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清华与国运

天气和煦,时有片云。九点余有预行警报,至一点已解除。三点半至工学院会场,布置颇好,校友到者已有数百人。四点余龙主席、龚厅长及他来宾到者二十余人,四点半开纪念会。会序:主席报告;龙主席致词;龚厅长致词;白勤士致词;黄子坚(代表南开)致词;冯芝生(清华教授代表兼代表北大)致词;吴泽霖(校友代表)致词。

  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个挑战。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固事先必有充分之準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準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準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準備,則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準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準備,應為通專並重。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求近時過於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為謂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並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並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一、校庆日记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賃藉者又為何物?師生之德行才智,圖書實驗。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出而從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豈易言哉?不論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問其通識之有無多寡,而但以一紙文憑為出身之標識者,斯失之矣。

1941年4月27日 星期日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其实,早在清华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时期,这里的学生一股脑地都被送到美国去深造。

職是之故,其“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合於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進步之機緣,胥於是啟,而新民之大業,亦胥於是奠其基矣。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之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流连,至天已全黑始返。

  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确实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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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於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於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於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於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於外,而学子即有切心於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於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仔细梳理便会发现,那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前辈们,多是清华早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清华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这些波折,也是国家的波折,但在这个过程中,清华许多有益的传统却散失了。

難之者曰:大學而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將焉出?曰:此未作通盤觀察之論也。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於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幹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慧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於學識者半,由於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面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今日大學所授之社會科學知識,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國情民性。學子一旦畢業而參加事業,往往發見學用不相呼應,而不得不於所謂“經驗之學校”中,別謀所以自處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則泰半自經驗之學校得來,而與所從卒業之大學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功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日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并非始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之途。

至學子自身之修養又如何?學子自身之修養為中國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學之重心所寄。大學八目,涉此者五,《論語》、《中庸》、《孟子》之所反復申論者,亦以此為最大題目。宋元以後之理學,舉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學耳。其派別之分化雖多,門戶之紛呶雖甚,所爭者要為修養之方法,而於修養之必要,則靡不同也。我儕以今日之眼光相繩,頗病理學教育之過於重視個人之修養,而於社會國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養性幾不復為入德育才之門,而成遁世避實之路。然理學教育之所過即為今日學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別言之。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中世纪以来,现代大学所以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不随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更替而改变其宗旨,生存下来并得到创新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以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作为保障。

間嘗思之,大學機構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蓋又不出二途。一曰為社會之宣導與表率。其在平時,表率之力為多,及處非常,則宣導之功為大。上文所舉之例證,蓋屬於宣導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憑藉。表率之效之憑藉為師生之人格與其言行舉止。此為最顯而易見者。一地之有一大學,猶一校之有教師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古人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設一校之師生率為文質彬彬之人,其同而與社會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師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認之事物為語默進退之間所自然流露之一種風度,則始而為學校環境以內少數人之所獨有者,終將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為一種風氣。教化云者,教在學校環境以內,而化則達於學校環境以外,然則學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學生出校而始見也明矣。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关於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於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於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求友之难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皆古人也。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时人对於史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不易二也。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於偏注,则史学之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说之“以人鉴人”之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之青年修养之一道亦日即於荒秽不治矣。学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於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们,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此二義之範圍,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大學課程之設備,即屬於教務範圍之種種,下自基本學術之傳授,上至專門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課程以外之學校生活,即屬於訓導範圍之種種,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苟于青年不無幾分裨益,此種裨益亦必於格致誠正之心理生活見之,至若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之設置,學生課外之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之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之努力,或為一種知識之準備,或為一種實地工作之預習,或為一種風聲之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而於社會有所貢獻,要亦不能不資此數者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

一曰时间不足。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於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於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入室矣。

  在清华建校之后的不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他们的一生均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在1955年公布的首批236名中科院学部委员中,1912年—1929年由清华出去的留美学生就有34人,占14.4%。

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漸為有識者所公認,然不足者果何在,則言之者尚少。大學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據通之原則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則其所據為專之原則。通則一年,而專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顯而易見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瞭解;合而言之,則於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於是從事於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聼塗説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系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規定,聊複選習”之不獲己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複有此規定爾,固不敢以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於大學教育者,亦嘗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製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於此種改革蔔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於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以上三端,所论皆为明德一方面之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然则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

二曰空間不足。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此又近頃大學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學》一書嘗極論無自欺、必慎獨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難;與人相處而慎易,獨居而慎難。近代之教育,一則曰社會化,再則曰集體化,卒使黌舍悉成營房,學養無非操演,而慎獨與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乃僅就智識之切磋而為言者也;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礪,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鑒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複有“獨”之機會,亦無複作“獨”之企求;無複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浸假而無複知情緒制裁與意志磨練之為何物,即無複知《大學》所稱誠意之為何物。充其極,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由來有漸,實無足怪。《大學》一書,於開章時闡明大學之目的後,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則因時間之不足,再則因空間之缺乏,乃至數年之間,竟不能如綿蠻黃鳥之得一丘隅以為休止。休止之時地既不可得,又遑論定、靜、安、慮、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慮而當亟為之計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梅贻琦

出身誠是也,資格亦誠是也。我輩從事大學教育者,誠能執通才之一原則,而曰:才不通則身不得出。社會亦誠能執同一之原則,而曰:無通識之準備者,不能取得參加社會事業之資格。則所謂出身與資格者,固未嘗不為絕有意識之名詞也。《大學》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複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儼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近人有譯英文Focus一字為匯點者,茲從之)。即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末年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焉,而此三大運動者均自大學發之。一為東西兩教皇之爭,其終於平息而教權複歸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學領導之功也;二為魏克立夫之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而擁護之者英之牛津大學也;三為郝斯之宗教改革運動,郝氏與惠氏之運動均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之者,布希米亞之蒲拉赫大學也。大學機構自身正複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為彰明較著之若干例證。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赁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出而从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學》一篇之作,而學問之最後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見顯著。《大學》一書開章明義之數語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論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明明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新民”。《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二語,可以為“明明德”之注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三語可以為“新民”之注腳。孟子于《盡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論“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亦不出“明明德”之範圍,而其泛論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規律,亦無非闡發“新民”二字之真諦而已。總之,儒家思想之包羅雖廣,其于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之重視“明明德”與“新民”二大步驟,則始終如一也。

“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然則所謂體認未盡、實踐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功夫中之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謂整個之人格,即就比較舊派之心理學者之見解,至少應有知、情、志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則不然,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僅屬知之一方面而已;夫舉其一而遺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極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論之,目前教學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擴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礎為好奇心與求益心,故貴在相當之自動,能有自動之功,斯能收日新之效。所謂舉一反三者,舉一雖在執教之人,而反三總屬學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學,恐灌輸之功十居七八,而啟發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義,釋以今語,即為自我之認識,為自我知能之認識,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學子亦不易為之,故必有執教之人為之啟發,為之指引,而執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盡,過此即須學子自為探索,非執教者所得而助長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論語》謂之“善誘”,《學記》謂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誘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學中之教學方法,即僅就知識教育言之,不逮尚遠。此體認不足、實踐不力之一端也。

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於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进步之机缘,胥於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於是奠其基矣。

  诸多研究者喜欢把原因归结于清华传统,但是何为清华传统,却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说得清楚的是,清华一百年与国运一直彼此交织,从一诞生,就与国耻紧密相连,其后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几乎随处可见清华人的身影。单从教育的成就来说,中国众多现代学科的开创者,也多出自于清华。

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歷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櫫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孔子於《論語·憲問》曰:“古之學者為己。”而病今之學者舍己以從人。其答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進而曰“修己以安人”;又進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無它,即學問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穫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為已足也。

即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末年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运动焉,而此三大运动者均自大学发之。一为东西两教皇之争,其终於平息而教权复归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学领导之功也;二为魏克立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运动,孕育而拥护之者英之牛津大学也;三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运动,郝氏与惠氏之运动均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之者,布希米亚(战前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学也。大学机构自身正复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为彰明较著之若干例证。

  大学一解

以上三端,所論皆為明德一方面之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然則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學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為大學生新民工作之準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之風氣。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1941年﹒昆明)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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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之道化成新民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3清华大学日晷上写着“行胜于言”。

然大學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學生之學成與參加事業而始見也。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於淺陋之學也。”此語最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今人頗有以自由主義為詬病者,是未察自由主義之真諦者也。夫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蕩放主義(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或樂利的個人主義,亦截然不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蕩放之實者,斯病矣。大學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以言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以言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則蕩放之弊又安從而乘之?此猶僅就學者一身內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則學術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業,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則與此種事業最有關係之大學教育,與從事於此種教育之人,其所以自處之地位,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其注意之所集中,勢不能為一時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勢不能為若干可以計日而待之近功。

……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迎来了一百周年纪念。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至今,这条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如果说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三曰師友古人之聯繫之闕失。關於師之一端,上文已具論之,今日之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之空氣之中,所與往還者,有成群之大眾,有合夥之夥伴,而無友。曰集體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體,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體,於是人我相與之際,即一言一動之間,亦不能不多所諱飾顧忌,馴至舍寒暄笑謔與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來。此目前有志之大學青年所最感苦悶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聞見,而輔仁進德者也。個人修養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賴於友朋之督勵者亦半;今則一己之努力既因時空兩間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論,而求友之難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達材者之不多見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論,後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皆古人也。今人與年齡相若之同學中既無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猶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學之必修課程太少,普通之大學生往往僅修習通史一兩門而止,此不易一也。時人對於史學與一般過去之經驗每不重視,甚者且以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殺已往,而創造未來,前人之言行,時移世遷,即不復有分毫參考之價值,此不易二也。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生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此種研究之態度,非無其甚大之價值,然設過於偏注,則史學之與人生將不復有所聯繫,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說之“以人鑒人”之原則將日趨湮沒,而“如對古人”之青年修養之一道亦日即於荒穢不治矣。學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養,是近代教育對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二曰空间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无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使黉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知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知《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於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学》一书,於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绵蛮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适应,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一曰時間不足。今日大學教育之學程太多,上課太忙,為眾所公認之一事。學生於不上課之時間,又例須有多量之“預備”功夫,而所預備者又不出所習學程之範圍,於一般之修養邈不相涉。習文史哲學者,與修養功夫尚有幾分關係,其習它種理實科目者,無論其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猶木工水作之習一藝耳。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何以故?曰:無閒暇故。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今學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過此種種自修功夫之資料之補助而已,門徑之指點而已。至若資料之咀嚼融化,門徑之實踐,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約之,萬殊者一之,則非有充分之自修時間不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則咀嚼之時間,且猶不足,無論融化。粗識門徑之機會猶或失之,姑無論升堂入室矣。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隐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於心,则其生於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养之实;曰“生於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曰:否。此可与三方面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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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意志與情緒二方面,既為尋常教學方法所不及顧,則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為教師之樹立楷模;二為學子之自謀修養。意志須鍛煉,情緒須裁節。為教師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當之修養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與以自然之流露,則從游之學子無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謂“身教”,所謂“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為此兩方面之品格教育,而與知識之傳授不相干也。治學之精神與思想之方法,雖若完全屬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實則與意志之堅強與情緒之隱稱有極密切之關係。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堅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辦。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其生於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養之實;曰“生於色”者,修養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設學子所從游者率為此類之教師,再假以時日,則濡染所及,觀摩所得,亦正複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學記》所稱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果具備此條件否乎?曰:否。此可與三方面見之。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者僅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為教師者果能於一己所專長之特科知識,有充分之準備,為明晰之講授,作盡心與負責之考課,即已為良善之教師;其於學子之意志與情緒,生活與此種生活之見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歷年既久,相習成風,即在有識之士,亦複視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種責任完全諉諸他人,曰,此乃訓育之事,與教學根本無干。此條件不具備之一方面也。為教師者,自身固未始不為此種學風之產物,其日以孜孜者,專科知識之累積而已,新學說與新實驗之傳習而已,其於持志養氣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嘗一日講求也。試問己所未能講求或無暇講求者,又何能執以責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學校環境之內,教師與學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習慣與時尚,舍教室中講授之時間而外,幾於不相謀面,軍興以還,此風尤甚,即有少數教師,其持養操守足為學生表率而無愧者,亦猶之櫝中之玉、鬥底之燈,其光輝不達於外,而學子即有切心於觀摩取益者,亦自無從問徑。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原載《清華學報》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華三十周年紀念號”上冊

6:30会散,茶叙,在工院望苍楼。

  ……

(载于《梅贻琦日记(1941—1946)》

  劫波历尽,不仅是清华,众多大学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传统,寻找教育的本质。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在清华百年之际,我们重温清华百年与中国的交织,重温清华的历史,也是为了这一目的。

(二)今日大学之失

  今年的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她的一百周年纪念。

7:30校友聚餐,在海棠春,共三十二桌。饮酒尚不太多。十点散后又与家人为金、陈、毕所约至利沙饮咖啡,十一点半始返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不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然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於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於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中国周刊  陈远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於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於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於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固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则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求近时过於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二、大学一解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起点,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清华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联愈发紧密。

1941年在西南联大,左起依次为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
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在胡适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八十年后,国学热再度在中国兴起,清华决定再造国学研究院并付诸实施。历史恍若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1941年﹒昆明)

  当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中,清华并非没有留下令人难过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同样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

  (原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本文是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初稿由梅贻琦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文稿。本刊刊登时有删节。)

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同而与社会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於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4《中国周刊》封面

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有译英文Focus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

  复员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地融汇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敝屣,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上文所举之例证,盖属於倡导一方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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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学府之机构,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

  清华与中国的现代化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学子即成通才,而於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於学识者半,由於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於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的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之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长清华的。

(一)大学之道与修己安人

  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在清华迎来一百周年之际,不仅要回顾这些辉煌的成就,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清华?

(载于《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

  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

(三)教之失与学之失

  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以梅贻琦长校为主。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这种自由的风气,正是因为有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才得以保障的,而教授治校制度的核心便是民主。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五四除科学之外的另一关键词,正是民主。

此日两会情形均甚整齐、热烈,使人特为愉快,故一日辛劳尚毫不疲倦也。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种“雪耻图强”的劲儿。而当时,“雪耻图强”,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唯如此,这个精神,也为后来一代代清华人所追随,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阐释。

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之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於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於重视个人之修养,而於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是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预言。正是那次演讲,梁启超提出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校训从那时起沿用至今。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於《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於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自此,清华在政治的影响下,努力维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准,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种努力,保全了清华的基因,使清华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得以迅速调整,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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