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的婚事、家事和国事

这一瞬间,我决定先写邹嘉骊

比如他不会数钱,乘电车辨不清站点,他要求孩子生活自理,自己却很不会料理……沈粹缜为此也检讨自己“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间”,“把悉心为他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就愈发增长了他的依赖程度”。以至它所从属的中华职教社“深知道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允许它独立”,于是《生活》周刊脱离职教社,另组合作社,产生了生活书店。东北义勇军喋血抗战,消息传到上海,生活周刊社代收读者捐助前方款项,数量达12万元,创下抗战中以刊物代收民众捐款先例,这些就是“时代的要求”和对“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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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 图/解放日报
编者按
11月5日,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我们特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和正义的爱国者。
1926年,由他主持的《生活》周刊从一份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
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援助,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是主张团结抗日的着名“七君子”,他们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因此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关押入狱。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今天,我国的新闻编辑皆以赢得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为最大荣耀。
婚 事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的笔名。他祖籍江西,于1895年11月生于福建。
沈粹缜生于1901年,苏州人,她是家中长女。10岁那年随大姑母到北京,读完小学后进刺绣学校学习。她20岁时,被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杨卫玉选中,被聘为校美术科主任。此时的沈粹缜风华正茂,青春美丽。一时间上沈家为粹缜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对方多为家道殷实的商人。可沈粹缜偏偏看不上商人。直到1925年的一天,校长杨卫玉给她介绍对象。杨校长说,对方“是一个文人”,身上决无铜臭,“和他组织小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礼节的束缚”。这样的对象应该是沈粹缜愿意接受的。但杨校长告诉她,对方有过短暂婚史,现丧偶。他请沈粹缜郑重考虑后再决定。杨校长介绍的正是韬奋。
此后不久,杨校长乘火车去上海公干,沈粹缜同行。车抵上海,出站时,杨校长一边张望,一边对沈粹缜说,韬奋今天要去昆山办事,他现在车站,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话音刚落,沈粹缜就见一个戴着眼镜、目光深邃、一脸文气的男子匆匆向他们走来。事前毫无所知的沈粹缜,对这次“相亲”也没怎么介意,只是觉得“十分可笑”。她揣测杨校长和韬奋一定早有“预谋”。她对韬奋印象不错,而韬奋对她却是“一见钟情”。沈粹缜后来回忆道,“此后不久,杨卫玉先生陪同韬奋到我工作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见面”。“这时正是蝶飞莺啭、落英缤纷的江南暮春时节。”
韬奋的感情则更热烈。自这次见面后,他常给粹缜写信,几乎一周两封。沈粹缜说“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比如韬奋有时会用苏州话给粹缜写信,后者读起来难免要连蒙带猜来领会信中意思,阅读时常常忍不住哑然失笑,平添不少情趣。相信在这样的互动交流中,韬奋也会告诉粹缜他曾经的经历,包括第一次婚姻。
韬奋父亲和一位姓叶的同事曾同在福建省政界共事,“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但韬奋一不满意叶小姐没进过学校,二不满意包办婚姻,他与叶小姐都没见过面、说过话。
可是韬奋反对没用,双方家长不同意,叶小姐本人也秉持“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非韬奋不嫁。由于彼此坚持,事情一直搁着。直到韬奋离开学校进入职场,对于那位痴情女子于心不忍,终于同意结婚。后来举办婚礼,双方家庭都接受了韬奋的“新派”——不举宴、不收礼、婚礼用茶点。韬奋事后很感念老岳父对他的包容。当然,尤其让韬奋内疚和感动的,是婚后“天性本来非常笃厚”的妻子对他的一腔真爱。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还不到两年,妻子却因一场突然袭来的伤寒症,不幸香消玉殒,英年早逝。
妻子病逝后,韬奋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回忆:“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韬奋这种真诚对待感情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沈粹缜。1925年7月,他俩请了几位双方家人,先到苏州留园照相,然后按当地习俗,交换订婚戒指,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后,韬奋去苏州更勤了,每周必去看望粹缜。有时早车来,晚车走。大多是周六晚到苏州,夜借宿旅馆;星期天和粹缜游苏州园林,晚上赶回上海。沈粹缜后来回忆道,“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恋爱生活,在韬奋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半年后的1926年元旦,他俩假座上海永安公司楼上“大东酒家”,举行了婚礼。
家 事
婚后,为妻子考虑,韬奋原想在苏州安家,而且已租下房,甚至都布置好了。但此时粹缜觉得,韬奋每周一次奔走在上海与苏州之间太费时,她知道丈夫惜时如金。所以在她的坚持下,最后决定退掉租房,到上海安家。为此粹缜还毅然辞去在苏州女子职校待遇不错的每月六十元薪水的职务。她说:“命运既然把我和韬奋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和韬奋也就共着同一个命运了。”
婚后不久,韬奋开始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并任主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其时韬奋堪称“光杆司令”:既是“老板”,又是“伙计”,还兼任其他多种重活,如采写文章、写各种专栏、跑印刷厂、校对……“他对这个刊物真可说像一个母亲对婴儿那样倾注了全部感情、心血和精力”。
韬奋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生活有规律,爱整洁,每月薪水全数交给妻子,依赖妻子理家。而在妻子眼里,放下工作,韬奋在家里是一个说话风趣、喜欢逗乐、和蔼可亲的人。尤其是他俩有了孩子后,每天晚饭后总要和孩子玩一会才进工作室。孩子长大一些,一日三餐韬奋便要其自己动手。但在有些方面,如何教育孩子,他与粹缜也有矛盾。如粹缜不让孩子吃零食,不赞成给零花钱。韬奋则认为应该给孩子零用钱,这可以让他们随时买一些学习中需要的东西,可以从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在教育问题上,韬奋也是责无旁贷,二儿子嘉骝有一次因古文没背出被老师责打哭鼻子时,韬奋认为老师做得不对,他没有责怪孩子,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去学校向老师提意见。
韬奋在这类事上特较真,而在另外一些事上,则特别“天真”。比如他不会数钱,乘电车辨不清站点,他要求孩子生活自理,自己却很不会料理……沈粹缜为此也检讨自己“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间”,“把悉心为他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就愈发增长了他的依赖程度”。当粹缜一旦意识到“人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锻炼的”,她就开始有意识对韬奋“放手”。果然,这样一来,尤其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香港,韬奋先于家人被迫流亡到东江纵队后,他不但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帮助粹缜到山溪中为孩子们洗衣服和做其他各种杂事,以至让妻子觉得“他好像突然变得能干多了。”
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下,那时出入韬奋家的朋友,都赞誉他们家充满温暖和幸福。沈钧儒曾回忆道,那时沈粹缜“随时随事,协助先生得一心专注于着作”。沈粹缜也觉得,他们“那时的家庭,对韬奋来说,就好像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港湾,他安静地泊在那里,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路子,专注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心爱的感到兴趣的工作——编辑他的《生活》周刊,一直要到他自己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才把他从原来狭隘的圈子中震惊过来;敌人的刺刀和铁蹄把他爱国主义的热情大大激发了起来”。似乎到了这时候,韬奋才猛然惊醒,从此毅然走出小家庭“和煦平静的港湾,迎着风暴,一往直前,再也没有回头”。
国 事
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前,该刊每期发行量只有2800份,且多为赠送。后来在韬奋手上发行量猛增至逾15万份!以至它所从属的中华职教社“深知道这个周刊在社会上确有它的效用,允许它独立”,于是《生活》周刊脱离职教社,另组合作社,产生了生活书店。它的业务发展到全国分支店达42所,先后出版书籍1050余种。这样的业绩,韬奋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他自述:“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又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和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头痛击”。
当然,更主要的是,韬奋办刊,把握住了如何契入社会脉搏。如“九一八”事变,国难临头,全国震动;东北义勇军喋血抗战,消息传到上海,生活周刊社代收读者捐助前方款项,数量达12万元,创下抗战中以刊物代收民众捐款先例,这些就是“时代的要求”和对“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的回应。简言之,《生活》周刊在韬奋手中,它的内容就是和时代所需紧密结合,并与民众诉求息息相关。而在具体工作中,处理稿件时,他直白“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采,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其他的一切”。
1943年春开始,前一年韬奋被发现的右耳慢性中耳炎症日益严重,在上海经医生详细诊断,确定为癌症。当年5月进行手术。关于术后情况,医生并不乐观。此后虽做雷锭治疗,但病痛一直折磨着韬奋,剧烈时他面部肌肉都会牵动,并且掉泪。胡愈之回忆道,有一次他们几位朋友去医院看望韬奋,彼此正交谈着,忽然就见韬奋脸上出现痛苦表情,并吃力地安慰朋友们说,我又要痛了,你们不要害怕。接着嘴里发出“哎哎”的呻吟,随即就见他眼泪夺眶而出。韬奋不想让朋友们为他担心,边忍着剧痛,边安慰大家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的表示,也不是悲观,我对于任何事情从来不悲观。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病痛斗争!”韬奋说他“从来不悲观”决非虚言,即使在有时不得不用麻醉剂止痛的情况下,他仍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希望病愈后再和大家继续努力二三十年,他还想完成三件事:第一,恢复生活书店;第二,为失学青年办一个图书馆;第三,办一份日报。
为避免敌伪加害,韬奋曾换过五家医院,并一度住进朋友家。此时沈粹缜一双善刺绣的手,又学会了为丈夫打针,以随时护理丈夫。这一切似乎都给了韬奋力量,他在病中以顽强的毅力,将自己的经历,结合国事,写作《患难余生记》。但最后因病体难支,完成三章后,再无力终篇。
1944年九月,韬奋在病榻上口述,由他人笔录,完成
《对国事的呼吁——韬奋最后遗嘱》一文。念兹在兹的,还是他仍在战乱中的祖国和同胞。

——这一年来,我有幸读到几本好书,其中一本是《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集》,由邹韬奋先生的女儿邹嘉骊编撰。她整理、注释、出版了宋庆龄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几十年间的通信往来。这100多封信,展示了两位风雨知音胜似姐妹的真挚友情。一位政治伟人,不时向“闺蜜”倾诉各种心情:满满的母爱、烦恼的家事、身体的不适,甚至,经济的拮据。伟人也是凡人,书信见证了宋庆龄伟大的品格和胸怀,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

生活;周刊;苏州;邹韬;妻子;校长;孩子;上海;刊物;杨卫玉

——兴奋之余,我打电话给邹嘉骊说,我要来看你!她说不行啊,我面瘫了,住过医院,不能见人!啊,你生病了?我赶紧说,能帮你什么忙吗?她说谢谢你,我已经出院了。她买了哈慈针自己治疗,渐渐好转。

编者按

——过了几天,我又读到一本好书,是南通作家朱一卉的《沈绣》。读着读着,一个名字跳了出来,沈粹缜!书中说,张骞上世纪20年代创立南通女工传习所,帮助沈寿著书立说,将沈绣艺术传播到海内外。沈寿病重期间,得到侄女沈粹缜无微不至的照顾,直至沈寿逝世。我又给邹嘉骊打电话,你妈妈是苏州人吗?是啊!你妈妈的姑妈是沈寿吗?是啊!原来你妈妈也是苏州人。苏州这座城市真是神奇,一两百年来,从苏州城里走出多少杰出的女性啊!王季玉、王淑贞、杨绛、杨荫榆、何泽慧……这群知性的苏州女子,一个个清秀美丽、聪明睿智,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不凡业绩。

11月5日,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我们特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和正义的爱国者。

——我曾经采访过沈粹缜,那是1983年8月17日。那天,是作家孙颙和我一起去的,邹嘉骊陪坐母亲身旁。沈粹缜谈她与宋庆龄如何相识相知,在宋的鼓励下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的经历。她是那样平易近人,温和亲切。可惜那次采访内容,至今未整理成文,而我敬重的前辈沈粹缜女士于1997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深感歉疚。如今我自己已是七旬老人,得抓紧写她。

1926年,由他主持的《生活》周刊从一份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
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援助,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是主张团结抗日的著名“七君子”,他们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因此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关押入狱。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去年国庆期间,我终于和邹嘉骊见面了,她康复得不错,我们畅谈甚欢。

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今天,我国的新闻编辑皆以赢得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为最大荣耀。

——从她家出来,我抱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邹韬奋年谱长编》,又厚又重,共157万字!回家翻看这部凝聚了她10年心血的书,我连连感叹。年谱这活,看似简单,实则艰难。我曾经做过十几万字《丁玲年谱》,其中甘苦只有自己才知道。可是历史人物研究,怎能少得了资料?怎能离开年谱?时间与空间,缺一不可。邹嘉骊离休20多年,身体欠佳,她是如何做成这件大事的呢?

婚 事

——这一瞬间,我决定先写邹嘉骊!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的笔名。他祖籍江西,于1895年11月生于福建。

“屡劝勿听”的小妹

沈粹缜生于1901年,苏州人,她是家中长女。10岁那年随大姑母到北京,读完小学后进刺绣学校学习。她20岁时,被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杨卫玉选中,被聘为校美术科主任。此时的沈粹缜风华正茂,青春美丽。一时间上沈家为粹缜说媒的人络绎不绝,对方多为家道殷实的商人。可沈粹缜偏偏看不上商人。直到1925年的一天,校长杨卫玉给她介绍对象。杨校长说,对方“是一个文人”,身上决无铜臭,“和他组织小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礼节的束缚”。这样的对象应该是沈粹缜愿意接受的。但杨校长告诉她,对方有过短暂婚史,现丧偶。他请沈粹缜郑重考虑后再决定。杨校长介绍的正是韬奋。

成了韬奋事业的后继之人

此后不久,杨校长乘火车去上海公干,沈粹缜同行。车抵上海,出站时,杨校长一边张望,一边对沈粹缜说,韬奋今天要去昆山办事,他现在车站,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话音刚落,沈粹缜就见一个戴着眼镜、目光深邃、一脸文气的男子匆匆向他们走来。事前毫无所知的沈粹缜,对这次“相亲”也没怎么介意,只是觉得“十分可笑”。她揣测杨校长和韬奋一定早有“预谋”。她对韬奋印象不错,而韬奋对她却是“一见钟情”。沈粹缜后来回忆道,“此后不久,杨卫玉先生陪同韬奋到我工作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见面”。“这时正是蝶飞莺啭、落英缤纷的江南暮春时节。”

——认识邹嘉骊整整43年。1974年,她曾经编辑过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一批知青作家由此开始走进读者视野。1975年,上海农场局成立三结合创作组,准备集体写作长篇。孙颙、杨代藩和我,分别从三个农场被抽调出来,很荣幸地和专业作家郭卓、出版社编辑邹嘉骊一起“三结合”,在瑞金二路450号出版社招待所里,每天读小说,讨论和构思。那时我很幼稚,没有想过“集体写小说”这个“新生事物”是否合乎文学规律,我只是珍惜这个难得的接近文学的机会。我们日复一日苦思冥想,讨论来讨论去。邹嘉骊每天到出版社上班,一有空就过来,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哪怕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她都不动声色,不做评判。那年,她去四川组稿,回来后得了乙型肝炎,住在瑞金医院传染科病房,我们三个知青十分焦急,几次去看她,隔着铁门栏杆,像探监似地和她相望。她呢,在铁门里和我们说话,很轻松的样子。

韬奋的感情则更热烈。自这次见面后,他常给粹缜写信,几乎一周两封。沈粹缜说“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比如韬奋有时会用苏州话给粹缜写信,后者读起来难免要连蒙带猜来领会信中意思,阅读时常常忍不住哑然失笑,平添不少情趣。相信在这样的互动交流中,韬奋也会告诉粹缜他曾经的经历,包括第一次婚姻。

——后来,农场创作组解散,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农场。但是我们与邹嘉骊的友情没散,一年半的朝夕相处,我从她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她从不以邹韬奋的女儿自居,总是那样谦虚诚恳。她从小生病,离不开母亲的照顾,甚至,母亲挚友宋庆龄出国访问,还在为她的病操心买药。可是出得家门,邹嘉骊却是个热心照顾别人的人。她长我17岁,像大姐一样待我。我们去黄山茶林场采访,一路上她处处关心我,怕我碰着磕着。那时我正在恋爱,小吵小闹的事也不瞒她,她呢,耐心听我讲述,镜片背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善意和温情。她宽慰我,为我排解烦恼。我结婚后住在淮海路,离她家很近,经常一抬腿就到她家去,后来还带儿子一起去。她们母女俩,只要一见到小孩,就两眼放光,眉开眼笑。我在她家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后来我爱人出国读书,为使我能安心工作,邹嘉骊的母亲安排我儿子进了中福会幼儿园全托。对此,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韬奋父亲和一位姓叶的同事曾同在福建省政界共事,“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但韬奋一不满意叶小姐没进过学校,二不满意包办婚姻,他与叶小姐都没见过面、说过话。

1940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左起:次子嘉骝(竞蒙)、夫人沈粹缜、长子嘉骅、幼女嘉骊、邹韬奋

可是韬奋反对没用,双方家长不同意,叶小姐本人也秉持“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非韬奋不嫁。由于彼此坚持,事情一直搁着。直到韬奋离开学校进入职场,对于那位痴情女子于心不忍,终于同意结婚。后来举办婚礼,双方家庭都接受了韬奋的“新派”——不举宴、不收礼、婚礼用茶点。韬奋事后很感念老岳父对他的包容。当然,尤其让韬奋内疚和感动的,是婚后“天性本来非常笃厚”的妻子对他的一腔真爱。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还不到两年,妻子却因一场突然袭来的伤寒症,不幸香消玉殒,英年早逝。

——今年,邹嘉骊88岁,离休20多年了。照理,她应该悠闲地享受生活,看书,听音乐,旅游……可她偏偏选择艰苦,继续与文字打交道。她这辈子,从书店营业员做起,当过出版社校对、出版社编辑,一步一步,与文字相伴了几十年。离休后的第一个10年,她和同事一起,编辑出版了《韬奋全集》;第二个10年,她编撰出版《韬奋年谱》。这两大工程前后花去20年,完工后,她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整理、注释宋庆龄和母亲沈粹缜的百多封信件。整理这些珍贵的信件,她深深感受她们之间高尚真挚的友情,内心感动不已。这些信,她怎么看也看不够。经过艰难梳理考证,2015年,《别样的家书》得以出版。她离休后出的这几部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瑰宝,可以说功德无量!

妻子病逝后,韬奋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回忆:“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邹嘉骊与文字的渊源,源于父亲的榜样和教诲。邹韬奋逝世时,她14岁。父亲为她留下遗嘱:“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

韬奋这种真诚对待感情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沈粹缜。1925年7月,他俩请了几位双方家人,先到苏州留园照相,然后按当地习俗,交换订婚戒指,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后,韬奋去苏州更勤了,每周必去看望粹缜。有时早车来,晚车走。大多是周六晚到苏州,夜借宿旅馆;星期天和粹缜游苏州园林,晚上赶回上海。沈粹缜后来回忆道,“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恋爱生活,在韬奋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半年后的1926年元旦,他俩假座上海永安公司楼上“大东酒家”,举行了婚礼。

——“屡劝勿听”的小妹,真的成了韬奋事业的后继之人!

编撰“全集”和“年谱”

让她一步步走近父亲的内心

——1984年,邹嘉骊做《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她四处收集资料,跑旧书店、图书馆,讨教父亲的一个个老友。那时还没有电脑,要做无数张卡片,梳理剪贴资料。她犯着气管炎,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工作人员从库房取出的散发着浓重霉味的资料;她锲而不舍,和韬奋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起,在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当年国民党扣押她父亲的11篇文章,欣喜不已。编撰《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同时,还带出一本副产品《忆韬奋》,这是她收集的回忆邹韬奋的文章结集。邹嘉骊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将繁琐复杂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

——1987年,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大会之后,第一件事决定出版《韬奋全集》,并成立了韬奋著作编辑部,邹嘉骊是负责人。收集资料,编书,考验的是耐心和耐力,不可浮躁,不可急功近利。无数张卡片,无数份资料,一篇篇文章,复印剪贴,文字注释,最终汇成近800万字厚重的全集。同时,邹嘉骊还要应对来自编撰之外的干扰,困难可想而知。幸运的是,和她一起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资深老编审,个个认真负责,不计名利。每每念及他们,邹嘉骊就会动容。

——为了查找父亲资料,邹嘉骊需要阅读与邹韬奋关系密切的黄炎培的日记,手稿在哪里呢?她四处打听。终于得知,黄炎培日记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不外借。经过联系沟通,对方答应她去查阅。她立即赶往北京,和二嫂朱中英一起,花了近十天,找到许多资料,一人阅读,一人抄录。那种收获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

——为了与时俱进,邹嘉骊学会了使用电脑,这使她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她说“点击鼠标,像一个个音符点击在五线谱上,演奏出悦耳的乐曲”,她感到与文字打交道无比美妙。

——《韬奋全集》完成后,她开始编撰《韬奋年谱》。这是一件更加艰难的工作。邹韬奋没有日记,编排他的一生,需要收集点点滴滴资料,长期积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她读了许多种年谱,她觉得年谱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诠释谱主,应该尽量还原当事人的原貌,把谱主推向前台,编者隐藏其后。因此她在年谱中,摘录大量韬奋著作的精华,真实展现了邹韬奋生活工作的经历和他伟大的人格。

——编撰《韬奋全集》和《韬奋年谱》,让邹嘉骊一步步走近父亲的内心。她顺着父亲的人生足迹走访了许多地方,更深地理解了韬奋的精神,读懂了父亲毕生的追求。

这辈子,编辑工作就像她的呼吸

——最艰难的日子来临。1997年,母亲沈粹缜去世,两年后,二哥邹竞蒙在与抢劫犯勇敢搏斗中牺牲。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令邹嘉骊痛苦万分,她成天不说一句话,可是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父亲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下的“不要怕”三个字,始终陪伴和鼓励她,她每天和年谱中的父亲朝夕相处。邹嘉骊说,是父亲的文章使她振作,父亲的文字虽然沉重,但是父亲的精神乐观,总是充满希望。她最终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陌生人出现在邹嘉骊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是重庆出版社的同行唐慎翔。邹韬奋抗战时期在重庆生活过,留下了珍贵的足迹,她愿意帮助邹嘉骊收集资料。邹嘉骊很怕麻烦人,可是唐慎翔的四川口音让她格外亲切,童年在重庆生活过的她,也会说四川话。她当时正在四处寻觅一本书,是上世纪40年代生活书店在重庆出过的一本读者信箱集《激流中的水花》,她于是请对方代为查找。唐慎翔回去后不久,寄来邹韬奋为此书写的《弁言》复印件,还复印了封面、内封、版权页、目录,装订成书的样子,只是没有复印书的正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邹嘉骊感激不已。她继续与唐慎翔保持联系,不幸的是,唐慎翔患了绝症,不久遗憾离世。邹嘉骊十分悲伤,在深情纪念这位同行好人之时,继续搜寻她需要的资料,最终,重庆图书馆给她寄来全书复印件,从中意外发现了邹韬奋53篇佚文,都是给读者的回信。

——虽然唐慎翔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作为出版人的品格,令人难忘。在邹嘉骊前行的路上,贵人相助的事很多,唐慎翔只是其中的一个。唐慎翔的精神,是韬奋精神的再现。“竭诚为读者服务”是邹韬奋的名言,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邹嘉骊说,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得多元,但是,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东西不变,这就是信仰和追求。虽然邹韬奋生前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是有信仰之人,他的信仰就是爱国家、爱人民。

——如今,邹嘉骊正在编写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关于她自己,关于她这辈子的文字生涯。可是因为眼疾,难以按计划完成,她于心不甘。离休后,她每10年完成一大工程,编撰了数百万字,应该很满足了。一个人离休后,有几个10年呢?可是,邹嘉骊不会停下。这辈子,编辑工作就像她的呼吸,文字这美丽的精灵就像她的伴侣,父亲韬奋的精神和信仰永远在她心里。

——我端详着邹嘉骊和她父亲的照片。我说,你爸爸好帅啊,有点像徐志摩呢!

——她说,我爸比徐志摩帅!

——我还想说,其实邹韬奋更像瞿秋白,但是我没说。我知道,在邹嘉骊眼里,父亲邹韬奋是最帅的,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而邹嘉骊呢,很像父亲,外表和内心都很美。

——这世界上,凡是被文字滋润过的人,都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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