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388游戏感于艾芜的第三次南行

艾芜先生是我仰慕的老作家。除了读他的作品外,第一次引起我注意的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恢复工作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一个作家团到广西去参观访问,艾芜先生被选定担任团长。

沙汀以带有浓郁四川地方特色的乡镇小说闻名现代文坛,在长期的日常交往和文学创作中,他结识了很多文友,如与他既是同庚,又是四川一师同学,同在上海亭子间习作,且联名致信鲁迅请教小说创作问题的艾芜;如与他同在1938年抵达延安、同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又一同追随贺龙到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体验学习的何其芳;以及与他性情相投、曾在1957年联名在全国人代会上发言,遭毛泽东批评为“这怎么联得上嘛”的李劼人……还有冰心、张天翼、周扬、周立波、严文井、张光年、刘白羽等人,都与沙汀有着很深的友谊。比照之下,巴金在沙汀的朋友圈中,并不特别突出,两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看似平淡无奇,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集也不多,但他们的书信、日记和传记及年谱中记载的交往中,传达了深厚绵长的情谊,体现了可贵的知识分子品格和文人情怀。
1961年,林斤澜曾陪同沙汀、艾芜和刘真访问云南,据他回忆,在1960-1970年代,沙汀尽管热情“骄纵”,也有作为作家的苦衷,他说:“后来,我还发现,沙汀重新出版旧时日记,竟也删去一些很个性的、抒情的东西。而且,他给人写信和跟人谈天不一样。写信很留心,往往是一些社论式的词句!”不过,沙汀与巴金的通信,却很少见“社论式”的句子,字里行间充满了温暖的关怀、彼此的信任和道义的扶助,是朋友的交心和倾诉,少应酬和客套,充满人情味。1979年2月2日,沙汀在给巴金胞弟李济生的信中说:“我在文艺界相交有年的人不少,但像芾甘和您,还有您们的家属对我一贯的关切的友情,是不多的,这也是我和我家里人对你们常相记挂的原因。”
相通相契的文学情怀
巴金的小说《家》、《寒夜》和《憩园》等代表作,以巴蜀大地为背景,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沙汀早年在上海亭子间习作,后又辗转全国各地,最终扎根故乡,以浓郁的“四川风味”小说闪耀文坛,被誉为“是个极度热爱四川故乡的作家”。
巴金与沙汀同乡,两人同庚,以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而言,巴金在沙汀之上,但二者各有所长,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不同范式的审美经验和生命体验,丰富了四川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
沙汀崇敬、欣赏巴金为文为人,他尤其喜欢巴金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赤诚情怀和坦率胸襟。1985年,沙汀在致高缨的信中说:“说起‘文化大革命’,《河北文艺》五月号,巴公有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在触及这方面的问题时,他谈的多好多赤诚呵!这也无怪,他写文章,就一直把心交给读者。”沙汀感情丰富,易冲动,他常在对某事或某人大谈特谈自己看法之后,陷入深深的自责,认为自己说得太多,得罪人,也给自己增加麻烦。因此,为人处世中,沙汀自觉将巴金的言行作为参照。他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几个月来,我倒的确有很多改变,不大肯同人争论了,也不爱提意见了。而且,对于从前可能吵起来、跳起来的一些事情,我也能够像老巴那样,说一句:‘没关系!’或者:‘不要紧’就拉倒了。”
巴金也很欣赏沙汀的小说创作,并多次在自己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为沙汀出版小说作品。如沙汀的小说集《土饼》、《航线》、《苦难》、《还乡记》等,都是经巴金之手出版的。巴金还将其中的部分小说集编入《文学丛刊》再版。
1955年3月16日,巴金在给沙汀的另一封信中说:“望你常来信,有什么新作品,不要忘记寄给我一本,我喜欢你写的东西”。当有访问者问到“您喜欢哪些中国现代作家”时,巴金说:“鲁迅的作品我喜欢读,小说杂文都喜欢,还有茅盾的、叶圣陶的、老舍的、曹禺的、沙汀的,另外,李劼人的作品我也喜欢。”他将沙汀的作品与现代文坛大家相提并论,可见其对沙汀作品的推崇。当然,巴金并不回避沙汀作品中存在问题,如沙汀作品中的四川土话很多,影响了读者对其作品的接受。但在巴金看来,浓郁的四川方言和本土风味恰是沙汀小说一个鲜明的特色。1950年4月11日,巴金在致沙汀的信中说:“您的小说中土话较多,外省人常说不懂,因此在北方销路较少。但我们四川人或西南人读起来却觉得生动,正式,亲切。”
1980年以后,沙汀很少直接给巴金写信,而与巴金之弟李济生通信愈频,在致李济生的多封信中,沙汀每信必问巴金身体与近况,他为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日渐增多的应酬而担心,并希望巴金推掉一些外交事务,多花些时间写作,或保养身体。字里行间,充满了殷切的关注和深厚的情谊。1978年2月21日,沙汀在致李济生的信中写到:“芾甘兄复查结果既然不错,那么只要注意饮食,减少社会活动,对工作,即翻译和创作作出适当安排,必无大碍……是否由瑞钰兄在苏州或无锡近郊租点房子,雇一能干阿姨,为芾甘经营一个工作休息住所,争取每周至少在那里住四至五日,除了家里人外,不让其他人士知晓。”
二人均在文艺系统,常有机会在北京的作协大会或人大会议上碰头,开会期间,沙汀与巴金常同住一屋,相谈甚欢,时常聊至深夜而浑然不觉。巴金日记中凡有涉及沙汀的文字,语言生动而富有情感。随着年事渐高,老人身体状况渐差,生活在上海的巴金与常在四川、北京两地穿梭的沙汀,在故乡见面的机会却是不可多得的。
在艾芜、沙汀去世的5年前,即1987年10月5日,巴金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飞抵成都。巴金的这次返乡之旅“是向故乡的泥土告别”。这次回乡,由张秀熟、艾芜、沙汀、马识途作陪,他们被誉为“蜀中五老”,相聚场景,其乐融融。在四川作家马识途眼中,巴金和沙汀等老朋友的聚会很有意思。
过一会,艾芜和留在成都专等巴老回来的沙汀二位老作家来了。他们间的长期友谊,使他们见了面几乎没有多少话要说,多是欣慰地互相微笑相望。沙汀的耳朵有些“背”,便以为别人也听不清,爱在巴老耳畔咬住耳朵说话,怪亲热的样子。
沙汀是重情义的人,1992年12月,当沙汀得知艾芜去世之后,日夜思念艾芜,说:“你怎么忍心松开我们握了大半个世纪的手,先我而去呢?你,我,巴金三人同庚,我们曾经约定,明年在成都共庆九十生日,可你却等不及了,这叫我怎么不倍感痛苦和悲伤呢!”同月,沙汀去世。
艾芜、沙汀的相继逝世使巴金很难过。他们三人早在1930年代就相识,这些年来彼此关心、互相扶持,历经岁月而友谊日醇。对艾芜的去世,巴金还有思想准备,因为艾芜身体一直不好。但沙汀的突然离世,这使巴金久久难以摆脱痛苦。同年12月18日,巴金致信侄儿李致,写道:“这个月我心情不好,艾芜、沙汀相继逝世,尤其是沙汀的突然死亡,使我十分难过,他还能写,也准备写不少作品,就这样离开人世,太可惜了!你不在成都,他们的最后时刻,我也无法知道。”
困顿之中施以援手
巴金与沙汀不仅在文学上互相欣赏,在艰难时世中,巴金给予沙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帮助,也是其友谊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1940年代,巴金在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因其文坛地位、声望,及其严谨、热心的态度,团结了很多文友。在出版业不景气的状态下,巴金力促出版社会计部门,按时或提早为作家支付版税,解决作家的生计之忧。
1947年,四川省政府因沙汀《困兽记》宣传了“反动思想”,对其下通缉令,使沙汀隐居睢水,长期蛰伏,重病吐血,过着隐士般孤独的生活。当时他和爱人黄玉颀已有四个小孩。大的在县城上中学,最小的还在吃奶,同时还要抚养黄玉颀之兄留下的两个小孩。加之局势日非,物价暴涨,沙汀一家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他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版税。据沙汀回忆:“其实是寅吃卯粮,因为过去出版社出书,一般印数都少,版税早支付了,所以结果只有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预支版税来的最快,数目也相当可观。”当时出版业并不景气,出书困难,文化生活出版社之所以预支版税最快,巴金的周旋和帮助起到很大作用。
沙汀多次向巴金催促文化生活出版社款的版税,并向其倾诉自己的苦恼和窘况。如1947年7月7日沙汀致信巴金:“你决定后就马上付排,期于十月前后能够出书。因为本年生活特别艰窘,不能不设法多增收入。”同年8月3日,沙汀致信巴金:“下月内人又将分娩,大的两个孩子九月初也将相继上学,本年上季的版税若已算出,我希望能于短期内汇给我,以便作一准备。”
这种请求帮助和倾诉困境的文字,是沙汀这一时期致巴金信中出现频次最高的。黄玉颀也致信巴金,诉说生活的艰难和经济的紧张。对于朋友的生活窘况,巴金尽自己的能力倾力帮助,试举二例:1947年8月14日,巴金致信沙汀:“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948年4月29日,巴金致信沙汀:“你两书出版,今年总可以收入一笔版税。要是你有什么问题,不妨来封信,我找文协试试看。我想以你的成就来说,再找文协帮点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在巴金的催促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上海或重庆汇去的数笔版税,给沙汀一家的帮助不小。这种物质帮助和精神鼓舞,沙汀及其夫人铭记在心。黄玉颀在致巴金信中说:“最近承你关心,未经要求便一再设法帮忙,心里的激动真是难以形容!”
沙汀夫人患病,巴金来信安慰,并邮寄来相关珍贵药品。
巴金给沙汀的信末,一般都会附上一句“问候你的太太”,或者“问候玉颀同志”。黄玉颀与沙汀相濡以沫,跟随沙汀辗转各地,同甘共苦。
1963年12月16日,巴金致信沙汀:“听说玉颀同志身体欠安,现在想已痊愈,请代问她”。1964年1月,黄玉颀被诊断患有胃肠癌。沙汀听说日本有一种新药“丝裂霉素”可以治疗妻子的疾病,于是向巴金问讯,巴金“见信后立即行动,遍找日本友人相助”,委托他们将药空运到上海,他在信中说:“我和萧珊得宫石电后天天盼药来。我们也着急。我也早给文井、张僖去过电报。药到后会有电报给你,请代我问候玉颀同志,请她安心养病。”巴金夫妇为黄玉颀寻药,尽心尽力,感同身受,对此,沙汀心存感激。他说:“对于巴金同志,应该记述的往事不少。这里只说一件,在我对黄玉颀的癌症束手无策,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为代我寻访、邮寄一种特效药司裂霉素就出过不少苦力!”
在听到黄玉颀去世的消息,尚未核实的情况下,巴金立即给沙汀去信,说:“倘使消息不确,请您原谅。倘使消息是真,我也非常难过。但是请您务必保重身体,坚强起来,继续做她愿意和希望您做的事情。”这封信,想是巴金担心老友难以承受老年丧偶的打击,情急之下赶写的。
如今,这两位文坛老人已成故人,往事已矣,历经岁月风霜,友谊愈加真醇,他们在日常交往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品格和高尚情操,令后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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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文艺界大会。会上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第一批六个单位正式恢复工作。艾芜不仅前来赴会,用亲身的经历控诉了“四人帮”,还陈述了自己对当时文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三十年代文学”的看法。(据《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简报》第14期,1978年5月30日)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经我之手,提交给《文艺报》发表。打出校样后,寄他审阅修改。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回了一信:

锡诚同志:

收到我的发言稿,我已看了一遍,略改数字。还把艾思奇的文章,多引几句,以便读者参考。现特寄上,请查收,此致

敬礼!

艾 芜

1978年7月12日成都

1980年4月28日,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到成都组稿,到离四川作协办公室不远的作协宿舍,去看望了沙汀和艾芜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五·一”那天,省作协的同行们邀我一起聚餐,安排我与艾芜和沙汀同坐一桌交谈。在桌上与两位老前辈交谈的话题,是我刚刚去过的简阳县农民作家周克芹和他的创作故事。他们听着我叙述,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听到周克芹穷得拆下门板来扛到边远的大集上去卖掉,都很感动。

1981年5月20日,云南女作家冯永祺给我来信,并随信寄来一则文讯,报道写过著名的《南行记》及《南行续集》的艾芜第三次南行的事迹。

冯永祺是我早就认识的云南女编辑和作家,当时她好像还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后来调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再后来我去昆明时,在《边疆文学》的办公室里见到她,于是在办公室里聚谈了一阵子。这时她已经是《边疆文学》刊物的主编了。此前,艾芜已经先后于1925年、1961年两次南行,在云南各地“漂泊”过多年。有研究者说,对漂泊的神往、对流浪的眷恋,对行走的渴望,是艾芜终生的情结。两次南行,成就了与故乡蜀地系列小说不同的南行系列小说。于是在77岁的年纪上,又萌生了第三次南行的计划和决心。冯永祺和她所在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热心为艾老的第三次南行创造条件,并亲自陪同,我对她此举很是赞赏。她写了一篇专访《路,艰苦幸福的路——记作家艾芜第三次南行》给我寄来,附信说:

刘锡诚同志:

谢谢你们把艾芜第三次南行的“文讯”刊出了。

艾芜和高缨这次南行,亲眼看到滇西人民在三中全会之后各方面取得的变化,很有收获。高缨将写出一批反映边地人民新风貌的散文;艾芜同志已在云南表示要写南行新篇。不知你注意到否,《光明日报》和《文学报》对他的第三次南行均有反映。《光明》在同一版上还有一短文《深入生活无止境》。

作为一名77岁高龄的著名作家,一本初衷,永不停顿地走向生活,走向创作,积极去熟悉和表现人民的进取和变化,在当前、在永远,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不知《文艺报》在作家专访一栏中,是否可发一篇专访艾芜第三次南行?如可能有此选题,你们对此文有什么要求?请在便中赐函简告。

我随艾芜南行,向生活、向作家学得不少东西,这些收获,已写了三篇散文在《边疆文艺》连载。最近读了《文艺报》发表的访问巴金的文章,遂产生了要一访艾芜的打算。

我社(按指云南人民出版社)计划从组织出版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中长篇入手,在现在和将来可以在全国各地出版社中,能拿出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极有特色的一套丛书。请给予关心,并请在各种时候著文予以介绍和研究。估计此一计划要在今年年底付诸实施,我们正拟向全国写兄弟民族生活的作家组稿。

《新时期文学探索》一书因有关同志对作品有抽有增,故只好由5月出书改为6月。

敬礼

冯永祺 1981年5月20日

此前,《文艺报》曾发表过高进贤写的骆宾基访问记、陈丹晨写的巴金访问记,现在收到了冯永祺的艾芜访问记,正好弥补我们报道老作家创作生活方面的不足。于是这篇专访发表在《文艺报》第16期上,文笔细腻、文风优雅,以随行者的方式,报道了年近80岁的艾芜历时50天、行程6000公里的滇南之行。同期还发表了艾芜本人写的《南行杂记》一文。距1925年的那次南行50多年之后的第三次南行,给艾芜注入了新的“精神的刺激,兴奋,昂扬,引起创作的冲动”。他说:“作家的心胸,有如广阔的天地,要包括万事万物和各方面的人,并让时代的暴风雨,冲击来,冲击去,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欢呼,有哀鸣,有怒吼,有低唱。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狭小的笼中,和时代的生活隔绝。我们今天还是要呼喊:‘热爱生活,到生活中去!’”

作为作家的艾芜,一生都在行走中,仅到云南各地的“南行”就有三次,“南行”使他走出了“狭小的笼子”,到广阔的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可以说,没有行走,就没有他的那些“南行记”系列小说名著。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艾芜的文艺观、生活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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