再次证明《孔子家语》确实存在很多后人整理、重组的痕迹,这一点《孔子家语》比传世的其他文献都要来得明显。《儒家者言》最能证明的其实是《说苑》一类古书的价值,而非《孔子家语》。《儒家者言》的性质应该是介乎《说苑》与《孔子家语》之间,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虽然宁镇疆在解读这一发现时持有与李学勤不同的见解,但也未否认《儒家者言》与《家语》存在一定关联。[13]

其他代表性研究主要有:(1)李传军《〈孔子家语〉辨疑》[14];(2)杨朝明的系列论文,如《〈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讨论了与《礼记·孔子闲居》内容相对应的《家语·论礼》篇,认为“《礼记》本于《家语》”,说明《家语》非王肃伪造之书;(3)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以阜阳双古堆汉简为切入点,认定《家语》非伪书。另外,复旦大学邬可晶2011年博士毕业论文《〈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裘锡圭指导),主张慎重使用《孔子家语》中的资料,认为出土的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献只能证明《孔子家语》中含有从各种古书辑集而来的材料,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并不能揭示其中王肃等后人窜入内容的真伪与价值。

五、版本问题

关于《家语》版本问题,其情况相当复杂。据统计,1912年以前国内《家语》的传世版本,约有120余种。其中,元代1种,明代60余种,清代60余种。各版本,又可总分为两个大的系统:白文本系统和注本系统。古籍善本有毛晋本、景宋本、太宰纯本、冈白驹本和明覆宋本,然而它们当中也有讹误,人们对于毛晋本、景宋本和明覆宋本还有一些错误的看法。以这些善本为基础,参考敦煌写本《家语》、唐宋类书中所引到的《家语》内容及四库本,即可整合一部相对完善的现代版本。

在《家语》译注等研究方面,较具参考价值的作品,主要有:(1)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张涛的《孔子家语译注》,《前言》对《家语》的由来、流传和真伪分歧作了叙述,正文从诸本择善而从,注释标明出处、保留王肃注、重视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成果而时有订删,译文简洁通俗,附录补入三条《家语佚文》。(2)200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杨朝明和宋立林的《孔子家语通解》,集注释、通解、论证与一体。
(3)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轩与王秀梅选译的《孔子家语》,增加了每篇的导读。(4)2012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王盛元译注的《孔子家语译注》。(5)200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孔子家语》文白对照本。(6)199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王德明的《孔子家语译注》等。

本书定位为严肃普及读物,我们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扫除了阅读障碍的入门读本。在每一个篇目前面设有导读,总论本篇主题思想,引导阅读。对原文的疑难字词进行注音与释义,还翻译了原文。本书不做关于版本之间文字异同的繁琐考证,只在对理解原文有比较大的歧义的时候在注释中指明异文。本书原文部分,主要参考明人黄鲁曾注“明覆宋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清人陈士珂所辑《孔子家语疏证》等,并做了一些择善而从的修改。注译部分,对前人时贤的已有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吸收之处,恕未一一注明,在此表示感谢。

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部经典,让更多的大众亲近儒学“元典”,我们节译了《家语》大部分的文本,保留了我们认为最具有经典意义的部分。限于时间和注译者的学养,讹误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期待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注译者

2018年4月于汉上

1.文海出版社,1972年。

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黄山书社,1998年。

4.《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5.《新发现简帛与汉初学术史的若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6.《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7.《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149页。

8.《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9.《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1.《光明日报》2008年2月16日。


12.《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

13.《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14.《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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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孔子家语》

岳麓书社出版

《孔子家语》

编 著:黄敦兵 导读、注译

定 价:¥22.00

本书记录了孔子及弟子的思想与言行,很多内容关涉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比如孔子周游列国、问礼老子、与国君对答以及有关礼乐制度、历史自然等的论述。《孔子家语》在历史上长期被质疑为伪书,但20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证明:该书虽有后人整理、重组的痕迹,但并非伪书。在研究孔子弟子、孔氏家学等方面,该书有比《史记》更明显的优势;在展示早期儒学的整体形象、解读三代历史等方面,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价值高于《论语》,是“儒学第一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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