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清净,读帖才不会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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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收藏,理应是主观能动的,藏家必须在自己与藏品之间搭起良性互动的桥梁。没有桥梁,失去互动,藏品是藏品,藏家是藏家,这般为收藏而收藏之举,充其量不过是为保值增值而已。而一旦抽离了收藏的文化属性,干巴巴的收藏就会变得面目可憎,以至让人兴味索然。

现代印刷术之发达,作为资深读帖人,我是有极深感受的。常见碑帖如今是印得几可乱真了,连秘藏于深院高阁的杰作佳构,现在也买得到精美的印刷品了,更何况还有高仿的,还有放大的。拥有《宝晋斋法帖》《四欧宝笈》之类高仿品,消暑不仅成为事实,而且成为莫大的享受。王羲之、欧阳询是米芾、吴湖帆的先贤,米、吴又是我们的先贤。米、吴在先贤法帖题跋中流露出的读帖心情,足以醇化我辈的读帖心境。宋时大诗人、大书家黄庭坚写道:“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在黄庭坚们的心里,诗即是书,书即是诗,诗中沧桑在书,书中沧桑在诗,诗书是高度融合的,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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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一件文物或者古董,对收藏者而言,千万莫要一收了之,不明就里而将其“打入冷宫”。我们既然花了钱,就要把它搞明白,这既是体现对一件藏品的应有尊重,也是玩收藏的不二法门。否则,就是花了冤枉钱,做了冤大头。因为只有把每一件藏品都搞懂了,也才能积累经验教训。有位藏家到江西景德镇出差,逛夜市淘到了几块老瓷片,其中有一个形似小罐子的圆形盖,内有一圈蓝色的字:京都前门内棋盘街路东。自然,他并没有为藏而藏,而是查资料以探究竟。原来,“京都”即北京,“棋盘街”是天安门金水桥以南,前门箭楼以北的一片区域。历史上,这片小广场被称为“天街”,因其方方正正,道路横直交错,状如棋盘,百姓俗称“棋盘街”。明朝时,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之所,史籍有“棋盘天街百货云集”的记载。为此,藏家推测,这瓷片应该是“棋盘街”某家商铺之物。沿着这条线索,他把重点放在“路东”,继续追查下去,发现棋盘街路东曾有过一家“桂林轩”的商铺,主营胰皂、胭脂、香粉之类,而此类东西又正好用得上小瓶小罐。更兼《朝市丛载》中把“桂林轩”列为“胰皂”类,并写明店址在前门内棋盘街路东。将地址烧印在了商品罐子上,目的是请顾客“认明坐落,记准牌名”。再翻阅其他资料,可知“桂林轩”至晚在道光时期就已经颇有名气的了。道光朝进士方浚颐的《春明杂忆》有一首为“月华裙子样新翻,缟素娟娟绣痕掩。金粉六朝无此艳,棋盘街侧桂林轩。”于是,藏家认为自己手中的这块老瓷片,或许就是当年某位景德镇居民使用“桂林轩”所遗,而更大的可能则是,当年“桂林轩”就是在景德镇烧制的,因为某种原因,这个盖无缘和它的同伴一起赴京城。藏家做如此跟踪考究,也算是这一老瓷片之幸了。自然,其中一番“文而化之”的考证,更令其对收藏融进了一份特别的领悟。

幼时及以后的阅历,无时不刻地提醒着我:世上并无所谓孤立的书法家,所谓书法家,原是学问家的影子。书法为思想的表达而生而存。书法家不能与学问家分割,就像影子无法与形体剥离的道理是相同的。称不是学问家者为书法家,实在是误把写字匠错当书法家了。今天,毛笔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表达工具,我们与毛笔日益疏离。真书法家必须在学问之外精研一门完全陌生的技艺,难度因而更高,更令人景仰了。毛笔有时会蜕变成表演工具,甚至异化为摇钱赌具,这种情况是有的,对策,不妨扭转头或闭上眼——眼不见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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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看到一则启功先生收藏的故事:启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师,难能可贵的是,启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收藏。1997年12月15日,启功去京广大厦参观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一件是画家吴镜汀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他仔细观赏后说:“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下这两个手卷。

半世摩挲半世看,也为诗书鬓成丝。

这里就提出一个多年来缠夹不清的问题:人品和书品的关系。一种很有势力的意见以为,字品即人品,字的风格是人格的体现。为人刚毅正直,其书乃能挺拔有力。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颜真卿。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未免简单化。

收藏,固然是要“收”之“藏”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藏品可以束之高阁。真正的收藏,除了欣赏和研究,有时还要在精心保护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它、使用它,令它“活”在当下,为当下的人们服务。比如启功先生买了旧拓《玄秘塔牌》后,不仅对原帖有缺失的字,找了《唐文粹》给补上了,而且还经常临写,且至少临了十一本。另有一位藏家虽未能收藏到书法大家的真品,但却收藏到了高仿品,也同样是喜不自禁。尤其是收藏到《宝晋斋法帖》《四欧宝笈》之类的高仿品以后,他更多是把功夫花在了读帖上。在他看来,读帖即是以心临帖,循情游走,而非机械地生搬硬套。久而久之,读帖不啻令其书法“形近而神似”,且更是因了他从中悟彻了大家们的书法创作规律,因而让其书法渐渐“脱胎换骨”而臻于开创“自家面目”的境界。不仅如此,持之以恒的读帖,还令其拥有了宋时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一样的心境——“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断崖苍鲜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是啊,他与黄庭坚们一样,分明觉得“诗即是书,书即是诗,诗中沧桑在书,书中沧桑在诗,诗书是高度融合的,是不可分割的”。如此“活学活用”收藏,可谓收藏有道。事实上,只有“消费”藏品,才是珍惜藏品;因为只有让藏品“活着”,藏家才会觉得自己的收藏不是徒劳的僵硬的,而是生动的极富意义的。

中国人对书法的亲近感来自于血脉。远的大的不提,取近取小,说说我的祖父吧。我祖父从日本留学归来,进了商务印书馆,是商务印书馆草创时期的元老。可叹他英年早逝,遗留给我的手泽,唯有他参与编纂的1904年版《辞源》上的签名了,洒脱清健。我父亲也有一手俊逸的好字。他曾给他很满意的一张青年时期照片书写过《自题肖像》。装照片与题词的大镜框一直悬挂在家中墙上,直到后来被抄走。一根毛笔划成的暗线,深深浅浅,蛰伏在我的家族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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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说及收藏,为数不少的人都囿于为收藏而收藏的窠臼。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为了追求藏品的快速升值,甚至是为了炫耀、显摆。虽说这种收藏行为,只要是合法的,你也无可指责。但无论如何,尤其是从收藏的本源意义上说,以一个真正的收藏家的要求来衡量,这是很肤浅的。说到底,这样的收藏即便拥有快乐,那也是昙花一现的,一旦碰逢贬值的状况,则更会哀伤连连、情不自已。

假如看官您见到有人颇有功架地大笔挥挥,写出的“丞相祠堂何处寻”与“黄四娘家花满蹊”,竟然是相同的横竖撇捺,一样的轻重缓急,您能不掉头急速逃开?您还能悲壮地坚守阵地半分钟吗?

《张黑女》的字我很喜欢,但是没有临过,倒是借得过一本,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张黑女》北书而有南意,我以为是从魏碑到二王之间的过渡。这种字体很难把握,五十年来,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书家写《张黑女》而能得其仿佛的。

有的藏家之所以对某一件藏品发生浓厚兴趣,以至勃发志在必得的决心,并非因为这件藏品拥有多少升值空间,而是因为自己与这件藏品曾经有过或参与或见证等多种感情交集,今日邂逅,生就无限的爱怜之情、爱惜之意、珍藏之心。启功先生收藏的上述其中一个山水长卷,正是他青年时期的绘画导师吴镜汀的《江山胜览图》。当年见到此图时,启功先生自是喜出望外。就如他自己所言:“1932年我跟吴老师学画时,亲眼看见他作这幅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但这幅画完成装裱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所以今天能再见到它真是奇缘,倍感亲切。”与其说,启功先生是在收藏一幅画,倒不如说,是启功先生在见证一段师生之间的难忘情缘,或者说,是启功先生想借此来表达对于老师的一泓怀念之情、挚爱之谊。

现代人好用敬语,凡捏毛笔的人都可以敬称为书法家。每当有人称赞我的字时,我会条件反射,即刻摇手答:“不敢当”!有先辈的字照耀在前,我除了自惭形秽之外,还能怎样?更不要说,远方,耸立着巍巍法帖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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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真正的藏家,去收获伴随收藏过程而生发的诸多快乐,则必须向启功先生学习。启功先生曾言“我买艺术品不是为了收藏”,在笔者看来,这是他的谦逊之词,我们应当全面而辩证地加以看待。不是吗?启功先生掏袋买艺术品之举本身就是收藏行为,或者说,就是为了收藏,只不过启功先生的收藏就是在强调这样一个命题:莫为收藏而收藏。而真要做到莫为收藏而收藏,要旨在于“藏而忆”“藏而研”“藏而用”。诚能此,则始臻收藏化境矣。

帖往往是妙文。即便寥寥数行的留言条,如《鸭头丸帖》,其墨迹也不离为情造文。读帖,即是以心临帖,是循情游走。假如在下读或临无人不知的《兰亭序》,只是机械地,任由导盲犬牵引着一般,向左,向右,直行,斜行……既不能“若合一契”,又漠然于“悲夫”“痛哉”,您能认为我手我心摸得到兰亭门径吗?又假如在下读或临谁人不晓的怀素《自叙帖》,一颗心一管笔只晓得扭来扭去,活像广场上大妈跳“小苹果”,您能认为我会懂得“寒猿饮水撼枯藤”之境吗?您能认为我晓得“徒增愧畏耳”吗?

但是,二王书如清炖鸡汤,宋人书如棒棒鸡。清炖鸡汤是真味,但是吃惯了麻辣的川味,便觉得什么菜都不过瘾。一个人多“读”宋人字,便会终身摆脱不开,明知趣味不高,也没有办法。话又说回来,现在书家中标榜写二王的,有几个能不越雷池一步的?即便是沈尹默,他的字也明显地看出有米字的影响。

幼时,我是极少参与小伙伴们的弄堂游戏的。我自有我的乐园——家藏的书画与书籍便是我的乐园。当然,当初绝大部分是我不能懂的,但这又有什么要紧?试想,当您进入大森林,您未必能知晓眼前草木的学名、其生物学意义与经济、药用价值吧,然而,仅仅置身于那环境那气氛,不就足以让躺在厚厚的落叶上的您心旷神怡了吗?我倘徉在乐园里,东翻翻,西看看,流连忘返,无有倦时。

说得是有道理的,接连写几张字,第一张大都不好,矜持拘谨。大概第三四张较好,因为笔放开了。写得太多了,也不好,容易“野”。写一上午字,有一张满意的,就很不错了。有时一张都不好,也很别扭。那就收起笔砚,出去遛个弯儿去。写字本是遣兴,何必自寻烦恼。

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使我与它们本来就不隔,渐渐便熟悉起来。作品与作者的名字,一个个终于变得像同桌的学友一样。1966年,它们或葬身火海,或不知去向。噫,它们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我同呼吸共存亡了——它们成了我的“看不见的收藏”,就像德国版画之与茨威格小说中那位退休林务官一样。

一个暑假,我从祖父读《论语》
,每天上午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 ,小字写《闲邪公家传》
,都是祖父给我选定的。祖父认为我写字用功,奖给了我一块猪肝紫的端砚和十几本旧拓的字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褚河南的《圣教序》。

窗外热浪滚滚,暑气如蒸。且消停,读我的帖,乘大树之清凉。

《三希堂法帖》收宋以后的字很多。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一向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以为中国的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一种以为宋人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为二王所囿,用笔洒脱,显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有人一辈子写晋人书体,及读宋人帖,方悟用笔。我觉两种意见都有道理。

如今,喜欢写字的人多起来,写得似乎有模有样的人也多起来。喜欢写字离书之法道尚差得很远。这个道理,我是花费了几十年时间才敢说:我懂了。

这些字帖是一个败落的世家夏家卖出来的。夏家藏帖很多,我的祖父几乎全部买了下来。

于我而言,读部好帖如同喝一杯好咖啡、品一盏好茶一样,或者说,如同听场音乐会、看部音乐剧一样,都是惬意的休憩。

写字,除了临帖,还需“读帖”。

“宋四家”指苏、黄、米、蔡。“蔡”本指蔡京,但因蔡京人品不好,遂以蔡襄当之。早就有人提出这个排列次序不公平。就书法成就说,应是蔡、米、苏、黄。我同意。我认为宋人书法,当以蔡京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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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以为读帖当读真迹,石刻总是形似,失去原书精神,看不出笔意,固也。试读《三希堂法帖?快雪时晴》,再到故宫看看原件,两者比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看真迹,可以看出纸、墨、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运墨”,“纸墨相得”是从拓本上感觉不出来的。但是真迹难得看到,像《快雪时晴》、《奉橘帖》那样的稀世国宝,故宫平常也不拿出来展览。隔着一层玻璃,也不便揣摩谛视。

再其次,便只好看看石刻拓本了。不过最好要旧拓。从前旧拓字帖并不很贵,逛琉璃厂,挟两本旧帖回来,不是难事。现在可不得了了!前十年,我到一家专卖碑帖的铺子里,见有一部《津化阁帖》,我请售货员拿下来看看,售货员站着不动,只说了个价钱。他的意思我明白:你买得起吗?我只好向他道歉:“那就不麻烦你了!”

这三部帖,给我的字打了底子,尤其是《张猛龙》。到现在,从我的字里还可以看出它的影响,结体和用笔。

有些书法家,人品不能算好,但你不能说他的字写得不好,如蔡京,如赵子昂,如董其昌,这该怎么解释?历来就有人贬低他们的书法成就。看来,用道德标准、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是古已有之的。看来,中国的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心理学,得用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重新开始研究。简单从事,是有害的。

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丛帖是北京日报出版社影印的《三希堂法帖》。乾隆本的《三希堂法帖》是浓墨乌金拓。我是不喜欢乌金拓的,太黑,且发亮。北京日报出版社用重磅铜版纸印,更显得油墨堆浮纸面,很“暴”。而且分装四大厚册,很重,展玩极其不便。不过能有一套《三希堂法帖》已属幸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汪曾祺

临帖是很舒服的,可以使人得到平静。

求其次,则可看看珂罗版影印的原迹。多细的珂罗版也是有网纹的,印出来的字多浅淡发灰,不如原书的沉着入纸。但是,毕竟慰情聊胜无,比石刻拓本要强得多。读影印的《祭侄文》,才知道颜真卿的字是从二王来的,流畅潇洒,并不都像《麻姑仙坛》那样见棱见角的“方笔”;看《兴福寺碑》
,觉赵子昂的用笔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应酬尺牍那样柔媚。

一个暑假,从一个姓韦的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一个暑假读《古文观止》、唐诗,写《张猛龙》。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认为得写写魏碑,才能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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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字的好处是放得开,《与节夫书帖》、《与宫使书帖》可以为证。写字放得开并不容易。书家往往于酒后写字,就是因为酒后精神松弛,没有负担,较易放得开。相传王莲之的《兰亭序》是醉后所写。苏东坡说要“酒气拂拂从指间出”,才能写好字,东坡《答钱穆父诗》书后自题是“醉书”。万金跋此帖后云:
“右军兰亭,醉时书也。东坡答钱穆父诗,其后亦题曰醉书。较之常所见帖大相远矣。岂醉者神全,故挥洒纵横,不用意于布置,而得天成之妙欤?不然则兰亭之传何其独盛也如此。”

北京日报出版社《三希堂法帖与书法家小传》
,称蔡京“字势豪健,痛快沉着,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比其从兄蔡襄书法,飘逸过之,一时各书家,无出其左右者”
“……但因人品差,书名不为世人所重。”我以为这评价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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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总得从临帖开始。我比较认真地临过一个时期的帖,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暑假。我们那里,那样大的孩子“过暑假”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读古文和写字。

初中以后,我就很少有整桩的时间临帖了。读高中时,偶尔临一两张,一曝十寒。二十岁以后,读了大学,极少临帖。曾在昆明一家茶叶店看到一副对联:“静对古碑临黑女,闲吟绝句比红儿”。这副对联的作者真是个会享福的人。

我写《张猛龙》,用的是一种稻草做的纸一一不是解大便用的草纸,很大,有半张报纸那样大,质地较草纸紧密,但是表面相当粗。这种纸市面上看不到卖,不知道父亲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用这种粗纸写魏碑是很合适的,运笔需格外用力。其实不管写什么体的字,都不宜用过于平滑的纸。古人写字多用麻纸,是不平滑的。像澄心堂纸那样细腻的,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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