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清华“三剑客”“四剑客”之说

清华,名人辈出。近年来,对清华校园早期流风余韵的书写日益增多。仅就20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三剑客”“四剑客”的故事,即已版本繁多。

内容摘要:仅就20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三剑客”“四剑客”的故事,即已版本繁多。“三剑客”的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指周培源、陈岱孙和金岳霖。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他们虽非同系学生,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时人称为“清华四剑客”。“四剑客”之说的缘起最早提出“清华四剑客”的是季羡林。由此,关于“清华三剑客”称号的来源,已不言自明:20世纪30年代,这些清华学生深受《三剑客》(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的影响,私下曾以这样的称号互相标榜或冠给老师,但在彼时彼地,并无任何文字证据表明当日曾有这样的“剑客”称呼回荡在清华园中。

摘要:吴组缃简介
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与季羡林、林庚和李长之并称为“清华四剑客”。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三剑客”的三个版本

关键词:

吴组缃简介生平故事 吴组缃主要作品 吴组缃 (1908.4.5—1994.1.11),原名祖缃,字仲华,十四岁时改名祖襄,笔名吴组缃、芜帝、野松、寄谷、木公等。安徽泾县茂林人。父亲吴庆余是个秀才,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反对科举,学洋文,后弃文经商,小有资产,在家乡兴办了两所私立小学。 1921年起,吴组缃就学于宣城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接触到进步思潮。在五中时,曾主持学生会的文艺周刊 《赭山》,开始文学创作,在《赭山》、《皖江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白话诗。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和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学中文,1933年毕业后直升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清华园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与季羡林、林庚和李长之并称为“清华四剑客”。

第一个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指周培源、陈岱孙和金岳霖。1993年,钱伟长在纪念周培源的文章《一代宗师》中说:“在全校百余名教授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尊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系的周培源教授。”

作者简介:

周文业在《清华名师风采·理科卷》中称周培源与陈岱孙、金岳霖,被称为清华“三剑客”。

  清华,名人辈出。近年来,对清华校园早期流风余韵的书写日益增多。仅就20世纪30年代清华园“三剑客”“四剑客”的故事,即已版本繁多。

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在《陈岱孙一句话助我下定决心》中说:“他(陈岱孙)与叶企荪、金岳霖三人一起,同被戏称为‘清华三剑客’——三位单身贵族。”这就使得“清华三剑客”出现第二个版本:陈岱孙、叶企荪和金岳霖。

  “三剑客”的三个版本

2015年,黄发有根据常风2000年在《山西文学》第九期发表的《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又提出“清华三剑客”的第三个版本:常风、钱钟书、许振德。这个版本源自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邀约钱钟书和常风游玩颐和园等地,颇为尽兴,因为头一年看过《三剑客》的电影,故许振德戏称三人为“三剑客”。

  第一个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指周培源、陈岱孙和金岳霖。1993年,钱伟长在纪念周培源的文章《一代宗师》中说:“在全校百余名教授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尊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系的周培源教授。”

不妨再看看影响更大的“清华四剑客”故事。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他们虽非同系学生,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时人称为“清华四剑客”。故事作为文坛趣闻广为流传并无大碍,然而现在却被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年谱和相关学术论文当做文学史料采用。殊不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中,并无“清华四剑客”的称呼。

  周文业在《清华名师风采·理科卷》中称周培源与陈岱孙、金岳霖,被称为清华“三剑客”。

“四剑客”之说的缘起

  曾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在《陈岱孙一句话助我下定决心》中说:“他(陈岱孙)与叶企荪、金岳霖三人一起,同被戏称为‘清华三剑客’——三位单身贵族。”这就使得“清华三剑客”出现第二个版本:陈岱孙、叶企荪和金岳霖。

最早提出“清华四剑客”的是季羡林。1994年1月11日吴组缃去世,2月2日,季羡林撰写《悼组缃》。文中写道:“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三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的‘文学青年’,都爱好舞文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鉴于季羡林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清华四剑客”的说法迅速风行。问题是,季羡林云“可以说是”,明白说是他事后追忆所打的比方。2001年,季羡林撰《忆李长之》坦诚写道:“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看来,季羡林也承认,1930年代的清华园,他们四人确是意气相投,但并无“四剑客”的说法。

  2015年,黄发有根据常风2000年在《山西文学》第九期发表的《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又提出“清华三剑客”的第三个版本:常风、钱钟书、许振德。这个版本源自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邀约钱钟书和常风游玩颐和园等地,颇为尽兴,因为头一年看过《三剑客》的电影,故许振德戏称三人为“三剑客”。

关于“清华四剑客”的说法,也另有争议。如陈平原就注意到立说者的立场问题,他认为“最初的版本,很可能是‘清华三剑客’,只有林庚、李长之、季羡林,不包括吴组缃。因为‘三剑客’典出法国作家大仲马1844年出版的小说《三剑客》,由于伍光建等人的译本,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过,既然是挪用,‘三剑客’与‘四剑客’没有什么差异。当初无人评选,也不属于‘钦定’,如何命名,很大程度取决于立说者的视野与心境。”(《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不妨再看看影响更大的“清华四剑客”故事。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他们虽非同系学生,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时人称为“清华四剑客”。故事作为文坛趣闻广为流传并无大碍,然而现在却被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年谱和相关学术论文当做文学史料采用。殊不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中,并无“清华四剑客”的称呼。

陈平原所引材料出自孙玉石《“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园谈诗录》,文中孙玉石提起林庚的一首诗《寄故园友人》:“林先生记忆特别清晰,告诉我说:这是自己离开清华的时候写的。当时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没有被清华留下,心中颇有些不平。这首诗,写的就是自己这样的一种情绪。故园,指清华园;友人,指李长之、季羡林两个人,他们比我晚两班,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当时您们三人被称为清华三剑客。’先生笑了,‘是的’。”文中记录的时间是2004年2月22日,此时林庚已94岁,所谓“清华三剑客”倒像是孙玉石诱出的一个称呼。孙称“清华三剑客”,恐怕是从前读了季羡林《悼组缃》,误将早年的“四剑客”记成晚年的“三剑客”。在《悼组缃》中,季羡林提及“幸好我们这清华园‘三剑’(长之早已离开了人间)并没有颓唐不振,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虽非‘志在千里’,却也还能‘日暮行雨,春深著花’,多少都有建树,差堪自慰而已。”

当年并无“四剑客”之称

那么,所谓清华园“四剑客”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在西洋文学系。李长之1929年入北大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因恋爱等个人问题延迟至1936年毕业。林庚1928年入物理系,两年后转中文系,1933年毕业并留校。吴组缃1929年入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5年肄业,任冯玉祥国文教师及秘书。四人同在清华园的时间不过三年左右。

在季羡林《清华园日记》中,“林庚”首次出现是在1933年8月22日,季与林的第一次见面则在8月31日。那天下午,林庚找季羡林,很谈得来。季羡林1934年7月毕业后即回山东老家教书一年。也就是说,他们四人同在清华且相互之间都有交往的时间不足一年。

四人中,核心人物当为李长之。季羡林是李长之小学、中学同学,林庚则是1930年李长之在北大读书时相识,极有可能李长之此时因林庚而结识吴组缃。

1933年至1935年,李长之先后主编《清华周刊》《文学季刊》《益世报·文学副刊》等,季羡林、林庚、吴组缃常受邀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李长之现存作品中,直接将他们名字嵌入作品的便有诗歌《梦林庚》(1934)、《送季羡林赴德国兼呈露薇》(1935)、《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1934),但其中并无一处使用“清华四剑客”的称号。而目前可见的吴组缃先生文章和日记,也未见提及这一称呼。

四人中有三人是转系生,在短短几年创作大量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作品,日后皆成文史大家,这一人才现象值得学术史研究者注意。但从史料出发,1930年代并无“清华四剑客”称呼。

由此,关于“清华三剑客”称号的来源,已不言自明:20世纪30年代,这些清华学生深受《三剑客》(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的影响,私下曾以这样的称号互相标榜或冠给老师,但在彼时彼地,并无任何文字证据表明当日曾有这样的“剑客”称呼回荡在清华园中。数十年之后,有人追忆起当年清华园读书生活,为彰显往昔的流金岁月,纷纷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剑客”“四剑客”之说。而后来的文史研究者习焉不察,将这些头衔当作可靠的文史材料。

顺便说一句,近年一些说法如北大“中文四老”“清华四才子”(陈铨、张荫麟、李长之和钱锺书或张荫麟、夏鼐、吴晗及钱锺书)等也颇为流行,实则彼时彼地根本没有那样的称呼。其中即使部分出自研究者的概括,不少也名不副实,如夏鼐和钱锺书并无交集,李长之与陈铨更是隔代人物,将他们强拉一起并称并不妥当。品评历史人物使用四贤、八骏、十才子之类的诨号,固然吸引眼球,但悖谬史实地乱安头衔则适得其反。毕竟,历史常常不如说书来得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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