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末代进士的命运沉浮

在此时代巨变中,癸甲进士无论选择如何出处,都既需要努力应对难称完满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要尽力维系日渐失落的“意义世界”。从政治立场及政治行动来看,辛亥后他们中只有少部分坚持做清朝的“政治遗民”;但从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的“文化遗民”。毕竟,他们历经数十年的研习和浸淫,精通传统经史之学既成为他们的晋身资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体”与“西用”二分的巨变时代,中学更是他们安住身心、寄托情感的重要支撑。在转型时代,他们不断尝试融通各种传统思想资源,赋予其新义,以便能在用世、养身与治心之间有所依归,并维系其已受挑战的“意义世界”不致彻底坍圮。在此过程中,传统同乡、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关系不断叠加重组,形成一张张复杂宏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塑造新的身份,维系群体认同,并伴随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升降浮沉。

中国诗学素有以身体比拟诗体的传统。明人胡应麟《诗薮》有云:“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其实“史之美善”也可作如是观。韩策此书便可称“骨肉停匀”,既关注“活生生的参与者”,又以制度和机构为骨干。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传统的精英选拔机制,使得社会精英的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旧时代的举贡生员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新时代的学堂学生则因科名奖励的沿用而被继续冠以进士、举贡等名号,同样参与到社会流动当中。以新式教育制度为中介,社会精英的流动不再局限于“学而优则仕”的一元模式,开始向各行业逐步扩散。知识精英构成的多元化和职业取向的多样性不仅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及其功能的分化,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从选士史的角度而言,进士馆之设,乃废科兴学之际人才选拔和培养体制的改革和过渡举措,乃以学堂速成教育训练科举已成之才的具体尝试。进士馆的设立,标志着天子门生教育的重要转型——从研习经史辞章的翰林院庶常馆系统,过渡到接受法政经济教育的大学堂进士馆系统。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也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举立停,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义上进士馆的存续时间虽短,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考试史、留学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韩策此书依据新出史料纠正先行研究误判之处甚多,却并不矜才使气。所谓“史料辨析”,不仅仅是辨伪,更是梳理文献记载的层次。比如报刊记载固然把史实意义上的真实弄错,却往往能表现了当时舆情的真实(如第106-112页所举进士馆的舆论反响),或者说是趋新派心态的一种真实,甚至可能是在放政治烟幕弹。又如第151页指出“会试闱墨”普遍经过考官润色,固然不可当作考卷原样,却恰可看出考官眼光。所以,本书并没有因为依据了所谓“更一手”的史料,就把二手、三手材料一概抹消,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历史真实的不同版本与折射。每一次折射都有它独特的介质,其对最初事实的偏离,正可反映出介质的属性。其实何止是报刊,连笔记、小说、诗文集等文学性材料,都被拿来驱使。这正体现了史家的技术,也是特别予人启发之处。

在晚清,“废科举”几乎总是与“兴学堂”连在一起,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一项成果。1905年废科举之后,各地兴办学堂的数量和速度都出现了一个高峰。全国的学堂在1905年仅有8277所,1906年就达到23862所,1909年则达59117所。与之相应,学堂学生也从1905年的不足26万人上升到1909年的1639641人。这种情形足以说明,废除科举对于兴办近代学堂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前后左右的“同年”们,姓名与籍贯大多已斑驳难辨。除了少数人物之外,癸甲进士群体的经历与事迹大多已渐行湮没;而那些冰冷的碑石上所镌刻的名字,其实无不曾为鲜活之生命体。依据甲辰进士题名碑旁铜牌的标识,此碑应属自助导览机讲解范围。当不同语言、文化及知识背景的过客云集,各自细听导览机讲述“末科进士题名碑”的来龙去脉,时空悬隔,背景参差,游客各自体味想必亦大异其趣。前人笔记尝云:“甲辰为清代末科会试。自隋唐以来之科举制度,至此而历数告终。此榜多知名之士,以之结科举之局,颇不落莫。”诚然如是。癸卯、甲辰进士中颇多引领风会的人物,他们的双眼见过清朝的銮辇,辛亥的硝烟;见过民国的扰攘,敌寇的入侵;见过政权的更替,斯文的远离。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所学所思、所做所言、所喜所忧、所惧所惑,伴随了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走过跌宕起伏、一波数折的未竟转向。

此外,沿袭尚小明教授幕府研究的风格,韩策此书中载有大量表格和专业的定量统计。被他纳入统计的数据,多出于片段记载,一鳞半爪,散件于海量的档案、函电、题名录、诗文集等,需要很多联络、钩沉、拼接的工夫。但我所看重的,仍是韩策在数据面前的清醒。他注意统计方法的反省,更注重数据的分析,警惕过度分析。比如有学者根据癸、甲两科不同地区的中额,想要说明沿海与内地的风气差异,而面对内地少数省份中额较高的数据,又说这是人为调控的结果,结论先行,前后失据。相比之下,韩策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解读就要复杂得多。

晚清以降,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西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国知识界开始深刻反思科举制度的弊端,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1905年9月,清廷下诏,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实行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被废止。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近代以来流行的“平等看待史料”之说,其实甚有问题。史料从来就不平等,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史料的物质属性、载体、文体有别,都将造成阐释有效性的差异。与发掘新史料同等重要的,是还原史料的文献属性,辨析史料层次。

为了保证各地学务的顺利开展,专门化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亦随之建立起来。1905年12月,奉旨成立的学部下辖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以及翻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和京师督学局三局,成为全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教育行政系统正式从礼部独立出来。次年在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一员,与藩臬二司并重,统辖全省的学校教育事宜。提学使之下设有学务公所,佐提学使参划学务,并备督抚咨询。此外,清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的兴学行为,倡仪各府厅州县广泛设立劝学所、教育官练习所和教育会等组织,延聘士绅参与学务。这样,在清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完整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终于架构起来。这是清末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完整的新学制的确立,教育内容的转变以及教育行政的日益专门化都表明,至少在教育领域,废除科举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再次给在世的癸甲进士带来新的升沉机缘。他们部分继续在新政府内任职,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数进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馆系统,继续本行,发挥余热;亦有部分不复出,或僻居乡里,行迹难考;或客于他乡,流寓海外,度过晚年岁月。其出处与动向,总体延续其民国时期的政治立场,亦有重新选择者,均受到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时势与政策影响。由于该群体特殊的进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后的活动与名望,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他们也常被当作新政权优待旧式知识分子,以及旧知识分子政治选择、接受改造、发挥余热、拥护政策的深具象征意义的例证与型范。历经登科后数十年的风雨沧桑,癸甲进士在世者日渐凋零故去,最后的“天子门生”群体也逐渐走入历史。经过后世的历史记忆和书写选择,在国族、革命、现代化这类“宏大叙事”的话语中,他们的经历有些被重构和诠释,其形象再次渐趋清晰,但或样貌已非;有些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尘封遗忘,以致其自金榜题名后,具体形迹已斑驳难考。行之未远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历史书写中“民众”的失真、失语与湮没,更可推见。

比如前些年研究界颇为看重的报刊材料,其意义就有待重审。韩策此书前两章探讨庚子以后的科举展期、借闱之争和奏定新章的过程,就指出先行研究存在着过分倚靠报刊资料的偏颇。他利用档案、电报、信札等更可凭信的一手材料,考出许多报刊载录之不可信。如辛丑年三月报刊盛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申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几乎众口一词,一些研究者也信以为真。韩策则在书中利用中枢与李鸿章往还电牍,证明李鸿章这一时期正为顺天山西等地乡试及北京会试努力交涉,不可能贸然奏请停考。关于辛丑科举新章,以往研究也多从报刊钩沉,韩策则发现新章有众多版本,报刊所载之“八条”、“十二条”多有错漏,并非政务处与礼部会奏之“十三条”定本。三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分歧,涉及拟题者、命题范围和命题标准。最终确立的章程中,由皇帝钦命的题目只有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包括《九通》内容。这些原则都跟报章所载有较大差异。

科举制度集教育与选举功能于一身,它的废除对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传统社会,读书人接受君君臣臣、尊经尚书的学术训练,并将其引以为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观,科举制度则为专制政治的延续不断地输送官僚后备力量。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这就意味着传统政治资源自我补给、自我更新、循环往复的方式难以为继,同时为现代社会所需的新兴知识精英也迅猛崛起。1903年月12月,清政府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各类学堂毕业生经考试,给予举人、贡生、进士等出身,并分别等第以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阁中书或知县、七品京官等录用。在清末推行官制改革和举办宪政、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一些新兴部门及职位需要专业型的技术和行政工作人员,也为学堂学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新式知识分子在各级政权中的任职,既改变了官僚组织的构成,又对王朝体制下政权现代化的改造和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问题在于,晚清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于政于学,都出现从未面对过的局面与元素。既然为政在人,育人由学,教育改革遂为晚清新政要项,因此而有革废科举、拟定学制、兴办学堂、派遣游学等举措渐次展开。对于科举改制,其初步底线可概括为:八股当废不当留,科举可改不可罢,经史宜补不宜弃。实际运作中,改制主线为力图将学校育才功能与科举抡才功能结合,在内部调整的框架下应变。1901
年改制措施发布,时论盛称此后“有学校以造就于先,有选举以拔擢于后,使人才咸出于学堂,而后为士者无无用之学,为官者无不习之事”。然而,制度运作的现实则不尽人意。由八股而策论、由经史而西学的科举改制,仍然难脱“新酒旧瓶”的困境。而新政展开,事务纷繁,需才孔亟,传统对科举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批评,此时尤见其实。

近年的许多近代史研究著作越来越偏社会科学,而日益远离人文性。这在我一个中文系出身而对近代史有兴趣的外行看来,诚为遗憾之事。我们或许该追问: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没有人、没有温度的史学有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固有的文史传统,在史学科学化的潮流中,还有无容身之地?

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是历代王朝的抡才大典,其影响扩及教育、选举、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习俗、心理等层面。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早期现代进程的影响不可小视。

京师大学堂

最后,作者还勇于尝试在史实基础上总结一些“模式”。比如论及清末科举由“渐废”转为“立废”的过程,韩策提出了“交互激进”的模式。最初,只是袁世凯提出“增实科”,同时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改革后科举的新旧学对半开,旧额最终仍可保留。孰料号称老成的张之洞更为激进,声言“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袁世凯随即提出“渐废”旧额。下及1903-04年的三科递减方案,直至1905年的立停科举,都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陶模、端方等督抚之间竞相以趋新为政绩,“交互激进”而使变革加速度不断飙升的结果。对这一模式的总结,不仅可以阐释清末科举由改而废的机理,更可推而广之,用以观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在教育领域内出现的进步还表现在新学制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1902年8月和1904年月1月相继颁布的“壬寅”、“癸卯”两个学制,首次在中国确立了具备现代意义的学制体系: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的教育层次分明,且分类细致;除普通教育外,还包括各类专门教育,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农工商矿等实业学堂以及方言、医学、体操、美术、警务等专门学堂。1906年,清政府颁发“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意味着教育从传统时代以儒家学说为全部内容的仪式化全能主义向实用化、专门化的转变,新的学堂教育不再单纯注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教养,还进行职业教育和知识教育。儒家学说虽然仍以清王朝国教的形态继续存在,但在教育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经学仅仅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存在,不再具备统率一切的意义。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封建教育的终结,同时促使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知识”日渐重视,并使之制度化。

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

韩策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点,是精于史料辨析和阐释。

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肇建,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末代天子门生的癸甲进士,可谓“转型时代的转型群体”。他们既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代表,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的变化和动态,亦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对社会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科举的废除,导致联系国家与知识精英的大动脉被切断,“一方面使得吟哦四书五经、牢守功令、恪遵伦理纲常的旧精英顿时失去凭借,同时也逼使这些漂浮流动的人才面向许许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于传统四民社会逐渐解体,新的社会职业、分层出现,进士群体亦参与其中,其横向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癸甲进士或因游学,或因教学,或因仕宦,或因营商,或因流亡,足迹远届港台、南洋、日本、欧美等地;在职业分化及地域流动方面,已迥异于独守入仕一途、主要依托故土的传统型士大夫。在社会角色方面,癸甲进士既部分延续传统精英统合与服务乡邦的职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间及公共事务中发挥影响。

韩策此书虽以考证、辨析、统计见长,却不是东鳞西爪的碎片化研究。全书有严谨的结构设计,从变改科举这件事情的根源谈起,到庚子以后的乡会试的展期之争,然后才是科举新章的制定和实践,以及进士馆建制的原委。这些都是癸、甲进士这一群人能够产生的前提。往后则进一步论及进士馆的出路、留学,并按照翰林、部属、即用知县等类别统计他们在仕途上的分化,看到最后两科进士的前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黯淡;在有些层次上,他们的补缺、晋升,甚至改观了晚清官场拥堵的状况。

癸甲进士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之转向与分化,亦颇微妙而曲折。作为科举正途遴选的“天子门生”,他们理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帝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整体也倾向维系既有体制的存续。当然,其间时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士馆派出留学人员兼有官僚和留学生双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触革命思想,可能影响其政治取向。不过,他们此时也还是尽量维护现有秩序,因为他们本是旧有体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为了符合后定之论,过早、过分拔高部分进士的“政治觉悟”;当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责于人,谓该群体“革命性”不足、不肯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云云。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份而言,此种艰难而缓慢的转型才是他们在那个时代中的真实境遇。实情如此,必至渐见立宪无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场才随之逐渐转变。其间,从天子门生、钦命职官到民选议员、国民代表等,癸甲进士的政治身份和认同开始发生微妙转变。少数进士开始将其“忠爱之诚”做出忠于一家一姓、一朝一人与忠于一国一群、职事大政的区分。传统意义上君即国、朝廷即国的观念,逐渐遭遇到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新知阶层逐渐“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成为清廷不愿接受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最终,部分影响甚大的“天子门生”也站到天子对面,转而倾向同情革命,乃至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灭亡。此种“种瓜得豆”的结局,确非改革之所乐见。当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论域,则可发现晚清改革对近代中国转向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涵。民国肇建后,统合该群体的旧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分化。其中有总体支持民国而内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图复辟帝制而视民国为“敌国”者,乃至有投敌附伪而身败名裂者;其间,又有在国共两党及中间各派选择与斡旋、辗转进退者。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分化远甚前清时代。时代世局之迁移大势,诚有为个体及群体难以逆料和逆转者。

读博时在历史系蹭课,时而看到一个让人疑惑的身影:面相老成如访问学者,执礼甚恭却仍是学生模样。若干年以后,才知道那是韩策,当初他毅然从法学转入近代史,目前则是北大历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新书《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颇得史学界前辈的好评。

尽管如此,晚清政府无论从笼络人心,还是稳定时局,抑或重拾权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将进士这一拥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体弃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样照旧全收。因此,特于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进士馆,详定章程,延聘名师,且新科进士免费入馆、厚以廪饩,俾其以速成路径,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知识,以佐新政。因此,进士馆课程的整体设计思路,是在《论语》所谓“果、达、艺”三项从政素质框架内,分别开设相应学科,希望将新科进士既往接受的经史辞章教育革新为西学法政教育。在具体操作上,则力图将传统翰林院的“学馆”与新建大学堂的“学馆”衔接,将传统的人才“分科”具体化为近代的课程“分科”,并将传统资政的“经邦济世”之学与近代西学中“法政经济”学科相糅合。同时,也希望通过切实管课,整顿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馆学业涣散、有名无实的弊病,令新科进士勉力学问,要在“讲求实用之学”,兼求速成和切用。

但是,人物研究不是写传记,人物群体研究更不是写群传。韩策所研究的进士群体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最后进士”的特殊性,是戊戌以来制度变革赋予的,要给这些血肉找到骨架,还是要回到制度史。所以他向前追溯科举新章的形成,作为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延伸,接上了一个庞大且专门的研究领域;向后则以进士馆为中心考察进士的“新学”教育,又是近代教育史上新学制、新学堂的内容。具体人在制度和机构中生活,强调人物中心,并不是否定社会结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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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是尚小明教授的学生,从留日学生、学人幕府,再到民国以来大学教员,尚教授多年来专力于士人群体研究,形成了一套综合人物行迹与量化统计的独到方法。韩策选择癸卯、甲辰两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是得自师传。癸、甲进士是中国漫长科举史上最后两科会试的成果,但其意义决不止于“最后”。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自辛丑科举改制的“策论举人”,实为戊戌以来朝野不断争论科举改章的产物。

进士馆的创设及其旨归

更重要的是,韩策对制度框架的研讨又非静态。制度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和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晚清,甚至可以影响制度走向,关乎多数人的命运。在本书前两章,韩策对于辛丑科举改制中借闱、展期和分场等具体问题,特别是其商讨、争论和最后定议的过程,都有详细的铺陈,呈现了制度背后人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角力。其中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在教育史叙述中甚为趋新的张百熙,竟上奏强烈反对科举展期,不惜化身保守朝官的代表,诘责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这类细节的呈现,或可打破关于晚清人物新旧归属的一些刻板印象。而张百熙与张之洞之间的龃龉,有可能影响到两年后二人在京共商学制和大学堂事务的过程,其间纷扰亦非“新旧之争”所能概括。

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实世界内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建设问题,还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世界”重建问题。清季民初中国社会的剧烈激荡与变革,外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文化与底层思想文化的变迁,其实并不同步。改试西学策论后,考官阅卷仍然坚持“圣贤矩矱”;留日进士剪辫易服,也还要仰赖旧有功名与政体;癸甲进士入民国后,主要还在维系传统的“意义世界”。凡此种种,都可看出社会各个层面文化的变迁并不均质,步调也难于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还是针对中层制度层面进行改革。透过进士馆的个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实对此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举革废,帝制终结,使“制度化儒学”失其依托。但是,“‘制度化儒学’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传统儒家在制度层面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其在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终结,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续;经学化的儒家已经退场,而子学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过考察进士馆的设立运作及癸甲进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见中国近代转向中制度建构的努力与曲折,以及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了解这样一个背景,就会看到从尚小明教授到韩策,多年来致力于士人群体研究的意义。这些士人群体是近代史庞杂表象背后的精神所寄,他们有理想,有情感,有身份认同的自负(如韩策书中所举,翰林在进士馆中不服留学生教习的例子),也有个人的小算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在科举展期争论中的算计),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尚教授和韩策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不动声色当中,用扎实的考证、辨析和细节的呈现,延续着中国文史之学“把人作中心”(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的做派。

今天,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帝制后期儒家的最高“神圣空间”,已辟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游人如织。大成门外的廊檐下,静静伫立着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讲述着这些传统文化精英曾经的毅进与恩荣。其中,即有光绪癸卯科及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甲辰题名碑旁,特以铜牌镌字,曰“末科进士题名碑”,并以中英对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别举称“新中国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沈钧儒——来自浙江秀水的二甲进士,清末民国时期的宪政志士,新时期的政法领袖。题名碑上有关沈钧儒的信息,或因后人特意琢磨,去除尘障,显得格外清晰。

书末论及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之际的浮沉,许多现象值得深思。比如这两科进士因为知识结构较新,且在进士馆或留学期间接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所以其中的部属人员在辛亥以后多留任,与翰林的凄惨结局形成对照。但从清末学部到民初教育部的转型却是一个特例,学部—教育部在鼎革前后的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这或许体现出文教事业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联,即便在学部、教育部这样导入科层制的近代新部门中,亦未曾消解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缠绕。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

又如在科举史研究中,朱卷集成、乡试录、会试录向来是考察科场文字和衡文标准的重要材料,而韩策却指出这些文献所标榜的原则和试卷本身往往多有差池,应该结合阅卷的实际情况来审查,以免为表面文字所欺。阅卷过程中产生的日记、书札等材料,反映了考官心态和科场惯例,透露出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反而更加重要。

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清末的官制改革、学制改创、预备立宪,为癸、甲这两科最后的进士拓展了迅速上升的途径,一改清中叶以来官场的拥堵局面。而随后辛亥革命的勃发,又使其出路严重分化。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如汤化龙、谭延闿、沈钧如、袁嘉穀、陈黼宸等,在民初政坛、法律界、文教界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往后看,清季最后两科科举所奠定的人际关系,在民国史上依旧影响深远。

张之洞序《劝学篇》,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讲求,帝制后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实际上兼系“政”与“学”两者之兴衰。尤其是历经多年寒窗、一路过关斩将而最终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既是高级文官的主要来源,又是传统学术标杆所在,其殊荣与前景举世称羡。至于进士群体中又能优选入翰林院者,则更负清望,明清两代列宰辅、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科举改章废八股考策论,扩大了举子的知识范围。而成为进士以后,翰林院和六部的改革,进士馆的设立,进士留学的派遣,又进一步补强了这批最后进士的“新学”背景,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迥异于此前正途士大夫的进身之路。他们之间既是科举同年,也是新学堂的同学,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政学共同体。从后往前看,无论在科举史还是士大夫身份认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从科举改制,到设立进士馆,再到派遣游学,以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的授职升转,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得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博。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然而,每当制度设计与个体利益抵触之时,官僚个体便会启动抵制推诿之法,以个体理性谋求自己处境最优及利益最大。无论是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艺策论,还是令新科进士入进士馆修业,抑或集体遣派留学,都是朝廷对末代天子门生进行教育提升的实际举措。但晚清中央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对“开官智”问题仍然不无分歧。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因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多方创造条件以开其官员群体之智。但官员群体摇曳于“学”与“仕”之间,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其个体理性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此亦人情之常。

韩策的新著所关注的,正是这批介于新、旧之间的“最后的进士”。众所周知,“进士”是科举考试所能获得的最高身份,故从士的功名背景来讲,也可称其为“最后的士大夫”。这一选题和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其实颇具针对性。近年近代史研究界受外来新风鼓舞,颇张扬社会史、地方史、基层史等新视野;韩策此书讲的却是活跃于京城的士人精英,偏于梁启超以降新史学所不屑的“帝王将相”。其次,就晚清科举改制研究的小范围来讲,“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韩策则更关注文教变革在中枢发动的机制,在制度史的基础上还原“活生生的参与者”,可谓有骨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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