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谢天佑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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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谢天佑先生逝世30周年︱孙竞昊:当往事变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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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谢天佑被评为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本文配图均由
谢天佑长子谢贯斗先生 提供

2018年4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谢天佑教授逝世三十周年暨历史研究范式问题的学术追思会。与会者大都是谢先生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只有年届八十的王家范、黄丽镛教授系他同事多年的故旧。大家不仅温馨地追忆他作为师长的慈爱,还严肃地讨论他的探索留给当代学者的思考。

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后吴泽先生在勤奋着述

今年四月十一日,我应邀参加纽约的一所大学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圆桌会议。我的发言是以谢先生1980年6月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康熙的苦衷》开始的。将近4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在2018年阅读《康熙的苦衷》,仍像1980年我第一次在安徽宿松一个偏僻的小镇读到该文一样,感慨万千。就连美国的听众,当我解释了该文的内容和写作背景后,也很快明白了它的独特意义。

我早在2月份寒假期间动笔写怀念文章,但迟迟未竟。现在是暑期,静下心来再思量,怅惘良久。三十年光阴的流逝没有消磨我对他的缅怀,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因为这三十年来,无论个人经历,还是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现在也快到了他离世的年龄。而且我之后又幸运地拥有王家范、孙隆基、卜正民先生三位理想的研究生导师,治学路数也多有变化。但在我的记忆和情感里,始终有个位置,是留给他的。如果说在当年《谢天佑教授纪念集》里我那篇《回忆与悼念》试图全面铺叙对他的了解和感受的话,三十年后再提笔,涌入心田的则是岁月过滤后沉淀在记忆深处的一个个片段。

先师吴泽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1982年入吴门,当时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

这,就是谢天佑先生:他的精辟的思维,犀利的笔锋,尤其是他对中国皇权主义的结构、性质、和文化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只要是在有权力机构的时代,是没有时空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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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科就在华师大历史系就读,1978年入学。1982年本科毕业前,本系有六位同学,一起报考系主任吴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吴泽先生已经年届古稀,70高龄了,但却是文革结束之后,吴先生学术生命第二春的开始。老先生只手擎天,开辟并主持着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史学史,一个是中国古代史,后来均发展成全国高校历史教育学界最早的博士点,也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名副其实的学科发展奠基石。

我在一九八零年到华东师大当谢天佑先生的研究生,几乎是偶然。我一九七九年就考了一次,可是因为英文只得了六分,没有考上。这之后我和谢先生有通信联系。准备第二年再考他的硕士生。可是在一九八零年考试之前几个月,他来信说让我考别的专业,因为他原来研究生的名额已经从两名减到一名,而他已经在上海有一个中意的学生。他说他之所以让我提前知道,是不想误了一位好学青年的前程。可是那时离考期已经很近,我没有时间再作考别的专业的准备,所以还是考了谢先生的研究生。结果另一位学生英文没通过,我便成为谢先生的研究生。

一、他的音容仿佛就在昨天

一眨眼,35年过去了,我也已年近花甲。同门师弟、母校历史系主任王东教授通知我,要编吴师的纪念文集。这些日子,得空就想想,写什么呢?他大概还是喜欢我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一样,进得门去,高兴地叫一声:吴先生!我来啦……

 

多年前,看到相声演员刘伟突闻马季先生猝逝的反应:“我师傅没了!”勾起了我同样的感受。记得在谢老师发病前最后一次遇见,是在校园历史学系楼前小丛林里,他刚刚打完太极拳。后来,家人说他刚看过电影《红高粱》,十分兴奋。记得1988年4月25日凌晨,系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敲门,喊:谢老师中风了。我一时懵懵懂懂,“中风”、“伤风”分不清,以为是感冒、发烧。赶到华师大的公费医疗单位市六院急症室后,他已处在昏迷状态。听说夜间值班是位外地进修医生,拿不准诊断,就当成脑血栓处理,挂了吊瓶。大家期待正式的医生,要等到次日8点上班查房时才来。结果,医生来时,好像近10点,判定是脑溢血,已无力回天。当26日子时宣告死亡后,我去师大一村接他的幼子——还是中学生的贯虹对父亲的离去愣愣地不知所措。我握老师的手,好像还有热度。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日子,我有种恍惚: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许多年后,家父在2014年夏被诊断胰腺癌,两年后离世,我又产生同样的感觉:书房井然有序,似乎他随时会回来。

课业琐忆

我师从谢先生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其关键是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谢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史权威,但他更是一位思想家,有着敏锐的眼光和精辟的见解。作为一位严师,谢先生坚持他的学生要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读书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004年,我的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通模范的英文专著由斯坦福大学出版。我在前言里回忆和感谢谢先生当时对我的高要求。当时我研究秦汉史,尤其是秦亡的原因。谢先生让我阅读秦汉时期的文献。每次我去见他,他坐在书房里,面对墙壁,闭着眼睛,听我谈读书心得。如果我对所研究的课题没有新的见解,他便一声不吭。他的沉默使我感到压力。秦汉史的课题,并非学术的处女地,要经常有新的发现,对一位刚进校的研究生来说,很困难。偶尔当听到我有独到见解时,他就很高兴,便会问,“喝茶吗?”然后谢师母就会送上一杯茶来。那杯茶就成了谢先生对我学习的认可和鼓励的象征。我在关于南通模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多么希望谢先生能够读到这本书,能够偶尔停下来问我,“喝茶吗?”

八年前我回到暌别二十载的母校工作——当初离开,从没想过归来,不禁冥冥中有宿命的感觉: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当初起步的地方,老校园的很多景物曾留下过我的老师的身影。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当时我们同级生六人考中国古代史专业,考史学史方向的有朱政惠、邬国义、吴修艺,考隋唐史方向的有魏承思、李晓路,再加上我。因为是文革十年停招之后重新恢复高考,当年77、78级同学大多是在这艰苦的十年中吹尽黄沙始到金、有自学成才意味的有志大龄青年。除晓路师兄外,政惠、国义、承思、修艺等诸兄均长我十岁以上。

好在当时的研究生很自由,没有正规的课,大多是和导师一对一的交流。所以有时我读书没有新的体会,便好久不去见他。以至有一次他以为我不知去向,到我在河西研究生的宿舍楼来找我,可我不在。我的同室崔美明后来告诉我,有一个乡下老头来找你,令我匪夷所思。以后和谢先生接触时间长了,知道他的沉默,并非有意给我压力,而是因为他在听我汇报时,自己也在闭目思考,并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就像他在华东师大校园散步,总是边走边思考问题,并随身带着纸笔,如有心得,随时记下,旁若无人。谢先生对学问的执着专注,对创新的不容妥协的追求,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成为我作为一名学者终身取之不尽的财富。

邵勤师姐三十年前在《文汇报》发表的《痛悼我师》一文,悲切和激愤感染了很多人。每次与后来在美任教的她见面,我们都会回忆与谢老师在一起的时光,充满了绵绵的思念。邵勤讲到老师的严厉,每次会面,都问她有什么新思想。但几年后,他带我时,则更多的是慈祥和亲切,经常带着宽和的微笑。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他朴实,率真,大气,坦诚,毫无文史学者常有的或多或少的矫情或委琐。他的眼睛清澈透底,一种书卷气的干净。

我们隋唐史专业当时有三位导师,除了吴先生之外,还有史学所的袁英光先生,以及从上海教育学院以借调名义过来带隋唐史方向的杨廷福先生,而中国史学所的隋唐史方向,似乎自我们三人之后,也没有再招生过。三位先生都住在师大一村,离校园差不多只一箭之遥,所以教室与老师的家,几乎都是我们的受教常地。

我的学术生涯,是在谢先生指导下开始的。由于我对秦汉史的兴趣,谢先生让我研究秦亡汉兴的过程。他强调要在秦的速亡上做文章。当时一般的理论认为农民战争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他的设想是秦亡前后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应有如此激烈的矛盾。那问题出在何处?这便是我进校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注重秦王朝速亡的特点,主要研究统治者主观上的失误。其结果是我在1982年发表的重评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一文。这是我当研究生后发的第一篇作品。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予以全文转载,引起一定反响,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正式开端。该文试图打破长期以来建立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模式,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老课题。毫无疑问,谢先生当时的思维,代表了史学界文革以来思想解放,对史学反思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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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中,平时接触得比较多的是袁英光先生。袁先生受命于吴先生,具体指导学业安排,我常到袁先生家去。但研究生的大课,杨先生和吴先生均给我们开过。杨先生的课一大半在家里上,我曾有专文忆念,不再赘述。吴先生的课则基本是在教室上。当时吴先生承担了很繁重的教学行政岗位职务,白天难以排出时间,我记得经常在晚上上课,应该是史学史的教学内容。吴先生重点讲当代史学的风潮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为了抗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知识分子与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这些奋斗包括吴先生自己的亲身体验。

谢先生继续鼓励我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秦汉交替的历史。这就有了我从1982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对秦汉史,包括先秦和秦汉思想史的反思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充满了谢先生的心血。如果不是谢先生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秦王朝会速亡,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的民主思想,等等,就不会有我当时发表的那些文章。而且那些文章大多经过谢先生的修改,尤其是结论的部分。我当时觉得写好论文的结论是最大的挑战,经常写到最后,就有力不从心之感。可是我在他那里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奇迹的产生:一篇文章的平庸结尾,经他一改,有时就是几个字或者几行字,便马上有了新意,整篇文章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可谓点石成金。他使我体会到理论思维对史学研究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谢先生对学术的精益求精,从无止境。

1980年代,谢天佑与邵勤在桂林

先生出生穷苦,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不再受人欺凌,祖母、母亲和哥哥拼命务农纺织,将聪慧的先生送入常州新式小学中学读书,又升入上海的大夏大学高中,接着考入北京的中国大学,师从红色教授李达与吕振羽先生,走上了以学术研究救中国的道路,几十年中数次危难,但初心不改。

谢先生对我学术生涯的另一重要影响,是把知识看作一个整体,打破人为的历史和学科的分界。有的历史学家一辈子研究一个朝代,或者社会的某个方面,可谢先生精通中国历史。无论是秦汉的经济思想,隋唐的农民战争,还是明清的政治变化,他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他博览群书,在中国史,世界史,文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方面,都有深厚的修养。我出国之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不断地被介绍进来。谢先生特别注意,而且开始学习英文。他对知识的永无止境的好奇和追求,使得他的研究有开阔的思路和独特的角度。对此我深受影响。每当有人问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哪一段和哪一方面时,我往往无从回答。因为我发表的作品中,既有先秦和秦汉的思想史,也有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和毛时代以后的住房改革。在我看来,跨越时代和学科的界限,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只是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而已。而这无疑是师从谢先生潜移默化的结果。

谢老师秉性仁厚,但个性鲜明,性情外溢,是个有脾气的人。他从不经营关系,包括师生关系,毫无“江湖”气,做到了君子有道,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以道会友。他对普通人又是那么谦和、关爱。追思会上,曾经在那个非人年代身陷囹圄多年的孔祥骅先生回忆到,当时不解谢先生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谢先生回答:“因为你受过太多的苦。”

精神矍铄的吴先生经常一讲就讲三四个小时。我一开始不太听得懂吴先生的常州话,但时间稍长,就完全明白了。吴先生讲话很有感染力,随着讲授的内容表情不断,皱眉时非常严肃,凛凛然不可侵犯;欣喜时开怀大笑,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还经常自己给讲话中的人物和事件下评语,“号瓦,号瓦”我听得入迷,也不知道记笔记了。记得有几次讲到快深夜11点,只有我一个女生落单回女生宿舍,好在那时社会风气很好,读书氛围也很浓厚。

谢先生独特的为人处事的风格,也令我难忘。他对学生既有高要求又很爱护。他会明确提出他的高要求,可他从来不提他对你的爱护。我毕业时有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这意味着我有被分回安徽的可能。我以前大学毕业时,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海鹏教授曾经力主我留校任教。他为此曾游说校、系,甚至省委教育部领导。可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算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后仍被分回宿松任教。当研究生时,我担心这一幕会重演。同学们都说我应要求谢先生把我留在上海,可我不敢,知道他的原则性。我犹豫了很久,后来鼓起勇气提了一下。谢先生说:“是一颗好种子,在沙漠里也会发芽。”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讨论过我的分配问题。

在日常生活里,傲气足,不开玩笑,不食人间烟火,却常常是弱点和缺陷。与家父一样,谢老师黑白分明,表里如一,说话做事直截了当,没有含混和灰色,容易得罪人。这也是他的挚友王家范老师在追思会上何以痛惜地说:“天佑心情能够平和些,从容些,30年后的今天,再来检点自己的学术成绩,会是何等的规模?作为同事和朋友,也就不会有,什么都未了而却一走了之,那种心头永久的痛。”

现在回过头来看,研究生三年似乎是比大学本科四年还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值得记取的事情,比大学本科多得多了。比如导师们安排我们三个隋唐史研究生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国际敦煌学大会,以及青年学习班培训活动,这是一次美妙的游学。在会上有幸聆听段文杰、季羡林、姜伯勤等各位中外着名专家学者的报告发言,参观敦煌研究所。印象很深的是聆听朱维铮教授的总结发言,因为朱教授并不以敦煌学研究为自己的专业,但那天他的闭幕式发言,视野之开阔,评点与建议之新颖,逻辑表述之周密,让我叹为观止,觉得上海人海纳百川,真是了得!于是回校后偶尔听到朱教授受邀在政教系授课的消息,像得了宝贝一样飞快地跑去听课,一节也不敢落下。朱教授讲的是汉魏思想史,中古思想史之前我并不熟悉,但听得津津有味。朱教授一身旧旧的蓝色中山装,套着两只蓝色的袖套,经常在黑板上板书。他有时为了干净特地去拍一拍落下来的粉笔灰,这下就弄得两手和袖套乃至衣襟全是粉笔灰印了。我几次在听课结束后想上去问朱教授问题,但一见他拎起黑皮包,就不敢趋前了。

我留校以后,有一次和当时《光明日报》的编辑苏双碧先生聊天,才得知在我毕业之前,谢先生曾经为我留校一事,亲自去当时师大历史系元老吴泽先生家面谈。谢先生和吴先生之间的师生关系是十年浩劫中无穷无尽的牺牲品之一。他们多年没有来往,是史学界公开的秘密。据说这是谢先生十多年来第一次去找吴先生。我的感动,没有言语可以表达。可谢先生从未向我提过此事,我也因此从来没有向他证实。可是苏双碧先生是吴先生的朋友,应该知道内情。

在一篇《郑板桥的怪》杂文中,谢老师写到:“说郑板桥怪,怪在何处?怪就怪在他狂。”是他“怪”,还是官场、社会“怪”?“那些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人,都有这么点‘怪’。源远流长,几千年一脉相承。今天仍要发扬它。”潘人杰老师在纪念郭圣铭先生的《先生何以教我》一文中其实直抒自己的情怀:“从什么时候起,‘清高’竟成了一种毛病?‘清’不好,难道要‘浊’不成?‘高’不好,大家都‘低’在一起就好了吗?”潘老师还给我讲过王养冲先生即便在文革蹲牛棚时,依然不掩对红卫兵粗鄙和愚蠢的蔑视。这种自尊和威严是来自骨子里的士人的高贵。

如何治史

那时我有谢先生这样的导师,又有师大这样优越的环境,除了读书写作,什么都不用分心,这便是我心目中的天堂了。当时研究生学制是两年。我1982年就应毕业工作。可我和谢先生提出延长一年,等于是自动要求留级一年,继续深造。谢先生一听马上就同意了。所以我可能是当时华师大唯一的一个读了三年才毕业的研究生。

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有“小吴泽”之称。同时期政教系的丁桢彦老师也有“小冯契”之誉。据说丁老师有名言:“政治上靠党,学术上靠冯先生。”但谢老师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其与吴先生的师生关系也如邵勤所说,是那个时代“无穷无尽的牺牲品之一”。当年的历史学系、史学所人事纷扰,谢老师与我闲聊中提及了一些,但从未议论过吴先生。

要考虑硕士论文了。英光师让我“不要管能不能写得好,先练习写一篇”。这一篇,让我东改西改,晚上不断去他家受教挨训,足足改了四五遍。这一经历让我明白,写历史论文,每句话都要有出处,每一个字都不能随意褒贬,更何况在运用概念之时。历史学是最讲科学性、资料性和严谨性的。

谢先生对我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期望。有次他曾经说,要成为一流的历史学家,我恐怕不应该结婚成家。可他又是一位一心一意为学生的学术考虑、毫无私心的导师。他给我以充分的自由来从事我的研究。我有一位朋友曾说过他是他导师的一块抹桌布。他的导师会在他写的文章上署名,还会差他去干各种杂事。事实上,中外都有研究生导师把学生看作他们的私人财产,加以控制的现象。可是谢先生是一位明智的导师。他对学生没有任何的控制欲。他从来没有要求在我写的文章上署名。也从来没有让我为他打杂。我毕业留校后,他曾希望我和他一起从事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可我另有兴趣,只是建议和他一块写篇关于农战史的文章发表。可谢先生没有答应。他鼓励我去追求我的兴趣。对我所研究的一切课题,我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热情地和我讨论。

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充分体现在思想和学术追求上的锐意创新。谢老师厌恶讲假话、套话、空话,不痛不痒的乡愿之辞。他说: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绝不提笔;如果一篇文章就能把思想表述完了,就没必要弄成一部书。而没有困惑和痛苦,何以产生思想?邵勤师姐近年一次与国内研究生的座谈时也说:“不要读平庸的作品,这会让你越来越平庸。”这应该就是所说的师承吧。

我喜欢敦煌,喜欢艺术,喜欢社会史和文化史,所以挑学位论文的题目都是靠近艺术和文化的小题目。吴先生招我去家,一问之下,就皱眉头了,说不能鸡零狗碎啊。先生自己本科经济学系出身,后来转向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乃至思想史、史学史领域,眼光格局宏大,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做论文也能入口小而价值大。“要经济,要制度,要通贯”,我整日念念叨叨的,翻阅着各类书籍论文。忽然脑子灵光一闪,中唐时期能对抗割据而转折中兴,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盐政的专卖制度变革,中央政府有钱财实力来奠基的。刘晏的榷盐法,极大地支持了皇权,很周密,很锋利,也很聪明专业,财政三司制一直影响到五代和宋代盐政乃至财政制度,但是整个过程当时却没有人专门研究过。我的这一初步设想,首先是被吴师肯定,认为“可以写出新意,填补空白”,让我心里落下一块大石头。

即使他对我的观点有所保留,他也从来没有干涉我的研究。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我的《秦王朝: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一文,不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一些影响和争论。有的同事说,秦王朝怎么会没有理论呢?谢先生当时去安徽开会,有学者就此文问起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学生。他回来后和我提起对此文的争论。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以后我发表的作品引起争论,谢先生可以对外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以免要为我担当。事实上,谢先生完全尊重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的见解,
从来不觉得我的研究和观点要经过他的批准。而如果我取得成绩,他总是为我高兴。这在中国社会的师生关系中,
实在难得。由此可见谢先生的高风亮节。

谢老师对激荡的八十年代的诸多前沿探索十分支持。一次,我们讨论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一书。他说:金观涛等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尝试如果能再进一步的话,堪比郭沫若一辈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贡献。

其时,廷福师已经因肺癌入院,但入院之前,他给我写了几张字条,介绍我几位隋唐史研究的教授,让我参加会议、活动时,就论文的思路、材料去“请教请教”。但凡接到廷福师介绍手书的,无不对我这个年轻的研究生郑重相待,坐下来和颜悦色地谈话。英光师一如既往,首先让我穷尽一切地收集史料,给我开了唐人文集,以及《文苑英华》《玉海》等书目,让我在历史系资料室一页一页地翻阅,做资料卡片记录。那个时候每天上午学校的广播都放广播体操,广播声一起,资料室的老师和读者大多都出去做操了,我怕时间来不及,总是安坐不动,勤看勤抄,有时到了关门时间,却一下子站不起来了。毕业前确诊患了坐骨神经痛,不知是否与这一段枯坐的经历有关。仅仅是天天在系资料室查阅资料做卡片,就有三四个月或者四五个月之久,我已经记不很清,总之是一到资料室坐下,半个台面就要被我占据。因经常要根据某条记载再去翻阅其他卷或者书的对应材料,以为辨析条贯,《文苑英华》等都是16开大蓝封面的古籍,只要摊开两三本,就把两边椅位的桌面都占下了,现在想想真是少不更事。可当时自己一心查资料,记得资料室白白净净圆圆脸庞的女老师费姓,名佩君,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因此责备过我,相反每次均不厌其烦,帮我调阅,所以,这位资料室老师的姓名深留我心。当然后来资料还是要查的,那就是用零碎时间了。仔细考证史料,让我马上纠正了《新唐书》在关键史料上的标点错误。毕业论文答辩在1985年结束之后,我曾将论文的这一史料考订抽出来,在《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了《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至今看来,还是文革结束新时期以来研究刘晏盐法相当早的一篇论文。

谢先生英年早逝,我一九八七年秋季来美留学成为我们的永诀,是我不堪回首的经历。这不仅是谢先生一家的悲剧,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悲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当时很多中年知识分子相继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他们太辛苦了,付出太多了,他们是劳累致死。在良性的社会环境下,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谢先生去世后,我的室友崔美明通知了我。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巨大震惊和悲痛。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我的祭文《痛悼我师》,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今年多谢我的师弟孙竞昊教授和华师大历史系同事们的努力,筹备纪念谢天佑教授逝世30周年追思会,使我得以再次撰此小文,和大家一起纪念谢先生。将近40年以前谢先生对我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他的学生们继续在中外史学领域里辛勤耕耘,贡献他们的才华。他在中国皇权主义、古代农战史、经济史等方面一系列精辟的研究,继续给新一代的史学家们提供思想的营养。谢先生在天有灵,我希望他能为他留下的宝贵的学术和精神遗产感到欣慰。 

二、时代与思索

论文写得差不多,英光师命我,遵吴师之嘱,先去拜访复旦大学历史系专攻隋唐史的专家徐连达教授,请徐教授为我把把关。记得是一个深秋之日,我早早地到了复旦大学徐教授的家,徐教授非常和蔼亲切地接待我,用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翻阅论文,听我回答各类提问,很形象地对我说:你的论文有点像维吾尔族小姑娘的头发,长得又多又漂亮,论文观点本身是站得住脚的。但没有好好地编小辫子。你要动脑筋,把一些没有编起来的头发,用各种形式编成辫子,要说明这些材料。那么,整个发型就好看,论文的说服力就更强了。我在徐先生不厌其烦的教导下听懂了修改的路径。之后还有与徐先生的几次交集,比如我们三个隋唐史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是徐连达教授。

对谢老师的怀念自然地与那个启蒙的八十年代连在一起,他出现在我为学、为人的奠立阶段。去年我曾在一篇题为《历史与现实的纠葛》的短文中谈到新启蒙的1980年代,包括史学研究在内的学术阵地的一大主旋律:源于现实反思的思想性。我们的老师那辈,也即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受制于时代大气候,功力和学识难以与民国时代过来的老先生们相提并论,凤毛麟角者如谢天佑、王家范、潘人杰成了我们思想和品行的导师。多年后,我对后生讲:我们1980年代是“读李泽厚先生的书长大的”,寓意也在此。八十年代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还有刘再复先生对“主体性”的弘扬,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续脉。

再稿终于写完,又加了一万多字。那时尚未有电脑,全是用手写的,稿件一次又一次地改,用纸也大大小小颜色不一。这次,我用了自己做出折痕的白稿纸,用心地抄,每页纸下面用尺笔直地划一道线,作为页下注的地盘。厚厚一沓。论文审阅由吴师亲自操刀,过完年开学之后上交。我终日等待结果,心中惶惶不安。终于,在一个初春三月的下午,吴师召唤我去他家里,谈谈论文。吴师让我坐在他身边,翻开我的论文,将他写在我文稿上的修改意见,一条一条逐字念来,并加以解释。讲解完了,老师让人给我们两人都倒一杯茶,对我说,“休息一下吧!”我一边捧着喝,一边紧望着老师,心里想,论文这是通过了呢,还是没通过?吴师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让我调整椅子坐到他的对面,笑容满面地对我说,这篇论文在史料上和财政制度梳理下了功夫,很有意思。你们年轻人,思路活跃,我以前也想过这个盐法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研究得这么深,你写得不错,有新东西,是个好题目,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但是,你的大背景和贯通的思路不够。你应该打通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变化的几个阶段特点,来看刘晏盐法为什么阻碍重重,为什么能实施,为什么要分权,为什么要监察使,从秦汉讲到明清,让我首次简明扼要地领受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要义。

第一次见到谢老师,是1983年底或1984年初他为“青年史学社”开设的一次题为“让历史焕发出青春”的讲座上。他这样的一席话令人震撼:我自己糊里糊涂地活了半辈子,才发现“右派”是对的;我后悔没有当“右派”,我要向“右派”学习。

这一课,大约讲了三四个小时,因为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有人来催饭了。老师还在讲,直到红日西沉,雾霭四起,师大新村几乎家家灯火通明。老师起身了,送我出门,站在门口,扬扬手,说,好好体会一下,再好好地修改……我也扬扬手,脆声回答,哎!吴先生放心,我好好改!回身再看看,吴师还在那,点点头。于是我又扬扬手。脚底好轻啊,新村每家都有的四周绿篱一道一道闪过,温暖的春风拂过我的脸庞。

从此,我开始了与他的个人交往,而且越来越密切,并水到渠成地成了他的研究生。在众人甚至家人眼里,他的生活非常单调,因为师母把家里的一切都料理起来,读书、写作、思考,还有教学,几乎是谢老师的全部生活内容。他几乎从来不看电视。

我一直记得,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们平常的交谈总是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他说过:历史学家不仅要读线装书,还要读社会这本大“书”。他读历史,本身即为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所驱动,源自一种赤子之心的深重使命感。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上面烂,下面不烂,或者相反,都可救;但若上下一起烂,就没救了。

1985年底,我毕业留校在出版社工作不久,由英光师带领,与攻读博士学位的晓路师兄等去西安参加唐史年会,同会的还有日本代表团、澳大利亚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论文按规矩是早就交上去了的,我写的就是论刘晏盐法。到会却得到通知,我的论文要做大会主题报告发言,但不准念稿子。我临阵怯场。英光师和师兄们都鼓励我,自己的研究,放开胆子讲。我拿定主意,心无旁骛,除了看提纲,只看定自己的老师和师兄们。我清楚看见坐在前排的几位白发老学者很面善地在问,这是谁的学生啊?我也清楚地看见英光师在对着我微笑。很开心,真的放下心来讲了。

我1985年夏去沂蒙山区考察的成果《费县农村考察报告》得到他的褒扬。我的本科论文《时代·思索·厄运:孔子的中庸思想及其社会悲剧》,主标题是他起的。
王家范老师这样形容“50-60年代史学出身”的这代人:

会议还有换届程序,开了两三天,大家经常闲谈。不知哪位善者牵线,就有当时的唐史学会副秘书长胡戟先生等来说,你的题目、研究很不错,能否把论文写成一本15万字以上的专着,交三秦出版社出版,胡先生本人正在三秦出版社兼编唐史研究丛书职事。英光师说:这样好的事情,吴先生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你愁什么?三年用功,研究刚刚开始,论文就应该把它结成一个大果子出来!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常被用来描述我们一代人。粘着于“单位”,从一而终,经历了许多许多“运动”,不知道“道问学”、“乘桴游于海”的快乐。“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属于一再被批判或自我批判的内容。学术始终与现实密切关联,当年看重的是如何“古为今用”。为了服务于“现在”,所以要去理解“过去”。“理解”的结果,不管是肯定“现在”,还是否定“现在”,都看成是社会担当,七分认真,三分天真。这些,我并不认为是优点,但也不认为是缺点。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本人一直喜欢社会文化史,其他不论,仅仅是观察各类史料图片,就可以让我所思所得,高兴半天;而对经济、政治史很不敏感。要不是吴师“要经济,要制度,要通贯”,我不会想到去写财政盐法的论文。但论文写了出来,确如吴师所言所教,由对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角度通贯思考,对我的视野格局立点,都拓宽和提高一大步,并深深影响了我,养成在工作乃至生活中拉长距离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我知道这完全是拜历史学学术素养所赐、是导师们苦心栽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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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次隋唐史年会闭幕式上,姜伯勤先生做了总结发言。那时77、78级研究生已经毕业上岗,会议开得比较热闹,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姜先生语重心长,反复强调:做学问是一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学术的薪火相传,得人最难。我们都是过来人,其中的苦楚难以言说。现在你们成长得很好,关键是要坚持,要甘于寂寞,甘于贫寒,甘于清冷,要有这样的准备,要准备一辈子做学问,要有勇气,“做这样一小撮的人”。他讲到激动处,直视我们,脸色发红,双目圆睁,且眼中泪光闪闪,绝对是这位大学者的亲身体验,赠给后辈的肺腑之言,有一种郑重相托的意味。当时很受震动,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姜先生到上海来开会,还应邀到我家来做过客。对照姜先生的话,在唐宋盐政的研究上,我是一个很不肯用功的懒人,真的没有坚持下去。每念及此事,我都心中有愧,愧对导师们的栽培教导和期望。

1980年代,谢天佑王家范在西安

师恩永怀

三、理论的魅力

我念念不忘自己喜欢的社会文化史,工作多年后,于1992年,自费申请到日本一桥大学的社会学部读研修生。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的学部长三谷孝教授是当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农村问题联合调查项目小组的组长,他答应做我的导师并兼身元保证人,但要求出具本校校长的推荐信。政惠师兄对我说,吴先生与袁运开校长关系很好,只要吴先生说,就保准行。我去老先生家之前,心下非常忐忑,请业师帮忙保荐,却是求学的专业转向,是否合适?没想到,吴先生听我说明情况后,一口答应,说历史学本来就包罗万象,不要自我设限,到国外走走开阔眼界,“号瓦,号瓦!”马上手书一张给袁校长的便笺交给我,然后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拿着,到办公楼校长室去见袁校长。不要今天就去找袁校长,明天再去。记住,明天再去。不要忘了。

思想的张力体现在谢老师治学开阔的视野上。我的学士论文源自大三“中国古代思想史”课上一篇关于孔子中庸思想的作业,担任此课教学的朱贻庭老师给予了悉心指导。写就后,我拿给谢老师看。他的一番评议,让我登时觉得理论思维的高度。类似的情景十多年后再现:转学到多伦多大学后,我把在孟菲斯大学时期写的英文处女作《解释延安文化》投稿,没想到专家评审送到了导师卜正民教授那里。他要求我rewrite的谈话,使我猛地忆起谢老师与我谈话的那一幕。

当时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再三嘱咐,叫我等一天再去。年事渐长后,有一天在相似的场景中忽然明白,一定是老先生要先为我打个电话或者做个什么铺垫,给校长说明情况,这样能保证我第二天去了一切顺利。

如同其他同代学者,谢老师的理论素养主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研读。而马、恩的知识与理论离不开欧洲文化与思想的基础和学脉。那么这种“西方”式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也即近年来所津津乐道的
“问题意识”。对理论的重视由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使然,旨归在于追寻超越经验主义工作的意义。也即回答so
what的问题。谢师、王师当时对门生的领引,与北美学术训练的路数相谐和。所以,我个人出国后虽然体验了显着的文化、教育差异,还是感受到学术路径的一致性。所以,迄今无论从事如何微小的个案解剖,都贯穿着终极的义理追索和人文主义关怀。

2003年下半年,我从华东师大调出,到上海师大人文学院,任文化典籍系副主任兼编辑出版学专业负责人,着手本科编辑出版专业的创建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老师,现在终于如愿到了大学,喜不自胜,自然就想着要告诉自己的老师。

记得几年前,一位名教授在华师大做演讲时,号召摒弃所谓西方学者走马灯式变幻的“理论”、“范式”,而要岿然不动地专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当时也在华师大访问的邵勤教授提出异议:虽然“理论”思潮在不停地更替,但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在扬弃,精华在积淀。我本人也多次对学生讲:理论来自经验,但高于经验,因为人类不仅仅在简单地反映和总结,而且还有演绎、提升和抽象,所以具有或多或少的普世性。而且“理论”也不仅指特定的可套用范式、学说,而且重点在思维和方法的训练上,这是提高“史识”最重要的途径。

2014年,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为首任历史系老主任吴泽先生编的《吴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收入了大部分老先生手泽。其中,我最喜欢和欣赏先生作于1984年《母校五十一周年纪念》手书的七言条幅,书法极好,用隶书而作自己的变体,有飞檐翘壁之秀姿,含舒展壮阔之力量,诗句更是情感澎湃,感人至深。现将此诗敬录于此,表达我对恩师“龙城钟声”启蒙于我的感念,并借先生“愿乡梓英才辈出”之吉言,衷心祝愿由吴泽教授等一大批老一辈史学家开创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树新枝,百鸟鸣凤。

八十年代,谢老师关于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主要参照的是政治经济学。西方发展起来的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范式与方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章句考据或义理式的解读。谢老师讲自己是读了《资本论》后,才佩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其方法论意义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各种“资本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应该更为宽泛地看待“资本雇佣”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一种“资本雇佣”。沿着这一思路的国家商业资本理论,在他的遗着《秦汉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史稿》一书中得到精湛的阐发。他以帝制时代的中国为例,分析了国家通过垄断流通领域,从商人那里攫取资本,然后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财富分配,取得所谓“民不加赋,而饶用足”的效果。这种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经济统制的法门源自《管子·轻重篇》:“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祝母校五十一周年纪念

谢老师开设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讲解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生课程“《资本论》研读”在他家里上,茶几上备有水果和茶水,气氛活跃。受谢师、王师的影响,同门对胡如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特别重视。谢老师的目标是写一部“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也曾以之引导我,还要求我读《盐铁论》,认为籍此可以楔入丰富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宝库。因为他的去世,我自己的研究焦点转移。拖延几年之后才细读《盐铁轮》,终于在1990年代中期出国前夕,拖拖沓沓写出一篇题为《盐铁会议的歧异与缺憾:简论中国古代商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的札记。其发表却在十余年回国以后,我记下如是感言:“虽然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却也发现许多巨变中还是有连续性可寻的。今将札记整理成文,谨以纪念先师和那个消逝的年代。”

怎忘得龙城钟声,难书尽阳湖风物。

四、从农民战争史到历史上的专制主义

怀师教学海回澜,愿乡梓英才辈出。

解放后的新一代历史学家,还有他们老师辈的学者,都自觉地不自觉地涌进伴随着政治运动起伏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如着名的“五朵金花”。今人感叹他们的精力和才华耗费在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教条主义纷争上,不无道理。但他们执着地研读马列经典,不能否认“假命题”之下对运用带有普世意义的参照系检验中国历史的心血,尤其是把中国经验置于世界史与比较语境里去的尝试。文革中,历史学沦为政治斗争的婢女,批判史学、映射史学泛滥。文革梦魇过后,“五朵金花”等大问题在反思传统和现实的拨乱反正氛围中,一度得到张扬,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才归于沉寂。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 吴泽

谢老师在1959年代后期即以农民战争史研究之专长进入史学园地,卓然成家。他不仅对农民战争史相关的所有理论问题做了思考,还主编了《中国农民战争简史》一书。他倡导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举办了前几次农战史讨论会。多年后,孙祚民、安作璋先生都向我提起,对当时还是研究生的邵勤富有锐气的发言印象深刻。农民、农业、农村,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国情,也严重制约着开埠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法忽视。邵勤1985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析“民本”》、我读本科时关于平均主义的习作都紧扣时代的脉搏。谢老师临去世前夕,把自己农民战争史的重要文章结集为《泥径鸿爪》,作为半生研究的一个告别。

大浪淘沙,1980年代中期前后,谢、王二师都从农民战争史研究圈淡出。他们在1987年专程到济南,把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秘书处移交给了山东大学,由孟祥才先生接手会务。谢师转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聚焦于秦汉时期,但所思所论贯通古今;王师进而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机制,其关于明清市镇、消费的专题研究则直接推进了大陆学界江南史研究的勃兴。

他们的转向都有迹可寻。谢、王八十年代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越来越更多地与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问题连在一起。邵勤指出,谢师关于国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度”的思想意义非常卓越,
是对连绵不断的、促使中国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的最精辟、最具有历史性的解释。这里突出了量的规定性,即在既有生产方式下维持农民个体经济的再生产;一旦严重逾过这个“度”,农民的再生产无法维持下去,就会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与实际管理生产的西欧领主制经济相比,中国地主制下小农经济富有弹性。相应地,私人地主的剥削率的升降幅度是有限的,
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剥削率的升降幅度是极大的——这也是秦晖教授后来所讲的为什么是官逼民反,而不是地主逼农民反。秦晖还进一步提炼出“黄宗羲定律”云云。

谢老师早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具有异常顽韧生命力的皇权主义是一个重要议题,这或许与他后来关注专制主义不无关联。其实,学术界从来不是伊甸园。切身经历过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对于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尤为痛楚。他的未竟之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源于同名的一篇文章。该文1986年夏以“内部稿”的形式发表后,收到来自官方的积极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编辑宋一夫先生主持该社与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出版的“历史反思丛书”,力邀谢老师把文章拓展成一部专着。记得谢老师有些犹豫,因为手头还有别的工作。但情面难却,而且还有思想解放的时代召唤,所以他决定一鼓作气赶就此书——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发病和猝亡。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谢师、王师那代学人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深刻地反省历史与现实。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的理解,特别重视“上层建筑”——政治方面、国家力量。这些观念深深地影响到当时我对传统社会的基本立场。“大一统中央集权军事官僚专制主义”成了中国王朝国家的标牌。1990年代后期,我在大洋彼岸受到社会史思潮的冲击,修正了原来的观点。远离母邦,隔岸观火,一度觉得自己可以比较“冷静”地观察、区隔历史与现实,淡然从事“纯学术”。但问题的产生、论题的选择、甚至观点的形成,怎能摆脱来自现实的感知和困扰?同样的文本材料,不同心境的阅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如何做到“客观”?

8年前回国,重做“槛内人”,尤其感受到这点。现实无疑是历史思考的起点,而且现实常常是检验从过往历史经验得出的范式的场域,所谓经历“历史”——历史现场就在当下;历史学家也活在当下。近年来自己又不禁趋于认同谢、王二师对国家权力的重视。形形色色的问题,如王家范老师在评议“黄宗羲定律”时所论:“程念祺早就指出过,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离开了‘大国效应’这个中国历史特色,就好比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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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谢天佑与夫人陈翠姬

五、天地有正气

谢老师1980年代中期前后还创作了多篇读史札记和杂文,说古论今,褒贬人物,激扬思想,言简意赅,活泼泼辣,充满了热忱、想象力、批判性。今天我们读起来,不禁感慨一个历史学家三、四十年前思想的时代穿透力。谢老师用生命做学术给后辈的一个启示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不能哑口,不能缺席。历史学家应该明是非,应该辨黑白,应该是扬善戒恶的行动者。

谢老师辞世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在变化着。在一些波澜壮阔的转折关头,我几次设想:如果老师还活着,他会怎样?有一点,我坚信不疑:天地有正气,他会坚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端!因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因为他是沉重使命感的赤诚爱国者,因为他是具有独立知识分子品格的学者,因为他是义无反顾的战士,因为他是爱护学生的师长。

几个月前,邵勤师姐又撰文《终生为师》,表达了对谢先生英年早逝的永久的、刻骨的痛。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学术、思想、人性之光,为他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他虽死犹生!我本人的这篇忆旧文字,呈现了现在的心境。二十岁时初入学术殿堂,仰望星空,踌躇满志,理想、激情、幼稚交织着,但遭受丧师之挫,为一生之大不幸。三、四十岁时浪迹远方,自信滋长了理性,但血也没有想象般地完全冷却下来。而今年过半百,理性、感性看似交融着,却也难做到平衡、和谐,也许该信天命了。回顾自幼蒙阶段就没离开过学校的生涯,谢师的精神遗产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我人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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