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最大功臣是谁?明治维新为什么能成功?

150年前的明治维新和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经常被拿来比较:为什么前者成功了,而后者却失败了呢?

1868年日本正式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也正是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加速现代化,政府进行改革、大力发展教育最后跻身强国之列。中国也进行了将近30年的洋务运动,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那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到底是谁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在明治维新中的关键人物。日本展开明治维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反对和德川幕府的阻挠,只是最后下克上的方式逼得上层只能妥协。

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解释。不过,是否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明治维新的误解早已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埋下伏笔了呢?康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源于明治维新,却对明治维新的真正动因缺乏了解。那么,三十年后,在完全相异的主客观条件下,他们在模仿明治维新变法时所遭遇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比清朝更为封闭和落后,德川幕府的彻底闭关锁国让当时的日本人极为愚昧,甚至连清朝要去通商都极为困难;但是欧美国家的大炮惊醒了日本人,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实在是资源匮乏、领土狭小、人民瘦弱不堪,所以当时的欧美国家,连殖民的兴趣都没有。

为验证这一观点,让我们先读梁启超的一首诗《去国行》,看看他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其次,分析梁的认识中存在哪些误区。再次,探讨被梁誉为“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的思想、行动和影响。最后讨论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为何会出现偏差。

后来发现日本的金银极为廉价,通过价格杠杆,欧美国家用廉价的商品轻松就赚取了极多的金银;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愚昧的,总会有一些有志之士觉醒,通过不断的努力,他们等来了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天皇之一——明治天皇,最终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走上了变强的道路。

《去国行》的诞生及内容

现在盘点在日本走上变法路上的八大功臣:

1896年,大清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赔偿白银两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一时间,舆论哗然,士林震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公车上书,呼吁效法日本,变法图强。

TOP、8 德川庆喜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政诏书,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戊戌变法”启动。9月21日,慈禧软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党人,变法宣告失败。同日,梁逃入日本驻北京使馆,数日后化妆出城,逃往天津,旋即乘日舰,流亡日本。关于当时的心境,亡命途中所作《去国行》有云:

德川庆喜是日本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但德川庆喜并不同于其他盲目“闭关锁国”的将军。德川庆喜任将军后,在法国公使罗什的建议和援助下,吸取欧式制度进行幕政改革,设想建立一个以德川氏为中心的统一权力结构。1866年底,一直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毙,更使德川庆喜维护幕府政权合法性的美梦幻灭。1867年6月,土佐藩主张幕府大政奉还,并发动倒幕运动,德川幕府战事失利,但是在拥有近四分之一的德川庆喜,却选择了还政于天皇;如果德川庆喜负隅顽抗的话,日本“明治维新”至少要晚很多年,说不定还会中途夭折。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

TOP、7 木户孝允

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

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
;长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荫为兄,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西方军事学。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TOP、6 西乡隆盛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西乡隆盛出生于萨摩藩;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后被流放,直到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的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后积极投身倒幕运动。

梁感叹道,国难当头,儒生们庸碌无能,只知随风附和。光绪帝和维新志士励精图治,怎奈妖后、奸佞当道,无力回天。君友蒙难,自己逃出生天,忍痛舍弃故国,东渡日本求援。

1868年,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受封最厚。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他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

TOP、5 吉田松阴

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

吉田松阴出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日本开国之后,他无限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后得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后,进而号召武力讨伐幕府,并制定刺杀幕府老中的计划。

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他寄希望于藩吏、公卿组织武装行动,终归失败,再次入狱。在狱中提出“草莽崛起论”,转而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和下级武士,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武力推翻幕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著作有《讲孟余话》、《幽囚录》、《留魂录》。

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TOP、4 坂本龙马

日本古称君子国,与中国“同文同种”。从地缘上来讲,两国面临沙俄这个共同敌人,唇亡齿寒,巢覆无完卵(可惜,他不知道李中堂两年前签了《中俄密约》)。梁决意效仿申包胥哭秦庭以纾国难,“大邦”日本一定会出手相助。

坂本龙马曾在千叶周作门下学学习“北辰一刀流”剑术,同时学习炮术。此时美国的马休·佩里到日本要求开国,史称“黑船来航”。受事的刺激,与水户攘夷论者交往。立志于振兴海军和海外贸易,与近藤长次郎等结交。1858年在土佐学习洋式炮术。1862年因反对土佐藩的政策而脱藩。同年谋刺从美国学习海军军事归国的幕府开明派重臣胜海舟,被胜海舟的见解所倾倒。

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

后经过胜海舟介绍,结识西乡隆盛,于1863年在长崎龟山创建“龟山社中”。1864年随同胜海舟调停美、英、荷、法四国炮轰长州藩下关事件。第二次征伐长州时更为活跃,曾指挥长州藩的海军。
脱藩之罪被赦免后回土佐藩,改组“社中”,成立附属于藩的海援队,自任队长。

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

在此期间坂本龙马又提出“船中八策”,设想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政权体制。经过他的努力
,通过后藤象二郎说服藩主山内丰信
,促其劝告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德川庆喜根据船中八策下达“大政奉还”指令,明治维新开始。后来坂本龙马在京都与同藩倒幕派人士、陆援队队长中冈慎太郎商谈时,在京都酱油商近江屋遇刺身亡。

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

TOP、3 伊藤博文

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

伊藤博文出身德川幕府末期长州藩士。1853年,伊藤博文寄宿于寺院,后入松下村塾,受教于改革派下级武士的领导人吉田松阴门下,深受吉田器重。1862年,伊藤与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十几名志士,潜入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周围,沉醉于攘夷的狂热之中。

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

明治维新之后,伊藤博文曾经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并于1907年迫使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将大韩帝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

纵观伊藤博文一生,其东亚政策的核心放在朝鲜上。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哈尔滨受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刺杀而身亡,终年68岁,死后日本政府为其举行国葬。伊藤博文的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使日本人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因为被认为是明治宪法之父。

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TOP、2 大久保利通

梁继而慨然怀古:当今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幕府将军窃取大权,把持朝政,操纵天皇,作威作福。皇室受制于人,暗昧无知,形同附庸。唯萨摩、长州等藩志士,践锋刃、赴汤火,毅然倒幕。天下志士云集而响应,连战连捷,终于改天换日。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几凌驾于欧美。世人只知歌之乐之,却不知此乃百千志士的头颅换来。

大久保利通生于日本萨摩藩,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他最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但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大久保虽然死去,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伊藤博文等人继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终使日本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束缚日本多年的不平等条约也于1911年全部废除。

吁嗟乎!

TOP、1 岛津齐彬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岛津齐彬是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氏第二十八代当主,同时也是幕末四贤侯之一,1851年继位,他运用从外国学来的知识,采用西式练兵方法,生产新式武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船坞,下水了轮船,成立了法国式的骑兵,开创了海军,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

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

其热衷西洋科学,放眼世界,是带领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大批后来在日本发动明治维新的俊才,可以说,明治维新时期一大半的人才,都是岛津家族培养出来的,而且如果没有岛津家提供保护,很多日本改革的前驱早就被德川幕府给杀了,说岛津齐彬是日本“明治维新”第一功臣毫不为过。

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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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志士的年龄多在30岁前后。有感于此,时年26岁的梁决意效仿他们,建功立业。梁的榜样首先是僧人月照和志士西乡隆盛。安政大狱时,月照和西乡在幕府的追捕中走投无路,投水自杀。月照死,西乡获救。西乡隐姓埋名,积蓄力量多年,后主导“萨长同盟”推翻幕府。如果做不成月照或西乡这样的行动家,那就做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阴)这样的思想家,著书立说,培养弟子,相机再起,卷土重来。梁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未料到自己一走就是14年。等他返回天津时,大清没来得及“维新”就一命呜呼了。

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认识误区

梁任公的诗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笔锋常带情感,极具鼓动性。《去国行》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和澎湃的内心告白。诗中对明治维新的描述极具时代特色,与其说它反映了史实,不如说反映了梁对明治维新的想象和对未来中国的期许。这一倾向,在他抵日后写给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梁在信中说,中国局势与明治维新前夜的情形极为类似:光绪帝即天皇,慈禧太后即幕府将军;满族旗人即幕府官吏;保守派即“公武合体论者”,变法人士即“尊王讨幕论者”。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公武合体论”都不可能成功。不过,相较于日本,中国的维新事业更加困难,原因有三。
(1)皇室与幕府有君臣之分,而慈禧与光绪却有母子之名。
(2)天皇在京都,将军在江户,两无干涉,而光绪与慈禧同城而居,事事掣肘。
(3)
“萨(摩)长(州)土佐”诸藩坐拥兵权,而“敝邦之长门(即长州)”的“湖南”却在“政变数日……一切权柄悉归守旧之徒,无不可用矣”。(《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

乍看之下,梁的这种比附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充满了先入为主的理解和似是而非的判断。

首先,皇室与幕府本无君臣之分。梁的这种认识或受到了“大政委任论”的影响。所谓“大政委任论”,是指将军受天皇委任统治国家的理论。事实上,这只是德川后期某些神道学者和尊王论者的发明。

德川家的天下是家康公和手下的武士打下来的。将军的霸权基于德川武士团的强大兵力和雄厚经济实力。江户时代,将军直辖400万石的领地(如加上旗本和亲藩的领地,则高达1000万石,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和“旗本八万骑”的武士团。而天皇无权无势,不能将国家授予谁。恰恰相反,天皇在德川时代备受优待,完全依仗将军的援助。

其次,梁认为将军和天皇两无相涉,但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不可能独立于将军存在。德川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严格限制天皇(禁中)和公卿贵族(公家)的活动。天皇仅负责祭祀、颁历、改元和叙位任官等,其作用形同橡皮图章。未经幕府的允许,天皇无权颁发荣誉称号,甚至无法赠予生父尊号(如1627年“紫衣事件”和1791年的“尊号事件”)。

不过,因为天皇拥有古老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德川中后期,幕府将“尊皇”与“敬幕”联系起来,以加强己方的权威。“敬幕”就是“尊皇”,“尊皇”就要“敬幕”。国学和神道研究随之兴盛。在对外危机严重的德川后期,天皇开始被塑造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开始相信“大政委任论”。明治维新前夕,幕府也开始利用这一理论,以图重建权威。只不过他们主导的“大政奉还”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政权的瓦解。

第三,梁认为在“倒幕”运动中志士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就整个幕末政治变革来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大名”(拥有10万石以上领地的大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生父)、萨摩藩主岛津齐彬、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和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这四人后来被称为“幕末四贤侯”)等“大大名”虽然拥有雄厚的实力和高贵的门第,对国家事务却无发言权。他们因此对幕政不满,力主改革。

“大大名”主张通过“公武合体”克服内外困境。所谓“公武合体”,是指将军(武)放弃独裁,与地方大名(武)以及京都朝廷(公)联合起来,重组国家政权。至明治维新前夕,“公武合体论”一直是幕末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就连孝明天皇(明治天皇之父,1846-1867年在位)也赞同这种观点,而反对“尊王讨幕”。正因如此,孝明天皇招致讨幕派公卿和“尊王”志士的不满。他在35岁壮年突然去世时,也就产生了天皇遭倒幕派毒杀的传言。不过,幕府在内乱和外压之下一再错失良机,“公武合体论”的重镇萨摩藩1867年转向“倒幕”。次年,倒幕派发动政变,控制天皇(夺玉),宣布废除幕府。戊辰战争爆发。萨长联军以少胜多,击败幕府军。德川政府倒台,明治政府成立。

吉田松阴与“尊王攘夷”

《去国行》在梁抵达东京10天后,刊登在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上。在此前后,梁还给伊藤博文写了信,请求他救助光绪帝和维新志士。梁相信,诱之以利(联中抗俄),动之以情(同洲同文同种),晓之以理(尊王维新)足可以打动日本朝野,并唤起他们对中国维新大业的共鸣和热情。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不但未出手相助,反而在清政府的抗议下下了逐客令。日本舆论也批评康梁的主张“急激”、“不切实际”,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对此,梁曾致信品川弥二郎,以吉田松阴为例对此种观点进行反驳。品川出身长州,曾受教于松阴,维新后因功被授予子爵。梁在信中说,松阴先生讲过,“观望持重,
今正义人比比皆然, 是为最大下策, 何如轻快直率, 打破局面,
然后徐占地布石之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 一见血丹赤喷出,
然后事可为也。”梁赞同松阴提出的“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的变革方略,认为在“数千年之疲软浇薄”的中国,“非用雷霆万钧之力,
不能打破局面”。信末更附上一笔,“启超因景仰松阴、东行(高杉晋作,号东行)两先生,今更名吉田晋。”这就是梁日本化名的由来。(《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一册,第312页)。

梁推崇吉田松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梁认为松阴乃是日本维新之首功。这是因为,“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倾幕府,成维新,长门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阴之门人也。”(《自由书・成败》)。也就是说,长州藩志士主导了明治维新,而他们多是松阴的门生。松阴虽然被幕府处死,但他的思想被门生继承,并成为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日本维新之业,
其原因固多端, 而推本其原动力,
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松阴文钞》)。

第二,松阴的“尊王攘夷论”深深地吸引着梁。松阴呼吁申张“君臣大义”,尊崇天皇,建立“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国家体制,抵抗外夷,捍卫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讨灭”屈服“外夷”的幕府。这些内容与梁的主张一拍即合。当时的梁盼望“圣主”光绪帝复位,主持维新大业,以救亡图存。

第三,松阴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也感染着梁。松阴是敏锐、大胆、热烈的思想家,也是真挚、疯狂而奇异的行动派。他认为,思虑过甚会畏手畏脚,只有依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狂愚精神”才能打破窠臼,开辟出路。这种“急风骤雨”般的人格特质将一大批青年人吸引到他身旁,最终又与他们中的大半绝了交。安政大狱时,孤愤的松阴选择为理念和道路殉死。幕府根本没怀疑到他,他却主动坦白意图暗杀老中,在京都举行暴动,联络皇室敦促长州藩倒幕等计划。三个月后,松阴被处死,终年三十岁。

松阴是炸弹般的人物。他对幕府发动的“自杀性”攻击,激发了长州藩的志士们,所谓“一夫敢射百决拾”也。以松阴之死为契机,他的朋友木户孝允,门生高杉晋作、久坂玄瑞、伊藤博文等投身到“尊王攘夷”运动中,最终推翻了幕府。那么,如果松阴真是“新日本之创造者”的话,他的“尊王攘夷”构想在维新后得以实现了吗?

150年前的3月14日,15岁的睦仁发表《五条御誓文》。
半年后,改元“明治”,睦仁即为明治天皇。当年投身“尊王攘夷”运动的志士们成了维新元勋。既然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他们要将“尊王攘夷”付诸实践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明治政府并未真正“尊王”。维新元勋们把持着政权,明治天皇一直未能“亲政”。基于“万机决于公论”的原则,日本颁布了宪法,开设国会。在“天皇主权”的名义下,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松阴“一国一人,一君万民”的构想从未得到实现(只有二战时的日本,才接近于这一构想)。

“攘夷”更被抛诸脑后。明治政府不仅继承了幕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开国”政策。日本全面向“夷狄”学习,引进技术,兴办教育,开放舆论,启发民智,推行信教自由。

“尊王攘夷”仅是为扳倒幕府提出的口号。目标实现后,口号也就随之消失了。

梁的维新认识为何出现偏差?

梁是个出色的报人,虽然喜欢夸大其辞,但并非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蹩脚史学家。他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他的主观“移情”,另一方面则源于明治政府炮制的“萨长史观”。

萨摩和长州作为明治维新的最大赢家,几乎垄断了政军两界所有的高级官职,形成“藩阀”。乔治・奥威尔有句话讲得对: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藩阀”控制着明治政府,也就控制了明治维新的解释权。在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里,萨长是开明的、正义的,幕府是守旧的,反动的。萨长是“尊王”的、“攘夷”的,幕府则是弄权营私,卖国通敌的。萨长的志士们胸怀天下,见识卓越。幕臣们则抱残守缺,鼠目寸光。其实,幕府不见得守旧,萨长也不见得“尊王”。不过,当时的梁无法认识这一点。

梁对明治维新的认识存在种种偏差。但在最关键一点上,他却是对的:萨摩、长州、土佐诸藩拥有兵权,而中国各省的督抚实为中央之家丁,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公然反抗朝廷,还要等到两年后的“东南互保”之时。

明清中国以皇帝独裁、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德川日本则以将军集权、大名分权、封建割据和兵农分离为特征。德川政权建立在将军对大名的相对优势之上。尽管幕末志士主导的串联,说服,少数人之间的谈判,论争与秘密结盟,对对手的威胁,暗杀,和小规模的冲突此起彼伏,但只有拥有制衡将军力量的“大大名”决定改变时,才能打破局面。坂本龙马说过,“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莫如搬请二十四万石之大名(指土佐藩主),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龙马将土佐藩作为后盾,土佐藩则将其视为棋子。

政治是由人数的多寡决定的,历史也是如此。数百人不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只有当数以百万的力量参与进来时,才能推动时代的车轮。明治维新发生十年前,幕府和“大大名”之间围绕“攘夷”和“十四代将军候选人”问题爆发的一系列政争,标志了德川政体开始瓦解。

明治一代人以特定主客观条件,历经种种挫折和演变,终于粗具近代国家的规模。康梁等人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日两国文化与社会相似,依仗皇帝的支持,比着葫芦画瓢,一经变法必可使中国脱胎换骨。但是,因不具备明治维新的历史基础,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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