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施蛰存致沈仲章函:纪念戴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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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沈仲章和徐森玉先生是至交。我称徐森玉“徐公公”,幼时常随父亲去徐家。我父母晚婚晚育,我出生前祖父和外祖父已去世。回想亲见之祖辈人物,徐公公的形象首先浮现。我写父辈往事,凡联得上徐森玉必提,但不曾专写沈与徐,直到最近。下文两则逸事,原为三万字长稿内二例。是与徐森玉幼公子文堪叔互忆往事,扩展成单篇的。

沈仲章(左)与周祖谟(右)1980年代合影于北大中关园

施蛰存与沈仲章,上海施寓,1980年代;邵嫣贞摄

逸事之一涉公职,我用“徐森玉”:

父亲沈仲章与周祖谟是挚友,两家也颇亲近。周家在北京,沈家在上海,虽迢迢千里,然情长谊暖。我16岁独自访京,周伯伯周伯母携公子陪我登长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周祖谟是北京大学教授。有些假期我会北上,周伯伯为我开小课。数年前周伯伯入梦,晨醒记忆清晰,连赠书扉页钤印,都依依在目。

我曾经有个印象,父亲沈仲章就读北京大学之初,同时结识了戴望舒与施蛰存。后来看了些资料,觉得那不一定。我还一直有个印象,父亲与施蛰存伯伯有不少共同的朋友。近来见到些文字,觉得那是一定的。

父亲与徐森玉,自1930年代起,工作上向来配合无隙。可是,有次却为一事口角,闹得很不欢,然幸而未散。

我家有不少周祖谟来函,读了数封,感我至深。尚未联上周家哲嗣,暂不发表全函。本文择录几段,主题是沈仲章“快照”。而“抓拍”者的“取景”眼光,也折射其待友情意、治学思维、行文笔趣……

1984年11月25日施蛰存致沈仲章函,引自拍卖网。

记得父亲每次说起那事,都提及接收陈群藏书,估计时段相近。那是在抗战结束后,父亲随徐森玉接收江南一带的日伪文物图书。其中一大项目是清查陈群所遗藏书,徐沈二人一主一辅,我堂叔沈锡山也曾相助。郑振铎对收书一向起劲,曾提供情报,但也曾打草惊蛇。全过程是个大题目,资料尚待整理,恐需几篇长文,此处先表过不提。

父亲提起周祖谟,总说是北大老同学。周伯伯却对我说:“你爸爸是我老师。”综合两人所述,大概这么回事:周读本科时,沈在文科研究所语音实验室任助教。父亲先读工程后攻物理再转文,通音乐,会多种方言外语……在比较语音、分析声学和解释科学原则等方面,能补文科出身者之缺。学生周受益,不忘沈老师。但父亲不承认,说他未毕业已当刘半农助手,也如此为师生服务。故而一口咬定,自己顶多算个学长。

1984年11月25日,施蛰存写给我父亲一封信,主要谈他俩的共同至交——亡友戴望舒。函内三段嘱三事。

那“不欢未散”之事,起因是上面传来任命,委派沈仲章去香港地区,清点接收文物书籍,名分职位上跟徐森玉平起平坐。可是父亲一向不在乎头衔职称,宁可留沪助徐,谢绝不去。徐森玉劝沈仲章别轻易放弃要职,说这是他和其他学界领头人费力争取来的名分地位,你为主,可带我儿子徐伯郊。

父亲与周祖谟相识,最初起于研究语言,但很快就超出学术范围。我见过一张周沈早年合影,两青年各着白色洋装,手握网球拍,抖擞潇洒。1937年北平沦陷,父亲救护居延汉简南下,周祖谟留于北方。鸿雁传讯不断,友谊延续终生。下摘六函虽不能体现周沈交往全貌,但至少可窥视二友情缘波漪。

望舒有二本日记在我这里,无年份。大约是1940年的,其中记穆丽娟已在上海,徐迟陈松夫妇住在望舒家里,你也住在那里,楼下是马师奶。请兄推算一下,这是那哪一年?

可沈仲章不但不领情,还露出不屑的神情,顶嘴发怪论:“你们看重的名分地位,对我是侮辱!”(大意,原话有笔录待查。但“侮辱”二字我印象深,应当没记错。)
父亲的不识抬举,把徐森玉气得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不过,两人仍然协力。待徐森玉气头过了,又和好如初。

(一)12月17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估计1945年)

有几个问题,另纸写出,请兄加批注寄回。

徐文堪读后告诉我:“关于令尊抗战胜利后的工作,略加补充如下:当时上面拟任命清理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特派代表,家父为京沪区代表,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粤港区代表一职,家父力荐令尊担任,主事者杭立武
(1903-1991) 完全同意,但令尊坚辞。”(“京沪区”中之“京”指南京。)
又补充:“当时的正式名称也可能是‘特派员’,但杭立武本人留学英美,对知识分子特尊重,故冠以‘代表’之称。”

周祖谟于此函第一页,叙述他多方打听老朋友沈仲章,很久得不到确切消息的焦虑心情:

香港将有一个“香港文学”月刊,是中国新闻社支持的。明年三月号将为望舒作纪念,兄能否写一篇回忆记,说说望舒在港时的生活情况,恐怕你是最详知的人了,我希望你能写几千字。[按:识读依翻拍图片,原件意外流失,望现持有者校勘赐教。]

数日后徐文堪又追加:“上次言及‘特派员’,再略说几句。……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位辛树帜
(1894-1977)
先生,属武汉区。但他是著名留德农业生物学家,长期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尚为其立塑像),无法去武汉。沈兼士在1947年去世。各地都形同虚设。只有上海,家父与令尊还做了些事,如接收陈群数十万册图书,分配国内各图书馆。”

仲章吾兄:

下为读函笔记,逐项议之。

父亲对我讲徐沈几乎“闹翻”,是当作潇洒趣谈来说的。着重的是他把“名分地位”视为“侮辱”,兼带衬托他与徐森玉之间可以直言不拘。

自春间就不曾得到你的信,感觉到说不出的苦闷。热盼之下,久不见复函,以为你一定单身走入内地了。直到胜利以后,由重庆来的先生大人们的口里,竟也没能探到你的消息,心中就着急起来。我总有两种想法,(a)如依然留沪必有信来,(b)如入内地,不久也必然有信。所以在焦灼不知所以的情绪下,只有少待而已。后来恰巧袁守和先生来了,我问到你,怹说你并没有在重庆,内地也正在找你,将任以驻港要员,可是还没有找到,因此我真不安了,回来告诉了内人,饭做好了,竟然吃不下去,一夜不曾安卧。我奇怪,我恐惧,我非有翅膀不可了,我急了,我要立刻找你去,到底要问问你在那里。夜间暗暗落下眼泪来,我深悔我为何以往不去看你。第二天十一月十七日我写了两封信一寄中兴公司,一寄桃花桥,我只盼望一封可以告诉你的住处的信,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公司和家中竟没有人惠我好音吗?教我如何是好?

第一事:推算戴望舒“二本日记”年份。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近年来整理父辈史料,治史自当努力求证,存念核查该职正式名称等等,可尚未得空。因此,非常感激徐文堪提供佐证,而且相当明确
(文堪叔总是我信赖之倚)。不过,我见过相关文书,头衔像是“主任委员”,有“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字样,朱家骅或蒋复璁签署,还待日后查找。

最近问到郑毅生先生,他有了答复,说你在苏州,整齐某人的古书,我放心了一些,他虽不曾告诉我消息的由来,我想在胜利以后,一切是没有恐惧的了,他得来的消息,一定是在他到南京以后的事情,必有一些些有可靠,所以现在写一封较长的信,嘱托那与人恩惠最大的邮差,祈祷他能如我所愿的送交到我最怀念的人的面前。是否浮沉不达,全看幸运如何了。

我相信,父亲接函,即已推算“二本日记”的年份。施函附有电话号码,父亲答复通过书信或电话均有可能。两家都在上海,施府在愚园路,我家在淮海中路,相距不远。两位老人或两对老夫妇时有走动,所以父亲也可能干脆跑一趟。

我又想起至少在陈寅恪和周祖谟等致沈函中,曾有相关言辞。周祖谟函较多,一时找不到具体哪封。记得周函用词是“要员”,袁守和知情。消息源自重庆,像是抗战刚完便议任命。陈寅恪函发自南京,写于1946年6月12日。函内提及他没碰到徐森玉,信息当另有渠道。读来似父亲授职已确定,南京有关方面认为他会赴港。寅恪先生开列了不短的单子,委托沈仲章到港替他访友办事。

上摘行行感人,句句可注,仅简释几处:

言及登门拜访,略叙该函首尾。施蛰存在函末附言关照:“兄年事高,车挤,千万不要来看我,有事可通一电话。”而函首陈述,他出院不久,病体未愈,无法出门,“每日伏书案,暂延蚁命”。我想,父亲闻此情,会去探望老友。

我知道差不多同时,父亲受何容与魏建功之请,曾任台湾推广国语委员会委员。主要在内地采办设备,筹划培训教师等,也曾赴台。此乃另一题目,而数职
(赴台、派港、留沪助徐等) 委任之先后,也待考证。

落款“十二月十七日”,无年份。然首句“自春间就不曾得到你的信……”表明,当年“春间”之前,周沈互通音讯。及至12月17日周函,虽已越春夏秋,联系中断尚未跨年。而次句“直到胜利以后……”提示,“胜利”为其间重大事件。以1945年夏日军投降为参照点,推测此函写于1945年。

再者,1980年代在上海安装私人电话不容易,得凭资格或关系,我家没有。父亲与其走到公用电话站,在嘈杂声中站着打电话,被催不可占时太久,还不如搭车去施府,安安静静坐下面谈,从从容容忆往叙旧。

下面说逸事之二,涉私谊,我多用“徐公公”:

“将任以驻港要员”之语,指父亲被任命为粤港地区战后清点接收文物书籍的负责人。此事拙文《徐森玉和沈仲章交往二逸事》略有议及(《文汇报》2017年10月31日)。

我倒希望父亲采用书面形式作答,也希望施蛰存留有纸上记录。这样,便可知道据沈仲章推算,那“二本日记”写于何年,说不定还有其他资料。可是,担心前辈没留文字,或者不易寻找梳理。正巧,我在回溯父亲与戴望舒的交往,下面试试以“年份”为题,就施函提及人物和情况,提供点滴信息。

徐公公对我父亲不避隐私,父亲可随意出入徐家。沈仲章年轻单身多能肯干,徐森玉有家有室书斋文士。沈耿耿效力无二心,徐对沈信任依仗无二话。文堪叔婴幼时期,每逢其父不便照应母子俩,便托付沈仲章。从对外交涉,到送食物送取暖燃料……事无巨细。1949年我父母结连理,拟只通知几位近亲挚友,但徐公公不答应,坚持要沈仲章摆宴,由他主婚。

“中兴公司”是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木材行,在上海。“桃花桥”则是苏州地名。据我所知,父亲出生时,祖父母家住桃花桥一带。后几经搬迁,父亲读大学时,祖父母已置产苏州打铁弄。我见父亲友人函,大都寄往打铁弄。不清楚“桃花桥”为父亲临时寓所,还是转信地址(父亲曾被日本人通缉,可能在敌占区会采取防范措施)。

马师奶即马尔蒂夫人,任教于香港大学。家住一栋小洋楼,中文名“木屋”。楼内多家房客,国籍不一。香港沦陷前几年,那里住有三户华人,全盛期共计七人:沈仲章单身,戴望舒一家三口,徐迟一家三口。

父亲和徐公公有多项共同爱好,其中一项是探山访庙,讲梵文唬方丈。徐公公教我父亲不少窍门,比如在佛教名山如何与寺院打交道。父亲后来独自上五台山,派上了用场。抗战前,父亲曾和徐森玉、竺可桢等外出开会。因在白崇禧驻地,白还特意会见致礼。会议结束后,一行人结伴登山,与道士打赌等多有趣事。这里只说一件相对稀罕之事,年长的徐森玉照顾年轻的沈仲章。

至于“整齐某人的古书”,当指清点陈群藏书。此为大题,另文专议。

据父亲所忆事序推测,大概1938年他已入住木屋,最早是一位英籍长住户的客人。1938年4月2日更名的西南联大,所录沈仲章通邮地址是木屋。又据其他资料猜测,约在1939年,戴望舒与穆丽娟带着女儿迁入木屋。再据徐迟自述,1939年9月初妻女去沪,他退租原寓所,戴家分了一间屋子给他。1940年初春,徐妻陈松携女返港,也来木屋。上曰全盛期,自此起算。

小小远足队由学者组成,并非人人习惯走山路,因此雇了顶登山轿,随行备急。徐公公行动较显费劲,便归他乘坐。半路父亲突发一种旧病,疼痛难行。父亲有种
Stoic气度,一如往常不诉苦痛,独自落后。(Stoic源于古希腊文
Στωιkσ,音译“斯多亚”。原指哲学流派,兼表人生态度。该词汉译很难贴切,近于淡定、坚忍、苦乐荣辱度外之意。)

(二)2月27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估计1945年)

“二本日记”所记非全盛期。而探讨年份,关键在于三个人物在港情况。

沈仲章出名善爬山,不知不觉中成为前后招呼之领队,因此同行者都不在意他掉队。唯独徐公公不放心,也只有他,因与沈极熟而知其体质弱点,便让轿夫抬着往回走。徐公公找到脸色惨白、满头冷汗的沈仲章,下轿让座。父亲虽几乎不能动,仍说歇歇能追上。但轿夫见沈个小体轻,抓起他塞入轿中,抬了就走。

这封周函,透露了两人年轻时的活泼天真,也提到沈仲章性情及其对友人的感染。

其一穆丽娟,日记中她已去上海。初步浏览资料,穆丽娟大概在1940年秋冬回沪。这本非我关注之题,未究细节。

登山队其他人走着走着,不见轿子和徐森玉跟上,便停下等候。轿子来了,坐者却变成了沈。此时父亲病情缓解,故作轻松不道原因。好一会儿,徐公公气喘吁吁赶到,不知沈仲章未作解释,也什么都没说。事后竺可桢提起,当时众人纳闷,徐沈两人变什么戏法。父亲仍笑而不答,恐怕竺可桢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

仲章: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有说不出的焦躁。在二月十日我写了一封长信,本当立即寄上,偏偏因为一念之差,以为年终你一定回苏州过年的,随即停下来。结果我想我错了,一定错了,深悔当时不把它寄出。原函现在依旧奉上,虽为明日黄花,亦不无意思。老兄看了也许要笑我的疏懒吧!

其二沈仲章,日记中他尚在香港。父亲于1941年10月中旬或更晚,出差上海。这个日期关联不少事件,还待追踪考证。仅叙相关日记年份的要点: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没能重返木屋。

二逸事叙毕,顺便说说两家之间零碎事。

今年的年过的很不高兴,至今尚意兴索然,每天不过睡觉闲坐而已。可是时常想到你——想到我多年不见的朋友——有时拿出从前的信细细的读,有时看看相片,于是随着一副沉毅的面孔现在目前,精敏的神情,天真的动作,两手撒开把的骑车的姿势…都来了!我尤其喜爱你那和乐的心境,好相与为善的胸怀,那都是自然界最美的事物了:我很诚恳的说,自我们彼此认识以后,我的举止心情受你的感昭而潜化的不知有多少。

至此暂停,稍议一个或许会引起困扰的问题。曾见专著云,穆丽娟“1941年冬至后”去上海。若该说成立,那么既然“二本日记”皆记“穆丽娟已在上海”,写作时段便需设在1941年冬至以后。于是出了矛盾——那时父亲不在港。而了解日记内容的施蛰存却对沈仲章说:“你也住在那里”。我疑穆丽娟“1941年冬至后”回沪之说可能有误,另文商榷。

不久前有人问及徐森玉,使我回想起儿时随父亲去徐家拜年,徐家婆婆在桌案上摆满甜食,招呼我过去吃。偏偏我小时候嘴不馋,胃也不适应过年食品。更喜欢赖在高高的椅子上
(对小童来说“高”,双脚得悬着),听父亲与徐公公聊天,自以为能听“懂”。文堪叔会出来一下,腼腆地打个招呼,转身隐形。我脑中“定影”的徐公公肖像,占据画面下部的是张大大的书桌,黑色的。徐公公坐在书桌那边,露出上半身。

函首有数条线索,可助辨析年份:其一,周祖谟料定沈仲章“一定回苏州过年”。据此,范围可缩小到1942-1949年,父亲未婚常居上海,苏州是老家。其二,那年公历2月10日为农历“年终”。据此,查得两个候选年份,即1942年(春节2月15日)和1945年(春节2月13日)。其三,周云“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反溯1941底父亲的行止与意向,推测他在1942年初,尚未“定居”江南,“过年”难上日程,老友间话题也当不同。细释多层背景恐费篇幅,简言之我估计该函写于1945年。

继续讨论日记年份,思路依循穆丽娟1940年秋冬离港。

说起那张书桌,原是我家的。徐公公很多事都托沈仲章,比如战时转移文物书籍,父亲无正式职务也大力相助。日占江南木材紧缺,因父亲熟悉木料木器,负责定做装运箱盒。1950年代初,徐公公托沈仲章替他找张大书桌,父亲便把那大黑书桌寄存在徐家,理由是我家迁居武康大楼后放不下。(父亲常按别人需要“寄存”东西,其实“文革”前我家屋子挺宽敞。1950年代装有室内秋千,那时秋千较大,所需空间也大。)

回顾上摘12月17日周函首句“自春间就不曾得到你的信……”,若两函同年,则周盼沈回函,可能始于3月初。

接下来是其三陈松,日记中她住在木屋。已述陈松1939年秋初离港前,徐家另有居处。她1940年春初回港,才可能“徐迟陈松夫妇住在望舒家”。由此可测,日记年份不应早于1940年。

那张书桌更早是孙晓村伯伯的。父母有我兄姐之前,与孙伯伯孙伯母合住一套公寓,在淮海路另一栋大楼。孙伯伯去北京任职时,把书桌留给了父亲。文堪叔补充说,孙晓村曾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去世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每次上京,必定拜访孙伯伯孙伯母,感觉很亲近。

(三)2月10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假定1945年)

上文已强调,沈仲章“也住在那里”,由此可排除1942年。

要是有人见到徐森玉晚年与家中大黑书桌合影,望赐我一阅。

这封周函并不太长,不清楚是否即2月27日周函所附2月10日“长信”。考证容缓,先摘短短数语,言及周沈两人“久有”合作意愿。

剩下两个候选年份,1940年和1941年。考虑1940年秋冬穆丽娟回沪,该年所余天数不多。而1941年直至10月沈仲章在港,占了整年大部分时间。对比长度,1941年的可能性高得多。

如果工商不适,生活略能维持,索性闭户读书倒也是一个办法,同时借此机会我们也不妨合作一点儿什么东西——你是久有此意,我是极端赞成,而苦无实现的机会的。

进而思索,有一本已刊发的戴氏《林泉居日记》,写于1941年,所记时段为7月底至9月中旬,跨三个月。依此推测,待辨年份的“二本日记”也当涵盖数月。假如始于1940年秋冬,月日之外,字里行间很可能会留下跨年之痕,寻迹可助辨识年份。但读施函,信作者已浏览日记,仍未能确定年份。

抗战后期父亲流落江南,与原供职的学术机构如北大、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央研究院”等,都脱了节。父亲有些特殊才干,仗义客串解难,协友共振民族企业,步入工商界。之后长期羁身,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父亲被热衷民族工商之友倚重,不得轻易撒手。二是父亲手头宽裕就爱接济他人,为继续助人便需维持收入,以至自负“责任”,难以弃之不顾。父亲常对我“言志”,不喜欢经商,最爱当学生。这封周函显示,父亲早年已向学界至交流露厌商之念。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记大概写于1941年。

(四)4月1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估计1946年)

可惜论证途径外围间接,仅供参考。若能对照日记行文与父亲之忆,估计不难确证年份,也许还能获得诸多启迪。

下摘周函四段,其中三段明言学术。第一和第四段围绕沈仲章,第二段记录周祖谟忙于著述,生动风趣。第三段绘景抒情,叙旧叹今,喜其文采,不舍割爱。而且,语言学家从“萝卜赛梨”说起,“够有味的”首先是入耳之“声音”,读来也够有味的。

此外,戴望舒在1941年8月5日的日记中,言及同年“六七两月”的日记,先寄给了穆丽娟。我好奇,不知迄今一共找到多少本戴望舒日记?是否连贯?有否整理?……

仲章吾兄:

第二事:答复“几个问题”。

上次寄到苏州的一封信,一定收到了吧?随后我又寄往上海两包书,一包是厦门音系同方音调查表格,一包是高本汉的分析字典。不知已否收到。唯吴语研究尚未觅得,所以没能寄去。自己的一部,不知那位学生借去了,至今未还。过几天我再到市场找一下,如果有了,一定寄上。

顺上下文理解,问题有关戴望舒。我见到施函时,已无“另纸”。据父亲性格推测,他会很快完成任务,“加批注寄回”。不知“另纸”是留在施蛰存处,还是由他转给了某位戴望舒研究者?

现在我们放春假,一切总闲在一点儿。尤其对书虫子的事,可以细嚼烂咽了。这几天除了弄本行的玩意儿以外,又在作《洛阳伽蓝记校注》,一则可以调剂调剂精神,一则成书较易。所以《大藏经》《北史》等堆满了桌子,其杂乱无章之状,有目共睹。(——可是你看不见)简直是忙个不休了!这同“戏台上”的孙猴儿一样,本领无多,偏好开打,tang、tang、tang…tang…耍的挺热闹。真有点儿那个…,贻笑大方了!

第三事:约稿纪念戴望舒。

近来天气已较温和,北海东山的桃花就要开了,绿绿的水,微微的风,衬起来丝丝的弱柳,着实令人心醉,唯有光景如昨,已是物是人非了!你坐在那楼顶儿上的沙发上,你可以想象到旧日的风光吗?我觉得此地并没有特殊的好点,它所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一种古老的风味,有新有旧,由“萝卜赛梨”的声音说起就够有味的,我想你一定不能忘记往日的情景,而追怀,而赞美。可是不太有生气,现在更是索寞了,大体说起来,只有鬼混,混一天再说一天,一切都不能深想下去。

记得我刚学写字时,父亲说过,希望我长大后,把他讲的故事写下来。

你的厦门话学得如何了?“瓦是一个冬国郎”,挺够劲儿。你必然学的顶好。将来还可以学一两种更南更新奇的语言,以便互相比较。你现在固然天天弄木头,将来还是弄文学语言方面一套的健将。有时能翻一两本书才好。

可叹我稍长,才开始学“作文”,便碰上有话“不可与外人道”的那十年。关起门来,父亲仍对我描述故人往事,绘声绘色。可是一出门,少不更事的我明白,父亲说的不仅不可入文,而且留字会惹祸。

第一段书目中的吴语研究,当是赵元任的那本,父亲原定1942年赴美随赵进修。父亲一向钦佩高本汉,1930年代曾翻译其著述,发表于周祖谟主编之刊物。而父亲关注厦门音系,当与他担任台湾国语推广委员会委员有关。

气氛缓解,恢复高考。我进了大学,为生四年,为师四年。其间父亲数次向我提议,退学辞职,助其录回忆。可我放不下自己的学业,而一留校即参与两个编书项目,忙得无暇他顾。

从第四段看,父亲正在学闽南语,想来已准备去台湾。但“天天弄木头”,说明人还在上海。根据诸如此类言辞,可测该函写于1946年。据我大致印象,父亲约在1946年下半年赴台。台湾之旅另一大题,待得空梳理时,回头复核此函年份。

我终于辞职,渡洋留学。之前一年,曾花十个月,每个周末请父亲口述生平。父亲与我都清楚,那只是拉个大纲,准备不断补充。父亲说着说着,常会插注道,这位或那位值得写专章,日后细讲。

(五)7月2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1945-1948年间)

戴望舒正是一位。

这封周函年份伸缩余地较大。仲章吾兄:

我来美半年多,海外学界基本办妥沈仲章出国事宜。不幸,父亲病情恶化……

过年以后曾有三四信寄上,可是至今没得到复信,忧望之殷,可以说‘异常’又‘异常’了!这也是我多方面不放心的缘故,前些日子居然收到你的信了,可是还没有容我拆开看,孩子一哭,把我吵醒了,你说多么使人难过。

一晃几十年。

我现在要求你见信后,即刻回信,事情忙,也要给我写几行,以慰那终日难安午夜彷徨的一颗心。

近年来陆续发现,父亲生前曾接多方约稿,除了纪念戴望舒,还有刘半农、刘天华……

信中你要告诉我你的生活的一切,还有你的身体康健的情形,事业的发展等等。而且你要答应我以后要常来信。这诚然是不情之请,也正是我难以为怀的一点。因为我深忧惧也许在以往的信里说话过于随便了吗?

读1984年11月25日施蛰存致沈仲章函,最令我遗憾的是:没有陪伴父亲一起翻看那两本戴望舒日记,听这位恐怕是“最详知的人”,“说说望舒在港时的生活情况”。

父亲常说自己是“懒笔头”,一般是收函多回复少。据本函,“过年之后”,周祖谟寄沈仲章三四封信,至7月初不见复信,“忧望之殷,可以说‘异常’又‘异常’了!”看来在正常情况下,父亲复函并非“遥遥无期”。信作者似乎有个熟悉惯例,在他发信数封与数月之内,理当听到回音。揣摩周氏心中之“数”,大概不过三?

品函内口气,周祖谟对老友之拖拉不恭,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严令”对方见信即复,“事情忙,也要给我写几行,以慰那终日难安午夜彷徨的一颗心。”而且,周教授还向那曾为其师之沈,布置了一系列“作业规定”。谁让父亲立志当学生呢?

那个“一哭”而“吵醒”人的孩子,想来是周家大哥。在此向周氏后代遥寄思念,盼早续联系。

又想起我曾见到有份父亲复周函草稿,也道梦中寄信云云。不知该稿与上摘周函是否相关,先后如何,最终有否誊抄投邮?

(六)1949年7月7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

此函落款日期“卅八年七月七日”,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其时北京和上海已经易帜,全国大势也定。但看来民间书信,记年仍沿旧法。

下面选摘两部分。先摘第二页片段,周祖谟“惦念着”沈仲章的体健状况、事业定向与婚姻计划:

关于你的身体,我始终是惦念着,现在是不是很健康?另外我还惦念两件事:

一、你的事业目前上海的情形怎样?以后在那一部门服务相宜?我看工业一方面将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其次就是实业界了。你现在是否还想在教育文化一方面工作呢?我很想知道。

二、你的婚姻这是一件大事,应当早一点努力。我内人提过好几次,她也说到一两个人,我总以为都不合适。她在昨天还笑着说:“那么,没有人配得上你的仲章了!”那么……我说什么呢?只有我们见面详细谈过,我才说的出。

再摘第一页上周祖谟感人之语:

你那优厚深美的至性,真纯可爱,令人起一种无穷的景慕,我要学,我要把已有的一点儿天真推广延展,做到你所有的万分之一。

容我套用周函修辞,作为女儿,我不及父亲沈仲章的“万分之一”。我也要向周祖谟学习,“要把已有的一点儿天真推广延展”,努力做到两位前辈“所有的万分之一”。

整理我处全部周函是项工程,暂无具体计划。然至少以上所摘,使我对父亲在友人心中位置,对周沈等上代学人的情谊、情趣、情态、情怀……能有些许感受。我感激周伯伯,也想念周伯伯。

近年来我陆续发文叙述故人往事,随之时常思索:与先辈曾有较多接触的我们这一代,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与责任何在,重点又何倚?我想,对此类大题,当因人视情而异,不宜奉某一体例而排斥其他。而我在本阶段如有可能,愿对一些学术涵义稍作探讨,不强求适从现成框架,打算以保真实、留痕迹、顺自然、循有机为主旨,根据材料,摸索各种理解途径。

本文是一种尝试,意在避免把友人通信视为线性文字和平面纸片,缩减处理成干巴巴的、可填入表格的履历碎片,而是随周祖谟之立体多维笔触,尽可能为同代和后代,映现出活生生的、可近可友的两位先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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