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家真不在意自己的作品能否赚钱吗?

研究版权史的两位知名学者谢尔曼和本特利,对于“作者”与“作品”之间关系的版权法意义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经典解读——基于二者的结合,版权法因此而得以成为一个完整、封闭的体系。作品之概念早已有之,出版业(industry)也不是新兴事物,但直至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法律地位的确立,版权制度才被称之为近代私法意义上的法律设计,由此足见,“作者”概念的确立最为重要的是具有制度化和体系化的意义,也因此被认为是《安妮女王法令》最为伟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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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简史;趣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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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版权问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版权法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版权法诞生于1710年的英国,当时在位的英国君王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末代国王——安妮一世,即后世所称的安妮女王,这份法令也被称为《安妮女王法令》。

简史:

《安妮女王法令》

英国第1部关于版权的法令,也是世界上第1部现代意义的版权法。简称《安妮法令》。1710年颁布。15世纪中叶,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印刷出版业成为新兴行业。为排除擅自翻印者的竞争,印刷出版商希望得到出版印刷某些图书的垄断权。受到新思潮冲击的封建统治者也感到有必要加强对印刷出版的控制。在此背景下,英国等国开始实行由王室向印刷出版商颁发图书专印许可证的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王权统治的崩溃,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印许可证制度于17世纪末终止。其结果,非法翻印图书的海盗行为迅速蔓延。建立新的保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印刷出版商不断向国会寻求法律保护的过程中,1709年1月11日,英国下院收到一项法案,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把图书的印制权授予印本的作者或买主以鼓励学术活动。这项法案于1710年4月10日由议会通过,成为《安妮法令》。

1.上古。西亚,希伯来人的私法和宗教法律要求口头叙述者表明自己的身份。

毫无疑问,版权制度的诞生是商业“战争”的产物,但颇有意味的是,学者们对“作者”概念的理解,其主要思维模式仍然是美学层面的,主张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就非常典型,他谈到:“在有关思想、知识、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历史中,‘作者’概念的形成使得个性化能够被专有。”而德国先验唯心主义哲学观的代表性人物,康德、黑格尔等,他们对作者与客体(作品)之间内生关系的解读——即我们所熟知的认知版权本质的“人格利益”学说——亦反映了同一种“作者”观。在他们看来,对作者的强调,是缘于作品对作者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正是基于这一特性,作品及其所生之利益应当归属于作者,并由此奠定整个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人格权理论不仅对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版权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在我国版权法之相关基础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构筑与适用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实际上,在更本质的层面上说,作者与所有者在人格利益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作品体现人格并不能证明作品与其他财产就存在区别,在黑格尔那里,物也是人格的扩展。对作者与所有者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手稿的所有者即被认为享有授权人进行复制的权利,例如修道士们通常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才允许他人复制自己的著作”。

《安妮法令》内容不长,约2500个词,分12段。它规定:对于已经印制的图书,作者享有为期21年的印制该图书的专有权利;对于已经完成但未印制出版的图书,作者享有为期14年的印制其图书的专有权利;取得作者授权的人,包括书商和印刷商,都可享有此项权利,未经权利所有者的许可而印制或销售其图书便构成侵权,侵权图书将被没收并按侵权图书每页1便士罚款;未在文书商公司(1556年女王玛丽批准成立的当时统管图书印刷、出版、发行的伦敦印刷商行会组织)登记注册的图书不受保护;书商或印刷商所定书价不合理,任何人可上告,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其他权威人士裁定;凡印制出版的图书须向文书商公司缴纳9本供图书馆藏用;前述14年保护期期满后,作者如果仍在世,该保护期可再延长14年。《安妮法令》在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印刷出版的支配权,使版权不再是由王室赐予的特权。这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主张和经济要求,也奠定了现代版权法的原则基础。《安妮法令》关于保护主体、权利期限、登记注册和缴纳样本制度以及侵权惩罚等方面的规定,确立了现代版权立法的基本模式,影响和启发了后来的版权立法。1790年美国颁布的联邦版权法便是仿照《安妮法令》制定的。

2.公元前3世纪。罗马,书写成为有闲阶级的严肃职业,诗人马提亚(Martia)曾抱怨他的作品未经授权就被朗诵。

本书虽然是遵循历史演进的过程对现代“作者”观念的演进、及其与文学作品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但这一逻辑主线的背后其实还埋有两条线索,一是作者对人格化版权概念的积极追求,另一是作者对去人格化版权概念的追求;而我们无论看哪一条线索,都不难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法官、律师、文学家、出版商和学者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精妙之言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令读者在制度层面的思考之余也能就“作者”概念获得一种美学享受。

3.中世纪。欧洲,罗马主教通过修道院系统垄断知识。修道院发展出一系列管理书籍原稿的抄本和交换的规则。书稿可以用来交换土地、牛羊、货币及其它特权。但手抄文化的观念是:任何盗版者都不得不支付和其他出版者同样的资金用以购买和维护用于侵权的资本。实际上就是说:复制(手工的)不要紧,因为你要耗费劳动力、耗费材料,这跟印刷术发明、推广后的情形不同。

在《安妮女王法令》颁行之初,大多数依据该法提起诉讼的都是伦敦的大书商,他们藉此希望制止非法书籍的进口。但与法令颁行前相比,书商们的“斗争”策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声称文学财产是属于作者的实务,而自己则仅仅是作者的代理人和受托人。
但书商们的“诡计”也立即招致了很多人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一部作品被公开之后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使用它,这将使作者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作者在作品上的利益被很大程度地剥夺,法令的出台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而引发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极为有趣的是,双方都将“作者”当成“故事的主角”,作为文学财产论争的中心。为了突出作者的主体地位,人们不厌其烦地讲文学财产与不动产相比较,甚至认为作者主张权利比土地所有者主张权利更具有正当性,因为作者是在创造、而所有者不过是在发现。保护作者的利益是为了制止他人慵懒地借用作者智慧凝结成的作品而为自己谋福利,这会导致伤害甚至毁掉一个有价值的作者。

4.近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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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年,柏林出现铜版印刷。

亚历山大·蒲柏

1455年,约翰内斯·古腾堡用“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印制圣经。

无论如何,自18世纪30年代开始,作者已经成为与文学财产和出版有关的法律问题的焦点,尽管很多自认为文雅的作者不愿意深入参与交易,他们还是会将自己的版权一次性地出卖给书商。但亚历山大·蒲柏是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他是第一个常常使用法令来主张自己权利的作者,著名的“蒲柏诉柯尔案”导致了版权法上的一个重要规制——信件的版权属于写信人,自此,文学财产的概念从实体性手稿分离出来成为对“作者”的普世理解。在译者看来,该案主审法官其实还做出了一个意义更加深远、但已为当今学界完全忽视的论断,即写作(或者说文学艺术创作行为)从市场交易中被分离出来,前者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行为,后者才是版权制度构筑的基础。

1469年,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约翰·斯贝耶(Johann
Speyer)5年的印刷书籍的特许。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长久以来,作者一直是很神秘的“存在”,因为早期的职业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呈现出神秘形象的特殊群体,多与宗教相关,故而对作者的描述也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他们是神圣启示的接收者。但在经历了作者与出版商的长期斗争之后,法官们对作者的表述开始越来越远离传统观念,转而提出作者首先是一个商品生产者,这是《安妮女王法令》颁行前后的一个本质区别。中世纪时,“作者有权控制自己的作品出版”这一观念同样存在,但在当时,作者的控制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和名望,而非特定的经济利益,法令却是实实在在关注经济利益的贸易规制制度,只不过,它未能一开始就澄清所有权与版权的混淆问题,例如在著名的“米勒诉泰勒”案中,主审法官曼斯菲尔德所发表的意见仍然继续着这种混淆。当然,这与18世纪的英国所开展的那场所有权个人主义的传统论断与公民人文主义之间的大辩论有着密切联系。但不论采取何种立场,人们讨论的焦点都集中于一对术语——作者和作品,并最终落足到“如何才能带走一项财产”的问题上来。如何看待作品,会影响到作者应当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法官、学者对作品与其他财产(最典型的就是土地、机械发明)所做的种种比较,无不让“作者”概念充斥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在布莱克斯通那里,作品是综合语言和思想的实体,作者则是对有着语言外衣的思想拥有控制权的主体,而纸和印刷不过是将作者的风格和思想运送到远方。

1504年,亨利七世任命威廉·法克斯(William
Faques)为皇家印刷商,授予其负责印制皇家发布的公告文书、成文法等文件的专有权。

发生在英国18世纪长达数十年的针对文学财产权的斗争,伦敦的图书出版商们是以作者财产权的名义而挑起的,尽管他们打着捍卫财产权之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旗帜,其实不过是为了捍卫植根于中世纪同业公会文化的垄断机制。马克·罗斯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精准地点出,文学财产权的问题不过是一场法律和商业的斗争,也是作品商品化之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作者身份之间的竞争。斗争虽然表现为围绕永久版权的争议,但有趣的是,无论是支持者抑或反对者,都采取了相同的立论基础——作者是具有特殊天分的人,即他们能从个人经验的深处提炼出有机统一的文学艺术。支持永久版权的人认为,这是奖励作者的需要,而反对者则认为永久版权会鼓励为金钱而写作的风气,作家应以之为耻。作为反对者的代表性人物,卡姆登勋爵谈到,作者就是天才,他们分享神的光辉,是充满着上帝之光的伟大神明,天意之眷顾促使天才们怀揣高尚的动机向全世界传播他们发现的真理和事实。

1570年代,印制特许权已深入广阔的领域,包括初级课本、祈祷书、学校用书、服务用书、历书、预言册子、圣经、入门课本、圣歌手册等等。皇室与出版商之间达成交易,垄断图书出版。出版商还帮助皇室执行禁令、反对那些未经许可的印制。这一禁止很容易就被突破。但出版商制定的许可印刷的程序和规则起了深远的影响。图书印刷登记制度便是其中之一例。其主要内容为:若要印刷发行图书,需要皇室授权的部门审查,获得许可后登记在册。约翰·萨普森因印刷他人书籍而被罚20便士的记录,昭示了版权概念的逐渐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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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年左右“版权”—-英文为copyright,即复件印刷的权利—-的概念从垄断的专属印刷权蜕变出来。

《版权的起源》英文原版

1642年平民院的一项命令中提到了作者,它要求1632年以后出现的图书在印刷时必须附加作者姓名及其同意的说明。其目的在于控制那些政治上不被接受的图书的流传,但也表明了图书的最后负责者是作者。

译者注意到,为了驳斥永久版权的观点,反对者让辩论充满了文学色彩、极尽讽刺之能事,但是,他们诸多脱离市场的比喻却会导致一个论证上的逻辑问题:永久版权之争反映的是关于版权本质的分歧,显然,这是以版权的存在为前提的,如若反对者所言,没有什么普通法诉求(永久版权的立论在于其是一项普通法上的权利)可以提供给作者,作品应当像空气和水那样被自由地、普遍地使用,那么,版权就相当于是建立在公正和合乎道德、而不仅仅是先例(支持文学财产权的在先判例)的基础之上,此时,版权及相关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与图书出版商进行交易、出售自己精神产品的作者是品格低下的,这又与版权制度有什么关系呢?相反,在版权制度的激励下,图书贸易得到了精心地发展,这为当时的英国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本积累。

1667年,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出版,原创性作品的作者与出版社交易,作者被赋予报酬,从而从被从赞助体系下解放出来,并逐步形成“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学者和天才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的光辉形象很容易让后人产生“他们并不在意通过个人作品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知,而实际上,这是毫无根据的,就以莎士比亚来说,他就非常关心自己的作品上演时剧场是否满座。不难看出,在那场有关作者和版权的斗争中,反对永久版权者将作者的形象人为地拔高了,因而遭致了许多人的批评:出于反对之目的而剥夺作者对其文学艺术创作成果所应享有的获取丰厚报酬的权利,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使得作者的身份神秘化。正因为如此,在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法官仍然认为作者应当享有永久的普通法上的权利,一直到1842年出台《版权法案》(Copyright
Act),“版权是否应为永久”才不再成为斗争的焦点。但颇有意味的是,这场斗争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18世纪的时候,永久版权的拥护者是图书出版商,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版商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图书贸易、以及其中的既定利益,此时,反而是一些作者在继续主张他们应当享有永久版权了。

1690年,洛克的《政府论》出版。该书下卷第五章里提出了阐述了自然法的财产权理论,提出劳动作为财产的来源的主张。桑德斯(Sanders)对这一主张阐发说:“洛克的财产权原理给版权版权原理提供了一个自然权利的基础,这种自然权利把作者—-或者被授权让作品得以出版的印刷、销售商—-正当化为作品中财产的合法所有人。”洛克还游说反对书商公司许可法的延长。

本书为我们展示的18世纪的英国版权史充分表明了,作者的概念既是文学艺术作品商品化的产物,也是对工业革命时期文学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的回溯,而在18世纪末的德国也有同样的历史,作者和出版商都加入了那场超过20年的“关于书籍的大辩论”,并最终推动19世纪各德国政府(德国在1871年以前尚未统一)颁布了一系列的著作权法。甚至可以说,英国关于永久版权的那场论战,在德国法上如何看待作者的问题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19世纪个人权利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尽管德国著作权法同样是在法律和经济的斗争中产生的,但其有关作者、以及作者对作品所享有之权利的哲学基础,则完完全全成为了浪漫主义理论的若干表达,其影响直至今天。

1692年,洛克在信中将垄断出版权利的“傲慢和懒散的书商公司”视为没有生产能力的资本持有者。

1694年,书商公司的垄断被取消。

1710年,书商公司游说议会,《安娜女王法》颁布实施。该法被视为第一部现代版权法。该法首先维护了书商公司的利益,但也使得著作权不为书商公司的会员专有。任何跟出版有关的人,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商,只要其作品登记,登记者便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

1769年,米拉(Millar)诉泰勒(Taylor)案,法庭依照洛克的自然法原理确定了作者普通法上的版权。

1774年,唐纳森(Donaldson)诉贝克特(Becket)案法庭确认了《安娜女王法》所规定的版权保护期。

1790年,美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该法只保护美国公民的版权。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美国版权法基本沿用了不保护外国版权的原则。

1791、1792、1793年法国分别颁布了有关的著作权条例。19世纪中叶法国形成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著作权理论。此前法院常常需要设法在著作权人的利益和利用者的需求之间做出某种平衡。法国著作权法赋予作者掌控作品初版和完整性的权利,作者的精神权利是其有机部分。

18世纪,德国书籍盗版猖獗,康德属文《伪造图书的不正义》。

1797年,康德出版《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书中区别了一本书的两种特性:一、作为可以仿制的“工艺品”,二、作为受作者委托、唯一有资格公开与公众对话的出版人对公众的讲话。这为作者的个性权利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据马萨·伍德门赛(Martha
Woodmansee)看,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是18世纪新兴个人团体的产生所导致。作者将作品卖给正在扩展的大众读者,因而获得了新的生存方式,摆脱了赞助体系的束缚。当他们发现没有保护自身的法律时,便开始重新界定作品的性质。他们不再认为创作时来自宙斯或者上帝,“灵感不是来自外部或上部,而是来自作者自身。从天才的原创性的观点看,‘灵感’是外现的。于是,有灵感的作品是写作者在时间性和区别性维度内制作的产品—-和财产”(马萨·伍德门赛语)。

1886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订立,简称《伯尔尼公约》。原始签字国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利比里亚、海地和突尼斯10国,1887年9月5日签字国互换批准书(只有利比里亚没有批准),公约3个月后生效(1887年12月)。(美国也派代表参加了1886年大会,但因当时美国的出版业远不如英法等欧洲国家发达,参加公约对美国不利。所以,美国代表便以该条约的许多条款与美国版权法有矛盾,得不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为借口,拒绝在公约上签字,直到1989年3月1日才参加伯尔尼联盟,成为第80个成员国。)(1992年10月15日中国成为该公约成员国。截至2014年12月2日,随着科威特的加入,成为该公约新缔约国,该公约缔约方总数达到168个国家。)(《公约》附件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条款,它规定,发展中国家出于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可以在《公约》规定的限制范围内,按照《公约》规定的程序,发放翻译或复制有版权作品的强制许可证。这是在1971年修订《公约》时因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而增加的。)(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DC3V6FjJdgChYb-bkBXXt0Ka0BWhJ3G7RT7OYMDp5InQ7MS3Y5gQuzCp3c8CfWFue41HfIcWNDiTxI28YFHrrCllkXDplb4PuwcuuOodtIizKgfywOV9DqnGu8wUcg_HSzWTtzOUodijbVEDARCSRCtiCZdOuIla7mK9_73tuFQWUdCypWv2rGV-d1xJn5v;http://ip.people.com.cn/GB/11178623.html)

1891年,美国颁行《国际版权法案》,开始通过双边条约有条件地为有限的几个外国的国民提供版权保护,其中特别规定签约国的作品必须在美国印刷才能受到美国版权的保护,而该条款直到1976年才在新版权法中废除。

随着美国文化出版业的发展和发达,国际版权保护对美国版权产品出口日益重要,因此在1952年,美国倡导订立了1952版《世界版权公约》。

1988年,美国修改了1976年的版权法,不再规定作品获得版权保护必须进行版权登记并且增加了版权保护的年限。同时,《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系统地将产权保护问题纳入“301条款”体系中。在原“301条款”的基础上,加入了“1303节”,标题为“确定拒绝为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因此该条款被称为“特殊301条款”。“特殊301条款”的核心在于,美国以经济制裁为武器,迫使它国提高版权保护标准,以达到美国的要求,并且准许美国版权产品进入该国国内市场。

1989年,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

美国利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机会,积极推动建立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新型国际版权保护体制,最终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议)。“一揽子”的谈判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与版权有关的事务上做出让步。

1998年10月,美国通过《数字千年版权法案》。该法案针对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的特点,为美国版权产业提供全面的数字化版权保护。

趣闻:

下面是愚以为僧俗两界关于版权问题最有意思的话。

李敖的:

记者:近来多位作家与百度文库关于版权问题发生纠纷,您怎么看?

李敖:不要谈论版权问题吧,显得那么小气。

记者:但很多作家都很辛苦。

李敖:这是作家的宿命吧。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1-04/02/c_121262854_2.htm

净空法师的:

文人是从事於文化教育事业的人,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出版的东西,有很多人送书、送东西给我看,我第一个要看版权页,版权页上写「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本书我不看。我为什么不看?因为我想他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因为他的心很自私,他没有利益大众的意愿,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精神,所以我不看他的。后面要印的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这个书我会仔细从头看到尾。为什么?他的心量大,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善人,他的东西一定可以读。所以我读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自己的,像这些年来,讲经的录像带、录音带数量很多,估计总有几千种,书籍也有不少,我完全没有版权,欢迎翻印,欢迎流通。人家能够流通,翻印我的,我很感激,他总算看得起我。他要看不起我,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干这个事情?我又何必要限制别人,不可以翻印、不可以流通,那我们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意愿永远达不到。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版权,而且欢迎别人拷贝翻印流通。

来源:http://www.fodizi.net/jingkongfashi/758_3.html

视频在:http://www.fodizi.com/fofa/list/292.htm

意见:

综上信息,我自己目下的观点是:

对个人,提倡公而忘私,但不强迫—-不管是以法律还是暴力还是舆论还是别的什么方式—-别人公而忘私,历史给了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同时依法保护俗界俗界要求版权保护的人们的版权—-僧界的好像一般都不要,看过的大多数他们编的书都没有什么版权限定,但也有少数版权限制的。至于具体的个人,那要随其意,看其是否真正自愿放弃各种某些对侵害其版权的行为的追诉等等的权利了。李敖说得潇洒,一是他自来如此,二是他已有了相当的生活条件—-但这绝不应当被视作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理由,他也做过多次牢,好像也并未因生活窘迫而争版权利益的问题。当然,这里并没有要所有人都学李敖这一点的意思。

李敖说“作家的宿命”,某种程度上是吧。鲁迅遗嘱里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如果愿意做空头文学家或什么家,而致自身贫困,实在也怨不得别人。就大多数人而言,糊口的工作总是有的。但是,一个人总是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的,所以,如果铁定了志向要做,那就坚持呗。但无论何事总有代价的。人们常常做了某种选择,因为只注意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从一开始可能就忘了:一、那结果不一定达到,二、要达到也有很多代价要付,因此在碰到自己不想要的结果时心生怨愤。这是不明白的缘故。明白其中的因果,则可少些怨愤,多些平静,也才会有所谓“韧性的奋斗”。

对国家,可以考虑版权与经济发展梯级对等原则。比如,依人均GNP或者GDP的层级对等,或者出版业占GDP总量的比例的层级对等,确立版权对等的若干阶段。阶段可以根据签约国人均GDP与历次版权制定或修改的匹配时间确定。各发达国家人均GDP与其版权跟进的时间,可以分别对接。

但因为有了《伯尔尼公约》,这似乎已经是多余的想法了。但多余就不可以想么?想想有什么不好呢?对能思维的人来说,起码不能什么事情上都盲目地肯定并接受现实,能反思时反思一下更好。不合理的东西总是可以考虑改进的,改不动也可以考虑考虑,而且应该考虑考虑,这才留有进步的可能。合理的东西也可以考虑考虑,自己反思所得,绝对比死记硬背得到的所谓知识要好得多。

版权问题还有太多方面,只能慢慢了解了。这点粗糙的历史,算是个初步行动吧。

主要参考资料:

李雨峰,“版权:一种历史视野”,《科技与法律》2005年第2期,总第58期。

王世威,“美国版权立法策略的历史变迁对我国的启示”,《法学研究》,2011年05(上)。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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