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棋牌官网登录鲁迅订正误笔误译两则

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上。小说有一处写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她父亲七斤把碗拿到城里去补的情节。由于碗缺口太大,补好要钉十六个铜钉。但小说结尾却是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抵牾。鲁迅确认这个“失误”后,在致未名社李霁野的信(1926年11月23日)中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了),则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根据文本交代:“三文钱一个钉”,“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所以改成“十六个铜钉”就前后一致了。时隔六年,鲁迅只为这多出来的两个“铜钉”专门写信要求订正。

《表》〔1〕 译者的话〔2〕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L.Pan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译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3〕(俄语“陀斯妥也夫斯基学校”的略语),亦名《流浪儿共和国》,是和毕理克(G.Bjelych)〔4〕合撰的,有五百余页之多,一为《凯普那乌黎的复仇》,我没有见过;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话,《表》。
现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riaEinstein)女士的德译本,一九三○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两页编辑者的后记,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们说的话,在到了年纪的中国读者,是统统知道了的,而这译本的读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纪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译在后面了。
当翻译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的,是日本槙本楠郎〔5〕的日译本:《金时计》。前年十二月,由东京乐浪书院印行。在那本书上,并没有说明他所据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6〕的话(见《文学评论》〔7〕创刊号),则似乎也就是德译本的重译。
这对于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费心机,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两本也间有不同之处,这里是全照了德译本的。
《金时计》上有一篇译者的序言,虽然说的是针对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国读者参考的。译它在这里: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了。
“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说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读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谣和现在的童谣比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书想必为许多人所喜欢。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绍介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读者像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我想,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炼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译它了。
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6〕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9〕,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10〕;甚而至于“仙人下棋”〔11〕,“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12〕;还有《龙文鞭影》〔13〕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现在只剩了半个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么样。
还有,虽然不过是童话,译下去却常有很难下笔的地方。
例如译作“不够格的”,原文是defekt,是“不完全”,“有缺点”的意思。日译本将它略去了。现在倘若译作“不良”,语气未免太重,所以只得这么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觉得欠切帖。又这里译作“堂表兄弟”的是Olle,译作“头儿”的是Gannove,〔14〕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语,第二个照日译本,暂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读者指教,给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是从德译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15〕,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但在二三年前,却常常看见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大约还是一个青年罢。
鲁迅。 ※※※
〔1〕《表》童话,班台莱耶夫作于一九二八年,鲁迅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同年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班台莱耶夫(C.QNFYIUIIJ),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原为流浪儿,一九二一年进入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一九二五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什基德共和国》、《表》、《文件》、《我们的玛莎》,以及高尔基、马尔夏克等的回忆录。
〔2〕本篇连同《表》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3〕“Schkid”什基德,俄语“I]TUNc]TUNTX^YTIJX]TbTUBWH pFTJTXHPY
ImRn”的简称,意思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
〔4〕毕理克(M.c.KIURn,1907—1929)通译别雷赫,苏联电影导演及作家。他与班台莱耶夫合著的中篇小说《什基德共和国》(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描写流浪儿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故事。
〔5〕槙本楠郎(1898—1956)本名楠男,日本儿童文学作家。
历任日本童话作家协会常任理事,著有《新儿童文学理论》、童谣集《赤旗》、童话《小猫的裁判》等。
〔6〕藤森成吉(1892—1978)日本作家。东京大学德文系毕业,著有小说《青年时的烦恼》、《在研究室》、《悲哀的爱情》等。
〔7〕《文学评论》日本文艺杂志,月刊,一九三四年三月创刊,一九三六年八月停刊,共出三十期。
〔8〕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等。《稻草人》,童话集,作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9〕司马温公敲水缸司马温公,即北宋司马光(1019—1086),宋代大臣、史学家,死后追封温国公。敲水缸事载《宋史·司马光列传》:“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10〕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岳武穆王,即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大将,死后谥武穆。《宋史·岳飞列传》载:“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按指‘诬告张宪谋还飞兵’),使者至,飞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民间盛传的“岳母刺字”故事,见于《说岳全传》第二十二回。
〔11〕“仙人下棋”见《述异记》(相传为南朝梁任昉著)上卷:“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
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12〕“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语见明初叶盛《水东日记》卷十:“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13〕《龙文鞭影》旧时的儿童读物,明代萧良友编著,原题《蒙养故事》,后经杨臣诤增订,改题今名。全书用四言韵语写成,每句一故事,两句自成一联,按通行的诗韵次序排列。
〔14〕据作者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写的《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这个被译为“头儿”的字,源出犹太语,应译为“偷儿”或“贼骨头”。
〔15〕孚克即勃鲁诺·孚克,德国插画家。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华北日报》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鹤西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域外小说集》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小说月报》一九一○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二叶亭四迷(1864—1909)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竖琴》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卵傅囊胛目赜谝痪哦拍*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鲁迅对创作如此一丝不苟,对翻译同样决不含糊。1935年1月,鲁迅完成了中篇童话《表》(苏联班台莱耶夫著)的翻译,译稿作为“特载”首先刊登于《译文》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6日)上。他在《译者的话》一文中指出:“这里译作‘瓜葛亲’的是Olle,译作‘怪物’的是Gannove,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暂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读者指教,给我有改正的大运气。”他在给《译文》编辑黄源的信(1935年4月2日)中说:“《表》先付印,未始不可,但我对于那查不出来的两个字,总不舒服,……”对个别译得不够妥帖的词儿总感到“不舒服”,老是想着如何“改正”的鲁迅,哪有半点敷衍之意?“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对待翻译工作的严肃认真由此可见一斑。同年7月,《表》由上海生活书店作为“译文丛书”(插图本)之一出版单行本。在出版这个单行本前,鲁迅根据德文本对译稿又校改了一遍,反复看校样三四遍,并进行认真修订。对那两个单词——Olle、Gannove,鲁迅又分别根据西班牙语和日译本,把这两词译成“堂表兄弟”和“头儿”。两个月后,由于朋友的指点,鲁迅觉得把“Gannove”译成“怪物”、“头儿”均不妥。于是他特地给《译文》杂志社去信“改正”(1935年9月16日)。信中说:“《译文》第二卷第一期的《表》里,我把Gannove译作‘怪物’,后来觉得不妥,在单行本里,便据日本译本改作‘头儿’。现在才知道都不对的,有一个朋友给我查出,说这是源出犹太的话,意思就是当‘偷儿’,或者译为上海通用话:贼骨头。”(《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原题为《订正》。见《译文》终刊号)这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作者:邵建新
单位: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CopyRight © 2015-2020 新萄京棋牌388游戏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