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名人大全: 周作人简介

因为接触周作人,自然知道有一个沈启无。他曾经与俞平伯、废名和江绍原一起并称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33年版《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三十五封。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印象特别深的是发生于1944年的“破门事件”,他被周作人宣布逐出师门。沈氏背负了双重的罪名:附逆和背叛师恩。然而,我们听到的声音基本上都来自于周作人,沈启无则差不多是一个无言者。他那被笼罩在阴影中的面目和后来的命运许多年前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可是我找不到关于他的完整材料,已有的记述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多有舛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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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作人 国籍:中国 年代:1885-1967
职位: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我辗转与沈启无的长女沈兰女士取得了联系。2004年12月中旬一个飘着小雪的上午,我去北京房山区良乡镇访问了她。我准备重印《近代散文抄》,他们家属委托我代为办理版权事宜。2月初再见沈女士,由于得到了信任,这次她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五十开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记,内容是沈启无自己誊抄的写于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个人汇报;《近代散文抄》上册和《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两书编校者的手校本;一份沈氏自拟的著作简目和数张照片等。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周作人、俞平伯着,孙玉蓉编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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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俞平伯研究专家孙玉蓉编注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收二人书信391通,历时四十余载,内容丰富,掌故繁多,且装帧精美,彩色图版尤其喜人。现代文学史上有些不常被提起,却意味深远的往事,可从这些信中读到,因补充了不少细节,遂使轮廓清晰起来。此处拈出几件,略加述说,以飨同好。其中,延续时间最长,本书提供材料较多的两件,即关于日本的杨妃传说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孙玉蓉已在《编后记》中详细介绍,但因重要且有趣,下面仍作一简要复述。

沈启无

日本的杨妃传说

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原名沈鐊,字伯龙,上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25年,从金陵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读国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讲的新文学课程,于是认识了这个他非常崇拜的老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一年后又调回燕大国文系,在国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1932年至1936年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当时讲课用的明清文选本《近代散文抄》。该家书店又于1933年12月印行他编校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北平沦陷后,沈启无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和伪北大国文系主任。1942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他编的课本《大学语文》。沈启无是北平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曾在伪华北作家协会等机构任职,还两次赴日参加第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4年3月,因认定沈启无向日方检举他的所谓思想反动,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断绝与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关系。1944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他和废名的新诗合集《水边》。1945年由他供职的武汉大楚报社出版诗集《思念集》。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因病去世。

1929年2月俞平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认为细读唐时的歌和传,发现用词模糊狡狯,似暗示杨贵妃并未真死于马嵬坡,仅“使牵之而去”,末了“忽闻海上有仙山”,隐写杨妃已流落女道士家。后周作人听日本友人说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遂于1930年7月30日致信俞平伯,告以传说详情,还寄了四帧照片,以供参考。俞兴趣大增,于8月1日复信探讨。周又于8月6日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信后来都发表了。过了三十余年,周作人从竹内好所编日文杂志中读到在日本尚有杨贵妃后代子孙的新闻,据云还有古时文件展出为证,马上告诉了同在北京的俞平伯。俞1963年11月17日的信就是与乃师谈这件事的。周读俞信后,触发灵感,当即写下《杨贵妃的子孙》一文(刊当年12月21日香港《新晚报》,现已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师生间相互关注、切磋学问,对一具体问题探讨整整延续36年,堪称学林佳话。

《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的9月和12月。本书大致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其中上册一百一十五篇,下册五十七篇。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开创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氏眼中,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选文最多的是袁宏道和张岱,分别有二十三篇和二十八篇。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家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极力主张言志的性灵文学。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共六十四篇,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视山水为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所以,从中可以见出长期为人所诟病的晚明小品的总体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早在1921年4月,俞平伯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启发,开始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信稿订成几大本。此即他后来《红楼梦辨》的雏形,这也是俞一生红学研究的发端。但在周俞通信中,谈及《红楼梦》的信保存得并不多。书中收有1928年3月1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告诉他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周将自己的杂志给了俞。到1953年末,作家出版社出了校订版《红楼梦》,周作人读后发现问题较多,于1954年2月致信俞谈了看法,俞即于2月28日回信,谈到整理者系“湖畔诗人汪静之,渠对北地言语风俗毫不了解”;而对作者生卒年及族籍等采用周汝昌说,也认为不对;并预告第二天《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将有自己与王佩璋写的相关文章发表,盼周留意。同年3月22日他又给周去信,汇报自己从事《红楼梦》研究的近况。孰料几个月后,一场全国性的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到1963年8月,《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俞平伯长文《〈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俞的复出和“落实政策”,但文章很快又受到批判。现在,通过幸存的1963年11月17日俞给周的回信可知,此文发表时“已被节去三分之一,故欠贯串,致结尾尤劣……”现在收入《俞平伯全集》的文章也是被删稿,原稿已不复见。如非通过这些信,我们无由得知当时情况。从信中我们也知道了此文稿还曾经周作人事先阅读,并两次写信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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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诗的效用”的争鸣

《近代散文抄》民国二十三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本书所存俞平伯最初致周作人的信,写于1921年3月1日,俞当时还不知到八道湾如何走。此信中已在谈《新潮》杂志组稿的事。所存第二信系1922年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是讨论“诗的效用”问题的,其实是对俞平伯刚发表在《诗》月刊创刊号上的长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批评。可见他们师生间深入长久的交往,还是从平等探讨学问开始的。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名。林语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时曾经请他作过序,只是他答应了并没有交卷。(沈启无:《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在《骆驼草》《人间世》《文饭小品》《水星》和《世界日报·明珠》等报刊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他的读书小品和诗歌。他的散文,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帝京景物略·闲步庵随笔》《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章。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少数几篇抒情言志,也简劲可观。

这篇长文是俞平伯早年论诗的代表作,一万三四千字,当时俞才21岁,文艺观点相当激进。他在文中说:“现在的不能使大多数人享乐艺术,正是大大的缺憾……我们应该去努力打破文字语言底障碍,建设合理的社会制度,促进人生文学底高潮。”又说:“现今的文艺的确是贵族的,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而且应当改变……我们应当竭我们所有的力,去破坏特殊阶级底艺术,而建设全人类底艺术。”他提出,文学的作用不是让人“感着美”,而是“使人向着善”,所以诗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感人”,第二个是要“感人向善”,第三个是“所言者浅所感者深”。

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由此可知他把《近代散文抄》中最多的篇幅让给游记的原因。在标举文学史上言志派文脉的同时,他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观念,支撑了沈启无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选择。

作为俞平伯的老师,且是当时文坛上最有影响的批评家,周作人当即撰文提出批评,文载1922年2月26日《晨报副刊》,此即《自己的园地之五·诗的效用》。本书所收第二封信是文章发表第二天写的,周对自己的意见又作了些补充。周在文章中强调:一、“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然而在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地去体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这里的“通事”即翻译,多指口译者,即今之所谓喉舌。二、“善字的意义不定,容易误会”,从来的“劝善书”中“多含着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里去”。三、艺术价值不能“以能懂的人的多少为标准”,如文学家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此文写于九十多年前,作为文艺理论,自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

要真正理解沈启无的文艺观与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标准,还需要把他的文学活动放在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周氏文艺思想的系统中去理解。读者可以从《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这种联系。因为书前有周作人的两篇序言,书后有周门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几篇序跋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相比之下,沈启无的后记倒显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书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册的书后都印有一页《源流》的广告。周著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抄目录》,目录后有一则署名“平白”(尤炳圻)的简短附记,讲明了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

当时的俞平伯精力充沛,血气方刚,他的文章同时还受到杨振声、梁实秋的批评,他一一作出回答,在《诗》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与金甫谈诗》答杨振声,在6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驳梁实秋,在《诗》第四期上发表了《与启明先生谈诗》——这就是本书所收1922年3月31日平伯的回信。相比之下,俞对周真是分外小心、恭敬的,虽然仍坚持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不过,俞的这种激进的文学观并没能坚持多久,到第二年,他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在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沈启无在文章中常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频繁引用他的话。

《野有死麇》与“不求甚解”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梦忆序》中,他就点出了晚明小品的现代意义:“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28年5月,他又在《杂拌儿跋》中这样称赞公安派:“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等序跋继续申明其新文学源流观,到了《近代散文抄》序,便出现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二元对立的理论构架。其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反对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思,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在“言志”与“载道”的历史叙述中也渐渐增添了新的含义。到了1932年春夏间在辅仁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观点连贯起来,成立了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报家门,抄录序跋中的内容,展示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在《语丝》周刊第31期中,有一篇《野有死麇之讨论》,署名顾颉刚、胡适、俞平伯。这是对《诗经·召南》中一首着名情歌如何作诠解的学术探讨,在当时很有影响,其中部分信件后被俞平伯收入《杂拌儿》。周作人读《语丝》后,于6月18日致信俞平伯说:“读《野有死麇》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他,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帨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然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我以为,周作人这里的借题发挥,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艺批评原则,那就是反对“故意穿凿”,反对“失却原来浅显之意”。文艺批评者所依循的最基本的东西,就应该是读作品时浑然一体的审美感觉,感觉不够,靠穿凿来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陶渊明之“不求很懂”,其实恰恰是“很懂”文艺规律的得道之言。

1945年7月,周氏写了《关于近代散文》,对自己的新文学源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作了更为清楚的陈述。这时周作人已与沈启无断绝关系,他或多或少有些揭老底的意思。文中自述,1922年夏,周由胡适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新文学组的课。教师只有他一人,助教是许地山,第二年俞平伯来做讲师。周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的人。他最初的教案是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过作为教学资料的作品选。他曾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谈到过一个编书的设想:“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沈启无正是听过周作人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后又交往频繁,他应该是熟悉老师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观点与周作人出于一辙,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构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体内容。学生代老师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

“《‘我来自东’》最无聊”

显然,《近代散文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来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启无的后记一样,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针对的论敌的。俞平伯自称“新近被宣告‘没落’的”,“被宣告”的主语不言而喻。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整齐,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文学思潮。以鲁迅、阿英、陈子展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他们兴起攻击之师,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双方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个人与现实的关系,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话就是“言志”与“载道”的关系问题。

1925年8月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对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丛刊《我们的六月》中的作品作了一番评点,其中说到:“《‘我来自东’》最无聊,亦可谓读之令人不快,因完全系仿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一流,我觉得凡仿都不佳,因即是假也,现在似乎有这一种倾向,以为仿李杜不可而仿适之、达夫则可,殊可笑。”此话藏在信中,过去不为人知,其实却是石破天惊之语。

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风似乎一点也不比当下的出版界逊色。人们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叫“晚明小品”的富矿,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最力的是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央书店,这两家书店分别推出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襟霞阁主人(中央书店创始人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其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里的《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是由沈启无题签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有不为斋丛书”,推出铅印线装本《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审阅,卷首有林语堂作《有不为斋丛书序》,另有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作的序言。有的书一再重复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有人把1935年称为“古书翻印年”,可见一时之盛。

《我们的六月》,1925年6月亚东图书馆版,收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叶圣陶、白采等近二十位作者的三十几篇作品,诗、散文、小说均有,而小说最薄弱。《“我来自东”》是一篇写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无聊生活的小说,作者金溟若,本名金志超,当时仅20岁,这可能是他早期试作;几年后,他又在《奔流》、《东方杂志》等处撰文,曾与董每戡合办上海时代书局,译有《世界文化史》。这篇小说的故事和文气像极了郁达夫的《沉沦》,但又平添一层低俗,字里行间满是神经质的抒情调子,难怪周作人看了会不舒服。但我们不可忘记,最早对《沉沦》作出肯定,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文坛地位的,正是周作人。所以,他后面的结论亟须引起注意,其要害是:五四新文学以反对因袭、反对死文学和老调子起家,现在用今日的白话,打着新文学旗号,却重又走上因袭之路,岂非可怕的事?

除了重刊旧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几本新编的选集因为适合了普通读者的需求,也风行一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刘大杰的选本在内容上偏于风流闲适一面,而左翼作家阿英的选本则大大强化了晚明小品作家反抗性的一面。所选的作者徐渭、李贽、屠隆都不见于《近代散文抄》,这几个人都是晚明文学的先行者,对晚明作家的思想、人格和文章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形成。施蛰存已选了徐渭和屠隆的作品,而阿英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的存在。除了徐、屠二人外,《晚明小品文库》又醒目地加入了李贽文三十三篇。这些作家都极其张扬个性,狂放不羁,是纲常名教的叛徒。阿英本有利于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从更多的方面把握晚明小品的风貌。钱钟书在书评《近代散文抄》中曾批评沈本所选书信这一类文字还嫌太少,其实书信是最能符合“小品”条件的东西。《晚明小品文库》与《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都选了很多尺牍,弥补了《近代散文抄》这方面的不足。

事实上,不光文学革命,中国的种种变革,在翻天复地之后,因群体内里的精神实质未变,又悄悄回到原点的事,确实太多了。这是周作人在《代快邮》、《北沟沿通信》等名文中一再说过的,也是他毕生忧惧所在。读周作人信札,正如读钱锺书《管锥编》,奇突的思想扑面而来,只要观者有心,便觉应接不睱,细加咀嚼,则受用不尽。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热烈的反响,态度最积极的要数林语堂。在这场晚明小品热中,林氏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传家。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结识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在《论文(上篇)》中介绍:“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近代散文抄》首两篇是袁宗道的《论文上》《论文下》,林语堂也作《论文(上篇)》《论文(下篇)》,从《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谭元春、金圣叹等的话,与西方表现派文论相参证,重述自己的文论。林氏由《近代散文抄》进一步登堂入室,校阅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四十自叙》一诗表达了他读袁中郎后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晚明散文与五四新文学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回顾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时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看袁宗道的《论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袁中道的《花雪赋引》,《宋元诗序》。诸篇均见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他说:“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

将晚明散文看作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源流,是周作人一大发明。但这思想何时形成,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本通信集提供了明确的线索。1925年5月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说收到周借给他的明人王季重《文饭小品》,“看了数篇,殊喜其文笔峭拔……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一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第二天,周又致俞,说王季重文殊有趣,却还不如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琅嬛文集》比《文饭小品》更佳。后面一段话极重要:“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随园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以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全是一路,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它有一种新气而已。”(此信曾编入《周作人书信》,本书依原函校订,故略有出入)。看来这是周较早谈到这一思想的文字。既称“我常常说”,说明这段时间这已是他的一个放不下的话题。但此处并未特别强调晚明,而是从清代的板桥冬心经明代文人再上推东坡山谷,是整个一条文学史的线索,突出晚明的提法似还在酝酿中。但俞平伯、顾颉刚等这时正传阅《琅嬛文集》《文饭小品》,可见读晚明、谈晚明已是他们圈子中的热门。三个多月后,俞在8月21日信中,将自己一篇短文《梦游》掩去作者名,问周是否近人之作,并说颉刚认为是明人的。结果周与钱玄同都认为是明人之作,这使俞得意非凡。1926年11月,周撰《〈陶庵梦忆〉序》,这是俞平伯标点的明人文集,序中有一段话与前相比又有推进,其中两句尤值得注意:“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另据1928年3月27日周致另一学生江绍原信,周托他代搜三种明人文集,即袁宏道《皇明文隽》、袁中道《珂雪斋集》、袁宗道《白苏斋集》,正好是“公安三袁”,周说自己将“编选明文”。这也是个重要信号。可见自1925到1928年初春,他这一思想已酝酿成熟。此后,1928年4月28日有周致俞信,也有俞致周信,都谈到周为《杂拌儿》写序跋的事;自这年六七月起,两人又有多信谈到为《燕知草》写序跋事。事实上,周作人关于晚明散文与新文学关系的表述,最早就是在给俞平伯这两本散文所作序跋中完成的。到1932年,周在辅仁大学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演讲,更使这一思想广为人知,造成了当时文坛上下无不谈晚明的风习。这中间,周的又一学生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也为此一风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在因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袭,近承宋人小品,远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众多的艺术成分,别立新宗,大大焕发出了中国散文的活力。然而,这一派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命运多舛。清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由王纲解纽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库书目提要》骂人常说“明朝小品恶习”、“山人习气”。这些作家的著作大多被禁毁,流传下来的可谓秦火之余。这种命运一直到19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扬了这本散文选的两点贡献:其一,中国人论文向来轻视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而沈的选本昭示了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其二,明人文章在当时极不易得,而此书荟萃了各家的菁华。时为清华外文系学生的钱钟书评论道:“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钱钟书:《近代散文抄》)

“4.19蒙难日”

全面评价晚明小品热的是非功过,需要专文来承担,不是本序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是以一方的是非为绝对的是非,不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对立、竞争、互补,既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功利主义文学的偏失,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散文的健康自由的发展。

在1929年4月26日,及1930、1931、1932每年4月19日前,甚至到1935年4月20日,周俞之间都有信件,或隐或显提及“4.19蒙难日”,并多次相约聚会吃饭以作纪念,这很令人瞩目。周作人《永日集》中,有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将发生在1929年4月19日的事写得很详细。表面看,这是北大内部校舍之争——法学院学生到女子学院抢占校舍,但周作人对这种不讲理、不讲法,公然打人并囚禁教师、学生的事,极为愤慨。他怀疑这背后有国民党背景,所以用了当初《前门遇马队记》的笔调作描写。事后,周又拉沈士远等人与校方交涉,并多次找军政要员商启予等提抗议,事隔几年仍耿耿于怀。虽俞平伯说“做纪念其名,吃饭其实,何乐不为乎?”但在周作人,却是半真半假,内心不平之气长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并于“4.12”镇压民众后,周与鲁迅一样,从此誓与之不两立。他的《闭户读书论》引起左翼及后人很多误解,其实也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的。他从报上看到胡适受国民党上海党部胁迫,不顾先前的不快,翌日即致信奉劝:“‘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他在《永日集》序中也说:“我的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兹不赘。”他1929年撰文极少,几近停笔,这是对专制体制的失望和绝望,也是无声的反抗。然而终于还是写了《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他在文末附记中写道:“近一两年头脑迟钝,做不出文章,这回因了这个激刺,忽有想写之意,希望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写下去,所以我颇对于此文有一种眷念与爱好。”这是说,因被囚一事,他找到了新法,即从眼下具体专制写起,揭出背景,同时批判专制传统,同样可击中要害。他对此文和此事的重视,正可从这一点上理解。

(本文系《近代散文抄》序言,2005年8月31日作,2017年12月30日再版校后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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