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赵家璧、萧乾致牛汉信各一通

笔者最近在钱学森、楼适夷、赵家璧、萧乾、吴小如等名家信札专场,找到赵家璧、萧乾给牛汉的信各一封,不见于《赵家璧文集》第5卷和《萧乾全集》第7卷,当为佚信,当是解读赵家璧、萧乾与牛汉交游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陈子善老师2017年3月1日微博:“罗洪先生2017年2月27日在上海病逝。她生于1910年,是上海松江人,翻译家朱雯先生之妻,有《罗洪文集》行世。她是迄今享年最长的女作家,活了107岁”。笔者未曾见过朱雯罗洪两位先生,但2012年11月7日曾得赠韦泱老师编的《百岁不老:罗洪作品精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罗先生离开我们近一年了,最近有幸得见朱雯、罗洪这对作家夫妇的信札,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牛汀同志:

笔者在“文坛忆旧
-—施蛰存、周而复、陈荒煤、贾植芳、萧乾、吕叔湘等名家信札墨迹”专场和“文坛忆旧-—周而复、施蛰存、陈白尘、赵家璧、萧乾、吴祖光等名家信札”专场,分别得见罗洪给时任《新文学史料》编辑黄汶的信,照录如下:

听说你已在五四文学编辑室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可喜可贺!但工作一定更忙了,这封信希望得到你的早日赐复。

黄汶同志:

前曾寄拙作《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本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据你室郑延顺同志三月廿四日来信,告诉我已用在贵刊第二期。他同时代表你组要我为第三期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专辑写一篇,我于四月一日挂号寄他《回忆鲁迅最后编校写序的一部书——关于曹靖华编译〈苏联作家七人集〉》,谅早已收到。该文原来拟给另一个刊物,因延顺来信,转寄贵刊,不知合用否?如蒙录用,请你们给我提些意见,以便修改,因为这两篇文章都已编入王仰晨同志约我为你社而编写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内收十篇,约十万字,已在上海付排)。希望你早日给我提些宝贵意见,还来得及在初校时修改。你是知道我在撰写这些出版史料时,考虑不周之处很多,你们是拙作的第一个读者,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前接大札,悉拙稿校样将于二十日左右寄出,今天已二十五日,未曾收到,不知已寄出否?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勿念。还有之六、之七,当按时写成奉上。这些是解放以前的。为了不占用《史料》篇幅太多,我想就刊出七次。至于解放以后两三次,我还是写下去。不知日后能否将已发表与未发表的合在一起在贵出版社出版?也许字数少了些。

此外,第二篇拙作,写的是鲁迅与曹靖华同志间的一段历史,虽然材料都是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难免还有疏忽或失误之处。我与曹靖老久未通讯,也不知他的北京住处,同时也不敢去打扰他老人家。如果你们采用此稿,请你考虑为尊重曹靖老起见,是否由你刊把校样送他看一下。如有修改意见,我当遵办。

如能成为单行本,那就感激不尽了。

茅盾先生不幸逝世了,这对中国文坛是又一巨星的陨落,而对你刊的损失也是不可弥补的,但《新文学史料》在组织他老人家写下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回忆录方面,功不可埋!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办好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刊物。

我姓姚,发表稿件,只用“罗洪”,到银行取稿费,因为跟户口本对不起来,非常麻烦,以后开单子时,请写成“姚罗洪”,谢谢。

翘首以盼,顺颂

刚才接到财务科清单和收据,现将收据附上,请转交。因为想跟你写信,只得附在这里,麻烦你转交了。

著安

此颂

赵家璧

    编安!

4.26

罗洪

如需要《二十人集》、《七人集》书影作插图,来信即寄。

3.25夜

《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本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刊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回忆鲁迅最后编校写序的一部书——关于曹靖华编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刊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信中说,“如果你们采用此稿,请你考虑为尊重曹靖老起见,是否由你刊把校样送他看一下”,恰巧《赵家璧文集》第5卷收有赵家璧1981年5月22日给牛汉的信,正是对这件事的回应,“将发表于你刊第三期上那篇有关《苏联作家七人集》的拙作,前蒙同意把校样或原稿就近送曹靖老审阅,可否请即代办这件事”。由此可以推知,赵家璧给牛汉的这封信,写于1981年4月26日。另外,《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本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在收入1981年9月初版的《编辑生涯忆鲁迅》时,题目改为《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关于〈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黄汶同志:

信中提到的“回忆录”,指的是《新文学史料》自1978年第1辑开始连载的茅盾的《回忆录》,是由韦君宜向茅盾组稿的,后来结集出版为《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了上册,1984年5月出版了中册,1988年9月出版了下册。茅盾是1981年3月27日去世的,《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刊载的《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文末注明写作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自此之后,《新文学史料》续载的茅盾的《回忆录》均是“其亲属根据茅盾同志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的”。另外,赵家璧在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3卷第6期写有关于《子夜》的书评。茅盾去世后,赵家璧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写有《从茅盾给我最后一信想起的几件往事》,提到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茅盾写给他的信“大约有四五十封之多”,“都是用毛笔写在国产的宣纸上,不但封封都具有文史资料价值,而且都是珍贵的墨宝”,可惜文革时被抄,至今下落不明。最后一信指的是茅盾1977年12月20日给赵家璧的回信。

大札及校样收到。正在等待《史料》第三期,这才明白是影响,推迟出版。书已寄出,大概就可以收到了。

牛汀同志:

校样寄回,请检收。

你好!

(之七)争取于十月底写好,写完了当即寄上。

有两个东西请你们考虑要不要也列入斯诺附录:

此复即颂

①鲁迅先生逝世后,我曾约斯诺写一悼念文章,后来刊在1936年11月25日上海《大公报》第十三版(文艺)上,题为“鲁迅——中国的伏尔泰”。我在下一篇回忆中将提到它,因此,如列入,可以前后呼应。

    编安!

②《活的中国》出版后,我曾请杨刚写一书评,刊在1936年1月17日上海《大公报》第十三版(文艺)上,题为“评‘活的中国’”。除了对此书作了总的评价外,她还很认真地核对了原作,列出斯诺作为记者加进的(即原作所没有)的句子,很说明问题。杨刚解放后先任总理秘书,管外事;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人民日报八大代表,我在第二篇文章中还会提到她的。(56年她去飞机场接外宾,汽车出事故脑震荡。)

罗洪 9.25

如果你们想采用,可持函(个人或集体借书证)现代室或你们组的章即可)至北图报库(西什库后库)可以立即复制,很省事。介绍信上最好开明要复制什么,在什么版面上。复制很便宜,两篇也就一元左右,比抄要省事多。

作家的回忆录是我们研究作家的珍贵文献之一。经笔者查阅,罗洪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1988年第3期、1989年第1期、1989年第2期、1989年第3期、1989年第4期、1990年第1期、1991年第3期、1991年第4期、1992年第1期陆续写有《关于〈腐鼠集〉》、《关于〈儿童节〉》、《关于〈春王正月〉》、《关于〈为了祖国的成长〉和〈流浪的一年〉》、《关于〈活路〉和〈鬼影〉》、《从〈急流〉到〈孤岛时代〉》、《关于〈这时代〉》、《〈灯塔照耀着他们〉创作前后》、《关于〈咱是一家人〉及其他》、《关于〈夜深沉〉及其他》等名曰“创作杂忆”的回忆文章,共计10篇。

两篇文章加起来也就五千字之谱。

“为了不占用《史料》篇幅太多,我想就刊出七次。至于解放以后两三次,我还是写下去”,
“创作杂忆”一至七是关于解放前的回忆,八至十是关于解放以后的,最终《新文学史料》分十次刊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洪在《欣喜与铭感》中提到,“1988一1990年之间,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十篇《创作杂忆》手稿,朱雯将她翻译的A·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手稿,一同送给上海图书馆,藏在那里比较放心。”由此可知,罗洪后来将“创作杂忆旧”系列文章的手稿给了上海图书馆,但文中提到的“1988一1990年之间,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十篇《创作杂忆》”是不准确的,应为“1988——1992年之间”。

“前接大札,悉拙稿校样将于二十日左右寄出,今天已二十五日,未曾收到,不知已寄出否?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勿念”,由此可以推知知,“拙稿”当指杂忆之四,即《关于〈为了祖国的成长〉和〈流浪的一年〉》。因此,可以确定罗洪给黄汶信的写作时间当为1989年3月25日。杂忆之五,即关于〈活路〉和〈鬼影〉》,发表时篇末注明“一九八九年四月”,这与信中所言“杂忆之五,四月初可以寄奉”是相吻合的。

近好

“之七”当指《创作杂忆(七)——关于〈这时代〉》,主要回顾了1945年12月正言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这时代》的创作背景与意图。信中提到“争取于十月底写好”,而发表时篇末注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上海”,由此可以推知,实际写完时间是1989年11月。因此,可以确定罗洪给黄汶的另一封信的写作时间当为1989年9月25日。

肖乾 11/9

当然,遗憾的是,罗洪先生在《新文学史料》陆续刊载的“创作杂忆”系列文章,直至1999年10月才收录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雯、罗洪合著的《往事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未推出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1辑设有“关于《活的中国》”专题,除了萧乾的《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记〈活的中国〉》、《活的中国》的目次,还有文洁若翻译的斯诺为《活的中国》写的编者序言、尼姆·威尔士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活的中国》的参考书目,杨刚的《评〈活的中国〉》。萧乾的《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记〈活的中国〉》写于1978年8月,《新文学史料》创刊于1978年11月,由此可以推知,萧乾给牛汉的这封信,写于1978年9月11日。

“文坛忆旧
-——施蛰存、周而复、陈荒煤、贾植芳、萧乾、吕叔湘等名家信札墨迹”专场,除了罗洪给黄汶的信,还有朱雯给黄汶的信,照录如下:

另外,斯诺写的《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刊于1936年11月25日的《大公报》。信中提到的“下一篇回忆”指的是萧乾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刊发的《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关于杨刚,萧乾在数篇回忆的文章中都有提到,“自从一九二九年在朗润园一次田尼生诗歌朗诵会上同杨刚相识以来,我们的过从算是密切的:姐弟相称,从写作到人生观,无话不谈”,“她是我一生的几位挚友、益友和畏友之一”,“我走入社会以来,在一生几个重要关头,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黄汶同志:

施蛰存转来贵刊编辑部给我们的信(前些日子收到贵刊来信,信封内没有发现信笺,当时就估计到可能被误封了),希望我们为纪念沈从文先生的特辑写一篇回忆性的稿子,非常感谢你们向我们征稿。我跟从文先生相识虽已六十年,但主要的交往是在抗战以前,而且主要是通信,那些信是十分宝贵的,可惜都在抗日战火中毁掉了,这样我就缺少回忆的依据。仅有的一点往事和一封贺信都在拙作《第一个热心引路人》(《新民晚报夜光杯》五月廿六日刊出)以及罗洪的《关于儿童节》中谈过了,也没有更多足以提供的材料,难以写成一篇象样的文章,因此就不想滥竽充数了。有方台命,务请原谅!祝
好!

适夷、牛汉同志均此不另。

请向他们问好。

朱雯

罗洪同叩

七月十八日

沈从文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悼念栏刊有《沈从文先生逝世》,并设有“怀念沈从文”专辑,刊有蹇先艾的《回忆老友沈从文》、施蛰存的《滇云浦雨话从文》、张充和的《三姐夫沈二哥》、傅汉思的《初识沈从文》、刘北的《执拗的拓荒者——怀念沈从文先生》、田涛的《悼念沈从文先生》,还有《沈从文致萧乾的信(五封)》。由此可以推知,朱雯给黄汶的信写于1988年7月18日。

朱雯在《我从苏州起步》中深情回忆沈从文给他的巨大帮助,“我很早就爱好文艺,在1928年前后,特别爱读沈从文的作品,可以说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启迪下,我才开始新文艺的习作。我最初写作的几篇小说,几乎都是对沈从文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仰慕.我冒昧地写信给他,一方面倾诉我对他的崇敬,一方面也向他真诚地求教。他没有让一个年轻人失望,总是给我以恳挚的答复,在他那些几百字、近千字的长信里,总是不厌不倦地指点我怎样创作,怎样做人,使我受益终身。”

朱雯给黄汶的信中提到的他与沈从文的通信,“可惜都在抗日战火中毁掉了”,笔者注意到,朱雯1982年11月29日给沈从文的信中也曾提到,“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就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您写的小说。正是在您作品的启示下,我开始了最初的习作。1929年我用‘王坟’这一笔名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多半是对您作品的幼稚的模仿。后来出于仰慕,我冒昧地向您请教,承您不弃,每次都给我极其诚恳的答复。那时您写作很忙,身体又很不好,可是您总是有问必答,有答必详,在那些几百字、上千字的长信里,又总是诲尔谆谆,不厌不倦,从创作到生活,给我以那么热情的教导。那些长信,也深深地启发了罗洪,她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若干值得自己回顾的脚印”,“可惜那些珍贵的来信,都在抗日战火中全部给烧毁了。如果那些信件(我估计有五六万字)能够保存到今天,那该是一部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的年青人多么有价值的创作和生活的教科书啊!”

另外,罗洪本名不姓罗,鲁迅本名不姓鲁,茅盾本名不姓茅,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现代作家的笔名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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