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张文江著《钱锺书传》的若干错误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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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李欧梵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我是个“钱”迷,收存与钱锺书有关的旧书和资料。我有多本新旧创刊号,留下了钱锺书先生在文坛和学界勤奋耕耘的足迹。
英文月刊《天下》创刊于1935年8月。第一期为毛边本。版权页印有编委会名单,执行编辑有林语堂等三人,主编只有温源宁一人。创刊号上刊有钱锺书的名作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此文能在《天下》刊出应该归功于温源宁。在《天下》诞生前,温先生已是钱锺书的良师益友。钱锺书在《谈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有五位最敬爱的老师。”温先生尤赏钱先生的英文,还曾向另一位《天下》编辑林语堂先生赞赏过钱钟书。从友情上看,温源宁应是钱先生与《天下》之间最紧密的牵线人。另一方面,《吴宓日记》是最有利的证据。《吴宓日记》中有数处记录了钱温写给吴的书信,信中多次提到了“温源宁为《天下》向远在海外的钱锺书约稿”。
稀见刊物《书人》于1937年1月创刊,前后只出三期。书人的主要撰稿人不乏来自清华的师生,有朱光潜、蒋弗华、曹禺和常风等等。清华是钱锺书的母校,因此《书人》创刊号在两处提到了钱先生。一是清华毕业生王辛迪在《苏格兰书简》中简述了“自己在巴黎拜访了学长钱锺书杨绛夫妇。”多年后,诗人王辛迪还在《读后》中深情重忆了经清华同窗盛澄华介绍初次与钱杨夫妇在巴黎相遇的情景。二是根据创刊号中的《读者笔者编者》,《书人》编辑曾力邀钱锺书先生为《书人》撰稿。时逢朱光潜的名着《文艺心理学》初印,尽管钱先生是个远在海外的青年学子,《书人》编辑以为钱先生是为此书写评的最佳人选,因为“中书君在文学和心理学两方面都有丰富的修养”。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钱锺书作品集中,笔者未曾发现有此相关书评。
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时间比《书人》晚四个月。《文学杂志》创刊号上辟有“短篇散文”,刊有钱锺书的《谈交友》和杨绛的《阴》。朱先生在编辑此刊时十分看重钱杨伉俪的作品。一是“作品排序”,五篇散文,周作人的《谈笔记》排在首篇,随后是钱杨的文章,第四篇是废名的《随笔》。废名是着名作家周作人的得意弟子。当时他已在北大任教,代表着《桥》也已印行。相比之下,钱杨虽有名气,毕竟只是学生,而作品却双双排在“废作”之前。二是朱先生在《编辑后记》对创刊号中胡适、沈从文和李健吾等名家的作品一一点评,语及钱锺书,他全是赞语:“钱锺书先生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掺上兰姆与海兹尼特的风格的芬芳。他的夫人杨季康女士的《阴》以浓郁色调渲染出一种轻松细腻的情绪,与《谈交友》可谓异曲同工。”
在众多期刊中,《文艺复兴》是钱先生名声大震的“首席功臣”,因为着名长篇小说的《围城》最初是在《文艺复兴》连载的。此刊诞生于1946年1月。在《创刊号》上,钱锺书、杨绛伉俪再次联手:依次刊有杨钱的短篇小说Romanesque和《猫》。《文艺复兴》的编辑是郑振铎和李健吾。李先生是钱、杨的好友。据吴泰昌的《我认识的钱锺书》,原本钱先生答应李先生在《文艺复兴》创刊号开始连载《围城》;李健吾自然是高兴。可是等到《文艺复兴》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却来了临阵“狸猫换太子”:他以《围城》来不及抄写为由,用一篇《猫》顶替了《围城》。在《文艺复兴》第一期的目录页印有显眼的《下期要目预告》。“钱锺书:《围城》”列于首位,其他作品均未标明体裁。李健吾这样做的目的有二:想给读者一个意外,同时也可防止钱先生二度“临阵掉包”。
解放前,《文汇报》在上海非常畅销,主要是得益于名家荟萃的副刊“笔会”。笔会创刊于1946年7月1号。第一期“笔会”刊有茅盾和巴金等名家的作品,未见钱锺书的文章;但是刊头“笔会”二字的书写者却是钱先生。据唐弢和徐开垒等人的忆文,1946年夏,唐弢进入《文汇报》,原定与剧作家陈西禾共同负责副刊工作。主管《文汇报》副刊的柯灵为副刊取名“笔会”。陈西禾请钱锺书先生题签,钱先生欣然同意。“笔会”创刊之际,陈西禾忙于戏剧工作,无意“笔会”的编辑,由柯灵与唐弢先生合作,共编“笔会”;不过钱先生的题字留用。笔者存有多期“笔会”,均印有钱锺书的题签。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 2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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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著《钱锺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至今已出版了三版,该书是张文江的第一部著作,此书出版后,有评论认为,“张文江本评传行文虽无甚波澜,倒也平实坦诚,尤在钱著文献结构方面梳理致力甚勤”(伍立杨
《五本钱钟书评传》),对钱锺书著述文章的梳理,确实显示了张文江扎实的资料功夫,他在
《自序》中又坦言:“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此书还得到了众多老一辈现代作家如施蛰存、柯灵的帮助,应该说,这样一部钱锺书传在当时的传记热潮中是较为突出的,因此也获得了再版的机会。该书在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作者订正了其中的若干错误。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虽然在后来的版本中,张文江进行了多处修订,但是现在看来,这部传记仍然存在不少瑕疵。笔者现将在其中发现的有关史实、史料的错误摘录出来,与张文江先生商榷,并希望此书以后有机会再版时能得到进一步的修正。

栾梅健  

1.“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其时正当盛年,已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志向”(第
16页,文中所引页码皆依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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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应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
8月初版),钱基博在该书跋中提到,“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诸生,索余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稿,而集资以铅字排印贰百部,索跋于后。余搜讨旧文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积十余岁,起王闿运以迄胡适,裒然成巨帙”。由此可知,该书原题名作
《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写作始于1917年。

  
李欧梵先生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自2005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以后(王宏志等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清华同方博、硕论文库中检索出的该图书引用情况,自2005年至今共有174篇硕士学位论文和89篇博士学位论文加以引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2.吴宓回国后,长期倡导包括我国旧文学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主编《学衡》月刊
共 十 一 年 (1—79期 ,1922—1933年)。(第 20页)

  
然而,在仔细研究与考证之后,我们却发现这本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在史料方面错误惊人,在此特将一些明显而重要的错误摘录出来,与李欧梵先生商榷,并试着加以更正,以便研究者在参阅与引用时不致以讹传讹、混淆是非。

更正:此处有多处错误,《学衡》杂志实际办刊只有
10年,1927年、1930年停刊。第1至第60期为月刊,出版至第60期后,停刊一年。复刊后自第61期起改为双月刊,出版至第72期后又停刊一年,出版至第75期后第三次停刊一年。在第75期以前出刊时间内所出版的各期,除第41期、75期提前出版一个月以外,各期出版时间正常。到第三次复刊后所出版的最后4期(第
76、77、78、79期),已成为不定期出刊,拖延到1933年
7月终刊。前后历时十一年半,共出版79期,并非一直以月刊形式出版。

  

3.叶公超指出:“艾略特的方法,主要在于造成一种扩大的、错综的知觉,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重要意义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品,而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第
21-22页)

   错误一:晚清期间,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傅兰雅(John Fryer)及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报纸。这些在北京的刊物,通常为有志改革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提供了……(见该书第3-4页,下同。)

更正:此处是作者转引,引文有误。其转引自秦贤次编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原文载《清华学报》第 9卷第
2期《艾略忒的诗》。原文应为:“艾略忒的方法,主要在于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品,而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

  
更正:该书认为“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上述三位传教士在“北京”出版了一些报纸与刊物,与史实有误。

4.三十年代,温源宁为清华、北大一些教授画像,用若嘲若讽的笔法,写了一组小品文《不够知己》。(第23页)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任《时报》主笔,1891年10月,到上海任同文学会的督办,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与“北京”没有关系。傅兰雅(1839-1928),英国传教士,1868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编译《西国近书汇编》,1896年离开上海到美国。与“北京”也没有关系。李佳白(1857-1927),美国传教士,1894年到北京,筹办尚贤堂,1895年,加入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1902年,尚贤堂从北京迁到上海。在1890-1900年这十年间,他有部分时间在北京,但并没有如该书所说的出版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出版报刊是在1910年出版《尚贤堂纪事》(月刊)和在1917年任《北京邮报》主编。

更正:此处有歧义。实际上,温源宁在1934年为一家英文周刊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写专栏文章,写了二十多篇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名人小传,气坏了许多人,并不仅限于北大、清华教授,其中还有很多上层人士,比如冯玉祥。温源宁把其中17篇抽出来结集出版,书名为
Imperfect
Understanding。《人间世》第29期发表了钱锺书的书评《不够知己》(署名中书君),林语堂认为译得“雅切”,后来中译本沿用了此译名。

  

5.后来温源宁和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天下月刊》,钱锺书也是创办人之一,师生再度携手了。(第23页)

  
错误二:另一位革命者于右任则先后发行了四份报纸,包括寿命很短的《神州日报》。随着民国成立,更多报纸加入这一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报》。(第4-5页)

更正:《天下月刊》,英文名为 T’ien Hsia
Monthly,该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1941年
8、9月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前后总共发行56期,主要致力于向西方诠释中国,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具学术品位的英文杂志。温源宁主编,吴经熊为常务编辑,前期林语堂、全增嘏任编辑,后来姚莘农、叶秋原也加入编辑工作,钱锺书曾在《天下月刊》发表文章,但不能算创办人。

  
更正:《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创刊于上海,出版未及一年因火灾停刊,旋复刊。持续时间很长,直至1927年改组为《国民日报》,并非如该书所说“寿命很短”。而《太平洋报》创刊1912年4月,于同年10月18日停刊,倒是寿命很短,而且也不是“最著名”。

6.作者在论述钱锺书任教光华大学期间(1933—1935)所发文章时,谈到在《学文月刊》上,发表有《论不隔》(一卷三期,1934年
7月)。(第 34页)

  

更正:此处作者遗漏一处史料。在《学文月刊》上,钱锺书实际上还发表了一篇英
文 论 文 SU DONG-PO’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HIS PROSEPOETRY(by CH’IEN
CHUNG-SHU,《学文月刊》第1卷第 2期,1934年 6月),是为 C.D.Le Gros
Clark英译 《苏东坡赋》写的序言。

  
错误三:大众文学杂志的构思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幌子,无疑都来自梁启超。梁氏在1903年创办了深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并以发刊词的形式刊登了他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第5页)

7.1917年,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倡导白话。1918年
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全部改用白话文。(第 37页)

  
更正:《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该刊在近代文学中影响巨大,说成是“1903年”实是不该。

更正:此处有两处错误。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并非在
1917年,1916年底,胡适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写完《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随后将其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
1917年 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可以说打响了白话文运动的第一枪。

  

作者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全部改用白话文,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比如本期杂志第一篇
《辟
“灵学”》(作者陈大齐)就以文言写就,全部改用白话还要等到后来,还需注意的是这期杂志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该期杂志的重要性则不需多言了。

  
错误四:还有一位是周桂笙,他与吴沃尧合作主编了《月月小说》,同时也是一位翻译界的先驱……(第6页)

8.作者提到钱锺书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文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
Century),并在注释中提到这篇论文分两次发表 在 《图 书 季 刊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1卷 4期(1940)和
2卷1-4期(1941)。(第41页)

  
更正:《月月小说》于1906年10月在上海创刊,月刊。创办人汪惟文(庆祺),历任编辑庆祺、吴趼人、周桂笙和许伏民。非李欧梵所说是周桂笙与吴趼人合作主编。

更正:此处有两处错误。钱锺书在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应为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因而获得
B.Litt学位(副博士)。这篇文章应该是分三期发表在北平图书馆馆刊
《图书季刊》(1卷 4期,1940年;2卷
1—2期,1941年;3—4期,1941年)(根据美国胡志德著《钱锺书》,张晨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245页)

  

9.文中引钱锺书《谈交友》,认为这篇文章刊于 《文学杂志》1卷
4期,1937年8月。(第 43页)

  
错误五: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他们所写的那一类最流行的大众文学,已经从社会政治的改良主义退化为一种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上海的三份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它们的文学副刊都由鸳鸯蝴蝶派文人主编,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等。它们那些“才子会佳人”的故事,要和侦探小说、假翻译以及出自其他“报刊文人”笔下的哀情小说竞夺公众注意和流行度。刊登这类哀情小说的还有《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绣像小说》和《小说时报》等大量半文学杂志。(第7页)

更正:《谈交友》应刊于《文学杂志》第1卷第
1期,1937年5月,是创刊号,该期编辑后记中谈到:钱锺书先生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参上兰姆与海兹尼特的风格的芬芳。同期还刊登了杨绛的《阴》,编辑认为:“与《谈交友》可谓异曲同工。”

  
更正:这一段文字中,错误极多。简要说来,《月月小说》创刊于1906年,终刊于1909年;《小说林》创刊于1907年,终刊于1908年;《绣像小说》创刊于1903年,终刊于1906年,与李欧梵书中所说“在民国的头十年里”,亦即1912-1922年,毫无关系。而《小说世界》创刊于1923年,终刊于1929年,则又在该书讨论的时间之后了。至于张恨水生于1895年,直到1919年才到北京,担任上海《申报》的驻京记者,在这段时间,既没有主编文学副刊,也绝没有“操控”鸳鸯蝴蝶派文学副刊的能力。此外,如徐枕亚等,也都论述不准,不一而足。

10.傅雷是著名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以翻译法国文学知名。他毕业于法国的巴黎大学,和钱锺书、杨绛可算是前后校友。(第
52页)

  

更正:1929年底,傅雷赴法国自费留学,在法国四年,傅雷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另一方面卢浮美术史学校停课,但都不算正式的学生,读书也并不用功。他在法国期间广交好友,与刘海粟、刘抗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巴黎大学并没有获得学位,因此也就不能称“毕业”了。

  
错误六:《学灯》创办于1918年,是《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它的首任编辑宗白华,借通信成了郭沫若的好朋友……1921年,《时事新报》再发行一份附刊——即另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旬刊》。主编是郑振铎,投稿来自新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19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组织,其早期精英都是梁启超建立的这个强大的出版机构所“寄生”哺育的。(第8页)

1 1.杨绛初试笔写成了四幕喜剧《称心如意》(世界书局,1944年)和五幕喜剧
《弄假成真》(世界书局,1945年),上演后颇受欢迎,以后又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第
54页)

  
更正: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五四时期两个最大的文学社团都是“寄生”于梁启超建立的《时事新报》,极为荒唐。《时事新报》的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李欧梵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他将汪剑秋主编的《时事报》误认为是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了?《时务报》于1896年8月6日在上海创刊,是维新派最为重要的报纸,于1898年8月8日停刊,与《时事新报》没有直接关联。

更正:《弄假成真》应为《弄真成假》,杨绛在1943年创作,该剧上映后颇受欢迎,钱锺书的《围城》也受到这部喜剧的启发。

  

12.而《围城》对文艺复兴及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 (The Pi caresque Nove
l)传统在形式上的承袭,其渊源可上及《奥德赛》。(第66页)

  
错误七: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创办人包括作家:周作人、茅盾、许地山、王统照、叶绍钧;编辑和翻译家:孙伏园、耿济之;学者:郑振铎、朱希祖、瞿世英、郭绍虞;还有一个军人:蒋百里。他们全都身在北京。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文学研究会的组成和“京派有一些重叠。”(第13页)

更正:流浪汉小说并非是18世纪的产物,它流行于
16、17世纪的西班牙,以流浪汉的生活及其遭遇为题材,反映下层平民的生活。一般是自传体,也有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主人公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诙谐幽默。流浪汉小说对后来小说有一定的影响,其中知名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由杨绛翻译,平明出版社
1951年初版。

  
更正: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但12位发起人却并非“全都身在北京”。除了周作人、许地山、王统照、孙伏园、耿济之、瞿世英等人是在北京外,还有几位其实并不在北京。例如叶绍钧,1917年,应聘到江苏甪直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工作至1922年,1923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又如茅盾,自1916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将他们视为“京派”作家,并认为他们当时“身在北京”,显然不对。

13.“咳唾随风生珠玉”(语出李白《妾薄命》)(第 79页)

  

更正:据李白《妾薄命》,原诗应为:“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明代程登吉著《幼学琼林·卷四·文事》有:“李白才高,咳唾随风生珠玉;孙绰词丽,诗赋掷地作金声。”可知,“咳唾随风生珠玉”应出自《幼学琼林》。

  
错误八:1925年,文学研究会到达了活动的巅峰,随后逐步下滑,直到1930年消失无声。(第14页)

14.“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辗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第90页)

  
更正:且不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巅峰期是否是在1925年,只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是于1932年初正式停刊,该会活动基本停顿,因此,一般认为1932年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截止期,而非“1930年消失无声”。

更正:此首诗是钱锺书
《赴鄂道中》(1957年)第五首,其中“隐隐遥空辗薄雷”应为“隐隐遥空碾懑雷”。

  

15.夏志清衷心崇敬钱锺书,他在六十年代初撰写的英语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有“钱锺书”专章,高度推许《围城》,开了世界各地研究钱锺书的风气。(第
179页)

  
错误九:创造社是由一群亲密的朋友组成的,最初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当他们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时,在经过一轮非正式的讨论后,他们决定要出版一本杂志,以散布他们自己的新文学。(第14页)

更正:夏志清正式开始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始于1952年,他在这一年申请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中间写作修改经历了多年,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更正:创造社最初的倡办者除该书所说上述四人外,还有田汉、郑伯奇和穆木天,共七人。而且,郭沫若是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读书,而非“东京帝国大学”。

16.这里 “余尝作文”指的就是1937年作者在牛津时寄回国内发表的论文
《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第 191页)

  

更正:该论文应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刊于 1937年
8月《文学杂志》1卷4期首篇。编辑后记认为:“看过钱先生的论文以后,我们想到如果用他的看法去看中国的文艺思想,可说的话还很多,希望他将来对这问题能写一部专书。”

  
错误十:语丝社更在鲁迅的厌恶里加入了蔑视。但是一个正面的挑战者就是在1928年成立的新月社,它提供了在年轻的创造社社员的激进左翼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姿态。(第17页)

17.《谈艺录》征引过三例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其中作者谈到了211页引E.mach(马赫,1838-1919)论思维经济原则。(第
206页)

  
更正: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而非1928年。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均为欧美留学生。1928年3月,《新月》月刊在上海出版,阵营扩大,又添陈梦家、方玮徳、卞之琳等新生力量。据此,也有研究者将新月社分为前、后两期。将新月社认为是“在1928年成立”,显然不对。

更正:E.mach的卒年应为1916年。

  

  
错误十一:新文学运动标志了原始文人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文学研究会会员不但使他们的新地位正式化,而且开创了把文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和受尊重的行业的道路。创造社社员则使现代文人成为一种时尚,而大量青年男女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及他们的作品的流行所吸引,把文学作为他们生活的理想。文学刊物的编辑们被来自满怀抱负的年青人的来信包围着,像以下这两封:

  
我是二十岁的青年,受过中等教育……我不敢说对文艺有研究(或有文艺的天才),可是我很爱文艺,打算献身于文艺。因此请求先生指教我:怎样研究文艺?有什么文艺理论的书可以阅读?怎样写创作?

  
我是一个有志的青年,当时环境逼迫我为生活而奔走。我不得不抛弃了书本子,可是我的知识欲不肯屈服于环境势力之下。况且我还想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我选定了文艺。(第36-37页)

  
更正:这一段引文较长,但却需要特别注意。该书是在引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员状况来说明“现代文人”的产生这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新特点的。然而,严重的问题是,作者引用的两封读者来信是发表于1933年9月1日的《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一个文学青年的梦》。而这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均已在文坛消失,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不同于作者在这里讨论的“五四的文人”。用后来的材料来说明1920年代初的文坛状况,不仅极不科学,而且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错误十二:在二十年代被普及化和庸俗化的所谓新式思想,往往能够因为下列资格而获得现代文人的身份:订阅《新青年》和更多新文学杂志,如《创造季刊》;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主要从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及主要的文学杂志中搜集得来。(第38-39页)

  
更正:将晚清人物与五四人物混为一体,是该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在“二十年代”,作为晚清风云人物的梁启超、严复在这时并没有创办和主持“文学杂志”,更无从谈起当时的读者从他们创办的文学杂志中获得“对西方学术和文学潮流的认识”。

  

  
错误十三:章克标在一九二零年代写了一本关于如何在文坛成功的书,里面提出了以下资格:

1、“资格”。最低的要求仅仅是“认识几个字”的能力。配备了这最基本的工具,一个文人还要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对自己的天分坚信不疑、特殊的癖好、姣好的外貌、恋爱经验,面对指摘时的老面皮和灵活性,对传统文学的一点认识,特别是流行小说,还有记得二十个西方作家的名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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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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