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徐志摩有何恩怨?三场论战为何徐志摩都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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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的《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创刊于北京,围绕着《语丝》周刊聚集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者,他们定期聚餐,形成了着名的“语丝社”,然后有了着名的“语丝派”文学。从《语丝》的历史来看,周氏兄弟在《语丝》的创刊及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语丝》的核心。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早在1923年7月因至今不明的复杂原因而“失和”,从此,西长庚,东启明,兄弟二人不再来往,为何他们会在《语丝》时期再次合作?他们在这一时期又有哪些分歧?
打虎亲兄弟
说起来,《语丝》的创刊与周氏兄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语丝》创刊之前,鲁迅、周作人的稿子经常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当时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经常约鲁迅、周作人的稿子,但兄弟二人的稿子不符合《晨报》主人的口味,先是周作人的《徐文长故事》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而被禁止续载,后来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被新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刘勉己抽掉,这一事件导致孙伏园愤而辞职。然后孙伏园提议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周氏兄弟自然答应。由此可见,《语丝》的创办与当时北京文人圈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且这种矛盾冲突一直贯穿于《语丝》发展的全过程。周作人在《发刊词》中声称:“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他们对当时枯燥、沉闷的思想界表示不满,要反抗来自主流文化界的压迫,要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表现出一种另类的姿态。
“语丝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社团,诚如他们在《发刊词》中所言:“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他们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来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批判,批判的对象既包括当时的政府及政治人物,也包括当时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主流知识分子。对此,鲁迅曾有明确的说明:“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周作人、鲁迅对“语丝”态度的阐释是相同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俩在创刊《语丝》方面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说明《语丝》具有明确的办刊目标。正因如此,《语丝》自创刊就一直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它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巴儿狗”的撕裂,但终究被张作霖所查禁。在鲁迅担任编辑之后,“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而正是在历次的战斗中,兄弟俩表现出很好的默契,他们密切合作,互相呼应,以笔为武器,与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以段祺瑞为代表的专制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写的一系列的杂文中。
兄弟间的合而不同
在父亲因病去世后,鲁迅作为家中长子承担着抚养弟弟的责任。在这方面,应该说鲁迅做得非常好。鲁迅到南京求学,周作人跟着到了南京;鲁迅到日本,周作人也跟着到了日本。这一时期兄弟之间感情怡怡,堪称楷模,这在他们的书信、日记之中都有所记载。然而,尽管是一母同胞,他们之间无论是在性格方面还是在思维方式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分歧。
尽管周作人早期也写过一些尖锐犀利、充满战斗性的文章,但从整体上来看,其性格中妥协、中庸的一面占上风,这在其后期的思想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周作人提倡宽容,“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的养成。……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他主张,《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然而,现实却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他提出“费厄泼赖”的第5天,即1925年11月28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最终导致段祺瑞逃之夭夭,教育总长章士钊下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被撤职,周作人在11月30日写了《失题》一文,进一步提倡“费厄泼赖”,“到了现在,段君既将复归于禅,不再为我辈法王,就没有再加以批评之必要,况且‘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无聊,卑劣”。周作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得到林语堂的公开支持,他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针对周作人的宽容、“费厄泼赖”的主张,鲁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鲁迅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中指出,所谓“持中”,就是“骑墙”、“随风倒”,对周作人提倡的宽容、中庸进行了批判。在1925年年底,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与周作人针锋相对的观点。事实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鲁迅的观点是正确的。周作人也曾在鲁迅的影响下、在严酷的社会现实压力下一度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三一八”事件后,周作人连续写了《论并非睚眦之仇》《我们的闲话》等对“巴儿狗”进行声讨;“四一二”事件后,他写了许多杂文、短评对国民党政府的清党屠杀行为进行批判。林语堂也在鲁迅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在“三一八”以后画了《鲁迅先生打巴儿狗图》,还写了《讨狗檄文》《打狗释疑》《“发微”和“告密”》等,“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正因兄弟二人在“三一八”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他们一起上了当时政府的黑名单。
尽管在鲁迅的影响下周作人的反抗思想有所恢复,但最终他还是趋于中庸,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其思想渐趋消沉,他宣布从此以后“决定不再谈时事”,“拟改为隐逸,食粟而已”。接着他又写了《闭户读书论》,声称要“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而最好的办法是“闭户读书”。1930年5月,他在北京创刊《骆驼草》周刊,专谈草木虫鱼;1932年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正式张起“言志派”散文的旗帜。到1937年后,他倒向日本人的怀抱,成为汪伪政府的官员,这些选择都与其中庸、妥协的性格有关,自然也成为其人生的污点。
作为“语丝社”的核心,鲁迅和周作人不同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加之“语丝社”成员都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性格各异,因此,“社员”之间的思想不同,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也就实属正常,诚如鲁迅所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当有共同的现实反抗目标时,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及行为,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不一样的,因此,“语丝社”成员发生分化也就很正常。“语丝社”成员之间的分化最终导致《语丝》刊物的变化,“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由此可见,外在的社会压力是导致《语丝》停刊的外部原因,而其内部成员尤其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与分化则是导致其停刊的内部原因。
任意而谈的语丝文体风格
“语丝”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的来历,据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语丝》的这种取名方式与其文体风格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任意”二字一方面表现出他们一种任性的人生姿态、自由的思想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不受拘束、自由创新的文体风格。
《语丝》上刊载的文章以杂文、散文为主,小说等其他文体为辅。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于五四时期。在五四时期,《新青年》开设“随感录”栏目,发表鲁迅、陈独秀等人的杂文。这一传统在《语丝》这儿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语丝》创刊号上就刊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杂文创作,第2期就开设“随感录”栏目,一直到停刊前两期才停止,几乎贯穿了刊物的始终。第7期开设“我们的闲话”,专门发表“语丝派”成员的杂文;第102期开设“大家的闲话”,专门登载读者的杂文,此外,还设有“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栏目。从这一点上来说,《语丝》与《新青年》之间具有血缘上的传承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栏目的设置上,而且表现在其内在精神的传承上,即对自由的追求、对黑暗现象的批判、对权力意志的反抗。
尽管周作人相信《语丝》没有什么文体,但作为同人刊物,《语丝》有明确的目标方向,遂产生了一种“文以类聚”的效应,他们在不经意中形成了一种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许多研究者大多只引前半句来概括说明语丝的文体风格,而常常忽视了后半句。实际上,鲁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语丝社”成员思想态度的二重性,又说明了“语丝派”文体风格的多样性。
《语丝》上发表的杂文虽然形成了一致的风格,但若仔细来考察,则会发现《语丝》上面所发表的文章大致可分成两种不同的文体风格:一是以趣味、含蓄为主;二是以深刻、犀利见长。前者以周作人为代表,后者以鲁迅为代表。这只要将二人的代表性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在“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和周作人都写了纪念文章,鲁迅写了《记念刘和珍君》,周作人写了《关于三一八的死者》。鲁迅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愤懑,对段祺瑞政府、对某些流言家进行激烈的批评,对刘和珍等爱国学生表现出强烈的爱,可谓爱憎分明,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成为广为流传的名言;周作人的文章虽然也表现出愤怒与不满,但他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冷静思考,这在他给刘和珍、杨德群所写的挽联中可以看出——“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枪声惊耳,弹雨淋头。”——挽联中呈现出来的多是无奈与嘲讽。周作人善于在叙事、抒情、写景状物中广征博引,把与题目内容有关的故事、传说、史料、掌故、轶闻等纳入文中,通过妥当的剪裁和安排,将其融为一体,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而鲁迅则善于通过一件事来深入剖析,或将几件事罗列在一起来发掘其内在的一致,其目的不是为了趣味,而是要透过现象发现其内在的本质,达到一针见血、一刀致命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语丝”时期,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手足之情、其共同的反抗思想使他们在“失和”之后再次合作,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的“语丝派”文学;而他们之间性格及思想上的差异又使他们合而不同,对某些重要问题表现出不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了“语丝”两种不同的文体风格。

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题记》,在“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一段著名的话中,对“文士们”加了一个注。其中说:“文士们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

鲁迅与徐志摩,二人都是近代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婉约,一个尖锐;一个擅长诗歌文艺,一个擅长杂文。按道理来说,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本来没有什么交集。但少有人知道的是,鲁迅与徐志摩曾掀起了三次大论战,并结下了很深的梁子。

同样的引据,还出现在第2卷《故事新编·理水》的注释中。在该文第三部分禹回京都之后与水利局的大员们会商理水之法的场面中,一位大员说,“学者们”以为华夏人口太多了,藉洪水泛滥“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这里的“莎士比亚”之下,也有一个注。其中说到:“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经常标榜只有他们懂得莎士比亚,如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中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徐志摩在同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中说,‘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能‘讲他的莎士比亚’,别人‘不配插嘴’。稍后的‘第三种人’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艺风景》创刊号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也借评莎士比亚来诬蔑人民群众‘没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等等。本篇中这个大员从‘愚民’忽然拉扯到莎士比亚,是作者对陈、杜这类人的讽刺。”

鲁迅

因为音乐,二人结下梁子

这样的注释,为鲁迅的旁敲侧击提供一个言论背景,使读者注意到,在“即于现实也针对现实”的杂文中鲁迅固然是有感而发,而小说这样的虚构文学作品,也并非完全脱离作者的现实处境一味凌空蹈虚。这样的阅读提示,对于理解鲁迅当然是有帮助的。《鲁迅全集》的编纂作为“国家工程”,集举国“鲁研”领域的专门家之力,集腋成裘,在这类细节上体现出对鲁迅著述的微言大义的深入把握,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1924年,徐志摩在《语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波特莱尔《恶之花》诗集的代表作《死尸》译作。在评论这首诗时,徐志摩说“诗的真妙之处不在它的字义里,而在它不可捉摸的音节里,它刺激着你的皮肤,刺激着你不可捉摸的灵魂!”

但也正因为所阐发的是“微言大义”,直接引导着读者对鲁迅的言论方式、隐含语义、针对对象、乃至精神格局的理解和想象,这类注释的准确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旦有所偏失,其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就是灾难性的。我曾读过一篇论文,讨论的是同版《鲁迅全集》第1卷《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林语堂”的注释,开宗明义说:“这条注释给读者留下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果真如此吗?”(杜运通:《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这个问题问得好。记得当年在中学语文课堂上学到鲁迅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时,我所得到的“印象”就和这里总结的“三点”相去不远,以致后来进入大学中文系专门学习了中国现代文学,仍长期不能正视“林语堂”,或明或暗地以“鲁迅骂过的人,何足道哉?”的眼光去看他。其实鲁迅这篇文章又何尝是要针对林语堂?“费厄泼赖”之说出自周作人的《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林氏只不过一度附和,并且在附和的同时勇猛地跟随鲁迅扮演着对“正人君子者流”“揭竿作乱”的“土匪傻子”的角色。鲁迅对此心知肚明(这方面杜先生的文章做出了清晰的梳理),而所以还要以林氏的附和文为由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乃是因为别有隐情:其时他已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相互严守着类似小孩子赌气的立场,别着劲“不和对方说话”,忍不住有话要说了,只好找个别的由头说开去。其实鲁迅的字里行间,无不是冲着周作人而去的。“打落水狗”、“打死老虎”等在鲁迅文章中反复提起的关键词汇,在林语堂的被拿来顶缸的文章《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而是出自周作人申论“费厄泼赖”之说的《失题》一文。

紧接着,徐志摩又说:“我深信宇宙的本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星,水里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磷,巷子口那只石狮子,昨晚上我做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即使你送我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说这些都是音乐。如果你听不见,就该怨你的耳轮太笨,或者皮粗,别怨我。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个干脆的Music。

在这个例子中,一条注释在两个向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鲁迅的阅读。其一是杜运通先生所论述的“林语堂代人受过”,而且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于将鲁迅与他人的争论一概视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过”一“代”就是几十年,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对林氏的观感和对这场笔墨官司的解读。其实要说到“过”,林语堂、周作人在这场笔墨官司中即算有之,充其量也只能放在“进步阵营的内部争论”的范畴内来讨论,事实上“拨乱反正”之后的学术讨论在这一点上也已经不存异议,但习惯性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思路一经“国家工程”的文献注释固化,并广泛地主导着“国家阅读”时,每一位鲁迅读者的“印象”层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又谈何容易。所以,注释虽小,所关实巨。其二则是导致了对“失和”之后的周氏兄弟之间的交往方式的失察。在这个问题上,记得有人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做过专门论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认识,但我把这些论述重翻一过,却没有见到对“费厄泼赖”官司的涉及。我想这样的疏失,在《鲁迅全集》似乎被视为鲁迅研究中理所当然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形下,责任恐怕不应当由研究者来承担,而只能归咎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失当吧。

徐志摩

徐志摩的这番奇谈怪论,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唯灵论。鲁迅看了徐志摩的这番论调后非常反感,于是在同年12月5日出版的《语丝》杂志第5期上,鲁迅专门写了《音乐?》一文,予以辛辣的讥评。在文中,鲁迅说徐志摩“福气真大,能听到那么多音乐”。其实是“自己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在胡说八道”。

回头再说前面引用的两条关于“莎士比亚”的注释。这两条注释所涉及的,是比“《语丝》派内部关于‘费厄泼赖’的争论”更复杂的问题,即所谓“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近年随着对胡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古史辨派”的重新评价,如何认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渐有成为“鲁研界”的焦点问题的趋势。重新爬梳这一公案的来龙去脉的相关文献之多,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大概要数由此发端的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在我看来,鲁、顾冲突在“事实”层面的是非曲直,经章培恒(《灾枣集·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项义华(《人之子——鲁迅传·第十五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等的梳理,已经比较清楚;而在“学理”层面的认识,按历史学家的阐释,“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跳出具体的个人恩怨,此事蕴藏着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征兆”,而顾颉刚有份参与创立的“新史学也的确开辟了一代风气。然而,由此而来的学术研究日益走向窄而偏的趋向,导致中国学术整体上陷入舍己从人的狭境,其流弊贻害匪浅”,所以,立足于今天的视野“深刻反省”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胡适派与太炎派的异同消长”,确也非同小可。(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在文章中,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徐志摩这样理解诗歌会走入歧途,进入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中去。诗歌不表情达意,只是一味的追求音律美有什么意思?那还不如废除诗歌算了,直接换成歌曲。徐志摩自然不服鲁迅对他的批评,但鲁迅说的又在理。后来徐志摩出版《志摩的诗》时,删掉了《死尸》的序言部分。

桑兵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读鲁迅”和“注鲁迅”远不止是“文学界”的事情,而是深深关系着对“现代中国”的历史文脉的解读。除开他所指出的“学术史”层面的问题之外,“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所以广受关注,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鲁迅思路”与“胡适思路”的历史歧异在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得到弥合。这个问题关系太广,既超出这篇小文的论题范围,也可能不是我有能力做出解答的。但我想,要想解答这样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应该是做到不要曲解历史文献,不管这种曲解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但如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都做不到准确适当,别的事情又何从谈起呢?

这一场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了。但徐志摩觉得自己丢了人,又丢了理,于是便与鲁迅结下了梁子。徐鲁二人之间的争论与不和,从此拉开了序幕。

《语丝》

早就从媒体得知,新版《鲁迅全集》即将出版。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我写作这篇小文,最想知道的就是:文章开头所引用的两条旧版中的注,新版改掉了吗?

徐陈二人演双簧,鲁迅惨被躺枪

为什么要改?理由很简单,这两条注释中对徐志摩《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的引用根本是断章取义。我相信,只要找出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任何具备起码的阅读能力的人都会看出,出现在《鲁迅全集》注释引文中的那些话,徐氏是带着一种“反省”的态度说出来的,意在告诫像他自己这样的“留学生”身份的文化人不要自炫“高明新派”,不要落入“新儒林外史式的势利”的“危险”中去,因为“报仇的神永远在你的背后跟着,随你跑得多快。”

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爆发驱杨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著名评论家陈西滢站在北洋军阀一边,极力为校长杨荫榆和章士钊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学生。徐志摩此时极力支持陈西滢,当鲁迅与陈西滢论战到白热化,陈西滢即将落败之时。徐志摩于1926年1月13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引来的闲话》一文,大肆吹捧陈西滢,扬言陈西滢“受尽了旁人对他人身攻击的闲气”,含沙射影地针对鲁迅。

鲁迅并没有直接指证或引用过徐志摩的这篇文章,上举文例中提及“莎士比亚”的地方,是否真与徐氏的言论有关,顶多也只能说是在疑似之间。那么《鲁迅全集》的注释又何以会如此深文周纳地挖掘“潜台词”呢?考徐志摩在“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公案中,因负责《晨报副刊》版面的编辑组织工作,一度显得很活跃,他在编前、编后语中的言论立场也明显偏向于当时与鲁迅发生尖锐冲突的主要对手陈西滢,并曾因这些言论引发了鲁迅的《有趣的消息》、《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等多篇直接针对他的驳斥,使他看起来像是这场冲突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实际上,他在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像《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诠释的那样大,因为他的言论和立场几乎都不构成冲突的原发性因素,而充其量只是像林语堂站在鲁迅方面那样,起到一方的协力作用。基于旧有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意识形态化解读,鲁迅在他所参与的所有论战中,都被作为“先进阶级”、“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突出出来,他的对立面也都一概被描绘为群体化的存在,由此,才有诸如“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类的名目被构造出来,徐志摩作为一“派”中的一员,也就必须承载壮大该“派”的队伍和声势的义务了。

徐志摩在这篇文章中称赞陈西滢“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唯一的动机就是怜悯”。徐志摩认为陈西滢对女性“太忠贞了”,所以“拿了人参汤喂猫,他不但不领情,反倒还赏你一爪子”。徐志摩这一番言论出现后,鲁迅并未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反倒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最先发起对徐志摩的批判。周作人指出徐志摩的说法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历史”和对“历史文本”的注释,就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吗?考虑到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的协同,这桩“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的公案为什么不能命名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考虑到徐志摩通过《晨报副刊》对这笔糊涂账的搅和,更恰当的命名似乎又应该是“《语丝》派与‘《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派’的冲突”?行文至此,我不禁有些悲哀,为我们的历史和历史解读;同时又有些怵然,为一条注释竟然牵连到这么巨大的疑窦。

徐志摩随后又发表了《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针对周作人,徐志摩称“有几位先生生气性似乎太大了一点”,他们身上也有“鬼”,一起打了“才是公平”。徐志摩一棒打死一堆人,鲁迅兄弟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

陈西滢

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又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发表了一些直接针对鲁迅的言论。徐志摩说:“鲁迅先生是我压根儿没有瞻过他颜色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就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

这还没完,徐志摩还在文中向北洋政府告了密。徐志摩借陈西滢的信攻击鲁迅说:“鲁迅,即教育官员周树人”,他“一下笔就想构陷别人的罪状”,“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他常常散布流言,捏造事实”,“他从民国元年就做教育部的官,一直没有脱离过”。“他自己的小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里的小说部分编的”等等。

鲁迅

这个时候,鲁迅开始反击徐志摩了。同年2月8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不是信》一文,系统地反驳了徐志摩,将自己与陈西滢辩论的所有事实进行澄清,又对徐志摩发表的相关言论进行了逐一说明。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围观,有人看后评论道:“徐志摩对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认识很肤浅,很幼稚,甚至到可笑的地步。”实事求是地讲,徐志摩的确没有搞清楚鲁迅与陈西滢论战的实质,他的加入实在是没有必要,反而多浪费了不少唇舌。

正当鲁迅还在反驳时,徐志摩又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在此文中徐志摩说“我不后悔我发表西滢这一束信”,并且喊道“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本来这场争论是徐志摩挑起来的,现在鲁迅出来对招了,徐志摩又要中途喊停了。

《晨报副刊》

紧接着,鲁迅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一文,文中鲁迅说“我根本就没去混斗,倒是你们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么开口呢,怎么又要忽然带住了?”鲁迅在文中继续说道:“少装些假面目”,“不要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我”,“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认为徐志摩在论战中与陈西滢搞双簧,起初是想替陈西滢撑腰,后面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又想当好人,徐志摩与陈西滢这对双簧骗不了他。

这场论战,徐志摩等人又以失败告终。

《鲁迅日记》

拿鲁迅打广告,鲁迅痛骂徐志摩

1927年,徐志摩与胡适、潘光旦等人开了一家新月书店,徐志摩任书店总编辑。鲁迅本来就反感徐志摩的浮夸、自我为中心,鲁迅称其“书目及形式,一副徐志摩式也”。最让鲁迅反感的是徐志摩打的广告,鲁迅在章延谦的信中说:“新月书店的目录,你看过没有?每种广告都飘飘然。最可恶者《闲话》广告将我升格为雨丝派首领,而云曾与现代派主将陈西滢论战,故凡看《华盖集》者,也当看《闲话》云云”。

这就是徐志摩的不对了,当时鲁迅名声很响。但是也不能这样打广告,徐志摩给鲁迅安了一个语丝派首领的帽子,然后在自己的新书广告下写道,看过鲁迅《华盖集》的人应该也要看《闲话》因为鲁迅与陈西滢论战过,这都是大咖的文章。

这就好比今天的炒作营销,而徐志摩这样做,鲁迅自然认为徐志摩拿自己的名声去打广告赚钱,二人本来就不对味,这下鲁迅肯定不开心。于是鲁迅又专门写文章去痛骂徐志摩,不要拿他打广告,撤掉这则广告。

鲁迅与周海婴

此外,鲁迅与徐志摩还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论战,鲁迅批判徐志摩的新月派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团体。最后一场大论战是批判徐志摩的偏激和以爱代替一切,却看不到现实社会的残酷,百姓生活的艰辛。百姓要的不是爱,而是要先解决他们的吃喝问题,吃喝问题都没办法解决,空谈爱有什么意义?这场论战最后也是以徐志摩的失败而告终。

总之,鲁迅与徐志摩有过三场大的论战,这三场论战涉及徐志摩的政治态度,思想意识,文艺思想和文风等方面。三场论战,徐志摩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一是徐志摩的唯心主义文艺观本身存在问题,二是徐志摩在陈鲁之战中没有没有看清论战的实质,出于私愤的瞎搅和和打击面过广导致成为众矢之的,三是徐志摩在个人行为和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上存在错误。

徐志摩

由此观之,他的失败是也就不奇怪了。

参考文献:

1.卞之琳《 徐志摩译诗集 ·序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2.梁锡华《鲁迅大战徐志摩》,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3.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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