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王映霞忆鲁迅与郁达夫

狗年春节清旧物,无意中发现了42年前王映霞的两封来信:一封写于1976年9月8日,另一封写于同年9月21日。当时我办公的地点在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北街二号,来信地址是上海威海卫路190弄(太和村)23号。我当年联系王映霞,绝非因为她列名于“民国美人”,也非对她跟郁达夫的绯闻感兴趣,只是因为她是当时尚健在的跟鲁迅有过直接接触的老人,而我所在的鲁迅研究室正接受了一项抢救《鲁迅研究资料》的任务。当时有关文件明文写着,要抓紧时机,对一些熟悉鲁迅的老人(包括反面人物)进行访问记录。

1927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达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从而对其疯狂追求。王映霞在经过犹豫、困惑、烦恼,以及兴奋和举棋不定后,终于扛不住郁达夫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在诗人柳亚子眼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数年后却反目离婚,上海从此徒留下对这双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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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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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手迹 尚贤坊一见钟情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前往马浪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孙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孙家的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年18岁的王映霞,不由对其一见倾心,就此展开疯狂追求。郁达夫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那天孙百刚对郁达夫的表现,也感到有点奇怪。比如,郁请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叫汽车?他打算请大家去什么大饭店?再说即使坐汽车,大家一起出去,街口就是汽车行,为什么一定要把车叫进来,弄得排场十足?尤其是孙还回想起,“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譬如说:他向来是见陌生女人,常会露出局促不安的腼腆的样子;可是今天掌华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似乎很是熟络。再譬如: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内行,不愿给人家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如对黄包车夫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而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则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一络大派,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来,似乎都有点异常”。
看罢电影,孙一方面看郁意犹未尽,另一方面也想还还情,便提出去南京路逛逛,晚上由他做东去三马路上的“淘乐村”用晚餐。从“淘乐村”吃完出来,带着六七分醉意的郁达夫坐上汽车后突然用日语对孙百刚说的一番话,使孙百刚一下子意识到,郁达夫已经狂热地爱上了王映霞。当时郁用日语对孙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
”带着微醉用王映霞听不懂的日语说出这番话,显然郁达夫是在试探孙百刚的态度。但孙百刚只是巧妙地回了句,“你是在做小说吗?
”郁达夫说,“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
”也许是酒喝多了,车到尚贤坊,临分别时,郁声音打颤地说,“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郁达夫果不食言,第二天下午,他在“卡尔登”出席了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后,于晚上以送还孙百刚放在他那里的译稿的名义到尚贤坊孙家,不仅得以与王映霞“再会再会”,而且把她约到四马路“泰丰酒馆”吃饭。郁当天日记记载:“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
”又云:“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此后郁达夫除了频频给王映霞写情书,更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其缠绵悱恻、露骨率真、点点滴滴、尽皆托出。
而据王映霞自述,郁达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达夫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当时别说王映霞,就是孙百刚夫妇也没有意识到,郁达夫这天心情这么好,兴致这么高,多半竟是冲着他一见钟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后一连数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再会”王映霞。
17日,约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毕送王回尚贤坊;18日郁日记记载,去尚贤坊访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约半小时,“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
19日,郁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王映霞她们外出看电影。看罢电影,又去吃夜宵。
朋友的忠告
郁达夫魂不守舍的情状自然瞒不过周围人的眼睛,当然,也许郁根本无意瞒大家。但人们多不赞成他追求王映霞,尤其是孙百刚夫妇。孙百刚曾对妻子孙掌华说,郁达夫有妻子叫孙荃,“是富阳一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他们已经有儿女了”。孙掌华惊讶道,“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寻人”。为此,她还委婉地问过王映霞,对郁达夫怎么看?王映霞开始一言不发,最后说了句:“我看他可怜。
”得知王映霞这样说,孙百刚觉得应该对郁达夫提出忠告了。
这天早晨,孙百刚来到郁达夫住处,规劝他道,达夫,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定会毁了你现在安宁平静、快乐完满的家庭,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写小说可以不顾一切,热情奔放,遇到现实的切身大事,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倘若爱她,就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再说你和她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日久终有影响。我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向你忠告,希望你郑重考虑,千万不要孟浪从事!但是郁达夫根本听不进去。两人不欢而散。
孙百刚回家后又找王映霞谈话,希望她拒绝达夫的追求。这样既解除了他的烦恼,也不影响你的前程。
王映霞回答道,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只怕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
孙百刚从王映霞话中听出她的犹豫,但他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于是他建议王映霞最好回一趟杭州,把目前事情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而此时的郁达夫已深陷在对王映霞的炽烈爱恋中。他于20日又去尚贤坊访王映霞,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偕隐名山誓白头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尤其是当郁达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后,曾疯狂地乘上火车一路追到杭州。因寻她不遇,一度曾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绝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浇愁,喝得烂醉;还吸食鸦片,以图麻醉自己。清醒后,便奋笔给王映霞写情书。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达夫,婉转地批评他不该去杭州找她。
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达夫,但后者觉得信中“一点儿内容也没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郁才觉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练我,看我的诚意如何”。于是郁达夫向王映霞开始新一轮情书“轰炸”。
2月25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信,请他去尚贤坊一见。郁当日日记记载:“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叫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可以说,至此,郁、王的恋爱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折。这时候,郁达夫突然产生纠结。他在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
但是甜蜜的爱之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而在王映霞这边,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在行动上似乎也出现了迹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贤坊,借住到一位同学那里。反正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其间郁达夫也曾因感到与王映霞相爱有“一点罪恶”感,便自欺欺人地于3月4日致信王映霞说要中断两人关系。但5日上午,当王映霞如约出现在他面前时,郁达夫有的只是喜悦,昨晚作出的“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那天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第二天,郁达夫在写给王映霞的情书中,附上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写道:“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在日记中说,诗“系记昨天事的”,“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了五湖泛舟的事情……”7日,他们又幽会。郁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
”郁还说王映霞这天还激励他做一番事业,更劝他去革命。并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郁达夫追王映霞之事,终于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励也确实给郁达夫带来勇气和力量。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给予掩护的。显然由于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于是,6月5日,他俩假杭州聚丰园菜馆,举行订婚仪式。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请了两桌客,“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至此,郁、王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事件总算尘埃落定。到了这一步,人们也只有祝贺他们了,包括孙百刚夫妇。
婚后,郁达夫最初与岳母同住于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租下毗邻的嘉禾里1476号底楼一间老式房,于3月底迁入。
8月,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
《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
《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神仙眷侣的甜蜜生活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王映霞后来在《半生杂忆》中写道:“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
”囿于当时的政治因素,郁达夫和王映霞住在嘉禾里的地址没有向朋友们公开,信件均由书局转。当时王映霞已怀孕,她写道:“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郁达夫一度患上伤寒,后转黄疸。其间王映霞经常做营养食物给他调理,使郁得以尽快康复。郁的生活也上正常轨道,北新书局给他出的全集先后发行,拿到不少版税。加上平时再写些作品,也有稿费收入。经济有了起色,小日子过得越加有滋有味。后来亲朋好友知道这些,也很为他们高兴。郁飞、郁云出生后,孙百刚曾去嘉禾里看望过他们,王映霞还特地去买了菜,留孙百刚吃饭,孙也真切地感受了他们的甜蜜生活,并为他们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日记九种》不尽是缱绻缠绵的喁喁低语,同时也有郁达夫作为进步作家对时局所表白的立场和发出的声音。郁达夫从广州来到上海仅三个月,就迎来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占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但当他察觉这一革命成果有被异己者篡夺的危险时,即在这“方向转换的途中”写出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发表于《洪水》半月刊。指出当前的革命已处于“一个危险过程中”,要大家警惕那些从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的新军阀、新官僚和新资产阶级。他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的发表,也为他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但他并不动摇。尤其是1927年10月初,老友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郁达夫更是喜出望外,从此他更是坚定地与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他和鲁迅联合创办的《奔流》月刊,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鼓舞很大。阅此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时可见郁达夫或一人或偕王映霞访鲁迅的记载。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
”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
郁达夫、王映霞的此后的情感里程,最后果然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俩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了12年情缘的结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笔抗日的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王映霞后来则以耄耊之年,在杭州“叶落归根”。

我致王映霞的第一封信写于1976年9月4日,所提的问题大概是:一、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从广州到上海,最初住在共和旅馆,请问当时她和郁达夫跟鲁迅夫妇接触的情况。二、鲁迅有一首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鲁迅1933年12月30日记载:“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请问该诗的写作情况。三,还有没有尚未发表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听说郁达夫收藏的一箱书信遗失了。四、1932年10月21日郁达夫、王映霞请鲁迅等友人午饭,鲁迅作七律《自嘲》。请问该诗写作情况。鲁迅当天日记所说的“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何意?信末我告诉她,似乎日本伊藤虎丸教授编了一套《郁达夫研究资料》。收到王映霞的复信后,我于当年9月11日写信表示感谢,谈到了国家出版局和国家文物局的文件要求我们征集有关鲁迅的“活资料”,并问及关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的情况,郁达夫跟她个人的关系,以及郁达夫跟后期创造社的矛盾。王映霞一一作答。她特别关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对郁达夫抗战时期在南洋表现的结论,因为这关系到对郁达夫的评价及其著作出版问题。这封信中她还订正了第一封信中对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时间的误记(应为1930年,并非1932年)。我收到此信后告诉她,1942年郁达夫在南洋隐瞒身份,化名赵廉,曾于1942年6月被胁迫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1943年脱离宪兵队自办酒厂。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和营救了一些抗日分子,如作家高云览,保持了民族气节,于1945年8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此后王映霞又来过一些信,每封信都很长。记得最长的一封是谈及她跟其他郁达夫亲属的矛盾,现在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了也涉及家庭隐私,不宜发表。现将这两封信全文披露于下,供研究者参考:

一、1976年9月8日信

陈漱渝同志您好!

昨日收到你9月4日的信,知道最近在北京有鲁迅研究室的成立,使我们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生前的事绩将永远的流传下去。这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的决策。

我已经70岁了,虽然现在是在享受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与我的晚年幸福,但身体精神都大不如前。七八年来就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眼睛内的白内障也日有发展,尤其是记忆力衰退得更甚。

鲁迅先生逝世至今40年了,但我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的谈吐和神态,犹宛如在昨。细细的回忆起来,日子也真过得快。

鲁迅是××年(记不清)从广州乘轮来到上海的。随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景宋,下船就被接客的接到一家广东籍开设的小型的共和旅馆里,从回忆中,这个旅馆位于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附近,是一座不是很大的坐南向北的三层楼洋式房屋,鲁迅和景宋是住在二楼。也许是在他们抵达后的第二天,郁达夫和我去拜访了他们。

郁达夫鲁迅本来是相识的,我却是初见。他招呼我们坐下来后,郁达夫和鲁迅在谈及北京见面时的情景。我则目不转睛地在打量着我们这位中年时代的鲁迅。景宋的一口广东国语在和我们交谈中有时要打个折扣,听起来不甚了然。这一天的晚餐我们是一同去外面吃的。同座在还有周建人和李小峰等,有些模糊了。好在鲁迅的日记里有着极详尽的记载。从这次以后的两三天后,他们就从旅馆到北四川路底的景云里安居下来。

从这次的初见,给我的印象却是相当深,以后,鲁迅在上海安居下来,郁达夫和我便经常的出现在鲁迅和景宋的书房兼卧室里。我们四个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谈谈说说是经常事。鲁迅是绍兴口音的杭州话,景宋的广东官话,我都渐渐的熟悉起来。自从《奔流》月刊创刊,《申报》副刊“自由谈”特约鲁迅撰稿后,郁达夫和我便去的次数更多,有时甚至一天跑两次(详载日记),有时是去催稿子的。鲁迅在上海的消息传出去后,一些文学青年去拜访鲁迅的也愈来愈多。

这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柔石等五名中国革命青年作家在上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鲁迅接见宾客的次数也减少下去,有时会客室也暂时改变在内山书店的藏书室里,而且还要先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和允许,那些中外的文学爱好者,这样才能见到鲁迅的面。但鲁迅对于每一个来访者总是诚诚恳恳的接待着,有时甚至还要看稿件,改稿件,日本的增田涉便是其中的一个。

自由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后(也许是1932年)杨杏佛被杀害,作为上海负责人的鲁迅和郁达夫就不得不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踪,这时我家就计划迁往故乡杭州,和鲁迅谈及,他大加反对,后来我曾向鲁迅索书作纪念时,他就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首诗,分写了四张小屏条,我把它裱好挂在杭寓的会客室里,直到七七事变后我们全家离开杭寓时,还认为就会回来,匆忙间未将这四张墨宝带走。现在想来,我当年的无知和幼稚,真是好笑。待我1946年重返杭州时,家中已空无一物,这四张屏条连同我家的两万多本中外书籍,大约已多被日军搬去了(听说我家住的全是日军)。

自从我们迁家杭州以后,和鲁迅一家见面的机会便极少极少。鲁迅在1936年10月在上海逝世,我们从杭州赶来上海,一走进大陆新邨就见到景宋,彼此只点了一下头,我看她全神贯注地在里外忙着,我们也不敢多打扰她而匆匆别去。二十年后,在1956年10月,景宋一家来上海把鲁迅墓迁葬到虹口公园里时,景宋来找到了我,我和她又同在一处吃了饭,并亲自送她上了北去的火车。谁想到此时此日,连她也已经逝世四年了。

和鲁迅初见一直到如今,计算起来,将近半个世纪。去年冬天,上海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的陈友雄同志介绍了几个同志来看我,我们谈到了关于鲁迅先生生前的事迹时,我依然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等和陈同志分手后的次日清晨,我还冒着寒冷,独自走到延安东路江西路附近这一带去徘徊了好一会,似乎总想在那里找点什么痕迹来作为怀旧的,可是失望得很,地形虽然依旧,但由于数年来形势上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条延安东路两旁的建筑物,也有多处已经翻造过,原来的灰暗色也已变得焕然一新,使我怎么也找不出当年共和旅馆的一砖一木来。于是我只能悻然而返,这也算作是一次无语的纪念。

关于郁达夫一箱书札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两年,我家辗转流亡,偶一不慎,在长沙车站上遗失一包旧信札,内中全是我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中的郁达夫写给我的旧信,不料后来被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所捡到(这位青年,现在也已经是六十左右的老年了)。四十年来,无论在国内外,这位先生都妥为保存着,但在十年前,却散失了大部分,如今还留有十多封旧信,于半年前对方找到了我,还给了我。这些都是私人信件,找不出什么大价值。当年郁达夫本人由于环境限制,从来都没有留信的习惯,尤其我们和鲁迅先生同处上海,写信的机会极少,偶或有之,也都于当时毁去,现在想来,是极可惜的。

鲁迅先生定居上海后与我家的往来,以及当年上海文坛中的形形色色,除了在鲁迅日记里偶有记载外,我相信在郁达夫1930-1933年的日记中有详尽的记录,可惜的是郁的这阶段的日记,在抗战开始后两年我们去新加坡时,把全部行李存在郁达夫的姐丈家中(富阳),后来日军进驻富阳时他姐丈的住屋被焚毁,我们的行李就全都被波及,因此如今有许多事情无从查考。

我已记不起是哪一年,郁达夫和我约鲁迅夫妇吃饭,席间大家提出写字作纪念,郁达夫当时写的什么我已忘记,但鲁迅先生写的一首就是《自嘲》。当时还写上四句跋,是“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爰成一绝”。前几年有朋友问过我,这“偷得半联”是偷的什么人的,我也记不起,也许鲁迅先生这首诗是和郁达夫唱和之作,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但郁的诗集里也找不出有关这些韵脚的诗)

郁达夫和鲁迅的初见大约是在1923年,当时在北京(这是一个朋友讲给我听的),后来并不经常见面来往。在上海的这几年,他们间的友情是更增加了,见面时可以说无话不谈,虽如此,但郁达夫对于鲁迅,既尊敬而又诚挚,无论在人前人后,我从未听见郁达夫之对于鲁迅先生有什么不尊敬的言辞,在郁达夫的口中这是很特殊的。

日本出版的《郁达夫资料》一书,我不知道,也未听见朋友讲起过。昨日收到来信,今晨起来,我记忆听及拉杂的写了这些借以作复,万万谈不上什么资料的。

匆复,此致 敬礼

王映霞 9.8

二、1976年9月21日信

漱渝同志:

9月11日您的信收到多日,因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所以也就将信迟复了,乞谅。

关于过去许多作家,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著作及事迹,要尽可能予以追忆,是符合中央关于抢救资料的精神一节,很感谢你启发了我。我虽年迈,自当尽一臂之力,追忆写成片段。问题是多年来手头的资料和可资参考的书籍都已散失,老友大半死去,如非文坛方面的人,对我们所要求的也很难满足,青年又因年岁差别无法交谈,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为此我想对于抢救资料的精神方面,能不能详细提示一二或对有关这方面的书刊、参考文件等等,选择可以寄我的邮寄若干,以便启发与参考。因相隔年代过久,思想上由于与当前形势脱节,即使写来想亦不能符合要求,这是实在话。

来信谓自由大同盟成立于1930年2月,对的。大同盟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当时的鲁迅和郁达夫都没有住在自己的家中。迨1933年3月,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宋庆龄,上海的负责人是郁达夫。这时白色恐怖更甚,我们才决定将家迁往杭州。我前信中所提到的自由大同盟成立后迁家杭州的回忆是有出入。特在此订正。(杨杏佛是当年6月被害)。

关于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一节,先时我也听见郁达夫提起过,等我们1933年春天搬家杭州以后,我也就没有再听见谈及,究竟当时是否通缉我不知道。

关于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我当会尽可能提供,即使我与郁达夫之间的情况,我也可以根据你所要求的,“不必顾虑,一切从事实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可是问题也就谈到郁虽为一代文人,他当时的文章,是有多方面的基础的,我和他过去的函件,虽是私人性质,你既见示有意复制一下,在我本人是问题不大,但对于郁在解放之后某出版社曾一度有意印行郁达夫全集,后来又中止,是以遂产生了对郁的评价问题,这一点不知你能否告诉我一下?又郁在文化大革命前,政府曾对他生前在南洋结婚及所生的子女,曾接回中国作了安排,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身份有所褒贬,为此我和他所生的孩子都以郁的过去有否作出评价和结论为念。关于这一点,是否也请你代为探听及见示。

1927、1928年时代的创造社,几个发起人都已星散,郭因反动派通缉而流亡日本,成仿吾一直就在北方,只有郁达夫适从广州来沪,他就不得不在既无人手又无经费的创造社中去收拾残局。为了《广州事情》这篇文章,郭郁意见很相左,从此就十年不通音讯。至于以后他们是怎样见面的,郭是怎样回国的等等,以后再写。

当时创造社里有名的几个小伙计是反革命潘汉年、叶灵凤和周全平。他们联合起来,把社里仅有的一点经费搞得无法周转,薪金发不出,刊物不能按时出版,郁又是一个穷光蛋,外面更加有反动派的迫害,内外夹击,郁单枪匹马难以应付,就此关门大吉。这些情况,我从郁达夫的谈话中听到的。

我们迁家杭州以后的许多情况以后当再写奉。

撰安

王映霞 9.21

1977年之后,我因为经常有机会到上海出差,故多次拜访王映霞,聊天时天南地北,漫无中心。她当时的丈夫钟先生每次都在旁听,笑容可掬,从不插话,像一尊守护神。记得王映霞谈到,她本名金宝琴,后随母姓,改名王旭,字映霞。曾在温州当小学老师。她是1927年经友人介绍跟郁达夫相识,同年6月5日订婚,1928年3月结婚,跟郁达夫育有三个儿子,至1940年3月离异。她觉得郁达夫是个浪漫文人,跟她结婚虽轰动一时,但跟原配夫人孙荃也只是分居,没有摆脱旧时代妻妾成群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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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似乎认为她跟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许绍棣有暧昧关系,导致家庭破裂。但王映霞坚持说她跟许绍棣只是朋友,许的妻子孙多慈就是她介绍的,这两人现在合葬在台湾阳明山。有人说她跟许绍棣曾在浙江丽水同居,这完全是造谣,所谓王映霞写给许绍棣的信也是伪造的。

谈到《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她认为诗名就不妥,是别人加的。当时她想从上海迁往杭州,是因为郁达夫当时受到国民党当局和左联两方面的夹击,作品卖得不好,上海生活水平要比杭州高一倍,她是杭州人,熟悉当地环境,生活方便,又便于孩子上学。当年盖的那座风雨茅庐于1945年卖了,钱分给了她的娘家人。

王映霞给我写这两封信是在42年之前,时年68岁,已属高龄老人,当时又刚刚粉碎“四人帮”,所以信中仍将潘汉年、叶灵凤、周全平称为反革命。除了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时间记忆有误之外,郁达夫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职似乎也有误,鲁迅是该同盟的执委,郁达夫并不是上海分会负责人。关于共和旅馆的情况她也记不清晰,但共和旅馆确如她所说,是广东人开的,前身叫“泰安栈”,位于今上海江西中路东首,因火灾和拆迁已片瓦无存。鲁迅初到上海在这里下榻,是因为离太古码头很近,交通方便,旅馆有180多间客房,在当时规模已经不小。至于七律《自嘲》中所谓“偷得半联”,现已查明,出自清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酒酐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

我跟王映霞还有一次偶遇,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台北市,我在访学,她在女儿陪同下访友。台湾“野史馆主”刘绍唐先生几次设宴,同时邀请了我跟她们母女,洽谈甚欢。当年我们还有一帧合影,就刊登在台湾《传记文学》的封里。2000年王映霞病逝,终年92岁,今年是王映霞诞生110周年,仓促中写成此文,遥祭她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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