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文双甲子 学苑一葩新——殷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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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靠什么位列“甲骨四堂”。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晤谈,大概谈及由郭沫若编选一部卜辞的计划。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则写诗答谢: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

今年是殷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清末民初的殷墟甲骨文惊现于世,与敦煌石室经卷、西北流沙坠简、明清大内档案,并称中国近代文化史料四大发现。如今,这几大发现大都发展成世人为之侧目的重要学问,甲骨学自然也不例外,已然成为海内外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门国际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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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2日,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忌日。郭沫若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名的四大权威之一,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甲骨文研究著作迄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卜辞通纂》是在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的,也得到董作宾等国内学者的帮助,凝聚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

1、地不藏宝,山川献灵

2018年6月12日,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忌日。郭沫若是甲骨文研究领域有名的四大权威之一,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甲骨文研究著作迄今仍然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卜辞通纂》是在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支持下得以出版的,也得到董作宾等国内学者的帮助,凝聚了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

“东洋文库”查阅资料

甲骨文,主要指商代晚期刻契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有系统的古代文字。当然,除了占卜之辞外,甲骨文还包括一些记事刻辞、干支表和家世谱系等。甲骨文中出土最多也最为典型的是殷墟甲骨文,即主要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遗址的商代后期文字。商灭亡之后,这些占卜文字也随着殷都的焚毁而掩埋在殷墟地下,直到清末才被发现,又重见天日。

“东洋文库”查阅资料

田中庆太郎,1880年出生于京都,比郭沫若大一个属相。田中家的文求堂书店,1861年开业,1901年迁至东京。1899年,田中庆太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随后到了中国,并在北京买房。他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知识,善于搜集珍本善本,在汉籍文献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田中回到日本后,长期经营文求堂,在日本汉学界相当有名气。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

尽管学术界对于甲骨文发现的人物、地点、过程等细节还多有争论,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这个时间,则无可争议。从那以后,在这片古老的殷墟故址,陆续有甲骨文这种异常珍贵的商代晚期文物出土。

田中庆太郎,1880年出生于京都,比郭沫若大一个属相。田中家的文求堂书店,1861年开业,1901年迁至东京。1899年,田中庆太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随后到了中国,并在北京买房。他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知识,善于搜集珍本善本,在汉籍文献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田中回到日本后,长期经营文求堂,在日本汉学界相当有名气。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

郭沫若因为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当时的政府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开始专研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最初研究的是《易经》《尚书》和《诗经》。在写出一些文章后,他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易经》的写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写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大打折扣。于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甲骨文发现之后,大约有30年时间是处于被私人盗掘的状态。据记载,小屯村民伙同文物商贩的盗掘,始于甲骨文被学术界认定之后的1900年前后。

郭沫若因为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当时的政府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开始专研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最初研究的是《易经》《尚书》和《诗经》。在写出一些文章后,他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易经》的写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写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大打折扣。于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甲骨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学问,专门研究地下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可靠的。于是,他开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学著作。他先来到上野图书馆,发现这里的资料有限。于是,想起了求学时期曾经光顾过的文求堂。在这家书店,他发现了店里有自己一直试图找寻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可是,这本书要卖12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6元。思索再三,他向田中庆太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这6元为抵押,把这本书借回家看一两天。田中庆太郎略一踌躇,委婉地表示拒绝。但他告诉郭沫若,“东洋文库”(日本顶尖的亚洲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此类书籍,可以随时去借阅。

最早在自家田地里挖掘甲骨的是刘家。1900年的春季,刘家在村东北洹河南岸的台地上自家的二十亩地里,一坑挖出了1500多片甲骨。此后二三十年,小屯村民都有私人盗掘,而且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外人知道得很不详细。据统计,村民私自盗掘出的甲骨约在8万片以上。而自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甲骨共出土了大约16万片。也就是说,私自盗掘所得甲骨占了殷墟出土甲骨总数的一半。

甲骨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学问,专门研究地下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可靠的。于是,他开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学著作。他先来到上野图书馆,发现这里的资料有限。于是,想起了求学时期曾经光顾过的文求堂。在这家书店,他发现了店里有自己一直试图找寻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可是,这本书要卖12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6元。思索再三,他向田中庆太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这6元为抵押,把这本书借回家看一两天。田中庆太郎略一踌躇,委婉地表示拒绝。但他告诉郭沫若,“东洋文库”(日本顶尖的亚洲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此类书籍,可以随时去借阅。

在田中庆太郎的指点下,郭沫若辗转联系上了“东洋文库”,并利用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查阅资料。最终,通过刻苦钻研,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

这种私人盗掘的情况,对于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殷墟遗址文物破坏性很大。1928年秋季,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对殷墟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从此之后,史语所考古组每年春秋两季在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年进行了15次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其中也多次发现珍贵的甲骨文材料。比如,第三次发掘收获包括着名的“大龟四版”在内的有字甲骨3012片;第五次发掘出土一片十分罕见的牛肋骨刻辞;第十三次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未经翻扰、蕴藏丰富、内容重要的甲骨窖藏——YH127坑,经过搬迁到南京室内发掘,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其中字甲17088片,字骨8片,完整的龟甲300多版。

在田中庆太郎的指点下,郭沫若辗转联系上了“东洋文库”,并利用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查阅资料。最终,通过刻苦钻研,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

郭沫若在历史考古方面的贡献,迅速引起了田中庆太郎的关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据统计,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在此过程中,文求堂逐步给予郭沫若越来越大的帮助。很多文稿未等正式出版就预支稿酬,这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郭沫若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专事著述。

抗日战争期间,处于沦陷区的殷墟遗址又一次陷入无政府的盗掘状态,包括甲骨文字材料在内的大量殷墟出土遗物再一次严重流失到海外。

郭沫若在历史考古方面的贡献,迅速引起了田中庆太郎的关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据统计,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在此过程中,文求堂逐步给予郭沫若越来越大的帮助。很多文稿未等正式出版就预支稿酬,这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郭沫若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专事著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自1958年之后在安阳设立了殷墟考古工作站,1961年殷墟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考古发掘走上了正轨,甲骨文的出土与发现也时有收获。值得介绍的是,1973年3月至12月,在小屯村南地出土甲骨5041片。后来经过室内整理,又缀合了530片,实际得甲骨4511片。这是自“127甲骨坑”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的甲骨窖藏发现。

东京寻访出土甲骨

此后殷墟又多次发现甲骨,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窖藏坑,共清理了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刻字卜甲574片;卜骨25片,刻字卜骨5片,共计刻字甲骨579片。

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晤谈,大概谈及由郭沫若编选一部卜辞的计划。第二天,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昨日晤谈,甚快。卜辞之选,初步考虑,拟限于三四百页范围内,拟取名《卜辞选释》。尽可能写成兼有启蒙性与学术性之读物。迄今自老兄处已取用书籍多种,今后仍拟陆续取阅。倘蒙玉诺:(一)祈暂假府上《殷虚书契前编》与《后编》一用。(二)河井仙郎先生与中村不折先生之未曾著录藏品拟一并载入。请老兄与两位洽商,或与老兄同道奉访相求。他处倘有藏品,借此机会一并著录,当有诸多便利。

对于目前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材料的统计数字,学术界虽多有争议,但一般人都认可约16万片之数。而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其中被考释确识的约有1500字。

当时,“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因此,郭沫若想以“寄寓此邦之便”,征集诸家所藏为一书,即编纂一部日本所藏甲骨文的精粹。

殷墟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外,还分别在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现了岳石文化甲骨文,在河南郑州二里冈遗址发现了商代早期甲骨文字,在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字,又分别在河南郑州洛达庙、山西洪赵坊堆、陕西岐山凤雏、周公庙、扶风齐家、强家、河北邢台南小汪、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等地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文。当然,这些发现于殷墟遗址之外的甲骨文,数量少且不成规模,其文字细微,刻写粗糙,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无法与殷墟甲骨文字相媲美。

1932年夏秋之交,郭沫若在东京全力查找殷墟出土甲骨。除了跟田中庆太郎借阅外,还先后寻访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并向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等日本学者借阅。其中,计有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所藏的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阳文库五百余片、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共在二千片以上。

2、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编撰《卜辞选释》过程中,郭沫若还与董作宾书信往来。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则写诗答谢: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

在120年的甲骨学发展史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学者投身其中,深钻细研,在甲骨学各个分支作出独特贡献。按照甲骨学家王宇信在《甲骨学发展120年》一书中的概括,包括甲骨学“四个第一人”“甲骨四堂”、甲骨学“八老”、“六外国权威”“五资深”“七领军”“九新秀”等数十位学者,可谓群星灿烂。他们的光亮照耀了甲骨学的来路,他们的成果为甲骨学的构建和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首诗里面的典故,很多出自《庄子·杂篇·外物》:宋元君半夜梦见一位自称清江使者的人,被渔夫余且捉住。第二天,宋元君找到余且,发现他抓住了一只神龟。宋元君杀掉神龟,以龟板占卜数十次,每次都很准确。

尤其是甲骨文发现之后的甲骨学“四个第一人”: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甲骨文第一本着录《铁云藏龟》作者刘鹗、甲骨文研究第一本着作《契文举例》作者孙诒让、甲骨文第一本字典《簠室殷契类纂》作者王襄,开风气之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甲骨学的诞生和草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董作宾曾到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并写出了高质量的报告和成果。郭沫若认为:“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年表》均有益之作也。”郭沫若以“余且网”来作比喻,实际上是称赞董作宾系王国维之后治甲骨之学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

再就是影响较大的“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他们都对甲骨学作出了重大贡献,非常凑巧的是,他们的名号中都包含一个“堂”字: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王国维号观堂。最早将四个甲骨学家称为“甲骨四堂”的,是着名学者钱玄同;最早为“甲骨四堂”评定功绩的,是同样着名的古文字学家、也是着名甲骨学家唐兰。1939年,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言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继以考史,彦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前往京都搜罗拓片

在甲骨文研究的早期,罗振玉当属第一位功臣,罗氏在甲骨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探明甲骨出土之地为安阳小屯村,而非流传的汤阴、羑里等说;二是收藏丰富,为研究甲骨文字提供了较为全面和可信的材料;三是整理与刊布甲骨文字,着录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四书;四是首创地上资料与地下资料互证的方法;五是考释出大量甲骨文单字;六是影响和带动王国维开始研究甲骨文,形成“罗王之学”;七是《集殷虚文字楹帖》开创了甲骨学另一分支,甲骨文书法。

郭沫若还曾给田中庆太郎写过一首打油诗:三日一小成,任公不欺人。再等三个月,定然会大成。到了那时候,要来拜先生。老兄能西下,再好也没有。已得老婆同意,说走便可以走。只待老兄方便,不问什么时候。邮件署名王假维,是向王国维致敬。

王国维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史地问题,其代表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及《续考》考证殷商王室世系,印证《史记》上古史体系,并纠正《史记》记载的谬误。此外,其《古史新证》通过甲骨卜辞证史,发明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之后,郭沫若再次致信田中庆太郎,商量《卜辞选释》的编纂及为此去京都查找甲骨一事:《馀释之馀》已阅一遍,问题太零碎,恐不能引起读者兴趣,甚为悬念。《卜辞选释》改用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之形式,每叶增二百字,较《余释》更密,无论材料如何好增加,均以二百页为限度,请毋虑。京都之行,如震二弟亦有不便,或无愿去之希望,请勿勉强。能得老兄介绍书,仆一人独去亦无妨事也。如震二弟本不愿去而强之同行,余颇不忍。请震二弟定夺可也。

董作宾对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和分期断代研究,奠定了他在甲骨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他整理、着录经过科学发掘的殷墟甲骨文材料,着录有《殷墟文字甲编》《乙编》等;研究甲骨文例、缀合甲骨材料,奠定了甲骨学基本框架。他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使甲骨文材料有了更加科学的史料价值。其《殷历谱》,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法和我国古史年代学。此外,他对甲骨学史概括与总结,着有《甲骨学五十年》《甲骨学六十年》等。

田中震二是田中庆太郎的次子,正跟郭沫若学习甲骨文。接到此信后,田中庆太郎决定派田中震二陪同郭沫若去京都。他们拜访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教室,结识了内藤湖南、梅原末治等京都学派学者。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成就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对甲骨材料的着录,着有《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主编《甲骨文合集》;二是其《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等对甲骨文字考释,成就非凡;三是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历史;四是对甲骨学本身的规律和现象,大胆探索;五是在甲骨的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补方面,也每每发凡起例,多有成功;六是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取得了不小收获;七是推崇殷人刀笔文字的艺术水平,对甲骨文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内藤湖南本来觉得郭沫若的研究多有疏漏,但交流后大吃一惊,给友人写信道:日本的中国学已经领先了,但还是需要努力,不然很可能会被郭沫若等人超过。郭沫若回来后,专为此次拜会写作了旧体诗《访恭仁山庄》。

3、代有学人,薪火相传

郭沫若和梅原末治则一直保持着联系。郭沫若向梅原末治借书和拓片,梅原末治则向郭沫若借《楚王鼎》照片。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原末治还给郭沫若寄来了多本签名新著。

除了上举的“甲骨四堂”,还有许多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陆续加入甲骨文研究的阵营,形成一支绵延不绝的甲骨学学术梯队。比如甲骨学“八老”(容庚、商承祚、于省吾、唐兰、陈梦家、胡厚宣、严一萍、饶宗颐)、“六外国权威”(明义士、岛邦男、雷焕章、伊藤道治、吉德炜、松丸道雄)、“五资深”、“七领军”(葛英会、朱凤瀚、宋镇豪、黄天树、蔡哲茂、朱歧祥、吴振武)和“九新秀”等,他们或从事甲骨文字的考释,或对甲骨占卜的文法文例总结,或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继续探索,或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复原研究殷商历史,虽然学术理路和治学特点各有不同,但都成绩斐然,显示出甲骨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和代有传人的雄厚潜力。

而此次专程访问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内藤湖南博士廿余片,故富冈君伪氏七八百片”。加上前次东京的收获,郭沫若已访得三千片甲骨。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刊布。在这方面,甲骨学界同样有着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成果。从刘鹗、罗振玉开始,这一材料着录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留下来许多着名的甲骨着录书。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1978至1982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甲骨文合集》,共有13巨册,收录殷墟甲骨41956片,是目前收录甲骨最多的一部大型着录书。在此之后出土发现的或未收入《合集》的甲骨文,则又辑录为《小屯南地甲骨》《甲骨文合集补编》《花园庄东地甲骨》。流散于外国和其他地区的甲骨文材料,也陆续着录出版,比如《怀特氏等收藏甲骨集》《法国所藏甲骨集》《英国所藏甲骨集》《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近年来又有一些新的着录,如《殷墟甲骨辑佚》《史语所购藏甲骨集》《甲骨缀合汇编》《旅博博物馆所藏甲骨》《笏之甲骨拓本集》《三峡博物馆所藏甲骨集》等,都为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颖而丰富的学术材料。

《卜辞通纂》正式出版

1976年由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引发了对“历组卜辞”时代是否提前的讨论。李学勤将此组卜辞由董作宾“五分说”的第四期提前到武丁晚年到祖甲时期,并提出以甲骨文字体为标准进行分组整理和殷墟甲骨的两系说。

访得这些甲骨后,郭沫若“闻尚有大宗收藏家,因种种关系,未得寓目,又因此间无拓工,余亦不长于此,所见未能拓存,于是余之初志遂不能不稍稍改变”。由此,《卜辞选释》改名为《卜辞通纂》,目的在“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依余所怀抱之系统而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

4、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

1933年1月10日,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谦虚地说:“释文初稿已完成,最后校订亦过半,一周内当可蒇事,耗费精力而成果未尽惬意,小有悲观之感。惟愿勿予老兄招致过大损失。诚欲虔心念佛。”

回顾以往甲骨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前辈先贤做出了巨大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今甲骨学研究已经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视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应该说前景光明,大有可为。笔者认为,将来的甲骨学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释文”指的是《卜辞通纂》第三卷。1月11日,郭沫若为《卜辞通纂》写好了序言。第二天,他又给大学的老师小野寺直助回信:“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墟所出龟甲兽骨有所搜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能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一是整合存世的所有甲骨文材料,尤其是汇总刊布学术界缀合的新材料;二是继续致力于甲骨文的字的考释;三是加强甲骨卜辞分类、断代工作的科学性;四是更好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深化对商代社会历史的认识;五是加强对商代祭祀制度和礼仪制度的研究;六是积极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

1月13日,郭沫若致信田中震二,指导他为《卜辞通纂》编辑索引:“索引之编纂法,余意可分三种”,即“人名”“地名”“新字(此项不设亦可)”。

总之,甲骨文研究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有一系列重要课题有待进一步开掘研究与探讨。可以预期,随着甲骨文研究在各个分支领域不断取得重要成就和重大突破,甲骨文研究必将会有一个飞跃性发展。甲骨学作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科,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学者投身到它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中来,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

1933年5月,《卜辞通纂》
由文求堂印刷发行。该书分为五卷,卜辞一卷,考释三卷,索引一卷。“就传世卜辞择其菁粹者凡八百余片,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项而排比之。”其中的索引卷,即为田中震二所编。

(作者:朱彦民,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开辟研究新途径

《卜辞通纂》标志郭沫若在甲骨文整理上创造了一个科学的体系。此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已有的10多种甲骨文著作,大都随手编排,不按内容分类;王襄等人虽然尝试分类,却随意性较大。

《卜辞通纂》将“卜辞之精粹者”分八类编排并作考释。这就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联系起来,并为初学者指明了入门途径,即先判读卜辞的干支、数字、世系,确定卜辞的年代,再进一步探究卜辞显示的社会内容。

郭沫若在释读甲骨文方面,也取得突破性成就。除通过选编所体现的甲骨断代外,他还创造性地使用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两种释读方法。甲骨年代久远而破碎,很多本来是一片的,碎后不幸散见各处。郭沫若将其拼合在一起,从而得出比较完整的内容,这就是断片缀合。但是,有些残辞可能无法找到缀合的对象,且由于“殷人一事必数卜”,所以有很多“同文卜辞”。集中“同文卜辞”分析比较,使一些不能属读的卜辞被解读出来,这就是残辞互足。

甲骨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所以,文字学家唐兰感叹,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雪堂是罗振玉,观堂是王国维,彦堂是董作宾,鼎堂是郭沫若。罗王董郭,就是有名的“甲骨四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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