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潘家园书摊得遇《从文自传》,自开明书店1938年初次发行后,此书多次再版,又有中央书店的版本。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一印一刷,首印虽高达一万册,但沈先生名气大,书又写得好看,三十多年过去,品相完美的也少见了。网上标价多在八十至一百五十元,摊主开价一百元,收入囊中,回家发现扉页题签“赠司徒双侄
沈从文 八二年八月”。

我初次见司徒乔先生,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记得约在一九二三年,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见的还有张采真、焦菊隐、顾千里、刘潜初、韦丛芜、刘廷蔚等等。

司徒双是谁?网搜时代毫不费劲,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老教师,拥有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虽然1995年已退休,近年来仍举办“欧洲美术传世经典赏析”讲座。沈从文不谙外语,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宪益任《中国文学》主编,受“企鹅丛书”启发出版“熊猫丛书”,有沈先生著作的法文版收录。司徒双是不是藉此结缘?那倒不是,她得以拜访沈先生,且被称为“侄”,源于她的父亲司徒乔。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随随便便的,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样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这种素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若习文学,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还有更可笑处,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的这种诗人。我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去看画。房中墙上,桌上,这里,那里,到处是画,是他的素描速写。我没受过西洋画训练,不敢妄加评论。静物写生,我没有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见面,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我喜欢他为人素朴,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

沈从文在1980年写下《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以下简称沈文),述说了自己和司徒乔一生的交往。沈文写作时全凭记忆,据冯伊湄1978年出版的《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以及2011年增订版(以下简称冯著),沈文误记实在太多,试作此文订正。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我却仍在北京过那种不易生活的职业作家的生活。他们来信邀我去武汉,我当时工作刚刚打下基础,以为去上海或许更合适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间,因国共破裂,武汉局势动荡极大,不少熟人没有在这种白色大恐怖中牺牲的,多陆续来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张采真等,还有司徒乔。这位年青的画家,仍然是那个素朴的样子,他为我们带回了不少作品。对他的人和画,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乔君吃的亏》一文中曾写道:此时的中国,各样的艺术,莫不是充满了权势,虚伪,投机取巧的种种成分,哪里容得下所谓诚实?在一种无望无助中,他把每一个日子都耗费到为长于应世的高明人所不为的实际努力下了。没有颜料则用油去剥洗锡管中剩余红绿,没有画布则想法子用所有可当的衣物去换取,仍然作成了许多很好的作品,这傻处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我们若相信一个好的时代会快来,要这时代迈开脚步走近我们,在艺术上就似乎还需要许多这样傻子,才配合得上时代需要!

初见司徒乔先生,沈文说是“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又说是1923年,此处属误记,实为1924年,据冯著,司徒乔1924年才入学。这个时间点,沈从文总是弄错,如198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题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开口就是“我是1922年夏天到达北京的”,凌宇先生早已订正,此书也可供一旁证。

一种了解,一种认识,从了解与认识中产生出一点儿真实同情,从了解与认识中得到一点儿愉快,这在他,是已算很满意了!

当时他和燕京大学的几个学生结交,据“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的说法,燕大的学生大多家境不错,沈从文眼中的这些“洋大学生”,多半穿洋服,“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有志于创作的学生,他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这让他觉得非常可笑。

因为那时的上海艺术家,多流行长头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乐事。艺术家还必须得善交际,会活动,才吃得开。司徒乔的素朴与这种流行风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却推崇他的实践态度,以为难得可贵。在我看来,文学与绘画是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自外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进展的。我对司徒乔已不仅是喜欢,而是十分钦佩了。

沈从文的朋友圈以穷学生居多。他提到的几个朋友,焦菊隐出身显赫(曾祖父焦佑瀛),然父辈时家境已趋困顿;董景天(董秋斯)也是农家子弟,虽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按当时惯例还兼任了校长室秘书,但能给予沈从文的优待,也仅限于让他留宿在校长室的地板上。沈先生晚年回忆,为了帮他买一双新鞋,董景天还当掉了自己的西装。

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见到了司徒乔先生。当时他住在什刹海冰窖胡同,已经结婚。经过社会的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感觉格外亲热。谈话间自然要欣赏他的新作。生活虽从无安定,他的画却已愈见成熟。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为我画张像,留个纪念,约好在北海仿膳一个角落作画。到时他果然带了画具赴约,一连三个半天,他极认真地为我画了张二尺来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画。朋友们都说画得好,不仅画得极象,且十分传神。他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他的热情令我感动,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边。

沈从文卖文为生,时间自由,自己又住得局促,于是常常去盔甲厂的燕大宿舍串门,湖南方言叫“打流”。第一次拜访董景天,两人天上地下谈了三个通宵,把新朋友几乎拖垮,也就是在这儿,他见到了司徒乔。两人共同点不少:司徒乔家境贫寒,其父司徒郁在岭南大学附小管杂务,凭着校工子弟的缘故才免除了学费,当年是以免费生名额就读燕大神学院的;他之前曾就读于岭南大学文学院,算是同好;更重要的是,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这种与环境不大协调的素朴,给沈从文的印象极好。至于他的容貌,沈从文的思维敏感而跳跃,觉得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

芦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在昆明集中。司徒乔先生为我画的肖像随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年,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仍旧带着这幅十分珍贵的画像。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见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这段时期的许多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处,是他还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素朴、勤恳的工作态度。他不声不响的,十分严肃的把自己当成人民中的一员去接近群众,去描绘现实生活中被压迫的底层人物,代他们向那个旧社会提出无言的控诉。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诚实和素朴。这诚实,这素朴,却是多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佩和赞赏的。而在同时艺术家中,却近于希有少见的品质。

两人相约去司徒乔住处看画,眼见他的人物速写,“所画的正是自己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沈从文兴奋极了,他一直以为,绘画与文学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超脱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的进展,于是两人更加投缘。

司徒乔先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到了可以好好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作画的新社会,却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为我画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远不会失去的,将是许多崇敬喜爱他的人对他的记忆!他的工作态度既曾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也还必将为更多的人所学习。他在世时从没有过什么得意处,也没有赫赫显要的名声,但他虽死犹生。他给我的最初印象至今还不曾淡漠,永远不会淡漠的!

沈文说“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这个年份也属误记。被称作“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的董景天,1926年才毕业,年底南下参加北伐;司徒乔原为岭南大学“白十字架团”的成员,得以入读燕京,是受到岭南大学教会、广州基督教会和青年会层层推荐,自然不能轻易辍学,他同为1926年毕业,后滞留北平,直到次年2月才通过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张采真的介绍,前往武汉任鲍罗廷办公室艺术干事,沈先生所指年份应为1926年或1927年。

一九八○年

写信相邀沈从文去武汉的故旧不少,他不为所动,继续“职业作家”生涯,至此与司徒乔失去见面机会。

1927年7月,武汉变色,司徒乔逃亡上海;次年沈从文也南下,两人重聚。虽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但彼此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沈从文的另一拨朋友,因表弟黄村生而结识的国立北京农大的学生,都是湖南同乡,当年还有过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在罗道庄吃“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的经历。这八位朋友毕业时正值北伐成功,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兴奋热闹的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都成了刀下亡魂。

燕大毕竟是教会学校,没有毕业后被团灭的惨痛:沈从文的朋友中,董景天当了史沫特莱的翻译;阅历较广的韦丛芜(韦素园之弟),成了翻译家;底子更深的刘廷蔚(其兄刘廷芳为燕大神学院院长),去了康乃尔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不过前后几年牺牲的也有张采真(1905-1930)、顾千里(?-1927)。

司徒乔仍然素朴,两年的社会历练,创作了不少作品。画家循例是要举办画展的,这个名为“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的展销,鲁迅写了序言《看司徒乔君的画》,1928年3月14日写就,发表于《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4月2日),后收入《三闲集》。

沈从文当时也有了声望,能用手中的笔为老朋友助威。他为此写了几篇文章,比如《司徒乔君吃的亏》,还有一篇《看了司徒乔的画》,署名“甲辰”,发表在香港杂志《伴侣》第七期,后被卢玮銮(小思)、袁良骏发掘。题名与迅翁文章几近相同,估计是早于此文写就,否则以沈氏的傲气,不会用这个题目。

迅翁谈的是交往,而沈从文避开画的艺术性,谈的是自己熟悉的世情。比如当时的中国充斥着假艺术家,“这类人各据了相当地盘,互相呼应,互相叫好,热情装饰在嘴上,俨然作着大得了不得的文化运动”;而司徒君,“他忘了社会对他的压迫,却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众;他不用笔写自己的苦闷,他的同情的心却向着被经济变动时代蹂躏着的无产者”。

当年上海的“艺术家”,多流行长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还必须会活动善交际才吃得开,沈从文眼中,司徒君的素朴是与这种风尚格格不入的。派头不用耍,技法还是要学的,司徒乔年底去了法国留学,后又去了纽约,1931年回到广州母校授课。据沈文记载,两人再次晤面已是1933年。

1933年9月9日,沈张夫妇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请客约六十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恭逢盛会的名单未见记载,司徒乔如果客居北京,是很可能参加的,这离他北京的住所——什刹海冰窖胡同很近。地方也不陌生,1926年正是在这儿,他举办了首次个展,也是这次,《五个警察一个〇》和《馒头店门前》两幅,被鲁迅溢价选购。

不幸的是,此处又有误记。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此刻的司徒乔,正随粤东各界慰问团在张家口劳军。他自1932年罹患肺结核后一直体弱,此番舟车劳顿,更加支撑不住,病倒后入住北平西山疗养院。出院后定居什刹海,已是1934年。

上海、武汉、青岛,沈从文浪迹了一圈,又回到了北平,他住在府右街达子营,离司徒乔寓所很近。司徒乔已成婚两年,妻子是法国留学时结识的冯伊湄,毕业于复旦文学系。经过社会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格外亲热。

不久,司徒乔提出为沈从文画像,两人已是知名人物,自然不能将就,约了在北海“仿膳”作画。用的是粉彩,二尺来高的半身肖像,花去了三个半天。沈从文的朋友们见了都说好,不仅画得极像,且十分传神。司徒乔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了一席让沈从文动容的话:“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司徒乔一生所作肖像多矣,此番将沈氏与中外文豪同列,言下之意可知。

1935年12月,司徒乔移居上海;抗战军兴,沈从文去了昆明。按司徒乔与左派文艺的渊源,他是极有可能加入前往延安的浩荡队伍的,实际上,他撤到武汉时曾遇到同乡冼星海,力劝他前往革命圣地,然而他一直的个性就是不群不党,长期以来,那些风起云涌的绘画团体都对他构不成诱惑,而且身体条件也极为有限。倚仗冯伊湄的海外关系,司徒乔远赴南洋,直到新加坡沦陷才归国。

前排左一司徒乔、后排左三冼星海、后排右二冯伊湄(1936年沙飞摄于上海)

据沈文,“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此处完全误记。冯著非常详尽,写明了司徒乔前后三次定居北京的时间。且司徒乔1946年1月才离开重庆南下广州,又途经桂湘鄂豫四省,当年6月受南京“善后救济总署”的邀请,为“联合国远东救济会议”布置画展。此后,因肺病加重前往美国治病,再度归来,已是1950年10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两人的重逢,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司徒乔参加了革命博物馆的筹备,后受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沈从文身居历史博物馆,倾心于服饰研究,无论兴趣或工作,按说两人交集更多,但沈文未再言及。冯著于1964年完成,纵观全书,只字未提沈从文。据冯著194页,“当乔学习再学习,逐渐认识真理之后,他是多么懊悔他在艺术上所走的弯路啊”,这一时期的司徒乔,已不再或不需描绘沈从文称赞的“极平常的下等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设计和绘制重大题材画作,如《毛主席在农民讲习所》,或者是为“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绘制肖像。

1952年,在首都召开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司徒乔奉命作画。这是个极为浩大的工程,七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五名和平战士形象都要纳入,而且他们的位置、动作及相互关系,既要讲究艺术特点,也要符合政治的要求,比如黑人与白人在亲密交谈,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妈妈与朝鲜女演员紧紧拥抱,法国代表与越南女游击队员挽手并行,印度与巴基斯坦代表把花环挂到对方胸前。中央也极其重视这幅巨作,司徒乔需要参考图片,新华社立即放大送来;弄不清的政治概念和文艺理论,他可以径直去找周扬和郭沫若释疑。1956年,司徒乔倾注四年心血完成了宣纸稿与颜色设计稿,画面中的人物神采飞扬,一派热烈祥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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