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史局汗青欣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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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记》由顾颉刚负责,负责具体工作的为贺次君。《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老师及55级学生集体点校。《后汉书》《三国志》分别由书局宋云彬、陈乃乾点校,这两位并非研究东汉、三国的专家,全凭旧学根底来做。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知道,必须调动国内第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而这些专家大多在高等院校历史系。他上报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协商借调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工作。

“国史”点校往事

1963年,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都借调了过来,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也加入进来。商调人员来齐之后,金灿然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哈哈!中华书局居然把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先生都调来了。”他踌躇满志,心想点校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了。

记者 沈杰群

王仲荦先生是在过了五十岁生日后到中华书局来的。当时的分工是:王仲荦负责《宋书》《南齐书》,
卢振华负责《梁书》,张维华负责《陈书》,《南史》由卢、张两位负责;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为王仲荦;北朝四史的总负责人为唐长孺,除了王永兴负责《魏书》,其余三史皆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当时是唐长孺的助手,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时为讲师。唐先生有意培养他,让他协助自己点校了《北齐书》和《周书》。

导读

点校二十四史非一般的古籍整理可相比,既要使用全套标点标线符号,还要校勘各种版本,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撰写校勘记。文字讹误、史文失实如何出校,改字尺度如何掌握,校勘记不像写论文,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这些都无前例可循,只能摸索进行。王唐两位先生,仿佛相约而行,都先从较小的史书着手,取得经验后再点校较大的史书。至1966年5月,已经点校完成《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五部史书,因文化大革命骤起,1966年5月所有借调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停止。为了记述方便,我把整理二十四史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然而,到二十世纪初,由于时代的大变局,以标点和句读为标志的阅读习惯,无异使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阻隔之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二十年间,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震古烁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推出,无疑在现代读者和“国史”之间搭建起了一座阅读的桥梁。

1967年春,上级又通知整理二十四史。“文革”进行了一年,原点校者近况不明,于是书局派人到各地了解情况和调人,我曾到济南,山东大学造反派不同意商调王仲荦、张维华,只调来卢振华一人。我回京后,见唐长孺、陈仲安已到,原点校者仅三人而已,其他点校人员都从北京各学校抽调。极“左”思潮横行,时时干扰工作,至同年秋季,便草草结束了,为时仅半年余,没有成绩,只有教训。这算是第二阶段。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

1971年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重新恢复业务,这是第三阶段,除整理二十四史外,增加了《清史稿》。中华书局亦由西郊迁至王府井大街原文联大楼,各方面条件已大不如前,屋宇狭小,原点校者只调请了王仲荦、唐长孺、陈仲安三人,其他整理人员由本市商调。在此期间,王仲荦先生点校了《宋书》,《南史》原定卢振华、张维华点校,张先生由于年纪关系没有参加,卢先生虽肢残卧床,仍然参加了,不过在家工作,王仲荦先生也参加了《南史》的点校和审定工作。北朝的《魏书》原是王永兴点校,并作了些准备工作,因原单位有事调回,这时改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已取得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独挑《北史》,由其一人完成。

我们的初衷是想勒石记碑:向广大读者展现“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这一伟大民族文化工程的艰辛与蓝缕、梦想与光荣。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既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暂,迭更频繁,有的史书虽然卷帙较少,但流传中散佚扞格,矛盾甚多,点校匪易,但在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共点校了九部史书,几近二十四史之半。整个二十四史点校中,不少老先生只参与了一部史书的点校,或与他人共同点校一部史书,像王仲荦、唐长孺一人负责几部史书的点校,是绝无仅有的。五六十岁正是他们著书立说的最佳时期,可是他们却把时光都贡献给了中华书局。

揭开尘封的往事,是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和中华书局工作人员,24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由启功先生珍藏,他给照片题名为《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并手书每个人的姓名:顾颉刚、赵守俨、白寿彝、杨伯峻……一一看过去,都是在学术界颇有分量的人物。

王仲荦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即患高血压症,七十年代又发现糖尿病,至1976年又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同仁医院,可谓耗尽心血。“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都是真实的记述。王、唐两位先生对二十四史点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华书局有人概括为“南王北唐”,表彰他们的功绩。王先生很谦虚,听到后表示不大妥当,说:“唐先生年岁学问都在我之上,应当叫‘北唐南王’。”但是“南王北唐”叫开了,也顺口,就很难更改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这个国度拥有了近四千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

这是谁概括的呢?我在“文革”中已听到此语,应当产生在六十年代,当时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在西北楼工作,书局职工在办公楼上班,两处有一定距离,彼此亦无接触,与他们往来并了解二十四史分工的只有三个人,即金灿然、赵守俨、宋云彬。到底出于何人之口,岁月悠悠,已难稽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记不忘他们的功绩。2007年王仲荦诞辰九十四周年、2011年唐长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华书局隆重出版了《王仲荦著作集》和《唐长孺文集》,既是对两位学者的怀念,亦使他们的学术思想久存人间,传世流芳。

联结“国史”与现代读史之人的关键桥梁,则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时间里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

这里我要略讲述王仲荦团队的“二华”,即张维华和卢振华二位先生。有关二十四史的回忆文章,很少言及他们,尤其是卢振华先生。他是在克服常人少见的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南史》的点校工作的。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和关怀,范文澜、吴晗与金灿然筹划,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并编辑出版,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先后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20世纪中国历史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是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进入21世纪,“国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华书局开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点校本的现代通行本地位。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山东寿光人。他出身农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了大学。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参加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论汉武帝》《中国长城建置考》《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等。

上世纪参与点校“国史”的老先生们,多数已故去。功在当代,沾溉千秋,后人尽享现代通行本的便捷。可是,老一辈学人付出心血的点滴过往,渐渐隐没于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试图挖掘尘封的“国史”点校往事。

卢振华(1911-1979),字南乔,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期间即在《师大月刊》上发表《李杜卒于水食辩》(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抗战间,在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1946年北上青岛,到山东大学任教,后随校迁居济南,任副教授,教授。卢先生长期研究《史记》,收集了不少史料,拟作《史记新注》,其间发表的论文大多与司马迁和《史记》有关。

在那张《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站在第二排第一位的,是个戴着眼镜、笑容斯文的青年。他名叫张忱石,当年30岁出头,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程开展以后,凡是老先生参与点校的史书,都会配有青年编辑为其发稿,遇事共商量。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张忱石,便是其一。彼时同在中华书局的,还有比他低两届的北大同专业师弟许逸民。

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说过,整理二十四史有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都参加者只有四个人,我只列唐长孺、陈仲安、赵守俨三人,于是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还有一人是谁?就是卢振华,因为第三阶段卢先生瘫痪卧床,无法赴京,在家中完成了点校《南史》的任务。

40余年后,两位先生年过七旬,仍为点校本的修订工程劳心劳力。在中华书局,我们访问了张忱石、许逸民,还有颇受那个时代、那群人影响的学者和编辑。“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之点校,缘何而起,又跋涉过怎样崎岖的长路?

卢振华先生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克服了不少困难。他的夫人神经有些疾病,1967年5月我们去济南商调卢先生时,正在房间里谈话,忽然从厨房里传来阵阵怪异的叫声,卢先生苦笑了一下,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意思是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1970年春济南雨雪,卢先生不慎摔倒,大腿骨折,虽然作了接骨手术,但那时缺乏康复训练机构,造成下肢瘫痪,既不能坐,又难翻身,只能半躺半坐靠在床头。

摸索整理方法的“前四史”

1971年夏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卢振华先生不忘初约,坚决要求参加《南史》的点校工作。为了少上厕所,他尽量少喝水,要用的书,叫人放在四周手够得到的地方。卢先生半躺在床头,克服重重困难,用三年时间与王先生合作,完成了《南史》的点校。

“怎么标点,怎么写校勘记,这些老先生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们也在摸索,也在学习。老先生们在大学里教书,学问都很好,标点不会出错,但校勘记不会写。”张忱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前四史”的点校工作开始时走了不少弯路。

王仲荦先生十分关心卢先生的健康,每次从济南回来,总要同赵守俨谈论卢先生的近况,都是不好的消息。1976年春,王先生说:“南乔身体是真的不行了,人已脱型,恐不久于人世了。”卢先生是1979年病逝的,他生前见到了《梁书》《南史》的出版,这大概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慰藉了。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后来他又写了《整理古书的提议》,说“这是千秋的事业”“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

王仲荦先生1913年生于浙江省余姚。余姚是王阳明、黄宗羲的故乡,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可谓人杰地灵之处。他的祖辈都是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掀起工业救国的浪潮,王先生的父亲仗着勤劳聪明,先后创办了六七家火柴厂,生产马头牌火柴,风靡一时。王先生幼年家庭富裕,受到了良好教育。他十八岁结婚,岳父余岫云在留日期间拜章太炎为师,后来又把王仲荦介绍给章太炎做学生,岳婿同出章门。王先生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解放前曾执教于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1947年由赵太侔延聘至青岛山东大学。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工作至1986年6月病逝,享年七十三岁,与孔子相同。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直属国务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在古籍小组制订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二十四史”点校本被纳入其中。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1958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还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

王先生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以写作起始时间大体如下:青年时即着手撰写《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五六十年代有《曹操》《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
1963年至1967年点校《南齐书》,1971年至1976年点校《宋书》及《南史》等;1977年至1986年则出版了《㟙华山馆文稿》《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金泥玉屑丛考》等。

1958年10月6日,吴晗以他和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会议情况,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王先生生活在外患内乱动荡不休的时代,研究与写作的条件并不好。在他二十多岁学问刚起步之时,遭受一连串的变故。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火柴厂倒闭破产。妻子余凤年患肺病亡故,两岁的女儿从床上垂落夭亡,父亲亦不久病逝。之后又遇日寇侵犯,王先生孤身辗转云南、四川等地,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敌机经常轰炸,图书资料匮乏,物价飞涨,独自眠餐,身患肺病,生活环境很不好,难以专心著书立说。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京,又遇上派系斗争被解聘,到山东大学任教。解放后,认识了郑宜秀同志,组建家庭,生活有人照顾,但政治运动不断,在“拔白旗”运动中,与童书业被列为批判对象。1963年借调北京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后耗去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受冲击,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6年逝世,能安心写作的时间不过八九年而已。为什么王仲荦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这么多成果?除了他天资聪颖、文史功底扎实外,还有三个因素。

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首先,遇上好老师,有了做学问的好题目。

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

王先生读大学时,喜欢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歌。学他们的诗,要多记典故。国文老师任菫叔是晚清画坛大师任伯年的长子,善诗能书,教导他选择一部同温李诗风相近、典故多而卷数少的《西昆酬唱集》加以笺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工具书很少,只有清人的《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这些书上没有记载的典故,就只好靠自己一部部书详细翻检,日久天长,不但解决了注释,也充实了自己。

许逸民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点校“二十四史”项目刚上马时,起初本准备出版两种版本,一种是给专家研究使用的集注本,一种是适合一般读者的普及本,后来集注本做起来困难较大,便集中力量做普及本。

《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出的题目。从三国到隋代,十个王朝,记载其历史的有十二部正史,记载其典章制度的志书,职官志、地理志尤为重要,被称为研治历史的钥匙,但是只有《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有以上两志,《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七部史书都没有志,于是自清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之撰著。职官方面有清人洪饴孙《三国志职官表》、周广业《季叔官爵考》。地理有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及《十六国疆域志》,他的儿子洪齮孙有《补梁疆域志》,近人臧励龢有《补陈疆志》。总的来说补职官志的较少,因为各王朝官制上陈陈延袭,变化不大。宇文氏企图用官制的改革,使北周王朝永远统治下去,但是《周书》却无职官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地理方面,十个王朝经后人补撰,所缺的只有北齐、北周了,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就是弥补正史上的空缺。我曾问过王先生,你的著作中最满意的是哪本书?他说:“还是北周的两部书,它能传后。”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原本是计划给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但是最后如期于1959年10月前出版的,仅有《史记》而已。“之后很快出了《三国志》,但做的太简单了,都是直接说结论‘据什么什么改’,也不说理由。那时候整理‘二十四史’的思路,‘前四史’还在摸索中,《史记》没有校勘记,《三国志》的校勘记太简单。”张忱石说,在整理工作由于“文革”被迫中断前,点校本“前四史”均已出版。

其次,具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

顾颉刚点校《史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并由傅东华整理加工《汉书》并撰写校勘记,宋云彬点校《后汉书》。

王先生学问起步之时惨遭变故,国破家亡,但他没有沉沦,没有弃学。抗战之时,仅带三部稿子,从上海到昆明、重庆,又到南京、青岛,再到济南、北京,只要一有空闲便沉下心来,整理旧著,不断充实史料,反复修订。当年撰写这些著作之时,王先生尚是二十出头一文学青年,等到出版之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翁。这种“良工不示人以璞”的治学精神,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赵守俨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中回忆,1959年~1960年,他们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点校各史的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定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第三,善于利用时间。

许逸民指出,1960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曾对点校本提出过两点明确的要求,一是在学术成果上要“超越前人”,二是经过重版修订使之“成为定本”。要求的提出,推动了点校工作方式的改变。

1963年在京整理二十四史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王先生血压骤然升高,医生建议多休息。书局领导亦很重视,劝王先生暂回济南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血压平复后再来北京。他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休息。”他到书局图书馆借来闲书,换换脑子。其中有新出的影印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他浏览一遍,写成《渤澥一勺》,后来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病养好了,成果也出来了。由此可见,王先生是很会利用时间的,效率也很高。他在书局白天整理《南齐书》等,晚间修订旧稿《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并在京完稿。

“翠微校史”和“文革”动荡

1976年“四人帮”粉碎,为学术著作的出版繁荣创造了条件。王仲荦先生把《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著作一并交中华书局出版,这在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绝无仅有,令人刮目。我冒举鼎绝膑之险,担任《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两书的责任编辑,几乎一字不遗地认真拜读了这两部稿子,见王先生对《北周六典》编有《事类索引》,而《北周地理志》却无地名索引,不便检索,我特为编了地名索引,他在前言中表示感谢。其实,却是我应当谢谢王仲荦先生,为什么呢?

完善了点校工作方法,新问题出现了:分散在外地院校的各史点校工作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赵守俨文中回忆,“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

一、
引领我进入史学之门。我在大学时,痴迷古代戏曲,毕业论文亦是与三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一起校注明传奇《浣纱记》,本想终身研究古代戏曲。“文革”一来,文化部被批判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代戏曲十部传奇九相思,大多以才子佳人为主。我想这下完了,今后干什么呢?整理二十四史,是从干校突然调回来仓促应付的,我对史学没有下过工夫,所以十分迷茫,不知搞文学还是历史,便向王先生请教。我刚把话讲完,王先生几乎不加思考立即回答:“搞历史。我原来也搞文学,在中央大学是中文系,后来到山东大学才搞历史。搞历史面宽,实在。”我听了王先生的教导,后来书局恢复原来的编辑室建置,我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古代史编辑室,一直干到退休。

由赵守俨提议,经金灿然和齐燕铭商量,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把外地承担各史点校工作的学者调到北京。这一诉求最终实现。1963年秋冬,武汉大学唐长孺、南开大学郑天挺、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山大学刘节等先生先后进京,集中入住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

二、启迪我治学的方法。1972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参与二十四史的编辑工作,环顾四周,这些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个个学富五车,专精一史或数史。书局的老编辑,杨伯峻擅长古代汉语,先秦典籍背诵如流,赵守俨娴熟编辑业务,精于唐史,可是我腹中空空,无所适从。我急于充实自己,几乎什么书都读,漫无边际,收效不大。但等我拜读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之后,顿时眼前一亮。我想,当年章太炎给王先生出此两题时,他尚是一介青年,学问起步未久,但是围绕这两个主题读书,陆续收集史料,不断补充完善,反复修订,得以成书。书编成了,王先生早已成魏晋南北朝史专家。这种有目标的学习方式是很有效果的,为什么不跟着学呢?

张忱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翠微路有两座红砖楼,西南楼和西北楼。老先生住在“有三个门洞”的西北楼,房间的陈设特别简单: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个脸盆架、一张大铁床和一张很矮的小沙发。

但是,找什么样的题目呢?我思考着、寻找着。八十年代我参与编撰《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所收典籍中有清人赵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留下深刻印象。唐尚书省有六部,左司辖吏、户、礼三部,右司辖兵、刑、工三部。各部设四司,正长官为郎中,副长官为员外郎,合称郎官。唐尚书省立有左右两司石柱,凡升任郎官,即石柱题名,荣耀至上。两石柱北宋时尚存,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有记录,但自元之后,右司石柱亡佚,仅存左司石柱。清人赵钺、劳格根据石柱题名,辑录有关该人史料,撰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成为查阅唐人生平事迹的重要工具书,甚至有人称其为“郎官词典”。但是这部“词典”并不全,右司郎官阙如。我想,唐人的《登科记》早就亡佚了,清人徐松补撰了《登科记考》,《周书》缺志,王仲荦先生撰著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我为什么不补作《唐尚书省右司郞考》呢?这不是很好的题目嘛!

“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看见老先生,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中华书局请了一位二级厨师,姓王,大高个子,为老先生们炒菜。一张八仙桌六七道菜,比较像样。像陈仲安先生会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

题目选定后,又向唐代文史界的前辈请教,他们都认为题目很好。于是我说干就干,学习王先生围绕题目阅读有关典籍的方式,不断收集史料,还发现不少左司郞官的史料,是清人未见的,亦一并抄录下来。我又想,既然要把有关唐代史料巡检一遍,为什么不一石二鸟,多做几个项目呢?唐王朝实行的是三省并重制,自然便想到了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唐尚书省右司郞官考》《唐尚书省郞官石柱题名考补考》已编撰完成,正在排印之中,《唐给事中考》《唐中书舍人考》亦已交稿。这些微小的成绩,要是没有王仲荦先生著作与治学精神的启迪,是不会有的。

张忱石记得,当时有位姓高的工作人员专门照顾老先生的生活,人很勤快,把老先生照顾得极好,打热水、洗澡、清理地面,深得大家的欣赏。“后来‘文革’时老先生都要走了,还一起凑钱给那位工作人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表示感谢。”

已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施和金先生是位历史地理学者,曾为中华书局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方舆胜览》等地理总志,他亦是受到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的启发,撰写了《北齐地理志》,弥补了《北齐书》的空缺。他在前言中多次感谢王先生,并写道:“王先生生前,我曾与之讨论过《北周地理志》中一些问题,他非常谦虚,从善如流,可惜王先生今已作古,不能当面向他请教了,但他在《北周地理志》中留下许多宝贵财富,为我今天所用,我真是要非常感谢他。”

“翠微校史”期间,各史点校整理工作顺畅运转。然而,1966年还是来临了。

王仲荦先生的著作与治学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受惠的后人应当是很多的。虽然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会永远感谢他。

1966年5月22日,傅乐焕在陶然亭自尽,给赵守俨造成极大的震动。赵守俨写道:“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可谁也没想到,在“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停摆一年后,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虽只是昙花一现。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且“可用旧人”。中华书局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原任点校的学者仅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书局,另一部分人则由于“问题严重”,未被同意出来。中华书局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老老少少”,分编成若干业务组。赵守俨在文章中形容,“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可惜这个“业务摊子”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

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曾在博士毕业后给唐长孺做过助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何德章感叹:“负责点校‘北朝四史’的唐长孺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他因为参加此项工作,得以在纷乱的时期,仍能继续认真地翻检史书,有幸避开了不少‘批斗大会’。这大概也是当时参加此项工作大多数学者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也有学者被迫离开工作,回原单位接受‘批斗’。因此,那个年代进行的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完成了中国古史基本典籍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也保留、延续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学术火种。”

70年代重启整理,功业始成

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王仲荦《十年》,作于1976年

张忱石和许逸民皆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张忱石是首届学生,许逸民是第3届。北大的古典文献专业,由翦伯赞定名,专为培养共和国古籍整理人才而设,由北大和中华书局共办,设在中文系,1959年开始招生。

许逸民笑着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即使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对口的“人才培养基地”,毕业想进中华书局工作亦非易事,大学的考试成绩也是一条考核标准。当初有两个女生毕业已分配进去了,结果过了一阵子被“无情”通知:“你们不是‘中华人’”——无奈大学学业不佳。

中华书局要挑选最优秀的年轻人,为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储备生力军。

张忱石本来被分配进中华书局的文学组,王仲荦知道后对他说:“我先前也是搞文学的,在中央大学教大一国文,属中文系,到山东大学才去历史系,搞历史实在,你也搞历史吧!”不久他开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必读书单,希望张忱石将之列入学习计划。后来中华书局重新分配编辑室人员,张忱石留在了古代史编辑室,“应该说是王先生引领我进入历史之门的”。

张忱石成为王仲荦身边的责任编辑,也因此见证了这位先生经历的点校苦旅,以及时代的变幻风云。

张忱石回忆,1963年到中华书局报到时,王仲荦刚过了50寿辰。整理工作期间,王仲荦血压骤高,医生建议休息,中华书局领导很重视,叫他回济南家中休息一段时间。王仲荦说:“回去舟车劳顿,还不如在书局里休息。”

“文革”开始,点校工作暂停,所有人员一律返回原单位。直至1971年下半年恢复工作,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整理工程。在这一阶段,“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原已开展工作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转由上海高校承担。

“当年7月,王先生再次来到中华书局,工作到1976年。王先生为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故先生诗有‘十年踏破六街尘’之吟。其诗又云‘史局汗青欣有日’,即指他负责点校的南朝五史已全部出版。”2013年,王仲荦百年诞辰,张忱石撰写了纪念文章《点校二十四史的功臣》,提及诸多与王仲荦共事的回忆。“王仲荦是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除点校《宋书》《南齐书》外,卢振华点校的《梁书》《南史》,张维华点校的《陈书》,都由王先生最后审定。”

王仲荦执掌“南朝五史”,“北朝四史”则由唐长孺负责。张忱石特别提到,这两位先生是中华书局的“南王北唐”。唐长孺点校《北齐书》《周书》《魏书》,陈仲安原是唐先生的高足,协助唐长孺点校了《北齐书》《周书》之后,自己完成了《北史》的整理。

何德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如是回忆唐长孺:“唐先生可以说是天纵史才,他本人没读过所谓硕士、博士,甚至本科阶段所学也非历史,但他有着少年即习得的深厚的国学功底,从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先生论著中探寻新时代史学处理史料的方法,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吸取营养,提出史学研究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仍能通过点校史籍、整理出土文书,基本未曾间断地从事学术研究,因而,在魏晋隋唐史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做出了远超同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至今也无人企及。今天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的人,不接受唐先生的影响,不读唐先生的论著,是不可想象的。”

何德章觉得,唐长孺主持的《魏书》等史籍点校,不是机械的文本参读与文字取舍,而是上升为学术研究。“点校本的许多校勘成果,没有他那样的学术眼光是发现不了的。可以说,唐先生对于《魏书》的点校,不只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信度极高的文本,还为后学提示了北朝史研究的路径,史料来源与运用方法,因而极受学界尊崇。”

作为唐长孺的学术助手的那两年,有两件事令何德章印象深刻。一是曾有人撰文,比较唐长孺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与贡献。“唐先生得知后勃然大怒,责令将报刊已接受的该篇文章撤稿,反复强调:陈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我怎能与他相提并论。”

二是唐长孺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疗肝癌的前一天,仍在伏案撰写一篇学术论文,考订陆机、陆云兄弟进入洛阳后相互间数十通来往信件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唐长孺治学为人极为谦虚,对学术葆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何德章说,这些事一直在他记忆中,给他以警醒。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那一代参与点校的学人,后来的修订者无一不心怀敬仰,亦在治学路上深受影响。

1977年11月,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历时20年,“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功业始成。

复核与完善的修订工程

2005年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

许逸民前期对修订的流程和体例设计做了较大贡献,后续亦承担大量审稿工作。但许逸民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言,其实一开始他内心是反对修订的。“我生怕弄不好,你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大家都骂你。这一代人从学术上来说,确实不如老一代人。”

“《南齐书》从标点、断句、分段到出校,其基本框架结构,都是王仲荦先生所奠定的,体现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我们今天的修订,完全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之上。没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就没有我们的修订。”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景蜀慧举例说,由于《南齐书》在版本流传中的舛误阙佚讹脱,点校者虽有校订精核之功,但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书中一些文字、句读的勘正,仍有一定遗缺。而且以今日眼光来看,点校本《南齐书》有些卷做得比较细,而有些卷则可修订的余地比较大。“在中古史领域,近几十年史学研究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对这段历史涉及到的文献和史实做更深入、透彻的了解和观照。以前学者在整理史籍时不太留意的某些制度、事件、人物在文献记载中的正误或差异,在今天也可以用作订正版本、选择异文的考虑依据。”

2010年,许逸民在《修订工程点校情况汇报》中指出点校本需要改进的地方:统一体例、选定底本、调整段落、改正标点、删除旧校、完善旧校、补充新校。

许逸民总结,原点校本显然可见的缺憾,便是各史的整理体例不统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明确采用百衲本为底本或“工作本”的,共计有19史。“究其原因,盖因当时无法直接看到宋元原刻,而百衲本又号称集宋元善本之大成,故以为用百衲本即等于用宋元原刻。其实不然,读商务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可知,百衲本对于原刻的改动非常之多。”

谈到修订的必要性,何德章认为,点校本“二十四史”毕竟是在特殊时期、以特定宗旨完成的学术工作,各史点校标准、体例不尽相同,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史书校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当时校勘主要凭借点校者高水平的学术素养发现问题,不能如今天一样,可以利用电脑进行全面的文献检索、比对。这些,都是此次按统一标准重新修订的原因。”

如今,修订工作已开展10年。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修订本相继上市后,今年8月,《魏书》《南齐书》修订本亮相上海书展。

此次中山大学承担了《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的修订项目,“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其中《南齐书》的修订主要由我和我们专业程度较高的硕士生博士生同学负责(个别参加者为博士后),通过几年的工作,同学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处理解读上得到非常切实的训练,获益极大。”景蜀慧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最初也曾经心怀犹豫和担忧:如此重要且工作量很大的修订工程,吸收在读研究生参与,能保证质量吗?

“有鉴于此,为保证修订质量,我们在原校复核、版本通校、参校他书乃至修订长编和新校勘记的撰写等环节,都制定了一整套规范的程序,使修订实际上成了一种有分工有合作的集体工作。”景蜀慧介绍,修订组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修订过程中,具体负责某卷的同学,会按要求先拟出一份长编初稿交上。我读完后和作者逐条讨论,之后作出修改,提交修订组讨论,一条一条地过。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去改,我再看过后提交给书局编辑,编辑看完提出修改意见,又退给我们,我们针对提出的问题继续改,反反复复。”景蜀慧说,通过这样一套“不厌其烦”的修订程序,最终才完成了《南齐书》定稿。景蜀慧感慨,“我想对于每个人,这几年时间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作为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何德章感觉,通过此次修订,《魏书》的版本源流更为清晰,发现了一些新的佚文、缺字,结论可以回溯,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可信度。

在修订本出版之际,回望点校本时代,何德章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学术界一般更关注“二十四史”文本的校勘成就,但在他看来,“二十四史”的“现代化改造”,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标点。

“其实,一般读者,甚至不少学习中古史的研究生,基本上是不会去顾及学者们辛苦撰成的各史校勘记的。上世纪的那次点校工作,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进行的,以古文写成、未经标点的史书,除了以中国古史为业的人外,一般人是难以读通的,而经过标点、断句,初具古汉语阅读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耐着性子读下去。”何德章觉得,如果我们将标点视为沟通古代史籍与现代读者的津梁,一点也不过分。

校勘记是点校工作遵守学术标准的体现,这使“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研究者可以信从的古史文本。

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引用点校本。“我本人为学习北朝史,曾将两套点校本《魏书》翻阅得破损不堪,基本没有翻检什么‘三朝本’‘百衲本’,就是因为信从点校本。可以说,点校‘二十四史’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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