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陈寅恪由桂赴燕京任教旅费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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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容庚当年同在北平时,交往甚多,虽称不上是同道挚友,但亦都是学界中人和清华大学同事。但如按师承辈份而言,陈比容要略高一辈,因陈寅恪当年与容庚的业师王国维是清华研究院同事。在《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陈
寅恪致容庚信函九通,从中可知在抗日战争之前,两人关系颇为密切,相知相敬。抗战爆发后,容庚滞留北平,成为“伪教授”。陈寅恪则随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
任教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陈寅恪仍回北平清华大学。容庚在抗战胜利后,被北京大学解聘,后经李宗仁推荐至广西大学任教。1946年7月,应广州岭南大学之聘,任岭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8年8月,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曾数次前往北平,拜会许多着名教授,诚意聘请他们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寅恪即其中之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热”兴起后,有关义宁陈氏的研究着作层出不穷,今年更呈爆发趋势,先后有《陈寅恪丛考》、《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寻今典——陈寅恪晚年诗笺证》、《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等作品已经或即将面世。《中华读书报》5月1日头版推荐的张荣明新着《竺可桢与陈寅恪》,也为这股热潮注入了动力。

蒋天枢先生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记:1943年,是年秋,陈寅恪开始由桂林启程北行,途中非常艰辛,冬十一二月间始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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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和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当初均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私立学校,具有较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学校的资金也大多
来自美国的一些基金会,且外籍教师颇多。这些教会大学教师的待遇较国内许多公私大学要优厚,并且有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均患有心脏
病,而医生嘱咐他们宜住到南方暖和之地。故经过考虑,陈寅恪在1948年夏遂接受岭南大学的任教聘书。1948年12月15日,偕妻女由北平飞抵南京,同机还有胡适夫妇等。再由南京乘火车至上海,在1949年1月19日乘“秋瑾号”轮船抵达广州黄埔江口,岭南大学再用小船直接到学校码头。当日容庚与陈寅恪弟子、时任岭大文学院院长的王力等人一同前往迎接。

这本只有96页的着作确实很有趣味,作者通过钩沉《竺可桢日记》中的材料,缕述了竺陈二人一生交往的大致脉络,俨然一部微观的学人心态变迁史。这部书“总体而言,精妙可喜”,但一些细节的地方,也有可补充之处。

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在其笔记中记到:

但两年不到,陈寅恪与容庚两人竟然“失和”,后几至不相往来。此事在许多有关研究陈寅恪的专着或回忆文章里均语焉不详,扑朔迷离。在易新农、夏和顺着《容庚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一书的第八章第四节《陈寅恪助教风波》中,可以大致厘清一些头绪。此也仅是一家之说,故聊供参考而已。

首先是材料的选用方面,作者所选用的材料主要是《竺可桢日记》,这部日记确实是研究竺陈关系的最大宝库,但只用这部书,难免让人产生材料单一之感。其实,竺陈的交往,还有不少档案、书信、回忆录等材料可用。仅以竺可桢与陈寅恪在复旦求学的事迹为例,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复旦公学时期档案就还有不少可供利用的地方,目前关于这部分档案已经有一些披露,如“学生名册”中对陈寅恪、竺可桢的籍贯、住址、入学年月的简介(孙瑾芝、杨家润《陈寅恪入复旦公学年月及是否毕业考》),又如“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中所标注的陈寅恪、竺可桢的成绩,等等。这些应该对我们了解陈寅恪与竺可桢早年交往情况有所帮助。

一九四三年夏战火逼近湖南,长沙等地吃紧。迫于形势,父亲决定再带我们登上艰难漫长的逃难旅程。搭乘货车由桂林出发,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过独山到都匀后,母亲染上痢疾,勉强走到贵阳市后,病情加重,腹泻脓血。觅得中西成药,疗效很慢。经过月余,才勉强又登上川黔公路。父亲在路上又患病,到重庆后暂住姑母家中休养。”(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陈寅恪初到岭南大学时双眼已几乎失明,学校配给他的助手是黄如文。而黄是广东番禺人,平时与陈交谈及读古书资料皆用粤语,故陈寅恪听不太懂。数月之后,陈寅恪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程曦偕妻子自北平南下广州到岭南大学,请求担任陈寅恪助手。程曦是河北文安人。抗战爆发后燕京大学迁至成都,他又成为了吴宓的学生。但程曦在任陈寅恪助手约一年后,却因故不愿再任助手,也有一说是“不辞而别”。程曦的这一行为,引起了陈寅恪的不满。陈寅恪弟子蒋天枢后来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一书中写道:“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坚决不再协助先生做事,虽经校长陈序经婉劝亦不肯。先生遂辞去中文系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原来陈寅恪当时在岭大兼
历史系和中文系教授,程曦此举使得他非常生气,也怀疑“以讲师诱程者”,必是中文系主任容庚,故因此决然辞去中文系教职。而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时,都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

竺陈中年以后的交往,也有一些文献可以凭借。这主要是保存在浙江大学档案馆中的材料。散木先生曾撰文披露了一些陈寅恪与浙江大学相关人士的来往书信,如抗战时期浙大曾邀请陈寅恪赴该校讲学,由张其昀将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之意转达:“顷竺藕舫师谈及,极盼先生能来敝校讲学,嘱特为致意,待遇除部聘教授原薪外,另由研究所月送五百元,旅费暂定万元,每周上课二小时,助教研究生等均可从先生问业,敝校图书虽非宏富,普通书尚足用,物价在后方系较低,食品给养颇称充裕,住宅由研究所供给,以气候言,夏日凉爽,冬不甚寒,较岭南炎燠者为愈。先生如可俯允,曷胜荣幸,当特派专人奉陪,至祈赐复,实所盼祷。”(散木《抗战期间陈寅恪先生与浙江大学失之交臂始末》,《书品》2008年第6期)这封信应当可以充分体现出动荡情境中竺可桢对老友的深切关怀。陈寅恪因与广西大学约定在先而与浙大失之交臂,但他也为浙大史系推荐了陈垣之子陈乐素作为替代。

卞僧慧先生纂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言:

在1951年
夏,岭南大学实行新的聘任制,当时程曦可能认为自己以讲助的身份同教授所开课程一样,因此要求获聘为讲师。中文系方面也确曾向校方推荐程曦
任讲师。人望高处走,也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历史系不聘任程曦为历史系讲师?这可能因为程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缘故。此事在今天看来颇为“存疑”和不解,
既然程曦想要得到讲师一职,校长陈序经亦知此事,王力又是文学院院长,难道就没有其他适当的“变通”办法?即聘程曦为中文系讲师,而仍让他担任陈寅恪的助
手。恐怕其中实情绝非如此的“单纯”吧?

台湾“中研院”的“傅斯年档案”、“朱家骅档案”中可能还有一些文献涉及竺陈二人的交往,如傅斯年曾致函竺可桢报告寅恪脱险的情况。着书不一定非要穷尽材料,但最大限度的搜罗材料或许能使行文更饱满、内容更丰富。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陈寅恪先生偕夫人及三女自广西大学往成都燕京大学。

吴宓与陈寅恪是挚友,他在1951年8月26日
的日记中写道:“接棣华八月二十三日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筼夫人代职云云。深为痛伤。曦虽然热情盛
气。而殊粗疏,故不能坚毅上达,亦一愚人而已。”吴宓在此日记中说弟子“殊粗疏”和“亦一愚人而已”,但当初他曾有诗赠程曦云:“燕京得一士,忠敬见程
曦。好古通文史,亲贤乐勇为。”难道是他自己当年“走眼”看错了人?

作者对《竺可桢日记》中某些部分的解读,可能还有可商榷之处。如作者将竺可桢在1957年2月18日所记“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中的第一个“其”字解为“陈寅恪”,认为是陈寅恪向蒋介石提议成立科学青年团,并有一大段议论发挥。该书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连载完毕后,先后有陈克艰先生及笔者撰文,认为应该是华罗庚而非陈寅恪提出建议。笔者引用了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的材料,该信称华罗庚“原为吾党老同志,近闻上书总裁,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似可从旁侧证是华罗庚提议。(参见拙文《向蒋介石提建议的应是华罗庚》,《上海书评》1月27日)知人论世,以陈寅恪一生对于政治的态度来考察,笔者觉得他不大可能主动向蒋介石提出国事建议。

陈寅恪此次由桂赴燕京的旅途费用如何得来,蒋天枢、卞僧慧两先生皆未深究。笔者因需查看有关燕京大学材料,遂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在一个燕京大学的档案中意外发现陈寅恪先生致当时高等教育司的一封信,此信回答了旅途费用的由来。读信后可知,费用是由高等教育司拨付一万元,但拨付迟迟未能到达,后以广西大学先行垫付解决了此问题。兹录原信如下:

但在同年的6月30日,
容庚曾给岭南大学聘任委员会写过一封信:“程曦君乃陈寅恪教授的助教,下学期陈教授专任历史系,程君拟请改用历史系名义。且程君身有肺病,性情乖僻,为保
护同人的健康和本系的秩序起见,亦不拟再聘任。前次推荐程君为本系讲师函件应当撤消。”容庚此函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所写?其中是否有难言之隐?今天已
无从考证。但从中可知,当初岭大文学院中文系确实有“推荐程君为本系讲师函件”之事,陈寅恪的气愤或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容庚可能是一个有些不懂人情世故
的学者,他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聘请程曦为中文系讲师一事上,会“后果很严重”。至于为什么“陈寅恪与容庚甚不和”?内情至今不详。在这样的情况下,程
曦只有“自动”黯然离开岭南大学,1951年10月去香港大学任教,八年之后赴美国教授中国戏曲史。真可谓是因祸得福,也由此逃过了后来国内的历次政治劫难。但他后来一直未对自己为什么当初不愿做陈寅恪助手一事,发表过任何辩解。而容庚对此事也同样如此,真让后人有“雾里看花”之感。

《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中,作者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将陈克艰先生的商榷文章及自己的回应作为附录列在书后。笔者赞赏这种做法,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关注此一问题,使“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的疑问最终得到澄清。

敬复者,前奉本年八月十一日

陈寅恪对程曦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在翌年写有《吕步舒》一诗云:“证羊见怪借粗奇,生父犹然况本身。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这是一首寒柳堂名
诗,大意是说儿子出卖父亲,学生批评老师,皆为古人不孝之道。吕步舒是董仲舒的得意弟子,他曾因不尊师重道而被董仲舒写文痛诋。此诗在许多研究陈寅恪的文
章或专着中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其实应是针对程曦之事而作。后来,陈寅恪的弟子蔡鸿生在《释“陈门恩怨”》一文中,也认为此诗“字里行间,颇见几份厉色”。

最后,要给竺陈交往再增补一个细节。《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的作者将正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1949年前的竺可桢与陈寅恪”及“1949年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即1949年是一道分水岭。1949年是一个大变局之年,在变局中,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就竺、陈二人而言,竺可桢是坚定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却有一番犹豫。根据余英时、胡文辉、张求会等人的考证,陈寅恪是有意赴台的。台湾学者最新披露的资料则显示,陈寅恪不仅有意赴台,而且还有行动,他精心挑选了一批物品随史语所搬到台湾。这批文物中,有“陈垣、杨树达、竺可桢、邓广铭、缪钺、蒋天枢、蒋大沂等所赠论文抽印本”。(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传记文学》第100卷第3期)在有限的搬运条件下,陈寅恪仍然珍视竺可桢这位老友的作品,准备将其论文携至台湾,良可见两人历久而弥新的深挚感情。

台函,拨付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旅费一万元由广西大学转给,无任铭感。现寅恪不日启程而旅费尚未汇到,故与广西大学商洽,即由该大学先行垫付,已出具收据交该大学矣。专此奉復,顺颂公祺,此復高等教育司

陈寅恪与容庚两人都是在性格上很“硬”的人。容庚有时天真好辩,言辞无忌;而陈寅恪则狷介孤傲,不屑一辩。陈有贵公子气质,容有古名士风度。但两人均敢于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讲真话,宁折不曲,宁死不辱。胡文辉在《现代学术点将录》一书中曾说过:“历史系有陈氏,中文系有容氏,亦中大精神之光也。”两先生也堪称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神之光也。

陈寅恪敬启 卅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私立燕京大学教职员;校长聘任,资格审查;救济、教职员名单等文书,全宗号:五,案卷号:2692。)

笔者据此推测,此次旅途费用之所以由高等教育司拨付,盖因是年8月12日,教育部指令,国立西南大学陈寅恪等8人被聘为部聘教授。基于此,陈寅恪先生旅途费用由高教司拨付才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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