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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是部巨著,总起来有147部作品,实际完成只97部,余50部未成书。而将巴尔扎克作品翻译为中文,迄今有据可查的资料最早大约是1915年,由林纡陈家麟合译出几个短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也有零散作品被翻译发表,但多未成系统。真正系列翻译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当为穆木天译《欧贞尼·
葛郎代》,此译本1936年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穆氏随后尚译有《勾利尤老头子》、《恺撒比罗图盛衰记》等,由文通书局出版。依此可知傅雷1944年所译巴氏《高老头》与1948年所译《欧也妮·葛朗台》及1956年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皆复译本。

高名凯

  说起来,1944年前的傅雷并未有系统的翻译对象,通常只将翻译范围定在艺术,丹纳《艺术论》等。40年代中期译巴氏《亚尔培·萨伐龙》始,1950年译《贝姨》,1952年译《邦斯舅舅》,1953年译《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1954年译《于絮尔·弥罗埃》,1959年译《搅水女人》,1960年译《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1961年译《幻灭》三部曲,统共译有13部巴氏作品。藉此他的翻译成就才得以显现。

高名凯先生是现代著名语言学家,一生致力于汉语语法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培养了大量中国语言学人才,是与王力、吕叔湘齐名的著名语言学家。他不但出版了《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等著作,还译介了二十多种法国小说。

  与傅雷约近同时翻译巴尔扎克作品者,尚有高名凯。高氏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分“风俗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两部分,“风俗的研究”系列又分“外省生活之场景”之《杜尔的教士》、《毕爱丽黛》、《单身汉的家事》、《葛兰德·欧琴妮》等十二册;“私人生活之场景”之《三十岁的女人》、《弃妇》、《无神论者做弥撒》、《恶耗》四册;“军旅生活之场景”之《朱安党》(附:沙漠里的爱情)。“哲学的研究”之《驴皮记》、《受人诅咒的儿子》、《杜尼·玛西美拉》、《钢巴拉及其他》(短篇小说一集)。统共为21册,皆由海燕书店出版。依此而言,傅雷与高名凯翻译巴氏作品相比,仅为高氏半数。

1931年秋,高名凯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升入燕大研究院哲学部学习。1937年,受燕大派遣,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yMaspe⁃ro)。笔者在查阅燕京大学的一份校刊《燕京新闻》时,发现该刊1939年11月4日第6卷第10期“海外友声”栏目内,揭载了当时身在欧洲的高名凯寄给母校的一封残简:

  傅雷初始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多有模仿傅东华先生将外文字中国化的味道。傅译《乱世佳人》时,书中人名地名皆冠以中国称谓习惯。傅雷译《高老头》与穆译《勾利尤老头子》在名字上一望便知倾向傅东华。傅雷在《重译本序》里说:“倘若认为译文标准不应当如是平易,则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算是解答他对译作的认识。

近得本校一九三七年哲学系毕业同学高名凯君来函,内称现留比京布鲁塞尔。高君曾于八月至柏林,后因战事爆发,不能返法。

  穆木天、傅雷、高名凯三人皆曾留学法国,所译巴氏作品,以穆木天为最早,以高名凯最为系统。高氏原本是语言学专家,与傅雷译笔比较,熟练与流畅二人不相伯仲。从文字阅读上讲,高氏多于词句完整与文艺感;傅雷则胜在语辞幽默,使人读到巴氏文字的机智。穆木天译文与高、傅差别甚大,三者相比,以傅雷高名凯所译巴尔扎克顺畅易读,穆木天的中文表述逊于前二位,但傅译本流传最广。不过傅雷对自己的翻译有清醒认知,说:“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的翻译,当然是眼高手低,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这对当今一味歌颂傅氏作品者很有些嘲讽。

高君博士论文,曾嘱由本校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兹将原信节录于后:

  回过头来看高名凯在《杜尔的教士》前《译序》所言,知其翻译巴氏作品缘起:“回想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和燕京大学遭受同样的命运,其狼狈的情况实在是难于笔述。后来我受中法汉学研究所的聘请,担任研究员的职务。那时候,物价已渐高涨,汉学研究所所给我的报酬实在没法子让我维持最低的生活。然而‘不合式’的工作又不愿意接受,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经济的压迫之下。幸亏我的朋友俞鸿模先生和陈伯流先生约我为上海的书店翻译巴尔扎克小说集。于是,这外行的工作也就只好担任下来了。……这样的堆积下来,不觉已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外省生活之场景所包括的各篇小说大半译竣。”这段叙述写于1946年,可知高名凯当年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先于傅雷,但作品出版却在傅雷之后,尤迄今未再版,殊可惜矣。

(上略)我在柏林住了不久,就碰到打仗,可以说是倒霉之至!但所得经验不少,也可以说是一种收获。八月末俄德签订不侵犯条约时,我就知道欧洲非打仗不可,当时就想离开,然而因为订购了许多书,还没有到,一时走不了,没有想到时局变化得有如电流之速,一星期后,德国宣布归并但泽,战事就开始了。我那时马上就动身南下,想由瑞士返巴黎,没有想到法国全境已经封锁,进不去,而瑞士也就不许逗留,因此又回到柏林。在柏林每天都在想法离开,然而回法不可能,中立各国又不许外人入境,可以说是毫无办法。幸我前签有回法护照(此护照战后已失效用),我就拿去到比利时使馆交涉,谓系过境回法,并非留比,那时比国代办不知此护照已失效用,就让我过境,于是我就于九月十二日到比京布鲁塞尔。比国是中立国,还有法国的外交机关,我就和领事馆交涉准我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因法国领事馆向巴黎方面请示,尚未得到覆件),不过我想大约多加努力,回法国也许是可能的。我在比京已经四星期了。这里的生活还不坏,如果要避难倒是一个很好的去处,但是来此就为避难,未免太不成话,所以目前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回法国去。只要意大利中立,我还要留在巴黎研究一年。如果意大利打起仗来,那也只好回去了,因为不回去,将来地中海封锁就回不去。不过以目前的局面看,意大利的中立大约是不成问题。(下略)高君的通信处为:

KaoMing-kai

CheyWausianKaé

18RuedesEchevins

Brussels.IxellesBelgium.(ViaSiberia)

由上文可知,求学欧洲的高名凯与母校燕京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柏林的高氏处境十分危险。但法国全境封锁,返回巴黎困难重重。后来经与比利时使馆交涉,终于得以逗留布鲁塞尔,借道返法。信中内容显示,高名凯1939年9月12日到达布鲁塞尔,写信时已在彼处四个星期,正在作进一步的打算。

欧洲战局日益严峻,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成为纳粹的目标。1940年4月20日《燕京新闻》第6卷第28期“校友近讯”中刊有一则消息,介绍了高名凯在巴黎的近况:

高名凯君由40,RuedesBoulangers,Paris来函,略谓:自欧战爆发以来,巴黎市面虽无甚改变,然较战前萧条。犹以往日灯煌辉烛之夜,今已成漆黑一团矣。

现时中国在巴黎留学生为数甚少,多因战事回国;燕京校友在巴黎者,只二三人。高君本人亦拟于本年夏季返国。

1940年5月,高名凯完成学业,以论文《汉语介词之真价值》获得文科博士学位。5月10日,高氏偕新婚妻子陈幼兰女士离开巴黎。6月10日,在巴黎沦陷前四日,高氏夫妇与中国学生三十余人于风声鹤唳之中乘法轮离开马赛回国。同一天,意大利对英法宣战。这就意味着,正如高名凯所料,该船无法由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东航,只能绕道非洲好望角。1941年初,高氏夫妇终于安抵北平,受聘于燕大国文系。1941年3月1日《燕京新闻》第7卷第21期刊发了一则《高名凯抵校》的新闻:“国文学系新聘助教高名凯,已于上星期日(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抵校。将于下星期二日晚于临湖轩教职员讨论会中出席讲演云。”8日《燕京新闻》第7卷第22期于第二版整版刊载了《高名凯归国历险记》,正是根据高氏的讲演内容,记述了其历尽艰辛、由法返国的经过。

1992年,语文出版社曾推出《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1957年至1962年高名凯写的11封书信。编者按云:“高名凯先生的书信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十年浩劫)散失殆尽,现在从幸存的书信中选择一些发表于此,这是了解高名凯先生生活、工作、思想的某些片段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燕京新闻》上所载高名凯先生的残简与其他史料,显然是了解高氏在留学欧洲时期和归国后“生活、工作、思想的某些片段”的珍贵文献。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二战的腥风血雨,而且能够窥见民国学人异邦求学的坎坷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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